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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后期官与吏界限的几点思考


李锦绣
2009-02-14 22:31:53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暨南史学》第4輯,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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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了唐代后期胥吏演变及官与吏的关系,认为唐后期国家行政运作体制及行政手段的变化,导致了旧有胥吏系统的解体及新型胥吏体系的产生。唐后期胥吏的变化体现在新型胥吏代替旧有流外官及官与吏界限模糊两个方面。

【关键词】唐代后期  胥吏  官吏界限

 

隋唐时期,官吏品级有流内、流外之别。其中流内为官,流外为吏,流外只有入流才能升为官。官与吏的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待遇等截然不同,二者有显著区分。唐后期国家行政运作体制及行政手段的变化,也导致了旧有胥吏系统的解体及新型胥吏体系的产生。唐后期胥吏的变化体现在新型胥吏代替旧有流外官及官吏界限模糊两个方面。

近百年来,唐代后期政治制度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但关于唐后期胥吏演变及官与吏的关系的论述并不多见。[1]本文在此提出几点粗浅的思考,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新型胥吏的出现

 

唐前期的流外官,“自勋品以至九品,以为诸司令史、赞者、典谒、亭长、掌固”[2]。《通典》 卷四O《职官·秩品》大唐官品条详细列举了流外勋品、二品至九品的胥吏,包括诸司令史、书令史、府、史等流外行署,主食、主宝、主符、传制、亭长、掌固等流外番官两类。除流外官外,唐前期胥吏构成还有色役杂任等诸色职掌人[3],这些人数额较多[4]。但不论从职权还是就地位而言,流外官无疑是唐前期胥吏构成的主体。中央诸司机构中,胥吏主要是流外官。尤其是经过武德至开元百余年的发展,色役几乎完全纳资课,色役人由国家和雇使用,逐渐退出了胥吏的行列。唐代胥吏主要由流外官和地方杂任组成。

唐后期的胥吏具有数量激增、新型胥吏代替流外官、地方各级胥吏控制基层等三个特色。

 

(一)唐后期胥吏数额的增加

唐后期中央地方、诸司诸使诸军等机构,均置有大量胥吏,胥吏人数,较前期普遍激增。礪波护《三司使的成立》一文,指出唐代后期体制外存在的使职,加重了胥吏的重要性,增加了胥吏人数[5],诚确论也。

安史乱后,新出现的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逐渐取代了原户部四曹成为国家财政机构,三司素以胥吏众多而著名。《新唐书》卷二O三《文艺下·吴武陵传》略云:

盐铁、度支,一户部郎事,今三分其务,吏万员。

吴武陵上疏中称三司有“万员”胥吏,应该不是夸张。因为建中元年,韩洄判度支,“罢省胥吏冗食者二千余人”[6],一次裁减度支胥吏2000余人,包括盐铁、户部的三司胥吏应该是超过万人的。唐前期户部四曹令史、书令史、计史、亭长、掌固等流外官188人,太府、司农两寺府、史、典事、掌固等人537,总共725人,与后期三司万员胥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725人到万人,财政领域的胥吏增加了近13倍。

    其他领域胥吏的增长趋势,与财政机构类似。《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略云:

其年(元和十三年)六月,京兆尹李游奏:“诸司使诸军所由官徒等,共九十四人挟名……臣祈请诸司案旧名额,自元和二年,其逃亡补替挟名乡县,牒臣当府,令别与。左右神策金吾军,伏乞圣慈,一例处分。度明区别,永久有常。”敕:“左右军已后别敕处分,余并依。”

诸司使诸军挟名“所由官徒”94人。诸军诸使的各色职掌人数之众多,据此可知。

唐后期官吏构成的另一特色为国家机构中,吏巨增而官增加数额有限,导致官吏构成比例严重失调。《册府元龟》卷四八三《邦计部·总序》云:

乌池在盐州,置榷税使一员,推官两员,廵官两员,胥吏一百三十人,防池官健及池户四百四十人。

乌池榷税使下,官5人,胥吏130人,官与吏的比例是126。更值得注意的是,乌池所辖官健、池户只有440人,几乎每3人配有一名胥吏,形成了胥吏无处不在,僧多粥少的局面。

绝对数额增加,与官员的相对比率明显倾斜,百姓人均胥吏数目飞速增长,成为唐后期国家机构中胥吏构成所呈现出的显著特点。

 

(二)新的胥吏代替旧的胥吏

唐后期旧的流外九品胥吏已不适应新的机构运作,各种成分复杂、形态各异的新型胥吏相继涌现,成为国家的主要胥吏构成。因而,与新型胥吏的增加趋势相反,旧有的胥吏(即流外官)不断地减少,被各色新型胥吏取而代之。

《职员令》中的流外官频繁减员,为唐后期极为显著的胥吏发展趋势。文宗、宣宗时期,中央有两次大规模的裁减诸司胥吏的举措。《唐会要》卷七四《吏曹条例》云:

(大和)八年正月敕,吏部疏理诸色入仕人等,令勘会诸司流外令史、府史、掌固、礼生、楷书、医工及诸司流外令史等,总一千九百七十二员,六百五十七员请权停;一千三百一十五员,请令诸司守缺。除见在外,以后不得更置。委御史台察访。

