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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朝鲜使用中国年号问题


李花子
2008-04-30 09:43:44 阅读
作者提供,原载《中韩历史文化交流论文集》第三辑,延边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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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后期使用中国年号问题

 

前言

朝鲜半岛由于紧邻中国大陆这一地政学的原因,大部分历史时期与中国封建王朝结成朝贡、册封关系,融入东亚封贡体系之中。与其他朝贡国一样,朝鲜无一例外地使用中国封建王朝赐给的年号、颁发的历书。朝鲜半岛国家也有独创年号的时候,但必竟是很短的时期,主要出现于中原王朝统治弱化或分裂时期。

明末清初,伴随明朝灭亡和清朝入主中原,东北亚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变,作为明朝最忠实的朝贡国,朝鲜两次遭到清军征伐,最终成为清朝的藩属国。1637年1月,皇太极亲率十二万大军兵临城下,朝鲜国王被迫出南汉山城投降,两国结成君臣关系。南汉山城盟约规定:朝鲜“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一应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即朝鲜往来文书必须书清年号。[1]这里所谓“正朔”的“正”指正月即一年之始,“朔”指初一即一月之始,正朔实指日历。不过,朝鲜奉清朝正朔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预示着旧的国际体系被新的国际体系所代替带来的阵痛。

本文试考察17、18世纪朝鲜对清年号的态度、使用范围、使用情况,以及对明崇祯年号的尊崇情况等,从一个侧面探讨朝鲜融入以清朝为首的宗藩体系的过程。

一、年号的使用范围

年号是中国独有的纪年方式,又称大年号或元号,西汉武帝即位后以第二年为建元元年,这是以年号纪年的开始。年号既是一种纪年方式,又是一个新君主统治的象征,每当一位新皇帝登极,或者遇到祥瑞、灾异之年时,就会颁布一个新年号,所以一个皇帝往往有多个年号。原则上,只有皇帝才能制定年号,诸侯王或藩属国只能使用不能制定年号,否则是僭越。颁布历书也是皇帝独有的特权,体现了农耕社会对农时节气的重视。丁丑之约后(1637年),朝鲜每年定期派皇历赉咨官到清廷领受历书,不过,朝鲜没有直接使用清历,而是根据本国日出入时间和节气做相应的调整,再由观象监印出颁行,如1772年朝鲜刊行“七政百中历”,1777年刊行“千岁历”等,其原典仍是中国的“时宪历”。照例,历书印有年号。

此外,各种公行的内外文书、碑石(墓志文、王室胎室碑文)、玉册文(竹册文)、祝祭文,以及臣下所上的疏章、笺文等,也涉及年号。内外文书涵盖面较广,既包括朝鲜外交文书如对清、对日交涉文书,也包括朝鲜国内文书。对清事大文书有:表文、笺文、咨文、奏文、状文、启文、申文、呈文、礼物总单,[2]对日交邻文书有国书、书契等,这些无一例外地使用年号。国内文书包括各种公、私文书,公文书如:国王文书、王室文书、官府文书等,私文书既有臣下呈给国王或官府的疏状,也有民间私相往来的书札,以及买卖土地、奴婢等的文记。[3]

玉册是给国王、王妃、王大妃、大王大妃加上尊号时刻在玉质材料上的颂德文,尊号则刻在另一块玉上称玉宝,届时朝鲜将举行尊上玉册和玉宝的仪式,将其拓本、安宝后做成册子保管起来,这就是玉册文。册封王世子和世子嫔及王世孙时则使用竹质材料,称竹册。另外,还有给已过世的国王和王妃尊上谥号的册和宝,一般使用玉质材料。这些都是王室极尊贵的文物和文书。

国王的命令称教,或称教书,以别于皇帝的诏、敕、谕等。王世子的命令称令书、令旨。国王下给臣下的任命状称教旨,又称告身。给文武科及第者颁发的证明书称红牌,给生员、进士及第者颁发的证明书称白牌。此外,又有因子孙现有职位而给已故祖先赠秩的追赠教旨,给已故臣下赐谥号的赠谥教旨等。

