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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德唐安——“請濬九河”與隋、唐黄河


王颋
2005-04-13 16:28:06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黄河故道考辩》,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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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德唐安

 

提要:長期共存以來,學者們都緣《水經註》道與《元和郡縣圖志》道地域相同而認爲黃河無大變化。可是,真實的情況應是南、北二股東、西各二段故道互相交替。而酈道元和李吉甫所記,只是楊、李和朱、石等氏統治期間幹流“北股西段”和“南股東段”的拼接。其作爲幹流的時間:“北股西段”:乾元二年至廣順三年;“北股東段”:乾元二年至貞元七年,太和二年至廣順三年。“南股西段”:開皇元年至乾元元年,顯德元年至七年;“南股東段”:貞元八年至太和元年。

 

楊氏統治時期黃河下游幹流所經,見於記載者:一在原武縣、今河南原陽縣(陽武)西南原武之北,一在汲郡亦衛縣、今濬縣(濬城)西南衛賢之南,一在祝阿縣、今山東禹城縣西南石屯之南,又一在臨邑縣、今濟陽縣西南孫耿北附近1。前者,《資治通鑑》卷一八四:“義寧元年八月,李密遣徐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縣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張升等兵襲黎陽倉據之”2。原武縣段,也就是“臨清關”迤南段。《隋書》卷三〈煬帝紀〉:“仁壽四年九月,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濬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3。而臨清關,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五六:“在新鄉縣東北四十八里,自河內入汲郡大驛路邊”4;即今河南衛輝市西南。中二者,《隋書》卷七○〈楊玄感傳〉、卷七一〈張須陀傳〉:“大業九年六月,修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楊]玄感不得濟,遂于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大業十年[十二月],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縣],須陀邀擊,殺數千人”5。後者,《資治通鑑》卷一八二:“大業九年三月,齊郡丞張須陀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兵擊王薄于泰山下,大破之。薄收餘兵北渡河,須陀追擊於臨邑縣,又破之”6

如果將以上所經點連接起來,不難發現:當時的黃河幹流,至少是祝阿、臨邑縣段,較之在先酈道元所描述的河道大大地偏南了。而原來經過平原郡亦安德縣、今山東陵縣(陵城)迤南的“故道”所在區域,卻與清河郡亦清河縣、今河北清河縣(葛仙莊)西清河西迤東的王莽河所在區域,共同構成了一片名叫“豆子阬”的相當遼闊的“澤野”7。《資治通鑑》卷一八一:“平原郡東有豆子阬,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群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資産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群盜起(大業七年),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暨,“大業七年十二月,竇建德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孫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盜”8。所稱的“高雞泊”,應該也是這一片“澤野”西緣的構成部份。《新唐書》卷八五〈竇建德傳〉:“大業七年,邑人孫安祖亡抵[竇]建德,建德乃謀曰:我聞高雞泊廣袤數百里,葭葦阻奧,可以避難。承間竊出,椎埋掠奪,足以自資。因得聚豪傑,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從之,入高雞泊爲盜”9。《舊唐書》卷五四〈竇建德傳〉:“大業十二年,太僕卿楊義臣率兵萬人討張金稱,破之於清河郡,乘勝至平原郡,欲入高雞泊中”10

值得注意:除黃河幹流被簡稱作“河”外,當時也將位在“王莽河”所在區域迤西的清河簡稱作“河”。《資治通鑑》卷一八三:“大業十二年十二月,張金稱營于平恩縣東北,楊義臣直抵臨清縣之西,據永濟渠爲營,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縣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輜重。金稱聞之,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郡之東。月餘,楊善會討擒之”。胡三省註曰:“此河謂清河也”11。暨,王維《王右丞集》卷六〈渡河到清河郡〉作:“泛自大河裏,積水窮天涯。天波忽開坼,郡邑千萬家,行復見城市,宛然有桑麻。回瞻舊鄉國,淼漫連雲霞”12。“渡河”即見清河“郡邑千萬家”的“大河”,當然不可能是遠在博平郡治南、齊郡治北的黃河幹流,極其可能的當然也是這條清河。所稱的清河,大概就是二漳河之一的“清漳河”。《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五:“清漳縣。西北至洺州(永年縣)七十里。開皇十六年,於此置清漳縣,南濱漳水,因以爲名”13。與“清河”相對應,黃河幹流則又被稱作“濁河”。高適《高常侍集》卷一〈東征賦〉:“歲在甲申(天寶三載)秋,遊梁(陳留郡)既久,方適楚。沿濁河而至,始感隋皇之敗德,劃平原郡[而]爲此”14

