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康熙51年（1712）穆克登长白山定界，是从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历史现实出发的；朝鲜提出长白山天池以南为朝鲜界的定界目标，既有领土方面考虑，更有安全及防御方面考虑；穆克登长白山定界的主要依据是《盛京通志》有关长白山天池为鸭绿江、图们江源头的地理知识。

【关键词】查界 定界  宁古塔回归说 长白山 白头山

一、清朝初年中朝鸭绿江、图们江边界

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局面是在明朝初年形成的。它是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不断向北拓展领土的结果。元末明初旧元势力退出朝鲜半岛形成势力真空，高丽王朝趁机向北拓展领土，在鸭绿江下游南岸一带，沿昌城、碧洞、江界一线，设置了一系列邑镇。向北收复双城总管府一直推进到吉州，并在吉州以北、图们江以南地区与女真人展开攻防战。[1] 1392年李成桂发动易姓革命，建立新兴的朝鲜王朝，继续向鸭绿江上游及图们江下游一带推进。特别是朝鲜第四代国王世宗（1419-1450）积极推行北进政策，沿图们江下游南岸一带设置六镇，鸭绿江上游南岸一带设置四郡，从而以鸭绿江、图们江天险做为其北拓领土的前哨基地。[2] 但是，上述地区本属于女真领地，由于女真人不断反抗和偷袭，世宗去世后不久，朝鲜不得不放弃鸭绿江上游的四郡，女真人重回旧地，形成朝鲜历史上所谓“废四郡”地区。表明朝鲜在鸭绿江上游地区尚未站稳脚根。16世纪末17世纪初，正值努尔哈赤兴起时，朝鲜获得了经营北方领土的绝好机会。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的过程中，征调鸭绿江上游、长白山南麓及图们江中下游女真壮丁，统统卷归兴京编入八旗。[3] 从此，女真人再也没有回到上述地区，这对朝鲜巩固鸭绿江、图们江边界是十分有利的。

学界一般认为，明代中朝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清朝代替了明朝，那么清代理应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这在逻辑上虽说得通，却把历史问题过于简单化了。明初以来中朝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是事实，因为朝鲜从未越过此线在江北设过行政建置。但是清朝作为一个新兴王朝，有一个认同边界的过程。那么，清初统治者是如何看待中朝边界的呢？

皇太极时期同朝鲜达成遵守鸭绿江边界的约定。1627年（丁卯）1月和1636年（丙子）12月，皇太极先后两次入侵朝鲜，朝鲜史称丁卯、丙子胡乱。皇太极入侵朝鲜的目的不是为了掠夺领土，而是为了割断明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解除进攻中原时的后顾之忧，并且从朝鲜获取必要的军粮。[4] 皇太极从朝鲜撤军以后，遵守同朝鲜的“各守封疆”约定，满足朝鲜保护领土、边界的要求。1627年第一次入侵时，皇太极担心战线过长，急于同朝鲜求和，而朝鲜方面由于军力衰微，难于抵抗后金攻势，同意后金的讲和要求。同年3月，皇太极派使臣与朝鲜国王在江华岛“焚书盟誓”，“誓约凡三条：曰结为兄弟之国也；曰各守封疆永世相好；曰翌日撤兵还归，不复逾鸭绿江岸也”。[5] 即两国达成以鸭绿江为界“各守封疆”的约定。这更多地反映了朝鲜欲将后金势力挡在鸭绿江以北，阻止其南下侵犯的意志。

再看一看图们江边界。皇太极关注图们江下游地区，是因为居住在图们江北岸珲春一带的女真人库雅喇。库雅喇是东海女真的一部，原住在珲春以东沿海各岛，崇德4年（1639）其酋长加哈禅发动叛乱，皇太极派兵镇压，同时要求朝鲜派舟师援助，清兵与朝鲜舟师联合攻打，很快征服了库雅喇。将库雅喇的一部分带往沈阳编入各旗披甲，其余部分令其留住珲春，并要求朝鲜供应口粮。库雅喇的住地形势孤绝，经常遭到朝鲜六镇边民的侵袭，图财害命遭暗算者有之，被抢猎物、猎具者有之。为了保护库雅喇的生命财产安全，皇太极向朝鲜发去如下咨文： 

从来以江为界，纵见倦雉堕地亦无越取之理，今反出边偷取。但雕乃微物，恐由小及大，渐成乱阶。[6]

