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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石」與「天可汗」


朱振宏
2008-08-11 16:14:21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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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石考

 

一、引言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三月庚辰(十五日),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於東突厥蘇尼失部的沙鉢羅設營擒獲東突厥君長頡利可汗(Ilig Qaghan,620-630在位),[1]並於同月甲午(二十九日)將頡利可汗執送長安,東突厥滅亡。[2]四月戊戌(初三),唐太宗登長安宮城正南順天門見頡利可汗,[3]西域、北荒諸蕃君長,上尊太宗為「天可汗」(Tängri Qaghan)。自此,唐太宗一人身兼兩職,對內稱「皇帝」,對外稱「天可汗」,大唐皇帝成為兼具西域以及北荒突厥、鐵勒等諸民族共同的君長。[4]

自唐太宗被上尊為「天可汗」號後,漢文史籍文獻中,不乏北亞遊牧民族或西域粟特民族(Scythe),尊稱唐朝皇帝為「天可汗」之記載。[5]然而在西元八世紀,突厥民族所留下的石刻碑銘中,卻未曾發現該民族以「天可汗」一詞稱呼唐朝皇帝。其原因為何?再者,十三世紀初,長春真人丘處機應成吉思汗之召,前往中亞,其後由長春真人弟子李志常將其途經所見所聞編寫成《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內有:「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6]何以中亞民族稱呼漢人為「桃花石」?「桃花石」一詞,源起於何?其中的意涵又是什麼?

本文探討問題有四:一是,突厥石刻碑銘對中國的稱呼;二是,西方史籍文獻對中國的稱呼;三是,「桃花石」釋義;四是,為何在突厥石刻碑銘中不見以「天可汗」稱呼唐朝皇帝。

二、突厥石刻碑銘對中國的稱呼

突厥民族興起於西元六世紀,西魏廢帝元年(552),突厥首領布民(Bumïn,一稱土門,Tümän,552在位),發兵擊柔然,柔然主阿那瓌在兵敗自殺後,土門自號伊利可汗(Ilig Qaghan),創建東突厥汗國。東突厥直至七世紀初期,仍藉用粟特文字記事;[7]其後通過中亞伊蘭(Iranic)系民族使用的文字,傳入阿拉美文(Aramaic)創造出「魯尼文字」(Runic)。[8]突厥民族在後突厥時代(682-745),大量以魯尼文字刻寫碑銘,記錄本民族的歷史發展。

在目前已知的古代突厥石刻碑銘中,刻寫於唐玄宗年間的「暾欲谷碑」(The Tonyuquq inscription)、「闕利啜碑」(The Küli-cor inscription)、「翁金碑」(The Ongin inscription)、「闕特勤碑」(The Köl Tegin inscription)、「苾伽可汗碑」(The Bilgä Qaghan inscription)等,記載著大量突厥民族與中國之間的互動內容。茲將碑銘中提到中國的部份,例舉如下:

「暾欲谷碑」第一石西面第一行:

bilgä toñuquq bän özüm tabγach …… türk bodun tabγačqa körür ärti.[9]

我是謀臣暾欲谷,生成於中國,……(那時)突厥人民臣屬於中國。[10]

第一石西面第二行:

……tabγačda adrïltï. qanlantï. qanïn qodup tabγačqa yana ičikdi.

……(突厥)脫離了中國,有了可汗。他們又棄其可汗而臣屬於中國。

第一石西面第七行:

birla eltäriš qaγan boluyïn, bäryä tabγačïγ,……ök ölürti.

頡跌利施向南殺死了大量的中國人。

第一石南面第二行:

……(toquz oγuztabgačγaru qunï säŋünüg ïdmïs.

……(九姓烏古斯)派遣賀兒將軍前往中國。

第一石東面第二行:

tabγač qaγan yaγïmïz ärit. on oq qaγanï yaγïmïz ärit.

中國可汗是我們的敵人;十箭可汗是我們的敵人。

「闕特勤碑」南面第四行至第五行:

bu yirdä olurup tabγač bodun birlä tüzältim.

住在這裡,我同中國建立了關係。

南面第十一行:

tabγač qaγanta bädizči kälürtüm, bädizätdim.