这次拟减少流外官1972员,因数额巨大,所以分两步走:即先停657员,余1315员,采用自然减员的方式,不再补授,使其自生自灭。“诸司流外令史、府史、掌固”等,为中央诸司胥吏主干,也是流外官的主要构成者。这些流外行署、流外番官被裁撤,表明经魏晋南北朝以来逐步发展完善的文书胥吏组织系统[7]在唐后期业已崩溃,诸司府史、令史随着诸司职掌的被侵夺而职权旁落,因轻闲无事,终于成为被裁撤的对象。

第二次全面裁减流外官,在大中六年。同书卷五八《尚书省诸司中·吏部尚书》云:

大中六年十一月,吏部奏:“条流诸司流外入流令史等,请减下四百五十四员。”敕旨:“应属流外铨人,所减员额,并宜依。”

两次总共减员2426人。经过这两次大规模裁减,中央诸司的流外令史、府史等行政胥吏所剩无几了。

中央诸司内部随时削减冗吏,裁撤闲员,更为普遍。如元和十一年六月,宗正寺奏:“当司府史元额一十六员,内八员先停减。更请二人,通前十员。”上从之。[8]可知在元和十一年前,宗正寺的府史曾经被减裁下去一半,后增加2人,所存胥吏只是原有的61%。大和元年十月,大理寺奏:“准吏部起请,当司府史二十员,减下三员。”[9]在大和元年普遍裁减流外官之前,大理寺的府史也被削减。与宗正寺相比,大理寺削减的幅度并不大。中央选举机构吏部,也曾经适当减少胥吏,大和四年七月,吏部奏:“三铨正令史,每铨元置七人,今请依太和元年流外铨起请,置五人,减下两人。南曹令史一十五人,今请依太和元年流外铨起请节文,减下三人。”[10]三铨及南曹令史共36人,大和元年减少9人,精简的比例为25%。大理、宗正寺及吏部,是唐后期极少的保存部分职掌的省部寺监中的几个,因而原有胥吏裁撤比率是较低的。其他诸省、寺监流外官的留存的比率远远低于这些机构。

与减停令史、府史等流外官齐头并进的,是新型种类性质的胥吏的增加。这些新增胥吏名目各异,职掌丰富。如财政三司领域,就有“孔目、勾检、勾覆、支对、勾押、权遣、指引进库官、门官等”[11]多种。孔目官在各机构中普遍设置, “勾检、勾覆、支对、勾押、权遣、指引进库官、门官等” 选授及其性质职掌,见拙著《唐代财政史稿 (下卷)》[12],此不赘述。在三司普设各地的巡院中,胥吏也有巡覆官、勾检官、巡检官、检阅官、勘会官、招商官、书手、监官、场官、各色职掌所由等。[13]庄宅使等内诸司使下,可考的胥吏名目有勾押官、都勾官[14]、勘覆官[15]、监造番头[16]、奏事[17]、都知[18]、宫市典[19]、监[20]、小使[21]、监作[22]、过益[23]、内弧矢官[24]等。这是新出现机构中的胥吏。他们随着使职、巡院的产生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国家胥吏的主要构成,掌控着国家机器的运转。

在保有部分职掌的原省司寺监中,随着行政手段的变化,也呈现出新吏增设,旧有胥吏被取代的趋势。《唐会要》卷八八《仓及常平仓》云:

(贞元)十九年十月,太仓奏:“请依《六典》,置太仓令两员,丞六员,监事十员,支计官驱使官三人,典六人,府史六人。”从之。

太仓重新建置机构的上奏虽名义上说是“请依《六典》”,实际上与《六典》记载的官员设置、人员定额是不同的。其中最显著的差别,即置有“支计官驱使官三人,典六人”。府史是原有的流外官,从所置胥吏数额看,原有胥吏6人,新增名目胥吏9人,新旧胥吏比率为1.51。大和时,御史台的胥吏构成有“台司令史、驱使官并诸色所由”[25],令史是台中原有胥吏,而驱使官及诸色所由则是新增加的。这些均体现了唐后期原中央机构中新型胥吏取代旧有流外官的特点。

新型胥吏不但以压倒多数参与国家政治,将流外官从中央省部寺监、诸司诸使机构中排挤出来,而且以新行政手段的代言人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在国家行政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影响了国家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这里仅以政事堂的胥吏为例。

中书门下政事堂的五房——孔目房、吏房、户房、刑房、礼房设立后,政事堂新的胥吏体制也发展起来[26]。驱使官为其中的一种,《唐会要》卷九三《诸司诸色本钱下》略云:

(开成)四年六月,上御紫宸殿。宰臣李奏……乃奏宰臣置厨捉钱官并勒停,其钱并本钱追收,勒堂后驱使官置库收掌破用。量入计费十年用尽后,即据所须,奏听进止。敕旨:“宜依。”