 这里所谓“从来以江为界”，是关乎图们江南岸朝鲜训戎、庆源边民，渡江偷窃库雅喇猎物、猎具之事，故指图们江确定无疑。[7] 即皇太极承认两国从来以图们江为界，要求朝鲜约束边民不得越过图们江，以免“由小到达，渐成乱阶”。同样地，朝鲜庆兴等地边民，也面临着江北清朝兵民越江无理讨索的问题。朝鲜在给皇太极的咨文中，同样强调两国“虽义同一家，而彼此疆场自有界限”，约束兵民不许擅越图们江。[8] 由此可以看出，皇太极时期与朝鲜达成彼此约束边民不得擅越图们江的约定。

顺康年间，为了阻止朝鲜边民越境采参，清朝实行严厉的禁江措施。顺治元年（1644）清朝举族入关，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变成空旷无人区，而江北丰富的人参资源吸引无数朝鲜人趋之若骛。这一时期，中朝两国围绕越境事件的重大外交交涉，如康熙24年（1685）三道沟事件等，是由于朝鲜边民结成团伙越境采参引起的。[9] 清廷通过咨文、敕书一再警告朝鲜“国有一定疆界岂容私越”，“盗参事小封疆事大”，强调疆界的重要性，试图阻止朝鲜边民的越境行为。为此，清朝实行极其严厉的禁江措施，越过鸭绿江、图们江即意味着越境，要求朝鲜予以处罚。迫于清朝的压力，朝鲜对犯越罪人实行严厉惩处，一旦发现边民越江，无论是采参、打猎还是伐木，在江边枭示以警众人，地方官则远配边地。[10] 顺康年间严厉的禁参政策和伴之而来的禁江措施，有效地扼制了朝鲜边民向江北地区扩散，保证了中朝之间鸭绿江、图们江边界。

表1：清朝要求朝鲜严守疆界的事例[11]

 

表2：鸭绿江、图们江被称作“禁江”的事例[12]

 

以上所及，从皇太极到顺治、康熙年间，中朝两国虽未达成有关国界的正式协定，但是通过越境事件的频繁交涉可以看出，鸭绿江、图们江已经成为两国彼此公认的、事实上的国界。康熙51年（1712）长白山定界就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

二、康熙年间清朝历次查界与朝鲜的阻挠

此章标题定为“查界”，而非学界惯用的“查边”，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清朝历次调查中朝边境，不仅调查鸭绿江、图们江以北清朝境内，同时调查其南边的朝鲜境内，所以有别于单方面查边。其二，康熙51年长白山定界以前，鸭绿江、图们江已经是中朝两国彼此公认的、事实上的国界。

再有一点，康熙年间清历次查界动机，学界普遍认为缘起于中朝边界不清，尤其是鸭绿江、图们江之间连陆的长白山边界不清楚，导致两国边民私相越境。其实不然。如前所述，通过中朝两国频繁的越境交涉，鸭绿江、图们江已经成为彼此公认的事实上的国界，无需再去定界。至于两江之间连陆地方，虽然彼此界线不分明，但是那里人迹罕至，越境事件主要不是发生在那里。因此，中朝边界不清，导致边民私相越境，不是清廷查界的主要动机。

康熙年间清朝先后四次计划探查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是为了编纂地理志。不仅与圣祖注重实际地理调查的科学精神分不开，还与圣祖注重长白山发祥地，欲遍审其内外形势有关。早在康熙16年（1677）5月，圣祖就派遣内大臣武默讷、侍卫费耀色、塞呼礼等4人，探查长白山及宁古塔一带。4人由吉林沿松花江而上，6月达山颠，观天池，7月巡阅宁古塔、会宁等处，8月还京。[13] 9月圣祖说：“长白山发祥重地，奇迹甚多，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典”。12月封“长白山之神”，实行春秋二祭。[14]

两年以后，康熙18年（1679）圣祖又派通官张孝礼同乌喇将军到达朝鲜会宁，探问通往长白山的道路和里程。圣祖听张孝礼等报告，朝鲜北部邑镇极度衰残，担心探查人员在中途受累，于是命令作罢。[15] 当时盛京地区正在编纂各府州县志，康熙22年（1683）清廷派遣京臣董秉忠督促此事，第二年，完成三十二卷本的《盛京通志》。前述张孝礼第一次到达会宁，寻问长白山道里估计与编纂《盛京通志》有关。由于此次探查计划搁浅，《盛京通志》·《盛京舆地全图》，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部分，极其简单疏漏（参见地图1）。