我從中國皇帝那裡請來了畫工,讓他們裝飾了(陵墓)。

東面第七行:[11]

türk bäglär türk atïn ïttï. tabγačγï bäglär tabγač atïn tutïpan tabγač qaγanqa

突厥諸官捨棄了突厥稱號,親中國的諸官採用中國稱號,臣屬於中國皇帝,

「苾伽可汗碑」東面第三十九行:

……tatabï bodun tabγač qaγanqa körti.

……奚人民歸順中國皇帝。

「苾伽可汗碑」南面第一行:

……tabγač atlïγ süsi bir tümän artuqï yiti biŋ süg ilki kün ölürtüm.

(第一天)消滅了中國騎兵一萬七千人(軍)。

「闕利啜碑」西面第十二行:

……tabγačqa bonča süŋüšüp alpïn ärdämïn üčün kü bunča tutdï.

他由於……與中國多次作戰英勇頑強,而聲名大振。

「翁金碑」正面第五行:

basa tabγačda yïrïya atig oγuz ara yeti ärän yaγi bolmis.

那時在中國的北面,在Atig和烏古斯人之間有七人成為了(我們的)敵人。

由上述所徵引的碑文可以發現,八世紀的突厥民族,稱呼中國為“tabγač”或是“tabgač”;稱中國皇帝為“tabγač qaγan”。

三、西方文獻對中國的稱呼

希臘文與拉丁文文獻,記載有關歷史與地理的文獻中,最早對中國的稱呼可能是「賽里斯」(Sêres)。西元前一世紀,斯特拉波(Strabon,約58B.C.-21B.C.)的《地理書》,在其第十一章第二節中記載道:

大夏國王門始終不斷地把自己的領地向賽里斯(Sêres)和富伊人(Phrynoi)地區擴張。[12]

同書,第十五章第一節記載道:

也是出於同一原因(氣候的酷熱),在某些樹枝上生長出了羊毛。……這種織物很像是足絲脫掉的皮織成的賽里斯布一樣。……然而,有人聲稱賽里斯人比能活一百三十歲的穆西加尼人(Musicaniens)還要長壽。……人稱賽里斯人可長壽,甚至超過二百歲。[13]

斯特拉波在另一著作《古典名著選》,第二卷第十五章第一節亦記載道:

印度的地勢呈菱形,其北端是高加索山脈,……這一山脈把北部的塞種人(Sakai)、斯基泰人(Scythes)和賽里斯人同南部的印度人分割開了。[14]

以「賽里斯」稱呼中國者,蓋因中國為產絲之地,故有此稱。自斯特拉波稱中國為「賽里斯」起,直至西元六世紀末,希臘文與拉丁文文獻多延用「賽里斯」之名來稱呼中國。

西元六世紀末,拜占庭歷史學家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Théophylacte Simocatta,約582-620),在拜占庭宮廷中曾擔任多項公職,他在《歷史》一書中,記載了拜占庭皇帝莫里斯(Maurice,582-602)主政時期的史事,稱為「莫里斯皇帝大事記」,值得注意的是,書中稱中國並不是用「賽里斯」之名,而為“Taugast”,這是西方文獻中最早以“Taugast”稱呼中國者。茲先將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歷史》中記載“Taugast”的內容迻錄於下,再對其內容進行分析:

在那些遭受失敗的阿巴拉人(Abaroi)中,有的逃到Taugast(筆者案:耿昇譯為「桃花石城」)居民中。Taugast是一座著名的城市,距被稱為突厥人的地區有一千五百英里,此地位於印度之邊陲。居住在Taugast附近的居民形成了一個非常勇敢而又人煙旺盛的民族。……當突厥可汗(Khaganos)結束了內戰時,便成功地主持政務,同Taugast人簽訂了和約以便在其汗國內恢復和平,……Taugast人的首領被稱為Taïsan,它在希臘文中的字面意義是「天子」。在Taugast人中,權力并不受派系之苦,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君主是天生的。這一民族崇拜偶像,其法律是公正的,生活中充滿著智慧。……Taugast以一條江為界。從前,這條江將隔岸遙遙相望的兩大民族分隔開了。其中一個民族穿有黑裝,另一個民族穿著鮮紅色的服裝。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在莫里斯皇帝的統治之下,那些穿黑衣者越過了大江,向那些穿紅衣者發動了戰爭,他們成為勝利者并建立了自己的霸業。……在Taugast內,國王的妻妾們擁有一些金輦,各由一只被黃金和寶石裝飾得非常豪華的牛犢所拉,這些牛也帶有鑲嵌以黃金的嚼子。Taugast的君主與七百名妻妾同居。……據傳說,亞歷山大在數英里遠的地方又築了另一城,蒙味人稱這後一座城為庫博丹(Khoubdan)。當君主駕崩之後,其妻妾們便為他守喪并且徹底剃頭,身著黑服裝,法律禁止她們離開國王的墳墓。[15]