这里政事堂后的驱使官掌堂厨本钱的使用。驱使官应是后期诸司诸使普遍设置的胥吏[27],其职掌正如官名所言,以供驱使,举凡诸司杂务,均为驱使官掌控。

政事堂职权最重的胥吏,为堂后官。南唐尉迟渥著《中朝故事》记载:中书政事堂“后有五房,房后官共十五人,每岁都酿醵钱十五万贯”[28]。这些堂后官职掌枢机,成为新的干扰国家政治的势力。最典型的,即汤铢干政一例。《册府元龟》卷三一七《宰辅部·正直》“韦处厚”条云:

大和元年十月丙申,敕池州司马勒留堂头汤铢宜赴任。铢为中书小胥,其所掌,谓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内状出,即召铢至延英门付之,然后送知印宰相。由此稍以机权自张,广纳财贿。处厚初入相,即恶之,戏谓之曰:“此是半装滑涣矣!不去之,必为祸。”至是以事逐之,半装,乃俚言也;滑涣者,永贞末居铢之职得罪。

堂后官有一种称为“堂头”,因职掌“内状”,事关枢密,故而汤铢能够利用职权,狐假虎威,“广纳财贿”。汤铢的干政,不是偶然事件,它反映了新型胥吏在国家行政中职权的增长。堂头还设有通引官,如李楷,即为咸通年间的“堂头通引官,游击将军、前右神武军中郎”[29],在政事堂胥吏中地位较高。据墓志记载,勒留堂头的邵才志“勤效干蠹,靡资台鼎”[30]。同样勒留中书的宛陵别驾郭克全“籍其才敏”,“专掌枢务”[31],可能所任也是堂头。政事堂的“枢务”由堂头、堂后官等主掌,这些胥吏成为代替原来中书门下主书、令史、书令史等的新的政治势力,其影响值得从制度演变及社会作用等多方面关注。

综上所述,唐后期旧的流外官制度已不适应新的行政运作,旧机构的流外官不断被减省,需要补充的是新的吏职,而不是原来种类的胥吏。国家行政手段变化,导致了胥吏的解体和分化。

代替了旧有胥吏的新型吏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唐会要》卷五八《尚书省诸司中·司封员外郎》云:

元和十二年十月,司封奏:“文武官五品以上,请准式叙母妻邑号,乖滥稍多……其流外官、诸司诸吏职务,并伎术官等,迹涉杂类,并请不在封限。”从之。

“诸司诸吏职务”,为新出现的胥吏的称谓,他们数量上远远超过流外官,成为唐后期胥吏的主体。据司封所奏,他们有五品以上的散官,是官,却充吏职,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唐代后期旧的流外九品胥吏体制已不适应新的国家机构运作,但大量出现、普遍设置、不断增长的新型胥吏并未纳入原职员、官品《令》严格规定的流外官体系中。这一现象值得注意。一方面,减少旧有流外官成为官制演变的趋势,另一方面,增加了无数的各种胥吏,却不再沿袭旧有的九品流外等级,他们由有官的、有品的、无官的、勒留的等多种身份职掌人组成。唐后期胥吏构成极为复杂,远非流外九品所能涵盖。

 

(三)地方胥吏

    唐后期地方胥吏分使府州县等衙门胥吏与乡里村督两类。

与前期相较,后期使府州县官吏明显呈激增趋势。《唐六典》卷三O详细记录了唐前期州县府史、白直、典狱、执刀、问事、市令、仓督、佐史等官衙胥吏名目,唐后期显然与之大相径庭。贞元九年省诸州府执刀[32],贞元十五年停减州县官手力门仓库狱囚子等钱[33],表明唐后期州县胥吏基本上在原吏制外另起炉灶,以致旧吏闲置无事,逐渐被废除。

唐后期使府、州、县的财政官吏,诸书无详细记载,三司官典及诸色场库所由等,约有孔目、勾检、勾覆、支对、勾押、权遣、指引进库官,门官、驱使官、仓场官、令史、书手、行官、门子、纲、拣子、诸色小所由等多种名目。史籍所载府州县财政诸吏有行官(掌催驱赋役,如建中四年孔目司文书记载,行官段俊俊、赵秦壁等四人帖匠白俱满失离织建中五年春装布,白俱满布纳讫,由行官赵〖秦〗壁给钞,此行官为节度使府孔目司之下的吏)、库子(如蜀左营卒王殷为赏设库子)[34]、勾押官、押官、库官、权押官、横巡、税木官、粮料官、桥门子[35]、押司录事、市令、仓督、差科、衙佐、录事史、佐史[36]、伍伯[37]等。结合宋府州县吏有孔目、勾押、勾覆、押司官、前后行[38]、衙前、人吏、贴司、造账司、抵候典、散从官、院虞候、杂职、斗子、掴子、抨子、拣子、库子、栏头[39]等看,三司领域的管吏种类使府、州县基本都具备。唐后期在原州县胥吏外,地方已形成了一系列诸色胥吏系统。由于财政为地方常务,财政领域的胥吏成为地方胥吏中的主要部分。

唐后期乡里村诸色职掌人也较前期种类更多。《元稹集》卷三八《同州奏均田状》略云:

    臣遂设法各令百姓自通乎(手)实状,又令里正、书手等傍为稳审,并不遣官吏擅到村乡。

可见村乡长官除里正外,尚设有书手。《白居易集》卷六三《策林二》“二十一、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条云;