三藩之乱平定以后，全国统一形势渐趋稳定，康熙25年（1686）圣祖任命勒德洪等7人为一统志总裁官，着手编纂《大清一统志》。[16] 随之，探查中朝边境及长白山提上议事日程。康熙30年（1691）清廷向朝鲜发出派遣宗室查山、尚书图纳等5人，于第二年（1692，壬申）春，从鸭绿江南岸至图们江南岸一带看阅，要求朝鲜指派熟悉地形的人指引道路，这就是朝鲜所称“壬申查界”。[17]

查界消息传来以后，朝鲜朝廷一片哗然。许多朝臣认为，清朝国内必有不得已返回宁古塔故地的原因，所以借口画舆图欲探查朝鲜西北道路形势，以备将来中原形势危急时返回宁古塔。有人甚至提议修筑北汉山城作为国王的临时驻跸所。[18] 充斥朝鲜朝廷，给朝鲜北方政策以极大影响的“宁古塔回归说”由此发端。按照此说，清在中原溃败以后，势必退入朝鲜西部，穿过朝鲜内地，经由朝鲜北部六镇地区，返回女真故地宁古塔。这种对清在中原统治地位心存疑虑的所谓“宁古塔回归说”，首先源于朝鲜士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即“夷无百年之运”。其中还夹杂着朝鲜经历两次清兵蹂躏，所形成的仇清心理。其次，康熙初年清朝接连不断的征战（三藩之乱、平定台湾、平定准噶尔部），特别是康熙29年（1690）皇帝亲征噶尔丹（朝鲜称太极鞑子）等消息，通过朝鲜使臣源源不断地传回国内，加重了朝鲜的疑虑与戒备。

尽管如此，清廷以皇旨通告派遣五使查界，朝鲜不能不预做准备。朝鲜首先令西北道臣描绘沿边山川形势，并差出接伴使准备迎接清使。朝鲜内心虽充满敌意，表面上不得不做出顺从的样子。出于侥幸，朝鲜以地形险峻、支供难筹为由企图回避查界。接到朝鲜路险咨文以后，圣祖认可了朝鲜的请求。他指出“地方险隘是实，前驻防协领勒楚来时亦曾奏过地方险阻，若去朝鲜国人及往看大臣官员俱徒受劳苦，我们地方既经详明，着再议具奏”。[19] 圣祖在查界问题上，对朝鲜采取不强迫为其所难的宽容态度，与这一时期清对朝鲜怀柔政策分不开。纵观清朝对朝鲜的政策，曾出现两次转机。一次是顺治初年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对朝鲜的政治压迫大大减轻，顺治元年不但遣返朝鲜质子，还减轻朝鲜贡物数量。另一次是在平息三藩之乱以后，对朝鲜的政策由强硬转为宽容。康熙年间几次查界交涉及康熙51年长白山定界，就是在这种宽容气氛中进行的。

壬申查界搁浅以后，康熙46年（1707）圣祖采纳西洋传教士的建议，对全国各地进行经纬度实测，编纂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探查中朝边界，特别是长白山一带地形、地势，再次提上清廷的议事日程。

同年12月，传教士张诚、白晋等牵头，从北京开始测定经纬度，到康熙50年（1710）东北地区的实测基本结束，完成《盛京全图》、《乌苏里江图》、《黑龙江口图》、《热河图》。[20] 地图送到北京以后，圣祖发现鸭绿江、图们江之间不甚详细，决定集中调查两江之间的连陆地方，于是有了乌喇总管穆克登的第一次查界。清廷考虑壬申查界时，朝鲜极力回避查界，所以决定借调查朝鲜边民越境杀人事件（渭源事件）之机，行查界之实。圣祖认定，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俱已明白”，只是“鸭绿江、图们江两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于是密谕穆克登：“乘此便至极尽处（指长白山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来奏”。[21] 即下达了调查两江之间连陆地方即长白山地区中朝边界的命令。

但是，清廷以密谕的形式查界，没有向朝鲜发出公开的查界通告，反而加重了朝鲜的疑心。康熙50年（1710）当清使穆克登以调查清人被杀现场的名义到达渭源以后，要求朝鲜继续指引道路时，遭到朝鲜接伴使宋正明等的百般阻挠。宋正明为了避开经由朝鲜内地通往北道的雪罕岭要路，故意将穆克登一行引入地势绝险、人迹罕至的废四郡路。宋正明自认为清使经历路险以后，自然会越入清朝境内平坦的路行走。然而倔强的穆克登坚持溯鸭绿江而上，结果行到狄洞附近折掉门齿，才不得不结束第一次行查。[22]