官府文书主要有各级官府或官员给国王上的疏、状启、书启(暗行御史)、札子等,还有每逢王室吉凶事件臣下上的笺文。官府对官府的文书主要有同级或上对下的称关;下对上的称牒呈;品高衙门给七品以下官员或官府之长给属官的称帖等。

私人文书常见的有士庶、胥吏、贱民给官府上的诉状、请愿书、陈情书等,称所志,民向官报告户口的户口单子,民间买卖土地、房屋、奴婢等的文记,官府为其提供佐证材料如现今的公证书称立案。这些都要用到年号,尤其统计国家户口总数的户口单子,证明财产买卖关系的立案等,更须明确的年份作为凭证。

除此之外,祭祀死者的祭文、祝文要用年号,墓志、墓碣也有年号。朝鲜是个等级森严,礼制十分复杂的国家,不消说私人祭祀活动,国家祀典的种类非常多。除了宗庙、社稷、文庙、诸山川祭以外,还有对已故国王、王妃的祭祀,康熙年间更有对已经灭亡的明朝万历、崇祯皇帝的祭祀场所,称大报坛,每年三月国王举行亲祭或派大臣祭祀,以表达对明朝出兵援朝的感激和明朝灭亡的哀痛。这是国家间也要讲求义理和名分的性理学世界观的反映。[4]此外,还有祭祀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的三忠祠,祭祀明朝出兵援朝的将领杨镐、李如松等的宣武祠。遍布全国各地的书院原是儒家教育机构,以后逐渐演变为祭祀朝鲜先贤儒士的场所。

以上所及,内外公行文书,王室玉册文(竹册文),祭祝文,墓志、墓碣文,私人文记等,都要用到年号,可见其范围之广,上至国王、王室、各级官府,下至士庶、贱隶等,都会用到年号。

二、丙子之役后被迫接受清年号

年号问题成为后金与朝鲜之间争执的对象,最初是在1627年丁卯之役时,后金统帅阿敏坚持朝鲜必须断绝与明朝关系,国书中去掉明天启年号,书后金天聪年号,遭到朝鲜的拒绝。朝鲜主张与明朝有父子之义,事大、交邻各有其道,拒绝与明朝断绝关系。当时后金仓促出兵急于同朝鲜讲和,只得默认朝明关系;而朝鲜自知兵力不敌,在年号问题上做出让步,朝鲜致后金国书采用揭帖形式,不书年号以干支表示,双方结成兄弟关系。

丙子之役后,朝鲜被迫向皇太极称臣纳贡,但是,朝鲜与明朝保持二百多年事大关系,尤其对明朝出兵援朝的“再造之恩”念念不忘,一时难以接受清年号。1637年5月,朝鲜观象监印制历书时准备不书清年号,以干支印出。主和派代表人物崔鸣吉认为其不当,指出:“历书年号,须用崇德,然后可无后弊。况既用于文书,则书于历书何妨乎?”国王才允准印崇德年号。[5]但是,国家的祭享祝辞、公家藏置的文书,仍书崇祯年号,地方官上的疏章、笺文也如此。[6]

朝鲜臣下不肯用清年号的事实很快被负责朝鲜事务的清朝官员龙骨大等发觉。龙骨大和马夫大是丙子之役后监督朝鲜屡行盟约义务的二员干将,无论是征兵、征粮、汉船事件,还是逃人、越境交涉,都由二人负责。1640年1月,龙骨大出往朝鲜义州,招来朝鲜领议政、吏曹判书、都承旨等官,查问征调朝鲜兵船和元孙入送沈阳时横议之人。斥和派领袖人物金尚宪被列入查问者名单中,他的罪名除了上疏反对征调兵船和送元孙入沈外,就是不用清年号,不受官爵。[7]金尚宪被押到沈阳受了三年牢狱之苦,他在狱中表现坚贞不屈,连清人都叹服其气节高尚,回国后很快被擢升为左议政。此外,因年号问题受牵连的还有前参判李敬舆。丙子下城后,他的疏章、簿书一律不书崇德年号,1639年,他任成均馆大司成时给及第者发榜,全榜不书崇德年号。[8]1643年2月,李敬舆与其他四臣(“五臣事件”)被抓到沈阳,直到清军入关后,1645年2月才被释放回国,后升任右议政。[9]