    盖以君之命行于左右,左右颁于方镇,方镇布于州牧,州牧达于县宰,县宰下于乡吏,乡吏传于村胥,然后至于人焉。

在县之下,出现乡吏与村前两级机构,书手可能即属于“乡吏”类。其余乡吏、村胥名称种类,已难考知,但地方在县之下另设两级胥吏杂役人后,地方胥吏组织更为庞大。《樊川文集》卷一四《祭城隍神祈雨文》第二文略云:

    乡正村长,强为之名,豪者尸之,得纵强取,三万户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

黄州三万户有多余“强为之名”的乡、村级胥吏500余名,而虔州,穆宗时刺史李渤一次减所由1600[40],可见地方诸色胥吏之多。

从史籍记录看,唐后期地方胥吏在财政上贪赃枉法、侵害百姓,远远超过唐前期。这是因为,其一,唐后期地方胥吏种类数量远远超过唐前期,而使府军职胥吏对乡里威害更大。《樊川集》卷一四《祭城隍神祈雨文》第二文略云:

    黄境邻蔡,治出武夫,仅五十年,令行一切。后有文吏,未尽削除。伏腊节序,牲醪杂须,吏仅百辈,公取于民,里胥因缘,侵窃十倍,简料民费,半于公租。

黄州军府管吏百余辈,公取于民,而乡村里前因缘为奸,百姓受到多重盘剥。唐后期地方管吏均有使府、州、县、乡、里数类,百姓在这五个系统胥吏侵夺剥削下,流亡失业,民不聊生。地方胥吏种类复杂、层次繁复、数额庞大,成为唐后期百姓横遭剥夺侵害的主要原因。 

其二,唐后期一直未建立起对地方胥吏的管理处罚法律制度。在中央,刘晏委任士人掌吏职,利用士人重名的道德力量保证管吏队伍的廉洁,同时也以商品经济的眼光制订理财之策,厚给经费,“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41]正因为有商业及道德双重管理,刘晏理财期间,不治赃吏[42],未建立管理胥吏的法律。地方上胥吏虽由有官的人充任,但充任者多为武将押衙等。随着武将虚衔化,胥吏一般授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等散试官[43],并未进入士人集团,重名轻利的道德对这些地方胥吏没有约束。而地方长官并未像刘晏一样,从商品经济角度对胥吏进行管理,地方胥吏的贪赃枉法、横行乡里没有任何形式的束缚,因此,地方胥吏违法更多,黠吏为盗,成为唐后期严重的社会现象。

 

二、胥吏与官

 

抛开流外九品制,唐代后期的胥吏形成了一套新的等级、身份标志。与后期职事官虚衔化相适应,胥吏所依靠的新等级即各色的官。

 

(一)有官的吏

唐后期的胥吏品级不在是流外,而拥有各种各样的流内品,原只有流内官才能享有官的待遇胥吏也可以变相或原样享受,官与吏的地位不再截然分别、判若云泥了。

《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杂录》云:

(大和)六年六月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等……应服绿及青人,谓经职事官成,及食禄者。

这里不“食禄”的胥吏也可服绿(低级官吏的服色),表明官与吏的界限在服色上已不严格区分。这是官、吏界限逐渐泯灭的标志之一。

胥吏享受官的待遇尚有多种形式。《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兵部侍郎》略云:

大中五年十月,中书门下两省奏:“应赴兵部武选门官、驱使官等,今年新格,令守选二年。得驱使官卢华等状,称各在省驱使,实缘长官辛苦,事力不济,所以假此武官。若废旧格,贫寒不逮,即须渐请停解,公事交见废阙。”敕旨:“两省御史台人吏,前旧例不选数,许赴集。宜令依旧例放选。”

省台人吏可以参选,表明胥吏本身有官,参选已经不再是职事官所独占的领域。

与构成、身份变异相适应,新型胥吏群体有了自己独特的称谓。同书卷三八《服纪下·夺情》云:

大中五年八月,宰臣奏:“伏以通丧三年,臣庶一致,金革无避,军旅从权。近日诸使及诸道多奏请与人吏职掌官并进奏官等起复,因循既久,讹弊转深。非惟大启幸门,实亦颇紊朝典。臣等商量,自今以后,除特敕及翰林并军职外,其诸司诸使人吏职掌官,并诸道进奏官,并不在更请起复授官限。其间或要藉驱使官任,准旧例举追署职,令句当公事,待服阕日即依前奏官。”从之。

诸司、诸使、诸道人吏职掌多是吏,但享受官的待遇。“人吏职掌”是其通称,正显示了其以职为官的特征。上引元和十二年司封奏提到“诸司诸吏职务”,此为新出现的胥吏的称谓,他们数量上远远超过流外官,以官充吏职,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二)勒留官

勒留官是唐后期普遍存在的特殊的官制,其最大特点是官职分离。在政事堂、财政三司、巡院等领域,被授予州判司、上佐、县尉、县丞、主簿等的地方官不去赴任,而是在中央继续担任吏职,按所授予的职事官品领取俸禄,享受官的各种待遇。勒留官在促使官职分离、州县官寄禄官化、州县差遣制盛行等方面,都打上了时代变化的烙印。[44]