三、中朝定界设想与康熙51年（1712）长白山定界

康熙51年2月圣祖吸取上一年查界失败的教训，正式向朝鲜发出查界通告，有关查界的谕旨如下：

 今年穆克登等自凤凰城至长白山查我边境，因路远水大未获即抵彼处。俟明春冰泮时另差司员同穆克登自义州江源造小船溯流而上，若小船不能前进即由陆路往土门江查我地方。此去特为查我边境与彼国无涉（下划线为作者所标），但我边内路途遥远地方甚险，倘中途有阻令朝鲜稍为照管。[23]

 上述谕旨若单从字面含义看，就是通告朝鲜派遣穆克登从鸭绿江到图们江查看地形，是为了“查我边境”、“查我地方”，与朝鲜无涉。不少人据此主张，康熙51年穆克登探查长白山是清朝自我查边，不是中朝定界。如光绪13年（1887）丁亥勘界时，中方代表秦煐指出，查边既与朝鲜无涉，自非定界。如属定界，岂云无涉。[24] 秦煐否定长白山定界，自有他的一番道理。从碑文内容“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为分水岭上勒石为记”看，碑理应立在鸭绿江、土门江分水岭上，也就是三池渊、虚项岭附近的小白山。而实际上，碑却立在天池东南边，其一端连着鸭绿江，另一端连着松花江支流。而松花江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上，根本不可能成为中朝国界，所以秦煐认为穆克登此行是查边，非定界。但是许多证据表明，穆克登探查长白山确系中朝定界，这已成为中外学界共识，在此不再赘述。[25]

细分析起来，上述谕旨隐含如下两层意思。第一，清廷前两次探查计划，都因朝鲜的阻挠受挫，所以意在排除朝鲜干涉。第二，由清主导定界，朝鲜只需指引道路。表明清朝没有视朝鲜为平等的定界对象，这并不意味着定界结果就是不公正的。定界前，康熙49年（1709）圣祖在畅春苑接见朝鲜使臣，询问两国分立境界的事，就是为了了解朝鲜对于边界的想法，确保定界的公正性。[26]

下面通过朝鲜朝廷讨论定界对策的过程，考察朝鲜的定界设想与目标。

当接到清廷派遣穆克登探查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的正式通告后，朝鲜朝廷反映要比上一年平静得多。虽然仍有一些强硬派力主回咨拒绝，但国王和多数臣下认为，清使牌文出来之后回咨拒绝，只会给朝廷带来麻烦。[27] 于是，接待清使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制定了“差官接待事宜别单”，规定清使的登山路线、投宿处、饮食、译官、礼单等具体事项。[28] 其中，清使登山路线，朝鲜可谓费了一番功夫。本来从鸭绿江边的惠山，到图们江边的茂山，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甫多会山北路，另一条是甫多会山南路。南路靠近江边是由鸭绿江边通往图们江边的捷径。但是在选择登山路线时，国王却下令避开近江捷径，绕道甫多会山北路。[29] 其原因，一是受“宁古塔回归说”的影响，不想让清使探到通往北道的捷径；二是尽量将清使引到北面，因为这对定界时朝鲜有利。从现存汉城大学奎章阁“穆克登定界路线图”看，[30] 当时中朝查界人员在惠山分手后，一路由穆克登带领清朝画员、从役及朝鲜译官、军官、引路人等，直上长白山顶天池，寻鸭绿江、图们江水源；另一路朝鲜接伴使朴权、李善溥等年老体弱者沿甫多会山北路前往茂山等候。[31]

朝鲜朝廷讨论定界问题，关注点很快落在两江之间的连陆地方即长白山以南。该地过去是女真人的地盘，自16世纪末17世纪初女真人离开后，一百多年来空置无人。康熙51年3月昼讲入侍时，知经筵崔锡恒提出如下扰虑： 

差官来到后如或有查境之举，则自我所以应之之道不可不预为熟讲。鸭绿、土门两江流大处，则自可以江为界，而两江源头众水杂流，有难以水为限处，则必须审查地形，详考故实，细询土人，的确断定以待之，然后方可无临时差失之患。”[32]

 朝鲜之所以关注长白山以南空旷地，有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领土方面考虑。17世纪初女真人离开此地后一百多年来，已经有不少朝鲜流民入住并开垦其土地。如图们江边茂山，于康熙23年（1684）新设都护府。茂山以北的朴下川（图们江上游）临江台附近，朝鲜虽未设行政机构，因这里土地肥沃、又有参皮之利，到康熙45年（1706），已有一百多户朝鲜流民入住，形成几百人的大村。[33] 这些地方的归属尚不明确，朝鲜认为这是疆场重事。如侍读官吴命恒指出：

