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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元二十五年倉庫令研究


李锦绣
2009-02-14 22:11:47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唐研究》第12卷,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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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閣所藏明抄本的宋朝天聖令中,第二十三卷倉庫令[1]在天聖令中,倉庫令共有46條,[2]其中宋令24條,唐令22條。由於宋令部分也是以唐令爲基礎,即所謂並因舊文,以新制參定而成,因此可以将“右令不行部分的唐令插入天聖令的相應位置中。这样,仓库令的顺序可复原出来。

戴建國先生最早指出,天聖令所本之唐令為開元二十五年令。[3]其後,在進一步的田令、賦役令研究中,他利用天聖令對開元二十五年田令、賦役令進行了復原。[4]這一結論得到了中日學者的肯定。[5]因此,筆者將復原的唐代倉庫令定為開元二十五年令。

根據復原的46條,開元二十五倉庫令內容顯然可清晰分為兩大部分。其一為“倉”的部分,從124條,其二為“庫”的部分,從2546條。兩部分內容大致相當,故而名之倉庫令,實至名歸。

在第一“倉”的部分中,還可以細分為三個類別:一、倉窖的建置及制度,從第1條至第5條,涵蓋了倉庫的位置、周圍環境、收納賦稅手續、鋪設、苫覆、貯粟時間、耗折、倉窖調度等多項,是倉庫建設的法規。二、出給,包括給公糧(第615條)、給鹽(第1617條)、給祿(第1821條)三部分。這一項條目眾多,共16條,是倉庫令中最重要的部分。三、倉窖管理雜令,從第2224條,包括諸倉欠負、倉窖調度再次使用、倉窖修理等項,是諸倉令文部分的補充。

在第“庫”的部分中,還可以細分為二個類別:一、(倉)庫的管理制度,從第2538條,包括倉庫給用、賬目文案處理、欠失官物徵填、受物出物記賬、金銀物管理、倉庫門鎖記及倉庫巡察、庸調物輸送及調度等。由於倉與庫的管理方式密不可分,因而這部分多條令文將倉與庫相提並論,但在這部分中,仍然以庫制為主,倉只是附帶提及。二、庫物的出給、送納和支配,從第3946條,包括賜物出給(第3942條)、地方官的運送和地方官物支配(第4344條)、給時服(第4546條)的內容,是中央、地方庫藏出納的法規。倉庫令的這種排列次序是合理並井然有序的。

日本養老令中的倉庫令部分已經佚失,仁井田陞先生根據史籍文獻,在《唐令拾遺》中復原倉庫令7條,池田溫代表編輯的《唐令拾遺補》復增為10條。除其中第5條不是倉庫令條文,《唐令拾遺》中的36條(《唐令拾遺補》的48條)應為一條外,日本學者復原此令8條。仁井田陞與池田溫等先生均付出了巨大努力,而倉庫令的難於復原,史料之零散,亦可窺見一斑。

天聖令的發現,為進一步準確地復原唐倉庫令提供了可能。由於令集解中倉庫令部分已缺,天聖令中的倉庫令部分就更為可貴。根據天聖令的內容,不僅可以看到唐開元二十五年令中倉庫令的構成體系,而且由於天聖令中倉庫令保存完整,通過對倉庫令的復原,可具體展示唐開元倉庫令的本來面目,這必將推進對唐代經濟財政制度、法制體系研究的深入。筆者此文,不能詳細研究唐代倉庫令的方方面面,只就倉庫令中體現的《唐六典》的取材、倉庫設置及調度徵收、倉庫輸納程式等幾個方面,略抒己見。

一、從唐倉庫令看《唐六典》卷三金部、倉部與卷一九的史料來源

根據天聖令復原的唐開元二十五年令,對唐代歷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對現存唐代史籍的史料來源,中外學者做過一些比勘、溯源工作,但完整的唐令條文的佚失,無疑給這種溯源工作造成許多局限。根據天聖令復原的唐開元二十五年令雖不是三十卷唐令的全部,但十卷完整的令文給唐代史料的整理帶來了新的氣象。

具體到倉庫令,與之最直接相關的是《唐六典》卷三金部郎中員外郎條、倉部郎中員外郎條及卷一九司農寺條。比勘這些史料,可以發現,《唐六典》卷三金部郎中員外郎條、倉部郎中員外郎條及卷一九司農寺條多與唐開元二十五年倉庫令條文相符,可見其取材。今將這三處記載逐一分析如下(為具體區分史料來源,每一段前標注數字,以區分條目):

《唐六典》卷三金部郎中員外郎條云:

金部郎中、員外郎(1)掌庫藏出納之節,金寳財貨之用,權衡度量之制,皆總其文籍而頒其節制。(2)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十尺爲丈。(3)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十斗爲斛。(4)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5)凡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者,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6)凡庫藏出納皆行文傍,季終而會之。若承命出給,則於中書省覆而行之。(7)百司應請月俸,則符、牒到,所由皆逓覆而行之。(舊制:京官有防閣、庶僕、俸食、雜用等。開元二十年敕,以為“名目雖多,料数先定,既煩案牘,因此生姦。自今以後,合為一色,都以月俸。為名其貯米亦合入禄數同申。”遂為恒式。)(8)乃置木契,與應出物之司相合,以次行用,隨符、牒而合之,以眀出納之恡。(金部置木契一百一十隻:二十隻與太府寺合,十隻與東都合,十隻與九成宫合,十隻與行從太府寺合,十隻行從金部與京金部合,十隻行從金部與東都合,二十隻與東都太府寺合,二十隻東都金部與京金部合。)(9)凡有互市,皆爲之節制。(諸官私互市唯得用帛練、蕃綵,自外並不得交易。其官市者,兩分帛練,一分蕃綵。若蕃人須糴粮食者,監司斟酌湏數,與州司相知,聽百姓将物就互市所交易。)(10)凡縑、帛之類,必定其長短廣狹之制,端、匹、屯、綟之差焉。(羅、錦、綾、絹、紗、縠、絁、紬之属以四丈為匹,布則五丈為端,綿則六兩為屯,絲則五兩為絢,麻乃三斤爲綟。)(11)凡賜物十段,則約率而給之:絹三匹,布三端,綿四屯。(貲布、紵布、罽布各一端。春、夏以絲代綿。)(12)若雜綵十段,則絲布二匹、紬二匹、綾二匹、縵四匹。(13)若賜蕃客錦綵,率十段則錦一張、綾二匹、縵三匹、綿四屯。(14)凡遣使覆囚,則給時服一具,隨四時而與之。若諸使經二年不還,則給以時服一幅,每雖再給而止。(諸□人出使覆囚者,并典各給時服一具。春、夏遣者給春衣,秋、冬去者給冬衣。其出使外蕃及傔人并隨身雜使、雜色人有職掌者,量經一府已上,亦准此。其雜色人邊州差者,不在給限。其尋常出使過二季不還者,當處斟量,并典各給時服一副。去本任五百里內充使者,不在給限。)(15)凡時服稱一具者,全給之;一副者,減給之。(一具者,春、秋給袍一,絹汗衫一,頭巾一,白練袴一,絹褌一,鞾一量并氈。夏則以衫代袍,以單袴代裌袴,餘依春、秋。冬則袍加綿一十兩,襖子八兩,袴六兩。一副者,除襖子、汗衫、褌、頭巾、鞾,餘同上。)(16)正、冬之會,稱束帛有差者,皆賜絹,五品已上五匹,六品已下三匹,命婦會,則視其夫、子。

案:第1條概括金部郎中、員外郎職掌。從其行文來看,此條應源與唐職員令。現唐職員令已佚,日本學者做過一些復原工作,[6]敦煌文書中的“永徽東宮諸府職員令殘卷”[7],更清晰地體現了職員令的構成特色。

2條至第5條源於雜令,見天聖令卷三○雜令宋14條。

6條至第8條,仁井田陞在《唐令拾遺》中復原為開元七年令。[8]今可據天聖令定其非唐倉庫令原文。此三條中,第7條筆者曾據敦煌P. 3348V文書“準《格》給副使李景玉天寶四載春夏兩季祿粟壹伯貳拾碩直”計算後推測應為《金部格》。[9]6條和第8條,尚無法確知其性質,推測可能為《金部式》。

9條未見於《天聖令·關市令》。關於互市的規定,《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二四“市”條除引關市令外,又引《金部格》,可見金部格、式中,有互市管理的條款,第9條也應屬於金部格、式的內容。

10條為營繕令的條文,見《天聖令·營繕令》宋10。《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將此令置於少府監織染署令職掌條下,更符合此令文性質。

11條為倉庫令的條文,見唐倉庫令復原第39條,原文作:“諸賜物率十段,絹三匹、布三端、(貲、紵、罽各一端。)綿四屯。(春夏即絲四絢代綿。)其布若須有貯擬,量事不可出用者,任斟量以應給諸色人布內兼給。”《六典》有省略。

12條、第13條為倉庫令的條文,見唐倉庫令復原第40條、41條。

14條為倉庫令的條文,見唐倉庫令復原第45條,原文作:“諸官人出使覆囚者,并典各給時服一具。春、夏遣者給春衣,秋、冬去者給冬衣。其出使外蕃,典及傔人、并隨使、雜色人有職掌者,量經一時以上,亦準此。(其雜色人邊州差者,不在給限。)其尋常出使,過二季不還者,當處斟量,并典各給時服一副,並一年內不得再給。去本任五百里內充使者,不在給限。”《六典》調整文字,反不如令文通暢易懂。

15條為倉庫令的條文,見唐倉庫令復原第46條,原文作:“諸給時服,稱一具者,春秋給裌袍一領,絹汗衫一領,頭巾一枚,白練裌袴一腰,絹褌一腰,鞾一量并氈。(其皮以麂鹿牛羊 等充,下文准此。)夏則布衫一領,絹汗衫一領,頭巾一枚,絹袴一腰,絹褌一腰,鞾一量。冬則複袍一領,白練襖子一領,頭巾一枚,白練複袴一腰,絹褌一腰,鞾一量。其稱時服一副者,除襖子、汗衫、褌、頭巾、鞾,餘同上。冬服衣袍,加綿一十兩,襖子八兩,袴六兩。其財帛精麤,並依別式。即官人外使經時,應給時服者,所須財帛,若當處無,以鄉土所出者充,給訖申省。”《六典》文字有省略。

16條待考。

據此可知,《唐六典》卷三金部郎中員外郎職掌條彙集的16項條款中,有1條源於職員令,3條源於雜令,1條源於營繕令,5條源於倉庫令,1條源於金部格,3條推測應屬於金部格、式的內容,1條待考。