昔時曾爲起事豪傑棲身聚衆之處、位於清河、平原等郡界內的那片遼闊湖沼,包括豆子阬、高雞泊等,迨到李氏開元、天寶間,似乎已經大部消亡15。正因爲這樣,當至德元載,史思明、尹子奇等部叛軍掃蕩河北時,處於這一帶的護義官軍根本未能在地方進行有效的武裝堅持。湖沼的堙失,顯然是積潦得以宣泄的結果。《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開元中,御史宇文融又畫策開河北王莽河,溉田數千頃,以營稻田;事未果而融敗”16。《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六、卷一七:“王莽河,西去昌樂縣十六里”。“大河故瀆,俗名王莽河,西去貴鄉縣三里”。“大河故瀆,俗名王莽河,在館陶縣東四里”。“王莽枯河,在平原縣南五里”。“王莽枯河,西去將陵縣十里”。“王莽枯河,東去長河縣五里”17。更有直接入海的通衢,《太平寰宇記》卷六四:“馬頰河,在今德平(平昌)縣南十里。唐久視元年,開決,又名新河”18。暨,劉肅《大唐新語》卷四:“[永徽元年],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內有無棣河,隋末填塞。大鼎奏聞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到滄海魚鹽至”19。而這前者,恰好有與黃河幹流相通的水道。《駱賓王集》卷三〈晚渡黃河〉:“千里尋歸路,一葦亂平原。通波連馬頰,并水急龍門”20

釋:

1 《元和郡縣圖志》卷八、卷一六、卷一○北京,中華書局賀次君點校本,一九八三年,頁205460280278

2 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民國世界書局縮印本,一九九一年1226中。

3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三年,頁60

4 光緒金陵書局刊本,頁5下。

5 頁16161647

6 頁一二○八上。

7 《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七、卷一六494463

8 頁1205上。

9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五年,頁3696

10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五年,頁2236

11 頁1217下。

12 《四部叢刊初編》本3下。

13 頁432

14 《四部叢刊初編》本,頁1上。

15 《新唐書》卷一八五王鐸傳〉,5407:“中和四年,徙[王鐸]義昌軍(滄州)節度使。過魏州,幕府李山甫導樂彥禎子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雞泊劫之”;此大概只是故藪的殘迹。

16 頁2086

17 頁451448449495496

18 頁4下、5上。

19 北京,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許德楠、李鼎霞點校本,一九八四年,頁64

20 《四部叢刊初編》本,頁3上。

 

《資治通鑑》卷二一七:“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安祿山反,牒顔真卿以平原、博平郡兵七千人防河津”21。博平郡亦聊城縣,今山東聊城市(東昌)東北22;其與平原、清河郡同在黃河幹流之北無疑。《新唐書》卷一五三〈顔真卿傳〉:“安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至德元載十月,[顔]真卿棄郡度河”23。黃河幹流的入海段,則當在樂安、北海二郡界。《顔魯公集》卷末因亮〈顔真卿行狀〉:“至德元載[三月],史思明圍饒陽郡,公(顔真卿)又以書過河招北海郡太守賀蘭進明統馬、步五千來助”24。《資治通鑑》卷二一九:“至德元載十一月,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郡,欲南取江淮”25。據《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北海郡領益都、臨淄、千乘、博昌、臨朐、北海縣七;樂安郡領厭次、商河、陽信、蒲臺、渤海縣五26。位前者最北、後者最南而同瀕臨黃河的,當是即今博興縣東南寨郝南古城之博昌縣、今濱州市(北鎮)南蒲城之蒲臺縣27。《顔魯公集》卷末因亮〈顔真卿行狀〉:“至德元載秋,安祿山遣其將史思明、尹子奇等并力攻河北諸郡。前、後百餘日,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而陷,所存者平原、博平、清河三郡而已,然人心潰叛,不可復制”28