鸭绿、土门则以江为界宜无可论，而臣闻三甲（三水、甲山）茂山之境无江之处，自白头抵长白[34]（朝鲜称小白山）之间，绵亘旷漠，本无界限。虽以《舆地胜览》见之，朴下川在于彼境，而今则我民居之，未知彼境又有他同名之地。而此等处亦不分明，系是疆场重事，不可不预为看审。[35]

第二，安全及防御方面考虑。清朝历次查界时，朝鲜疑心很重，前述壬申查界时为了避开通往北道的雪罕岭要路，将穆克登引入绝险的废四郡路。穆克登第二次奉旨查界，朝鲜定清使登山路线时，固意避开甫多会山南路之近江捷径，绕道北路，就是担心有朝一日清在中原败退、返回宁古塔时，会贻弊朝鲜。甚至有些朝臣提出，清此次查界说不定会“移山外部落居于此地”，或者“预为看审将为异日据夺之地”。[36] 认为一旦此空旷地划入清朝界内，就等于朝鲜北门洞开，朝鲜的安全就没了保障。对清的不信任与戒备是朝鲜极力争取长白山以南空旷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以上原因，在讨论定界对策时，多数朝臣建议要避免以朝鲜所设把守处为界，这成为朝鲜的定界原则。把守处是朝鲜的实际控制线，但是均在离长白山5、6日程的地方，如果以把守处为界，长白山以南的空旷地就要划入清朝界内，这是朝鲜不愿看到的结果。那么以何为界呢？都提调李颐命提出：

 我国（朝鲜）既以豆（豆满江即图们江）、鸭两江为界，则毋论发源处与下流，水南皆当为我地[37]。

 即发源处同下游一样，也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但是，两江发源地众水杂流，要想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绝非易事。为了探明两江水源，朝鲜在穆克登到达之间，事先派出南、北兵使前往长白山探查。二人踏查后绘制地图呈进，结果鸭绿江水源基本一致，图们江水源出现分歧。[38] 可见图们江水系的复杂。其实在整个定界过程中，不但穆克登本人，就连朝鲜也没有弄清图们江正源到底在哪里。

在派出南北兵使探查两江水源的同时，朝鲜开始寻找文献证据。很快在《盛京通志》·《乌喇宁古塔形势图》傍注上，找到“南至长白山1300余里朝鲜界”的记述。[39]

 

 

 

 

地图1：《盛京通志》·《乌喇宁古塔形势图》，康熙23年（1684） 

其实，这一段文字表述十分模糊，只是说明乌喇、宁古塔南界到长白山，连接着朝鲜，并没有说清楚乌喇、宁古塔与朝鲜的界线到底在哪里。朝鲜却如获至宝，据此得出长白山以南为朝鲜境的结论。

另外《盛京通志》·《山川志·长白山》条中，有关长白山天池为鸭绿江、图们江源头的记述，成为支持这一结论的又一证据。朝鲜接伴使朴权指出： 

其山川卷中长白山□注有曰：其山巅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松花江），东流为阿也苦江，今考其地西南流入海者为鸭绿江，东南流入海者为土门江云云，此亦可为以白头山为两江出源之左契，而白头山南自当在于我界之中。[40]

 由于中国地理志被清朝规定为禁书，不准流入藩国，所以经过朝鲜朝廷再三讨论，最后决定清使到来时，不要提《盛京通志》为证据的事。即便如此，临出发时接伴使朴权仍感底气不足。首先，长白山以南空旷地曾经是女真人的故地，清朝若诚心要回，朝鲜也无计可施。其次，此空旷地朝鲜没有地名标识。图们江上游几大支流中，朴下川、鱼润江、红丹水尚有江名，而红丹水以上则无江名可考。[41] 于是国王一再吩咐，“疆域定限所关甚重，必须终始力争”。[42]

后来穆克登查界行到厚州，向朝鲜译官金指南寻问两国国界时，金指南虽只字未提《盛京通志》，但是他所说“大池之南即我国界”，就是依据《盛京通志》而发的。这从两人的对话内容可以看出。穆克登问：“尔能明知两国国界耶？”，金指南答：“虽未目见，而长白山颠有大池（天池），西流为鸭绿江，东流为豆满江（图们江），大池之南即我国界。”穆克登问：“有可据文书耶？”金指南答：“立国以来至今流传，何待文书乎。”穆克登问：“白山（指长白山）之南连有把守耶？”金指南答：“此地绝险，人迹不到，故荒废无把守，有同大国栅门（柳条边）外之地耳。”意即如栅门外空旷地归属清朝一样，长白山以南空旷地归属朝鲜。对金指南的以上回答，穆克登反映极其平静，没有大段诘问之举。随行接伴使朴权大松一口气，他即刻向国王报告“争界事无甚可虑”。[43]