引文中的“Taugast”,與八世紀突厥石刻碑銘的“tabγač”、“tabgač”來自同一詞源,耿昇譯為「桃花石」;[16]張星烺譯為「陶格司」。[17]最早研究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歷史》有關“Taugast”的內容,並明確指出“Taugast”即是「中國」的是法國歷史學家德經(Deguignes),其後英國史學家吉朋(Gibbon)、法國史學家克拉普洛特(Klaproth),皆贊同德經的論點。[18]張星烺認為,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在書中並未記往中國道路,其中國的史事,大約得之於中亞突厥人。[19]亨利・裕爾(Henry Yule)也認為,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通過了特殊渠道,獲得中亞突厥民族的戰爭和劇變的知識,以及突厥民族之間、突厥民族與周邊民族之間的關係史有趣片段。[20]換言之,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對中國的認識,是透過突厥民族,其以“Taugast”稱呼中國,也應該是來源於突厥的語彙。

由於拜占庭莫里斯皇帝當政的時間是在西元五八二至六0二年,也就是隋朝文帝開皇二年到仁壽二年之間,故上引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歷史》的內容,應是指隋文帝時期的中國。從上引文,我們若結合中國的史籍文獻相互勘校考釋,有下列幾點很值得分析:

第一,引文中的「突厥可汗(Khaganos)結束了內戰時,……同Taugast簽訂了和約以便在其汗國內恢復和平。」,此一突厥可汗,應是指東突厥的沙鉢略可汗(Špara Qaghan,581-587在位)。有關此次「突厥內戰」以及「與Taugast簽訂和約」的過程,中國史籍有著更為完整詳實的記載。隋文帝楊堅代周建隋之初,因待東突厥甚薄,加上北周宗室女、沙鉢略可汗的可敦(Qatun)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於沙鉢略侵隋。[21]開皇三年(583)二月,沙鉢略可汗率阿波可汗(Apa Qaghan)、貪汗可汗(Tamqan Qaghan)等舉兵寇隋邊,[22]隋文帝派遣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虞慶則等人,出塞討擊。[23]其間,長孫晟採行的「離間分化」東突厥內部策略奏效,隨同沙鉢略可汗南侵隋境的阿波可汗中途罷兵,並遣使隨長孫晟入隋請和。[24]沙鉢略可汗聽聞阿波可汗內附隋廷,擅自遣使與隋朝言和,乃憤而退兵,北返漠北,轉攻阿波可汗牙帳。《隋書‧長孫晟傳》記載道:

攝圖(筆者案,即沙鉢略可汗)……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眾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筆者案,即達頭可汗),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25]

沙鉢略可汗以阿波可汗懷貳為由,出兵阿波牙帳,殺阿波母,盡擄阿波部眾,阿波可汗乃西奔,依附西突厥達頭可汗,達頭以十餘萬眾助阿波東擊沙鉢略可汗,收復阿波故有之舊地。不僅如此,東突厥內部與阿波可汗交好的諸部小可汗,因不滿沙鉢略攻打阿波牙帳行徑,紛紛叛離沙鉢略,使東突厥的內戰愈形嚴重。《隋書‧突厥傳》載:

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眾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眾叛歸阿波,連兵不已,……。[26]

就在東突厥南侵隋境失敗,內部戰爭日益之際,沙鉢略可汗乃於隋文帝開皇四年(584)九月,遣使來隋請和親。[27]此外,與隋朝有亡國之仇的北周千金公主,亦苦於當時沙鉢略可汗兵敗、東突厥崩離態勢,主動要求改姓楊氏,請為楊堅女,希冀隋廷能援助亟亟可危的沙鉢略可汗政權。《資治通鑑》記載道:

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為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28]

楊堅為此特別派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出使東突厥,更封北周千金公主為隋大義公主。[29]開皇五年(585),沙鉢略可汗以被西突厥達頭可汗所困為由,向隋廷請求將部落南度漠南,寄居於白道川內。文帝允諾,遣晉王楊廣以兵援助沙鉢略,並賜予衣食、車服、鼓吹,沙鉢略可汗大喜,乃與隋立約,雙方以磧為界。同年七月,沙鉢略上表向隋稱臣,永為藩附。[30]就在沙鉢略獲得隋朝的援助下,東突厥結束了國內的內戰,恢復了汗國內的和平。

第二,引文中「Taugast以一條江為界,……這條江將隔岸遙遙相望的兩大民族分隔開了。其中一個民族穿有黑裝,另一個民族穿著鮮紅色的服裝。」張星烺認為,此江即是「長江」;兩大民族,即是北為隋,南為陳。當時隋兵制衣或尚黑,陳兵尚紅,故有黑衣國及紅衣國之傳說。[31]張氏所言,隋與陳兩國以長江為界,筆者深表贊同,然其所論「隋兵制衣或尚黑,陳兵尚紅」,吾人則有不同的看法。前面已論,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在《歷史》一書中,對於當時中國的認識,是經由突厥轉傳得知,是以引文中的「黑衣」與「紅衣」,當從突厥民族的觀念考查。遊牧民族自古即有藍主東、白主西、紅主南、黑主北,以四色配四方的觀念與傳統,[32]並由此四方搭配太陽出現之四個方位。[33]是以,當時的中國分為南北,隋在北方,故曰「黑衣」;陳在南方,故以「紅衣」名之,此與兵制衣尚黑、紅無涉。

第三,引文所言「在莫里斯皇帝的統治之下,那些穿黑衣者越過了大江,向那些穿紅衣者發動了戰爭,他們成為勝利者,并建立了自己的霸業。」按,隋文帝開皇八年(588)十月,文帝命晉王楊廣、秦王楊俊、清河公楊素等人並為行軍元帥以伐陳,同年十一月,陳師誓眾。開皇九年(589)正月,韓擒虎進師入陳都建鄴(今南京),擒獲陳叔寶,陳朝亡國。[34]隋朝結束自永嘉之禍(316)晉室南渡以來,南北分裂割據局面,重新統一了全中國。

第四,引文中「據傳說,亞歷山大在數英里遠的地方又築了另一城,蒙味人稱這後一座城為庫博丹(Khoubdan)。」經學者的研究,庫博丹(Khoubdan)為古希臘語,敘利亞語是“Kumdan”(「克姆丹」)、伊朗或阿拉伯語為“Khumdan”或是 “Khundān”(「胡姆丹」),[35]為隋、唐京師「長安」的不同漢語譯名。不唯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稱呼長安為「庫博丹」,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在長安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亦以古敘利亞文譯長安為「克姆丹」;[36]唐宣宗大中五年(851),阿拉伯商人蘇萊曼(Solaiman)所撰寫的《中國印度見聞錄》以「胡姆丹」指稱唐朝京城長安。[37]對於長安外來音義來源為何?以往學界有著不同的看法,[38]今人葛承雍從北周史君墓所出土的石椁門楣橫枋上的粟特文與漢文雙語題刻中,判定“Khumdan”即是由粟特文“’xwnt’n”轉譯而來,並得出早在西元四世紀時,西域地區即以“’xwnt’n”來稱呼長安。[39]

第五,引文中「當(Taugast)君主駕崩之後,其妻妾們便為他守喪并且徹底剃頭,身著黑服裝」。隋、唐崇信佛、道,皇帝崩逝後,妃嬪若無子女者,一般多被安排到故去皇帝修建的別廟或國家指定的尼姑庵、道觀之中,出家當尼姑或道冠。如隋文帝崩,宣華夫人陳氏出居仙都宮;[40]唐太宗崩逝,嬪御皆為比丘尼,原為太宗才人的武則天,亦隨嬪御居於感業寺。[41]上引妻妾們「為他守喪并且徹底剃頭,身著黑服裝」,即是嬪妃出家為比丘尼。