《太平寰宇記》卷一九:“禹城縣。齊州(歷城縣)西北八十三里。漢爲祝阿縣,屬平原郡。天寶元年,改爲禹城縣,以縣西南三十里有廢禹息故城爲名,在今州西北八十五里。乾元二年,逆黨史思明侵河南,守將李銑於長清縣界邊家口決大河,東至縣,因而淪溺。今理遷善村”29。據此:齊州亦歷城縣“西北八十五里”的“禹息故城”和後者東北三十里的乾元二年前的禹城縣故治,分別在今齊河縣(晏城)西華店西、禹城縣西南石屯北。乾元二年後的禹城縣新治,則在齊州“西北八十三里”的今齊河縣北宣章屯西南。從所涉地來看,這次人爲的決口所造成的洪流,經行的乃是較在先黃河幹流偏北的區域。此後,黃河幹流即易道前往:西段循水經註所述之故道,東段則將棣州即故樂安郡全境推向南岸。權德輿《權載之集》卷三五〈貞元十道錄序〉:“樂安(棣州)自乾元後河流改道,宜隸河南”30。《新唐書》卷二一三〈李師古傳〉:“初,棣州有蛤朵鹽池,歲産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朵爲[李]納所據以專利。後德、棣州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以守蛤朵,謂之三汊。[貞元八年],師古始襲,武俊乃率兵取蛤朵、三汊。師古使趙鎬拒戰,武俊子士清先濟商河[縣],會營中火起,士大噪不敢前”31

《元和郡縣圖志》中有關於黃河下游幹流方位的記載;即是書卷一六、卷一一、卷一○、卷一七:黃河,“南去臨河縣五里”;“北去濮陽縣一十五里”;“在頓丘縣南三十五里”;“南去臨黃縣三十六里”;“北去鄄城縣二十一里”;“在朝城縣東二十九里”;“在陽穀縣北十二里”;“南去武水縣二十二里”;“南去聊城縣四十三里”;“北去平陰縣十里”;“[西]北去長清縣五十五里”;“在高唐縣東四十五里”;“在平原縣南五十里”;“南去安德縣八[十]里”;“在臨邑縣北七十里”;“在商河縣南十[八]里”;“在臨濟縣北八十里”;“在厭次縣南三里”;“西南去蒲臺縣七十五里”32。以上所涉各點,分別爲今河南內黃縣西南梁莊集西南、濮陽市西北王助東南、濮陽市東北胡村東南、濮陽縣(濮陽市)東戶部寨南、范縣(櫻桃園)西南楊集北、山東陽谷縣西南高廟王西北、陽谷縣東北安樂南、聊城市西南沙鎮東南、聊城市南李海務東南、東阿縣(銅城)東北楊柳東、齊河縣西南大張西、禹城縣西南前油坊西南、平原縣南蘇集東南、禹城縣東北來鳳西、臨邑縣東南、商河縣南錢鋪南、商河縣東南鄭路南、惠民縣東桑落墅南、高青縣(田鎮)東南高城北。

儘管,李吉甫書所記山、水雜有天授二年前的內容33;然而,關於黃河幹流的記載,仿佛真是元和八年近時的情況。陸贄《陸宣公集》卷一一〈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載〉:“[建中四年十月,王]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倡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才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志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沖,并、汾、洺、潞壓其股,雖欲放肆,亦何能爲”34。所稱“洪河”,猶“大河”。時王武俊、朱滔、田悅爲成德、盧龍、魏博等三鎮節度使;三鎮中,魏博最南,其所領,據前引:衛、相、澶、魏、博五州都臨黃河。《資治通鑑》卷二四○、二四一:“元和十三年十一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將全師自陽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十四年正月,奏敗淄青兵于東阿縣,殺萬餘人。初,李師道使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縣,以拒官軍”35。《元和郡縣圖志》卷一○:“東阿縣,南至鄆州(須昌縣)五十里”。“陽谷縣,東南至鄆州七十五里”36;二縣即今山東東阿縣(銅城)西南關山東北、陽谷縣東北范海南古柳村。而陽劉,《道光東阿縣誌》卷二:“楊柳鎮,在東阿縣東北五十里,即古楊劉渡也”37;今東阿縣東北楊柳。

註釋:

21 頁1477中。

22 《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六457

23 頁4856

24 《四部叢刊初編》本,頁8下。

25 頁1492中。

26 頁994995

27 《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卷一七275498

28 頁10下。

29 頁14上。

30 《四部叢刊初編》本,頁3下。

31 頁5991

32 頁455297467295450259457262279458459494498280497499

33 如:《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三371:“交城縣,東北至太原府(太原縣)八十里。天授二年,長史王及善自山北故交城移就卻波村置”。但是,下記“狐突山,在縣西南五十里”等,核以《光緒交城縣誌》卷二,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中國方志叢書》影印原刊本,頁126,卻是以“故交城”作爲參照點的。

34 《四部叢刊初編》本,頁6下。

35 頁1653上、1654上、中。

36 頁259260

37 成文出版有限公司《中國方志叢書》影印原刊本,臺北,頁110

 