分析一下穆克登对金指南所谓“大池之南即我国界”的说法，不置可否的原因有二。其一，穆克登所掌握的有关长白山天池为鸭绿江、图们江源头的地理知识，同金指南所说的基本一致。其二，清朝对长白山以南空旷地，不像朝鲜从领土及安全战略考虑高度重视，只不过是为了编纂地理志，划清彼此界限而已。

下面结合穆克登的登山路线及界碑位置，探讨一下穆克登的定界思路及依据。穆克登一行从兴京出发，出头道沟沿鸭绿江水陆并进，到达朝鲜废四郡尽处厚州，与朝鲜译官金指南等见面，继续向前渡虚川江到达惠山。在惠山中朝定界人员分作两路，一路包括朝鲜接伴使朴权等年老体弱者过甫多会山北路到茂山等候，另一路由穆克登带领家丁、人夫及朝鲜译官、军官、引路人直接登上长白山顶。观天池，从天池南下后，开始寻找鸭绿江、图们江水源。穆克登很快确定了鸭绿江水源。图们江水源根据当地土人所谓入地伏流一段后，在甘土峰下重新涌出地面的说法，在东流之三派水中，定北边的初派为正源，并在鸭绿江与此正源之分水岭上刻石立碑。碑文如下“大清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查，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为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碑上记名的有清笔帖式、通官各1人，朝鲜军官、差使员、译官等6人，总共8人。[44]

定水源、分水岭上立碑以后，穆克登仍不放心土门江入地暗流处界线不够分明，所以他要求朝鲜利用农闲季节在断流处徐徐设栅。[45] 这是为了在图们江上游众多水派中，辨认他所指定的水派是图们江正源，但是恰恰在这一他自认为是图们江正源的地方出了差错。立碑后不久，朝鲜北评事洪致中派差员朴道常等，在断流处从事设栅工程时，发现穆克登所指定的初派水不入图们江而入松花江，他们沿着水流一直走下去竟然会走入清朝境内。北评事洪致中要求差员等，只从立碑处始役到涌出处停役，同时报告朝鲜朝廷土门江水源定错。当时虽有一些朝臣力主通告清廷重新定界，但是朝鲜担心一旦穆克登受罚更换其它勘界使，不一定像穆克登这么顺当，朝鲜多得领土有可能减缩，所以就将此事搁置起来。另外，差员朴道常等惟恐朝廷追究其误定江源的责任，竟然违背洪致中的命令，私自设栅于穆克登所指定初派南边20余里的次派。当时朝鲜朝廷虽然知道此事，但是一方面认定朴道常等用木栅、土墩、石堆连接的水源确系土门江正源，另一方面决定不向清朝挑明穆克登误定江源的事，便认可了这件事。直到光绪年间乙酉勘界时，中朝勘界使才发现木栅所连的江源也不流入图们江，而是流入松花江，土门江水源一错再错。[46]

 

 

 

 

地图2：汉城大学奎章阁所藏《舆地图》·《穆克登定界路线图》，乾隆55年（1790）

由于土门江水源定错，分水岭上碑的一端虽连着鸭绿江，另一端却连着松花江，导致碑文内容与碑址地理形势严重不符，所以不少人提出穆克登最初的立碑位置不在天池南边，而是在鸭绿江、图们江分水岭之小白山上（三池渊、虚项岭附近），后来由朝鲜人暗移至天池南边的。如光绪11年（1885）乙酉勘界时，中朝勘界人员发现碑址在天池以南10余里处，碑的西边是鸭绿江沟，东边是被中国称做黄花松沟子的地方。中方勘界代表秦煐等就提出如上质疑。再如，比秦煐稍晚一些晚清吴禄贞在亲身踏查研究长白山以后提出同样的疑问。他指出：

 分水岭者，小白山顶也。距大白（长白山）数十里，稍偏东西。其山西建川沟为鸭绿江发源处，山东三汲泡流出之红丹水为图们江发源处。水东西分流，遂相沿呼其为分水岭。华人亦呼为黄沙岭。韩人又呼为虚顶（项）岭。故必至小白山，方足穷两江之源，必立小白山顶而左右顾，方足见东西分流之迹，玩‘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二语，其原碑必立于此山之顶无疑。今碑在大白山（长白山），既与分水岭之意相背，且在山之东南麓，更与岭上之言不合，谓是碑之原处，其谁信之。[47]