这两起“沈狱”事件后,[10]朝鲜开始重视年号问题。1641年11月,光州牧使宋国泽和全罗兵使黄缉在诞日进贺笺文中没有书清年号,国王下令罢二人职。1643年12月,国王密教承政院:“祭文及祝帖不书清国年号,虽出于不忍之心,似涉于欺瞒神祗。自明年并令直书。”表面上看似怕欺瞒神祗,实际上是在五臣事件后担心清的外交压力。此后,国王下令:国家祀典的祭祝文以及公家藏置文书一律书崇德年号。[11]

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入主中原,朝鲜认识到明朝大势已去,在公行文书中愈发留意使用清年号。1645年闰6月,国王下令:承政院疏章不书清年号的不得捧入。但是,也有例外,金尚宪是疏札、呈辞中唯一不书清年号而只书干支的人,他担心此事传到清朝,前后三十次请求递职,都被国王挽留住。[12]

三、对清年号的态度及尊崇明年号

朝鲜仁祖(1623~1649)去世后,其子凤林大君继位此即孝宗(1649~1659),他起用纯正性理学派的山林宋时烈、宋浚吉等,主张北伐和复仇雪耻,提倡薪胆之义。在使用清年号问题上,孝宗开了几个先例。首先,王室加上尊号的玉册文(竹册文)及墓志文不书清年号,以干支表示。这是依领敦宁府事金尚宪等的建议。[13]玉册、竹册文不书清年号以干支表示,一直沿用到朝鲜末期高宗时期。仁祖的墓志文“多有触讳清国之语,又不书顺治年号”,所以当清使入境的消息传来时,孝宗深感不安。[14]其次,少数臣下的告身教旨不书清年号,这成为一种特恩。既然是特恩,就不可能施与所有的人,孝宗时期只有宋时烈、宋浚吉两位大儒,以及忠节之士金尚宪获此“殊荣”。宋时烈、宋浚吉、金尚宪三人的疏章也不书清年号,宋时烈任吏曹判书时甚至不在清年号下署名,“大小文字必纪崇祯年号,以寓尊周之义”。[15]清朝入关后,对朝鲜政策逐渐放宽,特别是摄政王多尔衮去世顺治帝亲政以后尤为明显。早年对朝鲜强硬人士马夫大、龙骨大相继去世,多尔衮被削夺官爵、黜庙废享后,受其庇护的通官郑命守等失去了往日的威力,派往朝鲜的清使次数减少了,清朝对朝鲜的监督随之减弱。朝鲜获得了喘息之机,北伐论开始兴起,各种公事中避讳清年号的现象有所抬头。

国家祀典的祭文不书清年号始于肃宗(1674~1720)时期的大报坛。1704年,明朝灭亡一周甲之际,朝鲜国王肃宗在昌德宫禁苑秘设祭坛,以纪念派兵援朝的明神宗和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毅宗,国王下令祭文不要书清年号,仪式结束后将其烧掉。大报坛是朝鲜尊周之义的象征,标榜自己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它也是朝鲜抚平战争创伤,恢复国家自信的一种方式。[16]此后,三学士(尹集、吴达济、洪翼汉)家属被告知祭文勿书清年号。国王派承旨致祭宣武祠、三忠祠时,下令祭文勿书清年号,以干支表示。[17]