《太平寰宇記》卷六四:“渤海縣。舊黃河,在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今枯”38。胡渭《禹貢錐指》卷一三下借此發揮道:“舊黃河東北經蒲臺縣南,又東北入海。景福後,自厭次縣界決而東北流,徑渤海縣西北,又東北至無棣縣東南而東注於海”39。周魁一先生則在〈隋唐五代時期黃河〉一文中表示了不同的認爲:“胡渭以爲景福前黃河自蒲臺縣南流、又向東北入海,可能是根據《元和郡縣誌》[卷一七]下黃河西南去縣七十里的記載。從流勢上看,在這以後,黃河自然可以從蒲臺縣南面入海,也不是不可以轉向東北入海;而對黃河在蒲臺縣以下的流經,諸書并未具體交代。從蒲臺縣南面入海,大約只是他的推測。《太平寰宇記》[卷六五]又載:無棣縣。黃河,在縣東南一百六十里,東北流,經馬谷小山東南注於海。即從無棣縣東南入海,可見景福改道以前,黃河并不經蒲臺縣南,而是經渤海縣西北入海。景福前黃河入海尾閭已較先前北移了,而景福以後的入海尾閭已入無棣縣界,較前更偏北些。他在引用渤海縣那條資料時,忽略了舊黃河的舊字和今枯二字,并使之與無棣縣下的記載聯繫起來,都作爲黃河改道後的經行,似均有未妥”40。不過,這兩種說法,似乎都存在著問題。

渤海縣所在,唐、宋所處不一。《舊五代史》卷一五○〈郡縣誌〉:“顯德三年六月,制:以贍國軍升爲濱州,割棣州渤海、蒲臺兩縣隸之”41。此後,渤海即爲州之倚郭,所治實故軍城,而非故縣城。《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七:“渤海縣,西至棣州(厭次縣)七十里”42。但是,《太平寰宇記》卷六四:“濱州(渤海縣),西南至棣州(厭次縣)八十里”43。棣州亦厭次縣,情況略同。《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卷八〈女虛危齊分〉:“五代梁[開平中],徙棣州治於縣西南五十三里,厭次縣亦隨之”44。《嘉靖武定州志》卷一錄仲山《棣州厭次縣修城記》:“[金]大定十九年,棣州舊城在今城東南四十五里。[開平中],華溫琪爲刺史,苦水患,徙新治,即此城也”45。據此:厭次縣初在今山東惠民縣東桑落墅,朱氏開平間移於今縣東南辛店北先棣州。而渤海縣初在今濱州市(北鎮)東北郭集東北,郭氏顯德間移於今市西北濱城。從這後兩者向“西北六十里”,則各在今惠民縣東桑落墅東、陽信縣東南水落坡西北。由“城南三里”即爲黃河幹流的厭次縣東北折往在無棣縣“縣東南一百六十里”、今霑化縣東北的黃河入海口,必然得通過位於二縣間的狹隘地帶。難以想像:在這東、西未足四十里的空間,除“今枯”故道外還存在著別一故道。

從自黃河幹流以南的齊州進軍克棣州而不曾“渡河”的記載、以及當時該州隸屬于平廬軍亦青州節度來看:當時的黃河幹流似乎確實是經行所稱“已入無棣縣界”的“入海尾閭”河段。《資治通鑑》卷二六四:“天復三年八月,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九月,汴將劉重霸拔棣州,執刺史邵播殺之。朱全忠選諸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即以王師範權淄青留後”46。不過,必須指出的是:該段河道的開始形成,卻并非在“景福以後”。《新唐書》卷二一三〈李全略傳〉:“[太和二年三月],王智興攻棣州,火譙門,引水灌城,凡七月,其將張叔連降。[十二月],其將李君謀以輕兵絕河,夜殘無棣,降饒安壁五千兵”47。饒安、無棣,皆滄州屬縣。《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八:“饒安縣,北至滄州(清池縣)九十里”;“無棣縣,西北至滄州一百二十里”48;分別在今河北孟村縣東南新縣、鹽山縣東南慶雲東。而位於無棣縣東南的“河”,當然就是樂史書中所及的河道,也就是乾元元年緣人爲決口而形成的那條將棣州隔向南岸的“故道”。不過,在當年的稍早,黃河幹流仍然是在棣州治城附近而非他。《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太和二年夏,河決,壞棣州城”49