《唐六典》卷三倉部郎中員外郎條云:

倉部郎中、員外郎(1)掌國之倉庾,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2)凡京官每年祿:正一品七百石,從一品六百石,正二品五百石,從二品四百六十石,正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六十石,正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正五品二百石,從五品一百六十石,正六品一百石,下以十石爲差,至從七品七十石,正八品六十七石,下以五石爲差,至從九品五十二石。外官降一等。(應降等者,正、從一等各以五十石為一等,二品、三品皆以三十石爲一等,四品、五品皆以二十石為一等,六品、七品皆以五石為一等,八品、九品皆以二石五斗爲一等。)(3)春、夏二季則春給之,秋、冬二季則秋給之。(有閏者不别給。)(4)乃置木契一百枚以與出給之司相合,以次行用,隨符牒内而給之。(倉部置木契一百隻:三十隻與司農寺合,十隻與太原倉監合,十隻與永豊倉監合,二十隻與東都司農寺合,二十隻行從倉部與京倉部合,十隻與行從司農寺合。)(5)凡在京諸司官人及諸色人應給倉食者,皆給貯米,本司據見在供養,九品以上給白米。(6)流外長上者,外别給兩口糧。諸牧尉給五口糧,牧長四口糧。(兩口凖丁,餘凖中男給。)(7)諸牧監獸醫上番日,及衛士、防人以上征行若在鎮及番還,並在外諸監、關、津番官(上番日給。)土人任者,若尉史,並給身糧。(8)諸官奴婢皆給公糧,其官户上番充役者亦如之。(9)凡致仕之官五品已上及解官充侍者,各給半禄。即遷官者,通計前禄以充後數。(10)凡都之東租納於都之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陜運於陸,自陜至京運於水,量其遞運節制,置使以監統之。(陸路從洛至陜分别量計十五文,付運使,於北路分為八遞,應湏車牛,任使司量運多少召雇情願者充,以十月起運,盡歲止。)(11)凡王公已下,每年户别據已受田及借荒等,具所種苗頃畝,造青苗簿,諸州以七月已前申尚書省,至徵収時畝别納粟二升,以為義倉。(寛鄉據見營田,狹鄉據籍徵。若遭損四已上,免半;七已上,全免。其商賈戸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已下遞減一石,中中戸一石五斗,中下户一石,下上七斗,下中五斗,下下戸及全户逃并夷獠薄税並不在取限。(半輸者凖下戸之半。[10])鄉士無粟,聽納雜種充。)(12)凡義倉之粟唯荒年給糧,不得雜用。(若有不熟之處随湏給貸及種子,皆申尚書省奏聞。)(13)凡常平倉所以均貴賤。(今太府寺属官有常平署。開元二十四年敕:“常平之法,其來自久。比者州縣雖存,所利非廣。京師輻輳,浮食者多。今於京城内大置常平,賤則加價收糴,使遠近奔委;貴則終年出糶,而永無匱乏也。”

案:第1條源於職員令。

23條源於祿令,見仁井田陞先生《唐令拾遺》復原祿令第12條。

4條與上引金部第8條性質相同,推測可能為倉部式。

58條源於倉庫令,見唐倉庫令復原第1114條。其中第5條及第8條有所省略,原倉庫令第11條為:“諸在京諸司官人及諸色人應給倉食者,皆給貯米。京本司據見在供養,九品以上給白米。皆所屬本司豫計須數,申度支下給。其外使及假告,不在給限。每申,皆當司句覆。即諸王府官及外官合給食者,並准此。” 14條云:“諸官奴婢皆給公粮。其官戶上番充役者亦如之。並季別一給,有賸隨季折。”

9條源於祿令,見仁井田陞先生《唐令拾遺》復原祿令第3條。

11條至13條,為關於轉運、義倉、常平倉的設置及管理制度,已發現的唐令中無相關令文。

《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云:“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可見“八遞”在景雲後始出現,而“陸路從洛至陜分别量計十五文,付運使”,則出現在裴耀卿開元二十一年建議的“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陕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陕州,以充其費”[11]之後,因而沒有納入開元二十五年修訂的倉庫令中。從行文格式看,此條可能是倉部式。

義倉稅始徵於貞觀二年,其最初徵稅原則為“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此後,據地出稅,曾一度改變為按戶出粟。“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税,實是勞煩,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餘各有差。”[12]日本養老令賦役令即有關於義倉的條文。《令集解》卷一三“義倉條”云:“凡一位以下,及百姓雜色人等,皆取戶粟以為義倉,上上戶二石,上中戶一石六斗,上下戶一石二斗,中上戶一石,中中戶八斗,中下戶六斗,下上戶四斗,下中戶二斗,下下戶一斗。若稻二斗,大麥一斗五升,小麥二斗,大豆二斗,小豆一斗,各當粟一斗。皆與田租,同時收畢。”這條令文,當是根據唐永徽倉部新格改編而成。至龍朔元年(661年)唐義倉交納又改回“據地出稅”[13]後,關於義倉征收的倉部格又經過改定,上引《唐六典》所記正是開元年間的倉部格。據此可知,義倉的征收,一直未入賦役令和倉庫令,而是保留在倉部格中。