不过,宗庙、文庙祀典则一直不被允许。长期以来,朝臣、儒生们一直疏请宗庙、文庙祝辞勿书清号,以表春秋之义。但是,无论是主张北伐的孝宗,还是建立大报坛的肃宗,提倡尊周之义的英祖(1724~1776),都没有允准此事。一方面,考虑到需维持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即如何摆正清朝位置的问题;另一方面,较正式的国家祀典参予者多,影响大,一旦传入清朝那里,极易引起外交责难。顺康雍年间,因朝鲜边民越境、互市、清债等问题,朝鲜国王屡屡被施罚银,而且遭到皇帝的斥责,如雍正帝曾两次斥责朝鲜国王“懦弱无能”,“权移于下”,使朝鲜感到国体受到莫大羞辱。[18]有鉴于此,朝鲜历代国王在宗庙、文庙祝式上较慎重。1655年1月,太学生金寿兴疏请文庙祝辞勿书清年号,留疏不报。[19]1702年10月,刑曹判书闵镇厚指出:“宗庙祝辞中书清国年号,心甚不安。宜询议诸臣而去之。”对此,大臣们多持反对意见,领府事尹趾善表示:“孝宗朝太学儒生以文庙祝辞勿用清年号为请,孝庙峻辞斥之,盖以其无益反有害也。”领议政徐文重表示:“朝家事体,异于私家。六十余年遵用之后,今猝不用,实涉重大,且甚无名。”左议政李世白也持同样的看法。于是,国王(肃宗)下令:“当观势更议。”[20]

英祖时期,更多的朝臣建议宗庙、文庙祝辞勿书清年号。1733年10月,承旨韩德全指出:“近世祭享祝文皆书彼人(清人)年号。夫孔子事业,莫大于尊周攘夷,惟我圣祖不忘此义,每教以含冤忍痛、迫不得已。今书其年号,岂不悖于春秋之义乎?况且上古凡于告祝,只书年月干支,臣请太庙、文庙之祝,勿用彼人(清人)年号矣。”国王表示:“先朝亦有儒疏而不从,承旨(指韩德全)不知故事而言之,诚率尔矣。”[21]1746年闰3月,献纳朴弼干疏请太庙秘祝勿书清年号,国王再次批道:“不可轻议。”[22]同年5月,持平李镇仪疏请太庙祝文用崇祯年号,国王仍不许。[23]第二年8月,大司成洪启禧以三条陈白,其中第二条为“释菜(文庙祭孔)祝文不书清年号”,国王表示:“国之典宪不可更改,况事关寝庙与学社?”仍没有允准。[24]

告身教旨不书清年号仍是一种特恩,除了孝宗时期宋时烈、宋浚吉、金尚宪以外,肃宗时期一代儒宗朴世采获此殊荣,他曾三次出仕,告身中均没有书清年号,他还被允准不在清年号下署名。英祖时期则无一人破此例。

对死者的追赠教旨和赐谥教旨比起告身教旨要宽松得多,以表彰忠臣义士和弘扬尊周之义。追赠教旨不书清年号始于三学士,1705年,国王令三学士追赠教旨和祭文勿书清年号。[25]1735年,故处士许格赠三品职,国王令教旨勿书清年号。许格的事迹为:“格尚节义,能文章,当丙子虏难,欲起义旅,闻南汉下城,恸哭赋诗曰:‘君臣忍屈崇祯膝,父老争含万历恩。’遂遁入丹阳,自号沧海,时年三十。自是常读《春秋》,目不见清国历,以诗自娱。尝赠使燕者诗曰:‘天下有山吾已遁,域中无帝子谁朝?’又求得神宗皇帝御笔‘万折必东’四字,模刻于加平朝宗岩。每年三月十九日,焚香哭毅宗皇帝。”[26]1752年,故侍直申翊隆和其子申曼特赠高品职,教旨没有书清年号。申翊隆在丙子之役时,扈从嫔宫入江都,城陷自缢,几死复活,明亡后父子北望痛哭,举家远遁。[27]1761年,新及第尹塾五代祖立节于丙子之役,四代祖更不赴举,祖父尹植位至二品,却无追赠之典,原因是不忍见书有清年号的教旨,以累其先祖懿德。领议政洪凤汉建议追赠教旨勿书清年号,得到允准。[28]