見在文宗和宣宗二朝在內廷任職的杜牧,曾在杜牧《樊川集》卷一八王晏實除齊州吳初本巴州陳鋌渝州刺史等制說過:“濟南跨河,有兵有賦”50。“濟南”亦齊州,其所“跨”的“河”,當然是乾元元年以前的那條故道。但是,據日本來華僧人圓仁的記載,當時的黃河幹流則是乾元元年以後、亦《元和郡縣圖志》故道;而乾元元年以前故道,可能就是行文中的“源河”。《入唐求法巡禮記》卷二:“開成五年四月八日,早發,正西行廿五里,到臨濟縣。過市正西行三十里,申時,到臨邑縣界雙龍村張家宿。九日,正西行十五里,到古縣,是前臨邑縣。向正西行十五里,到源河渡口,過河行十里,到禹城縣界燕堂村裏甫家宿。十日,正西行四十里,未時,到禹城縣。過城西行四十里,到仙公村趙家宿。十一日,正西行卅里,午時,到黃河渡口,時人喚作藥家口。水色黃渥,駛流如箭,河闊一町五段許,向東流也。此藥家口多有舟船,貪載往還人。河南屬齊州禹城縣,河北屬德州南界”51。《太平寰宇記》卷一九:“古黃河,在臨邑縣南二十里,上自禹城,經縣下入臨濟縣界”52。臨邑、禹城縣,已見前;臨濟縣,今山東章丘縣(明水)西北黃河西南臨濟53。“前臨邑縣”,則今濟陽縣西廟廊東北。

註釋:

38 頁11下。

39  康熙嗽六軒刻本,頁16上。

40  載《黃河史論叢》,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刊本,一九八六年,頁108至130

41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六年,2014

42  498

43  10下。

44  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複印舊鈔本,原書無頁碼。

45  上海古籍書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原刊本,一九八二年,頁11上。

46  1833下、1834下。

47  5998

48  519

49  934

50  《四部叢刊初編》本,頁8下。

51  上海古籍出版社顧承甫、何泉達點校本,一九八六年,頁99100。又,據同書、卷,頁九三、九九:圓仁自登州文登縣往五臺山,沿路除“源河渡口”、“黃河渡口”外,只提到了膠水縣之“膠河渡口”和章丘縣的“濟河渡口”。可見,源河也是沿線無橋的大河之一。

52  16上。

53  《元和郡縣圖志》卷一○280

 

《資治通鑑》卷二七二:“同光元年八月,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州]”54。《舊五代史》卷二九、卷三○〈唐莊宗紀〉:“同光元年八月,康延孝對曰:梁主又自滑州南決破河堤,使水東注,曹、濮之間至於汶陽,彌漫不絕,以陷北軍。陛下但待分兵,領鐵騎五千,自鄆州兼程直抵於汴,不旬日,天下事定矣。十月,惟李嗣源曰:宜急趨汴州;段凝方領大軍駐於河上(臨河縣南),假如便來赴援,直路又阻決河,須自滑州濟渡,十萬之衆,舟楫焉能卒辦?此去汴城咫尺,若晝夜兼程,信宿即至。段凝未起河濡,夷門已爲我有矣”55。《全唐文》卷八四四郭崇韜〈對割鄆州和梁疏〉:“同光元年,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爲備。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56。這次潰決,形成的大概是一片有“新”成河道的泛濫區域,難怪倘若朱梁主力段凝軍自前線返回應援,須折而西至黎陽或白馬縣一帶,始得南下。此後,《資治通鑑》卷二七三:“同光二年七月,梁所決河,連年爲曹、濮患。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州兵塞之;未幾,復壞。三年正月,詔平廬節度使符習治酸棗縣遙堤,以禦決河”57

《舊五代史》卷一四一五行志:“長興三年四月,棣州上言:水壞其城”58。這時候的棣州治,已經在徙治後的新址。同書卷九○〈華溫琪傳〉:“開平中,[華]溫琪刺棣州,以州城每年爲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於便地;朝廷許之。板築既畢,賜立紀功碑”59。不過,此後的黃河入海口,似乎并不在棣州的南界,而是在迤北滄州的南界。《全唐文》卷一一五石敬瑭〈令沿河使尹兼河堤使命詔〉:“[天福七年四月],近年以來,大河頻決,漂蕩人戶,妨廢農桑。今後宜令沿河廣晉、開封府尹、逐處觀察、防禦使、刺史等併兼河堤使名額,任便差選職員,分擘勾當”60。核以同書卷一一八石重貴〈親征契丹命將制〉:當開運元年八月,諸節度使又具“兼管內河堤使”銜者,有“河陽三城節度、孟、懷等州觀察處置使”、“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使”、“天平軍節度、鄆、齊、棣等州觀察處置使”、“橫海軍節度、滄、景、德等州觀察處置使”61。事實上:孟、懷、滑、濮、鄆、齊、德等州,也正是以黃河幹流作爲其在一方之“封限”的;滄、棣二州自當相同,各以黃河幹流爲南、北的天然分界。而它們,自從沙陀李氏代祚以後,又往往分屬兩個不同的節鎮管轄。