關於常平倉,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詔於洛、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州置常平倉”,這只是小規模的設置。開元七年六月敕:“關内、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夔、緜、益、彭、蜀、漢、劍、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每糴,具本利與正倉帳同申。”[14]常平倉制度發展完善起來。開元七年的敕文, 可能被收入倉部格。《唐六典》卷二○太府寺常平署令職掌條云:“凡歲豐穰,榖賤,人有餘,則糴之;歲饑饉,榖貴,人不足,則糶之。與正、義倉帳具其本利同申。”當是一條倉部格,基於開元七年敕改編。同書同條又云:“凡出納、禁令如左藏之職焉。”同書卷三○州府倉曹、司倉參軍職掌條云:“每歲㨿青苗徴税,畝别二升,以為義倉,以備凶年。將為賑貸,先申尚書,待報,然後分給。又,歲豐則出錢加時價而糴之,不熟則出粟减時價而糶之,謂之常平倉,常與正、義倉帳具本利申尚書省。”可見常平倉也和正倉、義倉一樣,有完善的賬目、出納管理制度規定,但這些均未列入倉庫令中。常平倉的條款,由於多是根據敕文補充規定的,因此也多保留在倉部格中。

由上可見,《唐六典》卷三倉部郎中員外郎職掌條彙集的13項條款中,有1條源於職員令,3條源於祿令,4條源於倉庫令,4條源於倉部格、式。

《唐六典》卷一九與倉庫令有關的條款有以下8條:

1)凡受租皆於輸場,對倉官、租綱,吏人執籌數函。

2)其函大五斛,次三斛,小一斛。(以上司农寺丞職掌條)

3)凡鑿窖、置屋,皆銘甎為庾斛之數,與其年月日,受領粟官吏姓名。又立牌如其銘焉。

4)輸米、粟二,課稾一圍;三斛,橛一枚;米二十斛,籧篨一領;粟四十斛,苫一蕃;麥及雜種亦如之。以充倉窖所用,仍令輸人營備之。

5):凡粟支九年,米及雜種三年。貯經三年,斛聽耗一升;五年已上,二升。

6凡京官之祿,發京倉以給。

7)給公糧者,皆承尚書省符。(丁男日給米二升、鹽二勺五撮,妻、妾、老男、小則减之。若老、中、小男無官及見驅使,兼國子監學生、鍼•醫生,雖未成丁,亦依丁例。)(以上司農寺太倉署令職掌條)

8)凡粟出給者,每一屋、一窖盡,賸者附計,欠者隨事科徵;非理欠損者,坐其所由,令徵陪之。

9)凡出納帳,歲終上于寺焉。(以上諸倉監職掌條)

案:《唐六典》卷一九司農寺所彙集史料中,倉庫令也佔了較大比重。尤其是與倉廩出納直接相關的太倉署令職掌條,除“太倉署令掌九榖廩藏之事;丞為之貳” 為職員令及注文“中書、門下、御史臺、尚書省、殿中省、内侍省、九寺、三監、左·右春坊、詹事府、京兆·河南府並第一般,上旬給;十八衛、諸王府、率更·家令·僕寺、京·都總監、内坊並第二般,中旬給;諸公王府邑司、東宫十率府、九成官總監、兩京畿府官並第三般,下旬給。餘司無額,凖下旬。”待考之外,其餘均源自倉庫令。這是值得注意的。

綜上所述,《唐六典》卷三金部、倉部及卷一九司農寺中,共有18條源於倉庫令,佔開元倉庫令的近39%。也就是說,據不完全統計,有將近一半的倉庫令條文被《唐六典》的編纂者所採用,這一比例是相當高的。而以金部、倉部為例,總共29條內容,倉庫令佔了9條,加上職員令、祿令、雜令等,金部、倉部中源於令的條文有18條,遠遠超過格、式的構成。由於各卷因內容不同,令文所佔比例不一,如卷一九太倉署幾乎百分之百取材自令,因此我們很難準確估算令文所佔具體比例。《唐六典》的編纂,曠日持久,最後,“以今(令)式分入六司”[15],成為開元法令文獻彙編。今結合倉庫令來看,《唐六典》雖然主要包括了令、格、式三部分,令的比重,可能遠遠超過格、式。因此說,《唐六典》較多地彙集了唐代開元時期的令,可能更接近歷史事實。

唐之倉庫,尤其是倉廩,種類複雜,杜佑指出,“凡天下倉廪,和糴者為常平倉,正租為正倉,地子為義倉”。[16]這是唐代倉廩的基本構成。其實,從倉廩實際設置及性質作用看,唐代的倉儲構成體系還應該包括轉運倉、太倉、軍倉。[17]但倉庫令的條文,只有關於正倉(有些也包括了太倉、軍倉)的建置、管理、出納等規定,但對另外三類重要的而且不同性質的倉儲常平倉、義倉、轉運倉無隻字提及。這可能是因為這些倉儲雖然在貞觀時多已出現,但其發展完善在唐前期經過漫長的歷程。武德令中顯然沒有這些倉廩的相關條款,這些新增內容以格、式進行補充,成為其常務依據。而歷次修令,基本沿襲武德,雖有修改,但少有補充,基本未增加新的。因此開元二十五年倉庫令中無常平倉、義倉、轉運倉的條文。[18]

這表明,唐令的修訂,呈現出一定的滯後性,往往不能反映當時制度的變化。“令以設范立制”,具有超強穩定性,應是令的主要特點。另一方面,令的這種特點影響了唐代的法制的改變,正因為歷次修令的因循性,國家法律改革中,修令逐漸變得不甚重要,唐後期更頻繁地修格、敕,敕成為更新型的另種法律形式,令的滯後、穩定特點也構成了唐代後期法律體系變革的原因之一。