文武科及第者的红牌不书清年号最初受到严格限制,1680年6月,肃宗在春塘台亲试直赴儒生,一及第者以其父被清人杀害为由,要求红牌勿书康熙年号,领议政金寿恒指出,情理如此者必多,“此路不可开”。于是,国王下令不许。[29]英祖时期,特设忠良科,创开了红牌不书清年号的先例。1764年明朝灭亡二周甲之际,为了褒奖忠臣义士,英祖特设忠良科,试取明朝出兵援朝时战死者的遗民子孙和丙丁时抗清殉节者的后代,及第者红牌一律不书清年号,以干支表示。继之,1770年、1772年、1773年、1775年又开设忠良科,及第者红牌允许改书,去掉清年号,居首者可直赴会试。[30]

以上所及,无论是王室尊贵的玉册文(竹册文)、已故国王的墓志文,少数臣下的教旨、疏章,还是对忠义之士的追赠、赐谥教旨,忠良科红牌等,避讳清年号以干支表示,首先表明朝鲜对清年号存在鄙视心理,这是华夷观的典型表现。其次,作为一种特恩,施与堪称儒宗的少数臣下和忠义表著之人,显然与国家弘扬尊周之义和褒忠奖节的政治需要有关。

出于同样的目的,在避讳清年号的同时,对明年号的尊崇达到了极点,无论是文书、古印、马牌、还是御画,只要有明年号,一律加以珍藏。1712年,都提调李颐命封进在承文院故文书卷衣中找到的咨文一道,是万历年间明朝出兵援朝时,朝鲜致明朝经略宋应昌的咨文,上面印有“右咨经略衙门”字样和“万历二十一年”年号,还有明朝册封朝鲜国王时颁发的宝印,以及朝鲜宣祖国王的御押等。李颐命建议入大内与明朝所赐蟒龙衣一起珍藏,其所上短札没有书康熙年号。[31]1747年,庆尚右兵营进古印一颗,据称晋州人得之于南江之滨,是壬辰倭乱时庆尚兵使崔庆会抱持而投水者,古印“篆迹微存,上有万历年号”。国王命致祭彰烈祠,吏曹调用崔庆会后代,古印制匣藏置本州,国王自制铭文刻在匣上。[32]1750年,从江都持来的宣祖御画“兰竹屏”上有万历年号,国王见之而不胜怆感。[33]1756年,国王于大内得到印有明朝年号的马牌十三颗,命藏于尚瑞院马牌柜中,里边全是明朝年号的马牌。[34]

四、正祖以后进一步放宽对年号的限制

正祖时期,清朝正值乾隆年间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但对朝鲜采取怀柔政策,而且对前朝的态度愈加宽容,康熙帝下江南时曾拜祭南京明孝陵,乾隆帝还改修了北京明定陵享殿,这些通过朝鲜使臣传入本国,使朝鲜认识到其尊明举动不会引起清朝外交责难,随之,对年号的限制更加放宽。