勒留官也影响到唐代后期的胥吏制度。由于勒留官在京师担任的多是吏职,勒留官成了胥吏身份的标志。上文已举出勒留官堂头对后期政治、制度的影响,今再以三司系统胥吏为例,加以说明。

《文苑英华》卷四三O《大中元年正月十七日赦文》略云:

度支、户部、盐铁三司吏人,皆主钱谷,去留之际,切在类能。若一概即以年劳,众职从何条举。必资奖诱,明示劝惩。其中如有才用知识,昭然独见,自期展効,建立事功,或剔抉疵瑕,或纠正案牍,发明已往之咎,条理将来之规,宜委本司便与奏论。特有迁授,仍与勾当,依前本司驱使。如守职多年,无事可称,但循黙自容者,一例准年限,勒赴选,不得妄许事故,留在本司。其案牍中,或有过犯,并不用追理,贵许自新,以示宏贷。

这是有关唐后期勒留官的重要史料。据此可知,三司系统的胥吏绝大多数都是勒留官,他们虽然迁授了职事官,但并不赴任,而是留在三司系统,继续充任吏职。大中赦文,要求对这些胥吏进行考察,如无显著业绩,不许勒留。这也从反面证明了胥吏与勒留官的共生关系。胥吏由勒留官任,其身份与原来的流外不同了,勒留官与胥吏的官化,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互相利用的。

正因为唐后期胥吏具有这样与官互相混淆的特殊关系,吏职本身多被成为“官”的显著特点对北宋官制影响深远。《云麓漫抄》卷七云:

唐人多称使,郡守一职也,以其领兵则曰节度;治财赋则兼观察;以至河堤、处置、功德之名。故杨国忠领四十余使。下逮州郡,莫不然。其名猥杂。本朝多称官,如提领官,参谋官,检讨官,参议官,考校官,覆考官,详定官,参详官,判官,推官。下至吏胥,则有通引官,专知官,孔目官,直,省官。走卒则有散从官。流外有克择官,阴阳官。军校有辇官,天武官之号,推其原,亦本于唐。

宋承唐后期之制。胥吏称官,即后期以官充吏职的直接结果。

 

三、职官胥吏化

 

唐代后期正处于一个国家权力重新分配的转型时期。在官制变化中,与胥吏职官化同时共进的,是职事官职掌的胥吏化。

与前期职事官司掌判案,胥吏分领庶务不同,唐后期仍保有职权或新机构中的职事官、使职无一不是掌繁剧,司众务,而原有的司判之官如尚书省六部郎中员外郎、九寺五监卿监丞等则因为职权被剥夺而逐渐虚衔化。

 

(一)中央机构

唐后期中央机构中,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十分明显。这种分配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旧有机构不适应国家行政的发展脉络,官员职掌被侵夺,原清要之司形同虚设;另一方面,保有职权和新出现的机构则职权集中,不胜繁剧。在国家职权新的排列组合中,后者的变化也同样值得注意,本文只以户部为例。

三司户部,与其说是原有尚书省六部的户部,不如说是利用户部之名,另外成立的新型机构更为准确。由于在国家财政困难的状态下司掌钱谷,户部长官要躬亲庶务,成为最为繁剧使司之一。《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十一年正月条记载:

十一年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书右丞夏侯孜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先是判户部有缺,京兆尹韦澳奏事,上欲以澳补之。辞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难以处繁剧,屡就陛下乞小镇,圣恩未许。”上不悦。

韦澳之所以甘冒皇帝不快的危险,正是因为判户部的官职并非美差,虽地位较高,但职掌众多,唐后期以文学进士晋身的清流士大夫并不屑也不善于充当这种职类胥吏的官职。

无独有偶,墓志中也记载了另一个推辞判户部之例。《洛阳新获墓志》111卢氏郑夫人墓志记载:

(郑颢)及除官,复拜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公戚戚不乐,始三日,有吏捧牍至,公谛之曰:“和籴军储五十万,责效在旬朔,愿得吏以委之。”公以简支颐,熟视其吏曰:“非予所能也。”亟拜诏,乞守闲秩。

郑颢“乞守闲秩”的过程耐人寻味。在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任上,郑颢要应付繁重的军储调动、和籴费用及支配,职掌丛脞,出身于新型进士世家的郑颢难以应付,因而“戚戚不乐”。终于,在50万石和籴军粮的安排及支配问题上,郑颢无具体解决之策,不得不辞退所任,另寻轻松的“闲秩”之官。较之杨澳,郑颢辞官的理由更为明确,这正是唐后期户部使司职权加剧,户部官员要躬亲庶务,兼并了原部分胥吏职掌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官员兼吏职,即官员的胥吏化。

 

(二)地方

地方官职掌的胥吏化,较中央机构明显得多。唐后期自节度使以下,刺史、县令、僚佐无不职掌繁剧,不胜劳碌,疲于奔命。

《大唐传载》[45]云:

京兆尹有生杀之柄,然其清要之官多轻薄之,目为所由之司。

“所由”即胥吏。何以如此,出土墓志能说明些问题。孙景商墓志[46]略云:

半岁为京兆尹。一持正道,豪人望风敛束。视案牍,靡昼夜。

可见京兆尹的职务与繁忙程度。《唐会要》卷三四《杂录》云:

宝历二年九月,京兆府奏:“伏见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伏请不令教坊收管,所冀公私永便。”从之。盖京兆尹刘栖楚所请也。栖楚出河北,大率不读书史,乖于闻识,曾不知从前非物足而阙于制置也。盖以京邑四方取则之地,务繁权重,岂以声乐倡优,方镇宴游为事哉!失之甚矣。

“务繁权重”,是京兆尹的最主要特点。也正因为“务繁”,其视案牍之繁忙类似胥吏,被没有重职,又地位较高的中央诸司清要官看不起。

实际上,唐后期不仅京兆尹,地方上的刺史、甚至节度观察使,都类似所由之司。刺史、县令更是躬亲庶务,案牍繁忙,类似有权的胥吏。《文苑英华》卷八一二郑吉《楚州修城南门记》详细记载了楚州刺史李荀在任上的事迹,今详引之如下:

楚最东为名部,疆土绵远,帯甲四千人,征赋二万计,屯田五千顷。凡兵、赋、食,三者相通也。公尝亟言,兵愿试锋颖焉。召对延英,得列以闻,可脂辖矣。故遂授铜虎符竹,使符来此。公始下朱幡,遽视城洫,简兵甲,阅卒伍,若不适于意者,楚人再无岁负租逋谷甚多。乃去乡胥之啄害民者,敛赋与之缓期,人戴其惠。征租力人入矣。得善用筹者,勾稽公物之出入,抉负财且二百万。俾军吏之敏察者,觇公田之稼,得将隠谩之谷,不翅万斛。掌公财而坐于市,占军籍而蔽其家,计其入仅足其廪食,牧财而斥其人。外厩有征马,虽不满四千蹄,而粟脂药之用,圉牧将卒之列,繁且耗。公曰,幸天下无事,就有道,而此悉罢去之。月省费三万。藏有墆财矣。乃完补卒伍,乃犀利甲兵,乃饫饱吏士,乃恢崇规制。掾曹有公膳,牙门有常饔,胥史有官厨,卫卒有给食,合而言之,曰廪飡钱者三百七十人。先是,以岁用不足,常自正月迄于仲夏,凡曰廪飡钱者皆半之,俟敛新赋而后复之。或灾沴水旱,赋不毕入,于终岁不复。公曰,宁损他费焉,有责其尽力而使之歉复耶!悉赒之,仍笔于检日用约,若今岁后或不易羊羮之败,其无虞乎!由是吏胥醺其徳,将卒许之死矣。士伍寒燠,有若赐衣,诏以岁贡,征缗赋之。向者泉轻币重,而赋之以帛,而士得其赢,今也泉重而币轻,犹赋之以帛,官受其利。公曰,吾心有不安焉。盍赋以缗,茍不足即与帛,而时其物之价而直之。既闻令,欢声动壁垒。皆曰,有君如此,使我蹈水火可也。乃新南门,巉然而楼増以旧五之二焉。

据此,可知刺史对州内事务荦荦大者如兵、赋、食三项,均要司掌、安排,事必躬亲,远非前期只是判案之比。从墓志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后期刺史的职权变化,还可以窥知官吏易位、官掌吏职的具体执行情况。

在苏州、杭州刺史任上,白居易对刺史职掌之繁重,不胜抱怨。如他《酬别周从事二首》诗中云:“腰痛拜迎人客倦,眼昏勾押簿书难。辞官归去缘衰病,莫作陶潜范蠡看。”在《自咏》诗中,他叹到:“闷发每吟诗引兴,兴来兼酌酒开颜。欲逢假日先招客,正对衙时亦望山。句检簿书多卤莽,堤防官吏少机关。谁能头白劳心力,人道无才也是闲。”在《题西亭》中,他三复斯言云:“朝亦视簿书,暮亦视簿书,簿书视未竟,蟋蟀鸣座隅。始觉芳岁晩,复嗟尘务拘。西园景多暇,可以少踌躇。”[47]“勾押簿书”、“句检簿书”、“视簿书”,成为刺史生活的主旋律,值得注意的是,“勾押”、“勾检”,原来是胥吏的职掌,唐后期刺史也干着勾押、勾检的事,实际上已经职同胥吏了。

唐后期诏敕中多刺史、县令并举,县令与刺史地位有别,但职掌类似,也更加接近胥吏。如刘略墓志记载:其“从宦之初,洞闲吏术”,任“陕州夏县令”时,“闾井耕桑之业,调赋征敛之条,诉辨推谇之繁,廪藏出纳之广,公则动指诸掌,悉经于心”[48],此为县令的具体“吏术”。《唐大诏令集》卷八六《咸通七年大赦》云:

天下州县官等皆罕习律令,莫知重轻,唯任胥徒,因多枉滥。委本道观察使觉察闻奏。又刺史县令,多务游宴,不思官常,决遣既妨,囹圄自满,永言冤滞,岂不由斯。委观察使表率条流,以惩深弊。