二、仓库设置及调度征收

在復原的開元二十五年倉庫令中,關於仓库设备及管理的條款有如下條(文中數字為復原唐令編號):

1. 諸倉窖,皆於高燥處置之,於倉側開渠泄水,空地不得種蒔。若地下濕,不可為窖者,造屋貯之。

  3. 諸窖底皆鋪稾,厚五尺。次鋪大稕,兩重,又週迴着稕。凡用大稕,皆以小稕揜縫。着稕訖,並加苫覆,然後貯粟。鑿磚銘,記斛數、年月及同受官吏姓名,置之粟上,以苫覆之。加稾五尺,大稕兩重。築土高七尺,並豎木牌,長三尺,方四寸,書記如磚銘。倉屋戶上,以版題牓如牌式。其麥窖用稾及籧篨。

   5. 諸輸米粟二斛,課稾一圍;(圍長三尺。凡圍皆准此。)三斛,橛一枚。米二十斛,籧篨一番;粟四十斛,苫一番。(長八尺,廣五尺大小。)麥二斛,稾一圍;三斛,橛一枚;二十斛,籧篨一番;七十斛,(麥+弋)一斛。麥飯二十斛,籧篨一番。並充倉窖所用,即令輸人營備。不得令官人親識判窖。修營窖草,皆取乾者,然後縛稕。(大者徑一尺四寸,小者徑四寸。)其邊遠無稾之處,任取雜草堪久貯者充之。若隨便出給,不入倉窖者,勿課倉窖調度。

38. 諸送庸調向京及納諸處貯庫者,車別科籧篨四領,繩二百尺,籖三十莖。即在庫舊有仍堪充用者,不須科。若舊物少,則總進(計?)少數,均出諸車。

23. 諸出倉窖,稕、草、苫、橛等物仍堪用者,還依舊用。若不須及爛惡不任者,先供燒磚瓦用,並聽回易、修理倉庫、獄囚鋪設及諸官用。

其中,於高燥處置倉側開渠泄水空地不得種蒔不可為窖者造屋貯之等為倉窖建置原則。據天聖令宋1條,有關宋代倉儲的設置制度為“諸倉窖,皆於城內高燥處置之,於倉側開渠泄水,兼種榆柳,使得成陰。若地下濕,不可為窖者,造屋貯之,皆布磚為地,倉內仍為磚場,以擬輸戶量覆稅物。”可見唐宋制度的不同。

53823三條是關於米粟、庸調的儲存和運輸的調度費及使用者。第5條相關內容見於《唐六典》卷一九太倉署令職掌條,但天聖令無疑更詳細,更準確,而第38條完全不見記載,更加寶貴。

天聖令記載的調度費征收,豐富了我們對唐代賦稅征收體制的認識。

在天聖令中,我們還發現以下關於調度的條款:

諸庸調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輸,三十日内畢。九月上旬各發本州。庸調車舟未發間,有身死者,其物却還。其運脚出庸調之家,任和雇送達。所須裹束調度,并折庸調充,随物輸纳。(赋税令唐2 

諸屯納雜子無稾之處,應須籧篨及供窖調度,並於營田丁內,隨近有處,採取造充。(田令唐45

諸州縣修理倉屋窖及覆倉分付所須人物,先役本倉兵人,調度還用舊物。即本倉無人者,聽用雜役兵人。(倉庫令宋14[19]

        三京及州鎮等貯庫器仗,有生澀綻斷者,每年一修理。若經出給破壞者,並隨事料理,各委長官親自對料。在京者,所須調度人功,再申三司處分。其須大作者,送司修理。在外者,役當處鎮遏兵防,兵防調度,出當州官物供。若無兵防及調度,申三司處分,聽用官物。及後工匠,當州無,出比州。(營繕令宋1912

諸在外有合營造之處,皆豫具造作色目,錄料,請來年所須人功調度,丁匠集期,附遞申三司(營繕令宋17

諸官船行用,若有損壞,州無船場者,官司隨事修理。若不堪修理,須造替者,每年預料人功調度,申三司聽報。(營繕令宋20

其太常祭服、羽葆、技衣及雜女功作,並令音聲家營作,綵帛調度,令太常受領付付作家。(營繕令1

諸使人所在身喪,皆給殯斂調度,造輿差夫遞送至家。其爵一品、職事及散官五品以上馬輿,餘皆驢輿。有水路處給舡,其物並所在公給,仍申報所遣之司。(喪葬令唐2

諸貯稾及茭草成積者,皆以苫覆,加笆籬泥之。其大不成積者,並不須笆籬。在京冬受、至夏用盡者,皆量為小積,不須苫覆。貯經夏者,苫覆之。其所須苫、橛、笆籬等調度,官為出備。若有舊物堪用,及計貯年近者,無須調度。(雜令宋32

8條中,調度的種類極其複雜,有裹束調度、供窖調度、人功調度、殯斂調度、雜物調度等等,不一而足。“調度”一詞,《宋本玉篇》卷九言部云:“調……度也,求也。”同書卷六手部云:“揆,度也。”則知調度即根據需要而徵求的物力、人力等。

由由官府提供,或官府付費的調度可以稱為調度費用,而由百姓所負擔的調度則可被稱為調度稅。二者一為支,一為入,截然有別。這里主要論述調度稅。

調度稅見諸唐代史籍,如《通典》卷六食貨典賦稅下云:

諸庸調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輸,三十日内畢。九月上旬各發本州……其運脚出庸調之家,任和雇送達。所須裹束調度,并折庸調充,随物輸纳。

《通典》並未記載“裹束調度”的種類、數量,因此長時期以來,調度稅並未引起學者的注意。據倉庫令第38條可知,至少存在有一種“車別科籧篨四領,繩二百尺,籖三十莖”的庸調裹束調度,這種調度“折庸調充,随物輸纳”。但地方官吏廣徵裹束調度的現象也不罕見,如《太平廣記》卷一二六崔進思條記載:

        唐虔州參軍崔進思,恃中郎孫尚容之力,充綱入都,送五千貫,每貫取三百文裹頭,號天哭地。

由於裹束調度由地方官徵收,其成為地方官吏巧取豪奪、橫徵暴斂的途徑之一。

庸調匹段附加的裹束調度是運輸中的包裝費用,而輸米粟所交納倉窖調度,則是儲存中的保管費用。由於唐代前期租和地稅都稅以米粟,則倉窖調度普遍存在於租、庸調折納、地稅的征收中。根據所輸糧食數量,百姓要同時交納稾、橛、籧篨、苫、(麥+弋)等雜物,這些雜物“令輸人營備”,可見是交納實物。官府屯田的糧食也需要置於倉窖儲備,這種倉窖調度則由屯丁採造獲得。草也需要苫覆儲存,根據雜令,則知諸貯稾及茭草成積者“其所須苫、橛、笆籬等調度,官為出備。”

倉窖調度和史籍文書中出現的營窖錢,應該不是一種稅收。《通典》卷一○食貨典漕運門記載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上疏云:

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陕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陕州,以充其費。

這是開元後期新增的稅收,以營窖為名,以錢為定額,按丁征收。《冊府元龜》卷四八七邦計部賦稅門開元二十三年六月勅中要求:“自今已後,凡是資課、税户、租脚、營窖、折里等應納官者,竝不須令出見錢,抑遣徵備,任以當土,所司均融支料,常令折衷。”這裡的被地方官追索現錢的“營窖”,即開元後期新增的營窖錢,與倉窖調度是兩種稅收。

敦煌莫高窟北47窟新出《唐开元廿四年后丁租牒》文书,更详细地记载了开元廿四年(736年)唐代脚钱、加耗、营窖钱的征收,为附加税的研究提供了更新、更宝贵的资料。陈国灿先生對之進行了細緻的拼接和整理。[20]據文書可知,沙州的敦煌、壽昌兩縣,征收了“捌拾肆碩陸斗肆升伍合营窖钱折納”,其中,“捌拾參碩肆斗參升”為敦煌縣納,“壹碩貳斗壹升伍合”為壽昌縣納。所謂“营窖钱折納”,即根據開元二十三年六月勅,將窖钱折納為當土所出的糧食。是百姓交納倉窖調度實物之後的新增附加稅。

租庸調的征收,名簡實繁。[21]僅其附加的包裝、儲存費,就有庸調裹束調度、租粟倉窖調度、租的營窖稅等多種名目,交納實物之餘,還要納現錢或折納物。百姓負擔沉重,地方官吏趁機貪污勒索,稅上加稅。唐令中的調度,更多的是增加了百姓的賦稅和徭役役使,這是天聖令提供給我們的更新記錄。

三、仓库输纳程序及雜附物

開元令中,有關倉庫輸納的條款有以下6條:

2. 諸受租,皆令乾淨,以次第收牓。同時者,先遠後近。對倉官、租綱,吏人執籌數函。米、粟、大小麥、雜豆等,一斛加一升為耗直,隨訖給鈔總申。若不入倉窖,即隨便出給者,勿取耗直。(其諸處倉則有耗例者,不用此例。)

10. 諸量函,所在官造。大者五斛,中者三斛,小者一斛。皆以鐵為緣,勘平印署,然後給用。

4. 諸倉窖貯積者,粟支九年;米及雜種支五年。下濕處,粟支五年;米及雜種支三年。貯經三年以上,一斛聽耗一升;五年以上,二升。其下濕處,稻穀及粳米各聽加耗一倍。此外不得計年除耗。若下濕處,稻穀不可久貯者,折納大米及糙米。其折糙米者,計稻穀三斛,折納糙米一斛四斗。

    37. 諸庸調等應送京者,皆依見送物數色目,各造解一道,函盛封印,付綱典送尚書省,驗印封全,然後開付所司,下寺領納訖具申。若有欠失及損,隨即徵填。其有濫惡短狹不依式者,具狀申省,隨事推決。

34. 諸輸金、銅、銀者,皆鑄為鋌,鑿題斤兩、守主姓名。其麩金,不在鑄限。

43. 諸贓贖及雜附物等,年別附庸調車送輸。若多給官物,須雇脚者,還以此物迴充雇運。其金銀、鍮石等,附朝集使送。物有故破、不任用者,長官對檢有實,除毀。在京者,每季終一送。皆申尚書省,隨至下(即?)納。

這些賦稅的運送輸納規定,基本上都是入倉廩的,幾乎沒有入庫及入左右藏的條文,這是为什么呢?