 至今仍有一些学者持同样的看法，认为碑是由朝鲜人在设栅时由小白山暗移至天池南边的。为了证明这一点甚至提出穆克登从未登过长白山顶天池，他登的是小白山顶。这一点值得商榷。[48]

陪同穆克登查界的朝鲜官吏在叙述定界经历时，无一例外地证明穆克登登上长白山顶天池，并在天池东南不远处立碑。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接伴使朴权启曰：总管登白山巅审见，则鸭绿江源，果出于山腰南边，故既定为境界。而土门江源，则白山东边最下处有一派东流。总管指此为豆江（豆满江即图们江）之源，曰：‘此水一东一西，分为两江，名为分水岭可也。’岭上欲立碑。”这里所谓“白山巅”就是指长白山顶天池，当时朝鲜称长白山为白头山，简称白山。后来光绪年间勘界时所称分水岭，即三池渊、虚项岭附近的小白山，在定界当时根本不叫小白山。[49] 因此，这里所谓“登白山巅”的白山，不是指后世的小白山。朴权的这一段表述比较笼统，似乎在说，总管穆克登登白山巅，分别审见鸭绿江和土门江水源，并在岭（分水岭）上立碑，即白山巅似乎就是分水岭。穆克登实际登山情况是，登上白山巅（天池）后，先审见鸭绿江源，从天池南下后，定长白山东边最下处东流之水为土门江源，之后再定分水岭，并在岭上立碑。显然，这个分水岭不是指长白山天池，而是天池东南边不远处的一个小山。朴权上述笼统的表述与他本人没有亲临长白山顶有关，由于他年事已高，穆克登没有带他上山，而是让他从甫多会山北路先行到茂山等候。[50]

与朴权相比，直接参予定界全过程，并在界碑上刻下名字的朝鲜译官金庆门和参予定界的其父金指南，对穆克登是否登上长白山顶最有发言权。父子二人是朝鲜王朝最出色的译官，他们在由其组织编写的《通文馆志》中明确记载，穆克登定界时“穷江源至白头山顶，潭水边刻石立碑”。另记“壬辰北使穆克登来定白头山地界也，公（金庆门）父子俱膺别遣之命，穷源陟巅，指画区域”。[51] 明确指出穆克登登上长白山顶天池。

迄今为止，洪世泰的《白头山记》是对穆克登长白山定界过程叙述最为详细的。洪世泰虽然没有直接参予定界，但是他与金庆门是同时代人，他在《白头山记》中，转述了从金庆门处听来的穆克登定界全过程。《白头山记》收录于洪世泰的文集《柳下集》中，该文集成书于雍正9年（1731），即他去世以后，说明《白头山记》的写作年代肯定要早于这一年，离康熙51年（1712）穆克登定界不远，其史料的真实性仍很高。《白头山记》记录穆克登登山、寻水源及立碑的过程如下： 

及到山顶，日已午矣…顶有池，如人□穴，周可二三十里，色黝黑不测，时正孟夏，冰雪委积，望之漠漠一银海也…甫多会阏氏小白诸峰，儿孙列耳…遂从岗脊冉冉而下约三、四里，而始得鸭绿之源。有泉泡，泡从山穴中出，其流汨□漂疾，不数十百步，峡坼为天壑中注之，掬而饮之爽然。又行东转逾一短岗得一泉，西流三四十步而别出二派，其一派流与西泉合一则东下，而其流甚细。又东而逾一岗则有泉东流，可百余步而中泉之歧面东者来合焉。克登坐中泉汊水间顾谓庆门等曰：‘此可名分水岭，立碑以定界乎？’庆门曰：‘甚善明，公此行此事当与此山而终古矣。’其水势分作人字，当中有小岩石，状如伏虎，克登曰：‘是山有是石亦甚奇，可作龟趺也。 

从上段文字看，穆克登沿天池岗脊下山后，约走3、4里找到鸭绿江源，向东过两个山岗找到土门江源，确定分水岭并在岭上刻石立碑。这一段叙述由于不是洪世泰本人的亲身经历，所以叙述的准确性仍显不够。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判定以下两个事实，第一，穆克登立碑处不在天池水畔。第二，穆克登立碑处即所谓分水岭在天池东南边几里外。这一碑址同光绪年间中朝勘界时所发现天池以南10余里处基本吻合，证明界碑不是由朝鲜人从数十里外的小白山暗移到天池南边的。