唐前期刺史、县令的“游宴”、“唯任胥徒”,是其任官常态,而后期则是被禁止的,因为唐后期对刺史、县令职掌的要求即是躬亲庶务,亲行勾押勾检之职。

节度观察使下的官员,更类似胥吏,墓志中记载了观察支使自称“门吏”[49]的事实,正是对其类似胥吏身份的直接写照。《容斋续笔》卷一“唐藩镇幕府”[50]条云: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观韩文公送石洪、温造二处士赴河阳幕序,可见礼节。然其职甚劳苦,故亦或不屑为之。杜子美从剑南节度严武辟为参谋,作诗二十韵呈严公云:“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怱怱。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成寻别业,未敢息朕躬。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而其题曰《遣闷》,意可知矣。韩文公从徐州张建封辟为推官,有书上张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节目十余事来,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寛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率以为常,亦不废事。茍如此,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杜、韩之旨,大略相似云。

洪迈已将唐后期幕府僚佐的胥吏地位概括无遗了。

 

(三)专知官、士人掌吏职

如果说中央、地方官员(尤其是长官)职掌繁重,事必躬亲,尚可说是类似胥吏的话,唐后期另一类型的专知官、士人掌吏职,则可以说是对胥吏权力的直接侵夺。

刘晏在国家财政制度改革中,曾发表过一段著名的议论,此议论及其随后的改革奠定了唐后期百余年财政官制的规模,即:“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因而,在刘晏所掌的财政领域,“检劾出纳,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书而已。”[51]原胥吏的勾检簿书、出纳钱谷职掌被士人分割,刘晏改革的基调即士人职掌胥吏化。

而结合唐代史籍看,唐后期士人兼并吏职,也并不仅限于财政领域。《唐会要》卷八二《甲库》云:

(建中)二年十月十一日,中书门下奏:“中书门下及吏部制敕甲库等,准式,中书舍人、给事中、吏部员外郎,并合专判。缘官望清高,兼外有职事,不得躬亲。所以比来文历,多有罪过。今请每库采择一公清勤干,专押甲库,冀事得精详。其知经四周年,无负犯,仍望依资与改官。”奉敕:“依。”至三年四月三日,给事中关播奏:“三省中库官各一人,或属假故,即公事废阙,请各更置一人。其吏部行内考功、司封、司勋库郎中,仍请两人分掌。临时事故,即勒通知。”奉敕:“宜依。”至贞元八年十一月九日,吏部侍郎杜黄裳奏:“以前资官充专知,既无俸料,颇亦艰辛,请入库日便依资与官,仍许四周年不用阙。”奉敕:“前资官未有功劳,不合改转。既无俸料,又虑艰辛,入库之日,宜与同类官。”

三省甲库,原中书舍人、给事中、吏部员外郎职掌,现分离出来,设专知官。专知甲库官是士人代替胥吏职掌的显著事例。同书同卷云:

(元和)十三年正月,关播迁给事中。旧例,请司甲库,皆是胥吏掌知,为弊颇久。播始建议,并以士人知之。至今称当。

据《大唐传载》,“建中初,关播为给事中,以诸司胥吏为弊颇多,播议用士人掌之”[52]。似乎关播的建议扩大到了整个中央诸司。这也反映了唐人对士人领吏职的看法。

专知官虽称为官,仍是胥吏充职。经关播建议,士人掌吏职。可见士人掌吏职不仅限于财政中的刘晏改革。《唐会要》卷八二又云:

      太和三年四月敕:“甲库官,旧例初入授同类官,考满去职,则与依资改转。此事参差,有优有屈。今宜同并诸色职事带正员官者,准宝历二年十一月九日敕处分,其改转亦同前件。如已在甲库授官者,即听且依旧敕处分。”

甲库专知官同“诸色职事带正员官者”,表明这些也是以正员官身份领吏职。

由此引发了唐代设官分职的政治体制的变化。

唐前期设官分职的特点为小官领要职。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二六“监司官非刺史”条指出:“巡按御史以七品官弹劾督府以下,盖取其官轻而权重。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正因为有这样轻重之分,因而唐前期官制格局不容更改。《唐会要》卷五一《识量上》云:

天授二年,太学生王修之上表,以乡有水涝,乞假还。上临轩曰:“情有所切,特宜许之。”地官侍郎狄仁杰跪而言曰……“故左右丞已下不勾,左右丞相,流已上方判。以其渐贵所致……”

狄仁杰的话体现了唐前期官制体制的原则,即小官领要职,高官渐贵,不必躬亲,掌大体而已。正如同书同卷记载,元和二年,杜黄裳曰:“然事有纲领大小。当务知其远者大者。至如簿书狱谳。官吏能否。本非一人之所自任也……则为人上之体。固不可代下司职。但择人委任。责其功效。赏罚苟信。谁不尽心。”皇帝如此,官职大小,也是如此。

唐前期官吏地位及职掌多少基本上呈倒三角型,官越高,权越重,事越少;躬亲庶务,则由胥吏处理,高官闲而胥徒职繁务重。唐后期由于国家行政改变,行政职权在官与吏之间重新分配,不但小官领要职的原则被抛弃,官与吏的界限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完全打破。官制的变革从官职、职掌、官员设置、人员构成等制度层面辐射到国家行政观念领域,体现了唐后期国家官制演变的深入和彻底性。