唐代前期,庸調無疑是國家極為重要的稅收。庸調及折租征收轉運法規每年頒佈各州縣,現存的“儀鳳三年度支奏鈔、四年金部旨符”[22]即關於“支配儀風四年諸州庸調及折造雜色數並處分事條”,規定詳悉、細緻,檢查嚴格。而庸調和金寶財貨的輸納入庫,唐代史籍中也記載頗詳,如《唐六典》卷二○太府寺丞職掌條云:

凡左、右藏庫帳,禁人之有見者。若請受、輸納,人名、物數,皆著於簿書。每月以大摹印紙四張為之簿,而丞、衆官同署,月終,留一本於署。每季錄奏,兼申所司。

同書同卷左藏令職掌條云:

凡天下賦調,先於輸場簡其合尺度斤兩者,卿及御史監閲,然後納于庫藏,皆題以州縣、年月,所以别麤良,辨新舊也。凡出給,先勘木契,然後錄其名數及請人姓名,署印送監門,乃聽出。若外給者,以墨印印之。(凡官庫應入私,已出庫而未給付;若私物當供官之物,或雖不供官,而皆掌在其官,並同官物之例也。)凡藏院之内禁人然火及無故而入者。院内常四面持仗為之防守,夜則擊柝分更以廵警焉。

同書同卷藏令職掌條云:

四方所獻金玉珠貝玩好之物皆藏之出納禁令如左藏之職

可見左右藏庫的管理制度極為嚴格。而這些輸納程序未列入倉庫令中,或者說,倉庫令中沒有關於左右藏的條文,當不是偶然的。也許由於“凡左、右藏庫帳,禁人之有見者”,左右藏作為國庫和國家的財政命脈,更是機密之地。因此,有關左右藏輸納、出給的制度規定,可能更多保留在太府寺式[23]中。這是值得注意的。

倉庫令第43提到“雜附物”。“雜附物”一詞,似首見於天聖令。賦役令中第49條也提到“雜附”,其文云:

諸朝集使赴京貢獻,皆盡當土所出。其金銀、珠玉、犀象、龜貝,凡諸珍異之屬;皮革、羽毛、錦、罽、羅、紬、綾、絲、绢、絺、布之類,漆、蜜、香、藥及畫色所須,諸是服食器玩之物,皆準絹為價,多不得過五十匹,少不得减二十匹,兼以雜附及官物市充。無,則用正倉。其所送之物,但令無損壞穢惡而已。不得過事修理,以致劳費。

這種“雜附物”,與贓贖、官物不同,而且地方的雜附物要每年運送到京師。結合這兩條令文看,雜附物似乎是一種稅收,那麽它究竟是哪一種稅收呢?

雜附物中有“金銀、鍮石等”,可見比較珍貴,而雜附物又可以用來充當貢獻物,可見與貢獻關係密切。

據筆者考證,唐代前期貢獻可分為七種,即:每年常貢、雜貢、別索貢、訪求貢、折造貢、額外獻、絕域獻。其中雜貢頗值注意。

《唐六典》卷二○右藏署令職掌條云:

雜物州土安西闐之玉安南邕等州之銀,揚、廣等州之蘇木象牙永州之零陵香廣府之沉香霍香薫陸雞舌等香京兆之艾納香紫草衡等州之空青石碌溪州之硃砂相州之白粉岩州之雌雄黄易等州之墨金州之栀子黄檗西州之髙昌礬石益府之大小黄白麻紙弓弩越等州之上細黄白状紙均州之大模紙衢等州之案紙次紙蒲州之百日油細薄白紙河南府潞等州之兎皮汾等州之狸皮越州之竹管蓬等州之蠟貝等州之氈河南府許等州之膠虢等州之席坊等州之麻京兆、華等州之

這些州土雜物的記載與《通典》卷六食貨典賦稅下、《唐六典》卷三戶部郎中員外郎條及《元和郡縣圖志》等記載的“厥貢”(即每年常貢)基本不相符合,顯然是另外一種貢獻。[24]這種貢獻,每州有定額,直接納入右藏,或附庸調車或由朝集使送納,每年征收,按期交納,成為定制度。從《唐六典》的編纂原則看,卷二○右藏署令職掌條下列舉的“雜物州土”並不全,這種雜物被稱為“雜附物”,實際上是一種稅收。

“雜附物”又可省稱為雜物,但“附”也是有含義的。《令集解》卷三三公式令“計會條”引古記云:

附,謂附徵附貫之類。

“雜附”即“雜附徵”,亦即雜徵,是為了貢獻雜物而增設的一種徵歛。天聖令中“杂附物”概念的出現,不僅使我們對唐代稅收體現的理解更加全面,也必將促進唐代貢獻制度的研究。

 

 “倉,謂貯粟、麥之屬;庫,謂貯器仗、綿絹之類”。[25]倉庫是糧食及金寶財貨的貯存之地。在農業社會,儲蓄尤其是糧食的儲蓄,為基本國策。《禮記·王制篇》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儲糧,是預防天災的最基本的方法,統治階級也利用它作為國家財政政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我國自古以來就重視倉儲建設,積累了豐富的倉儲經驗。倉儲制度由此建立與發展起來。而國庫,是國家的財政命脈,其建設與管理,關係到國家的生死存亡,因而我國古代的國庫制度也頗為發達。