就在石氏於北方稱帝的時候,黃河幹流的洪水曾經二度假借汶、濟二水亦南、北清河入海。其一,《舊五代史》卷一四一〈五行志〉:“天福六年九月,河決於滑州,一溉東流,居民登丘塚,爲水所隔;詔所在發舟楫以救之。兗州、濮州界皆爲水所漂溺,命鴻臚少卿魏 等於滑、濮、澶、鄆四州,檢河水所害稼,并撫問遭水百姓”62。王溥《五代會要》卷一一:“天福六年九月,兗州又奏:河水東流,闊七十里,水勢南流,入遝河及揚州河”63。其二,《舊五代史》卷八二〈晉少帝紀〉:“開運元年六月,滑州河決,漂注曹、單、濮、鄆等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濟”64。就記載來看:二次黃河幹流洪水彙入“梁山”亦古“巨野”的主要通徑,大概正是朱氏末葉其大將段凝決口而緣漢代的瓠子河粗成的故道。不過,洪水的沖激并沒引起幹流的遷易。《冊府元龜》卷四九七〈邦計河渠〉:“天福七年三月,時以瓠子河漲溢;詔宋州節度使安彥威督諸道軍民築堰數十里,給私財以犒民,民無散者,竟止其害,鄆、濮、曹州賴之”65。《新五代史》卷九〈晉出帝紀〉:“開運三年七月,大雨,水,河決楊劉、朝城縣。九月,河決臨黃縣”66。楊劉與朝城、臨黃等縣,都是原黃河幹流經行的地方。

《冊府元龜》卷四九七邦計河渠:“顯德二年三月,李穀治河堤回見。先是,河水自楊劉北至博州界一百二十里,連歲東岸[潰決,分]而爲派者十有二焉。復彙爲大澤,彌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注齊、棣、淄、青州,至於海涯。壞民廬舍,占民良田,殆不可勝計。流民但收野稈、捕河魚而食”67。《舊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世宗紀〉:“顯德元年十一月,詔宰臣李穀監築河堤。先是,鄆州界河決,數州之地,洪流爲患,故命穀治之,役丁夫六萬人,三十日而罷”68。“宰臣”李穀“監築”的“河堤”,不是黃河幹流的“舊防”,而是其支流“赤河”的“新障”。《宋史》卷九一《河渠志》:“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鄆州)之楊劉,宰相李谷監治堤,自陽谷縣抵張秋口以遏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爲赤河。乾德二年,赤河決東平(鄆州)之竹[口]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69。《大清一統志》卷一六六:“張秋鎮,在陽穀縣東二十里”。“竹口鎮,在壽張縣西二十里”70。以上張秋、竹口二鎮當即“張秋口”、“竹口村”之所在,分別爲今山東陽谷縣東南張秋、西南李臺南竹口。至於“東北壞古堤而出”所形成的段落,很可能是趙氏“京東故道”的部份。

註釋:

54  1892中。

55  407411412

56  中華書局影印原刊本,北京,一九八三年,頁8871下。

57  1899中、1900下。

58  1882

59  1184

60  1171下。

61  1194上、1195上。

62  1883

63  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一九七八年,頁181

64  10901091

65  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刊本,一九八二年,頁5956下。

66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八七年,頁96

67  5957下。

68  1522

69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七年,頁22562257

70  《四部叢刊續編》本,頁15下、16上。

 