唐后期出现了大量的提举、专知、监当等官,这些官职使官员吏职化,官行吏任。唐后期官行吏职于各种机构、各行政领域普遍存在,如刘晏改革,京兆尹被称为所由之司等,即显著之例。官行吏任,与行政手段复杂化互为因果。唐后期国家行政的另一趋势是专业化,职能多样化,这也是为什么三官通押被取代的原因。官领吏职,也是行政手段专业化的体现。唐后期的官员吏职化,胥吏有官的身份,享受官的待遇,这双向的变革模糊了曾经严格的官吏界限。在这种形势下,国家一切职掌处于新的排列组合中,中国古代官制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Some Thought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guan (official) and li (clerk)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Tang Dynasty

 

Abstract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xuli (clerk)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guan (official), arguing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State’s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Tang led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xuli system and the rising of a new-type xuli.  Such changes are manifested in the replacement of the traditional local officials by the new-type xuli and the blurring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guan (official) and li (clerk).

Key words Last years of the Tang, xuli (clerk), distinction between guan (official) and li (clerk)

 


 

[1]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机构建制考》(《北大史学》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0-195) ,考证分析了堂帖、堂案和五房、堂后官、堂头、堂吏等。陈国灿、刘健明主编的《〈全唐文〉职官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对《全唐文》职官名称及所引发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具体考订辩证,可资参看。拙作《唐代的勒留官》(《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197页)也简单探讨了勒留官导致 的官职分离、州县官寄禄官化、官吏界限模糊等方面的变化。

[2] 《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803页。

[3] 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の研究》第四章第五节“唐代の胥吏”,同朋社1969年版,第437-473页。有关唐代胥吏的文章尚有:郭锋:《唐代流外官试探》,《敦煌学辑刊》19862期;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892期;李锦绣《典在唐前期财务行政中的作用》,《学人》3,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王永兴:《〈通典〉载唐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流外官制校释》,《关于唐流外官的两点意见》,见氏著《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369页;任士英:《唐代流外官制研究(上)、(下)》,《唐史论丛》5,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304页,《唐史论丛》6,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240页;福岛繁次郎:《中国南北朝史研究》第一篇第二章第五节“入流について”,名著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166页。

[4] 关于色役的研究参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12期;《唐天宝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度和其他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5] 《史林》444期,收入氏著《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同朋社1986年版。

[6] 《权载之文集》卷二O《韩公行状》,四部丛刊本。

[7] 详见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313页。

[8] 《唐会要》卷六五《宗正寺》,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143页。

[9] 《唐会要》卷六六《大理寺》,第1149页。

[10] 《唐会要》卷七五《选部下·杂处置》,第1365页。

[11] 《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杂录》大和六年七月条,第576页。

[12]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280页。

[13] 《唐代财政史稿 (下卷)》,第420-426页。

[14] 张汶墓志,《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09页,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大中040,《全唐文补遗》,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15] 张夫人成氏墓志,《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大中008,《全唐文补遗》,第4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

[16] 朱捷元等:《西安西郊出土唐“宣徽酒坊”银酒注》,《考古与文物》19821 期。

[17] 李德义墓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18] 王季初墓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第136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284页。

[19] 《册府元龟》卷六七O《内臣部·诬构》大和五年二月条,中华书局影印,1960年版,第8808页。

[20] 《册府元龟》卷六六九《内臣部·贪货》,第8000页。

[21] 《旧唐书》卷一七O《裴度传》,第4414页。

[22] 武自和墓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第121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23] 魏孝本墓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第121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266页。

[24] 张叔遵墓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第125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271页。

[25] 《唐会要》卷六O《御史台上·御史台》,第1046页。

[26] 详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机构建置考》,《北大史学》72000,第187-194页。

[27] 除上引御史台驱使官外,朝堂也置有驱使官,见《唐会要》卷八二《当直》,第1517页。

[28] 中华书局年版,第41-42页。

[29] 李审规墓志,《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276页。

[30] 邵才志墓志,《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O,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82-483页。

[31] 郭克全墓志,《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274页。

[32] 《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计部·经费》,第5788页。

[33]《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第1663-1664页。

[34]《酉阳杂俎续集》卷七《金刚经鸠异》,方南生点校,中华书局,1981,第271页。

[35]《金石续编》卷一一《高壁镇通济桥记》,《金石萃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册。

[36]《常山贞石志》卷一○《封崇寺陀罗尼经幢》。

[37]《北梦琐言》卷四毕舅知分条,林艾园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3页。

[38]《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第3419页。

[39] 《嘉定赤城志》卷一七吏役门,《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册,第7417页。

[40] 《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第4440页。

[41]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元年七月条,中华书局点校本,第7287页。

[42]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元年十月条,第7289页。

[43] 参见拙著:《唐代“散试官”考》,《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210页。

[44] 详见拙著:《唐代的“勒留官”》,《唐代制度史略论稿》,第183-197页。

[45]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8页。

[46] 《全唐文补遗》第六册,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47] 《白居易集》卷二四、二○、二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0451455页。

[48]《全唐文补遗》第六册,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186页。

[49] 《全唐文补遗》第六册,第192页。

[50]《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23页。

[51] 《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参《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元年七月条。

[52] 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页。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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