1778年,祭酒宋德相以告身有清年号为难安命,国王令“依宋时烈告身例,改填年月(干支)以给。”[35]宋德相受此特恩,不单因为他身为成均馆祭酒主持释奠仪式,还因为他是老论领袖宋时烈的玄孙。除了宋德相以外,正祖时期是否有第二人获此殊荣,因资料有限,尚未考证。恐怕越往后世,提这种要求的人越少,因为多数人已经认可和接受了清年号。正祖以后,因年号问题受处罚的,不是拒绝使用清年号,而是在不该使用清年号的地方,比如祭祀忠臣烈士时使用了清年号。1796年,星州忠烈祠致祭李士龙(锦州之役朝鲜军,拒绝向明军开炮,被清军官杀死)时,观察使刊揭祭文写了乾隆年号,国王下令:“与不祭无异,更为致侑。仍命礼房承旨及香室官罢职,道臣越俸三等,祭文使改书揭之。”[36]1803年,忠清道怀德县乡校释奠祝文书崇祯年号,知县姜世靖作为初献官主持仪式,当听到崇祯二字时,急忙阻止使改读,结果引来馆学儒生727人上疏声讨,要求“特治世靖背驰义理之罪,屏诸四裔,以靖世道。”国王不得已批道:“姜世靖事,其心亦岂欲背驰,而其迹则然,依施。屏裔姜世靖于机张县。”[37]1826年,吏曹参议李奎铉更因大报坛享官单子上书清年号而被削职。[38]以上诸例,不单单是误写或误读年号的问题,表明朝鲜人鄙视清年号的心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化,而国家出于弘扬尊周之义的政治需要,仍在强化对年号的限制。

追赠、赐谥教旨书有清年号,如果后人要求改书,则允许去掉清年号,或以干支表示,或者直书崇祯年号,以“崇祯纪年后几年”表示。1787年,知中枢府事成尔演的曾祖赠牒有清年号,成尔演称其曾祖废科隐居,士林至今称道,请求改书,得到允准。[39]1789年,忠章公李忔延谥,拘于清年号不得行,国王令“依其愿,只书年月(干支)成给。”[40]1798年,全罗道儒生疏请给壬辰倭乱时屡立战功的灵光郡守金益福及其子孙赠职,吏曹建议赠职诰命书崇祯年号,得到允准。同年,柳琳(明朝任命总兵)从孙柳炳然的赠职教旨亦书崇祯年号,以符“褒忠奖节之道”。[41]当时民间碑文以及师友间诗文唱和,大多使用崇祯年号,但是,公行文书尤其是教旨直书崇祯年号,恐怕是正祖开的头。肃宗时期御真(国王的肖像画)曾书崇祯纪年后几年,[42]但那属于宫中藏置文物,非教旨可比。

继英祖时忠良科红牌不书清年号后,正祖时期,忠臣烈士之后的红牌也不书清年号,且成为一种定制。1800年,明朝提督李如松后代李熙章的红牌书有清年号,国王认为不当,指出:“安宝之承宣,何其固陋乎?抱此牌,拜其祠,彼固识蔑虽不知其颡之有泚,想惟如水在地之提督英灵,其果夷犹于来拜之时乎?红牌一张,即为改书安宝,招致李孝承给之。仍令宣武祠郎官率往更拜,亦令更拜其家祠宇。似此之人,红牌与教旨依此例,令吏曹、兵曹详载誊录。”[43]

文庙祝式也终于有了改正。1779年7月,经筵官宋德相启:“宁陵(孝宗陵寝)祝文用彼国年号未安,只书年月干支宜也。文庙祝式,不必尽如是矣。”国王道:“文庙祝式,则已改之矣。”[44]即文庙祝辞不再书清年号。宗庙祝式是否做了相应调整,有待进一步考证。

结语

丙子下城后,迫于清的压力,朝鲜公行文书、碑文(王室胎室碑文)、祭祝文等,开始书清年号。清入关后,尤其是摄政王多尔衮去世顺治帝亲政以后,随着清朝对朝鲜政策逐渐放宽,朝鲜避讳清年号的现象有所抬头。出于弘扬尊周之义和褒忠奖节的政治需要,大报坛、三忠祠、宣武祠的祝辞,少数臣下的告身教旨,忠臣烈士的追赠、赐谥教旨,忠良科红牌等,去掉清年号,或者以干支表示,或者采用崇祯纪年方式,并加以制度化。但是,避讳清年号毕竟出现在有限的范围内,考虑到维持与清朝现存宗藩关系,朝鲜公行文书基本上遵循“奉大清国之正朔”之规定。在民间盛行的双年号(明清年号)体制,尤其是使用崇祯年号的纪年方式,在公家还是受到了相当的节制。