對於隋、唐代黃河幹流故道的情況,學者們都緣將《水經註》河道與《元和郡縣圖志》河道進行比較地域相同而認爲是無大變化。正因爲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遂不屑於在更廣的範圍內搜羅資料,在更深的程度上考求真實。岑仲勉先生的《黃河變遷史》一作第九節〈隋唐的黃河〉、第一○節〈五代及北宋的黃河〉,除了有較大篇幅涉及歷年“河患”和通濟渠、永濟渠、濟水、汴水外,也只是順著胡渭開拓的思路提及了“景福二年”的一次“潰決”改道71。周魁一先生的傑出論文〈隋唐五代時期黃河〉的一些情況,引用并闡發了“乾元以前的河道在棣州之南、而乾元後北徙至棣州北面”以及五代時期黃河幹流局部道段改變的記載;可是,十分可惜,卻沒有再接再厲、從諸如遷易可能原因等去考慮問題,以致輕易地失去了一次完全清皙地還原前、後幹流經行、亦即南、北二股東、西各二段故道互相交替現像的機會。根據所在地域判斷:酈道元和李吉甫所記的黃河幹流“故道”,只是楊、李和朱、石等氏統治期間黃河幹流“北股西段”和“南股東段”的拼接。此外的二段故道,也可以尋求它們的前身:在“南股西段”,假借源河亦所稱的“漯河”。晁補之《雞肋集》卷二六〈河議〉:“禹所引二渠,東爲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72

這一期的黃河幹流的二條主要“故道”:“北股西段”,高唐、平原、安德等縣、亦今山東高唐縣、平原縣、陵縣之東或南,禹城等縣、今禹城縣之西或北;“北股東段”,平昌、樂陵等縣、今臨邑縣東北德平西南、樂陵縣南之東或南,商河、陽信等縣、今商河縣、陽信縣西南之西或北73。“南股西段”,禹城等縣、今禹城縣之東或南,長清、臨邑等縣、今長清縣西南歸德西北、濟陽縣西南孫耿北之西或北;“南股東段”,商河、厭次、蒲臺等縣、今商河縣、惠民縣東桑落墅南、濱州市南蒲城之東或南,臨濟、高苑、千乘等縣、今章丘縣西北黃河西南臨濟、高青縣(田鎮)東南高城、廣饒縣東稻莊東南城塢之西或北74。其作爲幹流的時間:“北股西段”:乾元二年至廣順三年;“北股東段”:乾元二年至貞元七年,太和二年至廣順三年。“南股西段”:開皇元年至乾元元年,顯德元年至七年;“南股東段”:貞元八年至太和元年。而自“北股東段”轉爲“南股東段”的時間,據記載在貞元至元和期間。《全唐文》卷八六三竇儼〈貞元泗州大水論〉曾提及:“貞元壬申(八年)之水,非數之期,乃政之感也。乃降常雨,害于粢盛,百川沸騰,壞民廬舍,固其宜也”75;或許正發生在其時。

高雞泊、豆子阬等澤野的形成,可以想見:那是由黃河幹流渤海入海口道段前的阻塞不暢而起。正是這種道段前的阻塞不暢,直接導致了黃河幹流的南徙。黃河幹流的南徙,極可能發生在以上所及澤野形成的高齊末年、宇文周中期。實際上:由於去年已久,逮到楊氏禪代之時,已有相當數量的天然水道出現類似的狀況。《隋書》卷五六〈薛胄傳〉:“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濫大澤中。[大業中,薛]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76。下至李氏述統以後,由於一系列的疏濬、整治,積潦的分導遂使那些舊日的澤野大多轉變爲可以耕作的沃土。令人回味的是:即在這段時間裏,曾經有人建議并曾經進行過復原昔日“九河”的工作。《冊府元龜》卷四九七〈邦計河渠〉:“開元十六年正月,以魏州刺史宇文融兼檢校汴州刺史,依前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涉九河使。融上言請濬禹貢九河舊道,興役甚多,事竟不就”77。“九河”所在區域的南部,恰好就是上及藪澤所在的區域。據《通典》卷一七二〈州郡〉提到:徒駭、鬲津、鈎盤、胡蘇等四河,“在景城郡(滄州)”,而馬頰、覆黼等二河,“在平原郡(德州)”78

正是由於馬頰、無棣等河的再辟,原先的黃河“故道”、特別是“北股西段”恢復了容納和經行幹流的能力。而乾元間的人爲決堤,爲幹流的北返提供了一次機遇。也正因爲有相當的基礎,因此,這次改道并沒有對所在地方造成很大的影響,以致不仔細檢核記載無從知悉。不過,必須注意:在遷易的最初,“入海尾閭”段即是幾乎“新開”的“北股東段”;此後,又一度歸於“舊具”的“南股東段”。《雞勒集》卷二六〈河議〉曾說:“漢[元封二年]塞宣房,所行二渠;其一則漢[末]決之,起今觀城入蒲臺縣、所謂武河者也”79。這裏所說的“武河”,就是那時期的黃河;也就是《元和郡縣圖志》所記“北股西段”、“南股東段”的黃河。除外,就黃河岸來說,此進彼退的現像可能不少。《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天祐三年,又以武陽(朝城)、莘等縣河外地入鄆州”。“天祐三年,又以聊邑(聊城)、博平、高唐、武水等縣之河外地入鄆州”80。這種“河外地”的形成,極有可能是黃河幹流局部更改後的絕作。而緣“治在今山東茌平縣西北的博平縣一帶并無其他大河”,猜疑《舊五代史》卷一四一〈五行志〉:“天福四年八月,河決博平縣”中的“河”爲“漯水”,當然是沒有必要的81