从前述穆克登定界过程和界碑位置，我们可以摸索出穆克登定界的基本思路，就是从两江源头天池出发，在天池附近寻找鸭绿江、土门江正源，一旦正源确定下来，那么分水岭上立碑就只是附带的结果了。后世虽然指出两江分水岭不在天池南边，而是在三池渊、虚项岭附近的小白山上，但是穆克登定界的着眼点不是寻找两江分水岭。虽然最终的结局是错定土门江源，但是其定界思路还是清晰可辨的。

不少学者指责穆克登是被朝鲜人诱引至长白山顶天池的，说他终为朝鲜人所骗，将清属地方糊里糊涂地送给朝鲜。[52] 诚然，定界时清朝顾及到了朝鲜的意见。这一点从圣祖向朝鲜朝贡使问话及穆克登和金指南之间对话可以看出。但是，从前述穆克登的定界思路看，其定界的主要依据是《盛京通志》有关长白山天池为鸭绿江、图们江源头的地理知识。

如何评价康熙51年穆克登长白山定界结果呢？首先，碑文明确记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使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界的事实进一步得到确认，并且第一次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其次，第一次划定长白山天池以南连陆地方的领土界限，使这一地区中朝国界较前清晰。从此，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天池为界。朝鲜实现了预期的定界目标，既获得长白山天池以南大片领土，国家安全又有了保障。虽然此次定界与近代国际法意义上陆疆以线为界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与过去无界状态（长白山南）相比，仍是一大进步。再次，这次定界由于错定图们江水源，加上中朝两国对此江读音的差异，为后世围绕土门江及与此关联的所谓“间岛”（延边）领土纷争埋下了隐患。

四、长白山定界的影响

康熙51年长白山定界，对朝鲜的影响远比对中国的影响要大。第一，对稳定中朝两国边疆秩序具有积极的意义。康熙51年长白山定界，使朝鲜的边界意识空前加强。一方面朝鲜更加严厉制止其边民擅越国境从事采参、打猎、伐木等活动，加之清朝的监督，有效地扼制了朝鲜流民向江北扩散。另一方面，向清朝提出禁止关内采参者骚扰朝鲜西北边境。清廷接受朝鲜的请求，除对越境者施以用鞭、板打，枷号一个月等惩处以外，还对地方官施以罚俸。这些措施体现了清朝对朝鲜边疆的柔远政策。由于中朝双方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疆环境。

第二，朝鲜对清朝查界意图的疑虑大大减轻，“宁古塔回归说”渐失去说服力。通过穆克登查界及定界过程，朝鲜认识到清朝查界不是为了探查朝鲜西北道路，而是为了编纂地理志。同时，在讨论定界对策的过程中，许多朝臣参考中国地理志，如《大明一统志》、《盛京通志》，从地理上克服了“宁古塔回归说”。比如朝鲜肃宗时（1675-1720）名臣南九万，英祖时（1725-1776）承旨李日跻等，向国王提出，清朝即使在中原败退，也不会舍弃其国内沈阳-乌喇-宁古塔路线，走朝鲜境内陌生之路。[53]

第三，对朝鲜开发西北边疆、百姓安居乐业具有积极意义。清朝兴起后，朝鲜一直视西北两界为边防前沿，加上朝鲜边民越境事件频发，清朝不断施加外交压力。这就阻碍了对西北边疆的开发，使这两个地区的社会经济长期滞后。但是定界以后，特别是随着对清朝危机意识的减弱，边疆地区逐渐得到开发。朝鲜正祖时（1777-1800），鸭绿江上游新设长津府，正祖、纯祖时（1801-1834），废四郡复设并得到开发。[54]

第四，由于错定土门江源，造成朝鲜后世边界、领土观念极端混乱。光绪年间中朝两国围绕图们江及“间岛”（延边地区）领土归属的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与定界当时错定图们江源有很大关系。土门江（中国称呼）、豆满江（朝鲜称呼）本为一江二名，这在定界当时，中朝双方极为明确。但是到朝鲜英祖时，朝鲜地图就已经分别标示出土门江和豆满江来，如把与土栅、石堆连接的松花江支流标为土门江，有的干脆将土门江标为“分界江”，假定其在稳城附近流入豆满江。到了光绪年间随着移居江北的朝鲜垦民增多，有人把在稳城附近流入图们江的海兰河、布尔哈通河比定为分界江，试图将图们江以北领土纳入朝鲜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