[1] 《清太宗实录》卷三三,页一~三五,崇德二年正月戊辰。中华书局本,1986年。

[2] 参见金景录:“朝鲜后期事大文书的种类与性质”,《韩国文化》35,2005年,第181~189页。

[3] 以下有关公私文书的种类,参见崔承熙:《韩国古文书研究》,知识产业社,1995年版。

[4] 郑玉子:《朝鲜后期朝鲜中华思想研究》,一志社,1998年,第102页。

[5]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五年五月戊戌;仁祖十五年七月癸巳。

[6]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五年十月丙午;十六年一月乙丑;四月壬子;十九年十一月己卯。

[7]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十八年十一月乙酉、甲午。

[8]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三年二月丙子;朝鲜正祖实录,正祖十一年三月辛巳。

[9]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一年二月乙亥;二十三年二月辛未。

[10] 有关“沈狱”的论文参见田川孝三:“关于沈狱问题”,《青丘学丛》17,1934年。

[11]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寅。

[12] 《朝鲜仁祖实录》仁祖二十三年闰六月辛巳;二十四年四月戊寅、六月乙酉。

[13] 《朝鲜孝宗实录》孝宗即位年八月庚戌。

[14] 《朝鲜孝宗实录》孝宗元年五月乙未。

[15] 《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九年二月乙亥、三月丁未。

[16] 有关大报坛参见郑玉子:《朝鲜后期朝鲜中华思想研究》;《朝鲜后期历史的理解》,一志社,1998年版。

[17] 《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一年十二月壬辰;四十三年八月丙戌;《朝鲜英祖实录》英祖三十九年十一月丁丑。

[18] 《同文汇考》原编卷七四,“推徵”,页七~二五;原编卷六一,“犯越”,页二四~二五。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影印本。

[19] 《朝鲜孝宗实录》孝宗六年正月庚戌。

[20] 《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二十八年十月丁未;二十九年一月丙辰;三十一年十月壬辰。

[21] 《朝鲜英祖实录》英祖九年十月甲子。

[22] 《朝鲜英祖实录》英祖二十二年闰三月丙辰。

[23] 《朝鲜英祖实录》英祖二十二年五月辛酉。

[24] 《朝鲜英祖实录》英祖二十三年八月丙寅。

[25] 《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一年十月壬辰。

[26] 《朝鲜英祖实录》英祖十一年三月丁酉。

[27] 《朝鲜英祖实录》英祖二十八年六月庚子。

[28] 《朝鲜英祖实录》英祖三十七年十月辛未。

[29] 《朝鲜肃宗实录》肃宗六年六月乙丑。

[30] 《朝鲜英祖实录》英祖四十年二月戊子;四十六年三月戊戌;四十八年三月乙卯;四十九年三月丙子、辛卯;五十一年三月丙寅。

[31] 《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十月丙子。

[32] 《朝鲜英祖实录》英祖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33] 《朝鲜英祖实录》英祖二十六年十一月壬戌。

[34] 《朝鲜英祖实录》英祖三十二年九月庚午。

[35] 《朝鲜正祖实录》正祖二年十一月丙辰。

[36] 《朝鲜正祖实录》正祖二十年八月丙午。

[37] 《朝鲜纯祖实录》纯祖三年十二月壬申。

[38] 《朝鲜纯祖实录》纯祖二十六年二月庚辰。

[39] 《朝鲜正祖实录》正祖十一年三月辛巳。

[40] 《朝鲜正祖实录》正祖十三年闰五月乙未。

[41] 《朝鲜正祖实录》正祖二十二年十二月辛卯。

[42] 《朝鲜肃宗实录》肃宗三十九年五月辛巳。

[43] 《朝鲜正祖实录》正祖二十四年四月壬辰。

[44] 《朝鲜正祖实录》正祖三年七月庚寅。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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