黃河幹流澶州、博州段,曾經是後梁和後唐前身晉軍隊的用武之地。《舊五代史》卷一○〈梁末帝紀〉:“龍德三年五月,王彥章率舟師自楊村寨浮河而下,斷德勝之浮梁,攻南城,下之,殺數千人。唐帝棄德勝之北城,并軍保楊劉。王彥章、段凝圍楊劉城。六月,唐帝引軍援楊劉,潛軍至博州,築壘於河東岸。王彥章、杜晏球率兵急攻博州之新壘,不克,遂退保于鄒口。七月,唐帝引軍沿河而南,王彥章棄鄒口復至楊劉。自楊劉拔營退保楊村寨”82。《全唐文》卷八四○呂夢奇〈李存進墓碑〉:“貞明三年二月,聖上(李存勖)初收楊留鎮,以爲將取中原,先通古渡,防邊固圉,非公(李存進)不辦,尋留在鎮守禦。四年冬,隨駕至胡柳陂。五年三月,時駕在德勝寨上,以大寇未平、黃河是阻,貔貅往復、舟楫爲勞,一出義師、數日方濟,公乃理大木於兩岸,貫輕舟於中河,建作浮橋,以過銳旅”83。無論是浮橋、還是渡口的地址,一般都選擇在河床相對狹窄、河水相對淺緩的面段。河床相對狹窄、河水相對淺緩,往往容易引起當段及上、下游附近區域的滿溢。這一屬於“自然”的規律,正可解釋後晉天福、開運和後周廣順、顯德間黃河洪流潰決進入南、北二清河和形成赤河的情況。

就整個三國以後的黃河歷史來看:唐朝是災患記錄相對較少的時期。究其原因:固然,一方面是載籍本身的問題;就像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中所曰:“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新唐書》[卷一一一〈薛平傳〉]惟載薛平爲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才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濡田七百頃于河南,自是滑人無患。此外無所紀。蓋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蕃臣,而事不聞朝廷也。汴河亦不聞疏通之事,惟《鄭畋集》載爲相時汴河澱塞,請令河陽節度使于汴河口開導,仍令宣武、感化節度使嚴帖州、縣,封閉公私斗門”84。而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當時的黃河幹流相對穩定。“北股西段”,儘管在隋代以前就已出現問題,然而它仍然是一條稍經治理即可延長使用的“故道”。“南股西段”、“北股東段”、“南股東段”,“故道”的深、廣度可能略差;不過前者經行時間不長,而後二者所經行,乃人口稀少的三角洲地區,所以泛濫的記錄也就不多。至於程頤《伊川語錄》卷一九所說“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災”,當然是一種“迷信”的無稽之談了85

註釋:

71  321

72  《四部叢刊初編》本,頁15上。又,《元和郡縣圖志》卷一○,頁279:“漯水,北去臨邑縣七里”。

73  《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六、卷一七、卷一八458495494519498

74  《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卷一一279311274

75  9049下。

76  1388

77  5951上、下。

78  中華書局重印《萬有文庫十通》本,北京,一九八四年,頁912中。

79  15上。又,《禹貢錐指》卷一三下,頁16下:“以今輿地言之:濬、清豐、觀城、聊城、平原、陵、商河、齊東、武定、蒲臺、利津諸州、縣界中,皆唐歷五代以迄宋初黃河之所行也”。

80  1011

81  1883

82  150

83  8836上、下。

84  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誠剛點校本,北京,一九八○年,頁25。就是在五代時期,也仍有不見於正史的相關資訊。如:張詠《乖崖集》卷六〈蘇公堰銘〉,《四庫全書》本,8上、下:“後周蘇允平宰臨黃縣,刮剔舊弊。先十年,河敗西鄙,民魚交居。公因詔下興土功,不逾月而大堰成。春波間來,餘怒自息,旅民喜農,轉饑爲豐”。

85  民國校經山房《二程遺書》本,頁8下。

 

编辑:李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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