  倉庫令是中國古代王朝關於倉窖、庫藏建置及財物保管、支出的法令。倉庫令之名,出現較晚。顏師古認為,漢代的金布令,即如唐代的倉庫令。[26]但今已無考,據《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員外郎條,倉庫作為令名,最早出現在隋代。唐代倉庫令已經發展完善。根據天聖令復原的唐開元二十五年倉庫令,內容豐富,體例完整,具有重要意義。對其研究和闡發,必將促進唐代歷史研究的深入。限於水平和時間,筆者只就有關的三個方面談了自己粗淺的看法,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在此拋磚引玉,期待著倉庫令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和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


 

[1]天一閣藏天聖令的圖版和釋文,見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天一閣藏明抄本天聖令校證》,中華書局,2006年版。

[2] 在倉庫的復原中,第28條筆者根據《令義解卷八倉庫令倉藏貯積雜物條”復原為:“諸倉藏貯積雜物應出給者,先盡遠年。其有不任久貯及故弊者,申尚書省斟量處分。”今案:“藏”應為“庫”字,天聖令宋18即作“庫”。日本養老令中,多將“庫”改為“藏”,如《令集解》卷三一公式令“論奏式”中的“用藏物五百端”,《唐六典》卷九中書省中書令條“發日敕”下注“用庫物五百段”,正體現出唐代和日本令文的區別。特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

[3] 戴建國:《天一閣藏明抄本〈官品令〉考》,《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收入其著《宋代法制初探》,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70頁。

[4] 戴建國:《唐〈開元二十五年·田令〉研究》,《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宋天聖令•賦役令初探》,收入其著《宋代法制初探》,第7191頁。更詳細考釋見《天一閣藏〈天聖令•賦役令〉初探(上)》,載《文史》第53輯,2000年;《天一閣藏〈天聖令•賦役令〉初探(下)》,載《文史》第54輯,2001年。

[5]池田溫:《〈唐令拾遺補〉補訂》,《創價大學人文論集》第11期,1999年;大津透:《北宋天聖令·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賦役令》,《東京大學日本史學研究室紀要》第5號,2001年;渡邊信一郎:《據北宋天聖令復原的唐開元二十五年賦役令及譯注(未定稿)》,《京都府立大學學術報告  人文·社會》,第57號,2005年;宋家鈺:《明抄本天聖〈田令〉及後附開元〈田令〉的校錄與復原》,《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3期。

[6] 見仁井田陞著、池田溫代表編輯:《唐令拾遺補》,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年,第332-485頁。

[7] 錄文見Tatsro Yamamoto, On Ikeda, Makoto Okano,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 Legal text (A), The Toyo Bunko, Tokyo, 1980, pp.22-28. 並參拙著:《永徽東宮諸府職員令殘卷考釋兼論唐前期東宮王府官設置變化》,《唐代制度史略論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7-113頁。

[8] 《唐令拾遺》,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3年,第693-694頁。

[9] 詳見拙著:《唐代財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806-812頁。

[10] 此句為錯簡,見拙著:《唐前期的“轻税”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1期,收入《唐代財政史稿(上卷)》,第612-624頁。

[11] 《通典》卷一○食貨典漕運門,中華書局校點本,1988年,第222頁。

[12] 《通典》卷一二食貨典輕重門,第290-291頁。《舊唐書》卷四九食貨志下,《冊府元龜》卷五○二邦計部常平門、《唐會要》卷八八倉及常平倉門,《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

[13] 關於唐代畝納二升義倉稅恢復時間的考證,參拙著:《唐代財政史稿(上卷)》第505-508頁。

[14] 《唐會要》卷八八倉及常平倉門,中華書局,1955年,第16121613頁。

[15] 《大唐新語》卷九著述門,許德楠、李鼎霞點校,中華書局,1984年,第138頁。關於《唐六典》的編著及性質參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6-99頁。

[16] 《通典》卷二六職官典太府寺常平署條,第732頁。

[17] 詳見張弓:《唐朝倉廩制度初探》,中華書局,1986年,第141-154頁。

[18]義倉征收日本在賦役令中明文規定,而在唐令中卻無相關條款,戴建國指出,這與唐令的編纂體例和修改原則有關。見戴建國:《天一閣藏〈天聖令•賦役令〉初探(下)》,載《文史》第54輯,2001年,第179-181頁。

[19] 此條筆者在復原開元令時,未能恢復。今案:《令集解》卷一四賦役令“雜徭條”引軍防令云:“軍團倉庫損壞須修理,十月以後聽役兵士者。”據此,此條似可復原為:“諸州縣修理倉屋、窖及覆倉分付所須人物,先役本倉兵人,調度還用舊物。即本倉無人者,聽役諸軍兵士

[20] 陳國燦:《莫高窟北47窟新出〈唐開元廿四年後丁租牒〉的復原與研究》,《敦煌研究》20022期,第1-10頁。

[21] 參見拙著:《唐前期的附加稅》,《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第113-130頁。

[22] 詳見大津透:《唐律令國家的預算》《史學雜誌》95121986年,中譯文見《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敦煌研究》19972期。

[23] 唐式三十三篇,太府佔一篇。見《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員外郎條,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1992年,第185頁。

[24] 詳見拙著:《唐代財政史稿(上卷)》,第626-630頁。

[25] 《唐律疏議》卷一五厩库律“損敗倉庫積聚物”條疏議,中華書局點點本,1983,292頁。《宋刑統》卷一五厩库律“損敗倉庫物”同,中華書局點點本,1984年,第245頁。

[26] 《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中華書局校點本,第3278頁。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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