法人沙畹(Edouaed Chavannes)在其名著《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 Kiue Occidentaux),又有收錄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另一段有關“Taugast”的記載。筆者亦先將相關的原文錄出,再進行分析探討。

余前此既已著錄高加索與夫北方之粟特(Scythe),應於此處記述此種極大民族之事。此年(598)初,著名東方突厥之可汗遣使於Maurice(筆者案:即莫里斯皇帝)皇帝,並呈其敘述戰勝諸事之國書,……Avares(筆者案:即阿瓦爾)既服,其餘眾奔亡於Taugast(筆者案:馮承鈞譯為「桃花石」)之中。Taugast,有名之城聚也,距突厥千五百哩,而與印度為鄰,……別有一部份Avares餘眾,逃之勿吉(Moukri),此民族居地與Taugast極近,……當可汗建功於外之時,突厥內亂遂起,可汗親屬,名Touroum者,聚兵以叛,竊據汗位,可汗攻之不勝,乃遣使徵SparzeugounRounaxolaTouldikh三大可汗之兵,……敵人初頗頑抗,旋偽汗殁於陣,敵軍遂潰,可汗肆行屠殺,復得其國,可汗乃遣使告Maurice帝以此種武功。……突厥可汗既平內亂以後,國家遂安,由是與Taugast訂立條約,維持平和。[42]

上引文,亦是以“Taugast”一名稱呼中國。沙畹已指出,引文所言之武功,不盡屬於一人,殆因國書譯文有誤,抑因其他理由,致以前可汗之武功一併歸於達頭可汗(Tarduš Qaghan,575/576-603在位)。達頭可汗至遲在西元五七六年已與東羅馬帝國締交,故達頭以其戰勝武功之事,通知東羅馬帝國莫里斯皇帝。[43]

引文中的「當可汗建功於外之時,突厥內亂遂起,……可汗肆行屠殺,復得其國,可汗乃遣使告Maurice帝以此種武功。」馮承鈞認為,此處所謂可汗親屬“Touroum”應是指都藍可汗,史籍記載都藍為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若此為是,則“Touldikh”得為突利之對音。[44]日人內藤みどり以為,“Touldikh”當是指西突厥達頭可汗時期咄陸設之一的“Tourxanthos”。[45]承如沙畹所言,本段引文內容至為紊亂,將東、西突厥諸多史事混合錯置,導致文中的諸可汗名稱甚難考證。筆者傾向於馮承鈞的見解,認為此段引文的內容,係指隋文帝開皇十九年(599),都藍可汗與突利可汗(阿史那染干,Ašina Žamqan),因向隋朝請婚問題,最終引發東突厥內亂,西突厥達頭可汗乘都藍被其部下殺害之機,自立為步迦可汗(Bilgä Qaghan),以東、西突厥領袖自居,[46]並遣使告拜占庭墓里斯皇帝。

引文中「突厥可汗既平內亂以後,國家遂安,由是與Taugast訂立條約,維持平和。」此處的突厥可汗,筆者認為應是指東突厥啟民可汗(Yami Qaghan,599-609在位),當隋廢黜都藍可汗,改立阿史那染干為啟民可汗,並幫助啟民可汗平定東突厥內亂,開皇二十年(600),啟民可汗向隋上表謝恩,尊隋文帝為「大隋聖人・莫緣可汗」,表示東突厥願永遠臣服於隋朝的統治並接收隋朝的號令。[47]自此,隋朝與東突厥維持了約十年的和平。

綜合上述所言,事實上,以“Taugast”(“tabγač”)稱呼「中國」者,不始於八世紀時的突厥石刻碑銘,至晚在西元六世紀末或七世紀初,東羅馬帝國即以“Taugast”指稱中國,而東羅馬帝國之所以用“Taugast”一詞,筆者推測此一語彙係根據突厥語“tabγač”而來,蓋因上述徵引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所著的兩段史料內容,均是在述及突厥史事時而兼及中國(“Taugast”),而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對當時中國的認識,亦是經由突厥而得知。

 自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所撰寫的《歷史》以及八世紀突厥石刻碑銘以“Taugast”稱呼中國後,西方史籍文獻或北亞遊牧民族多以“Taugast”或與此相關的詞語指涉中國。如西元十世紀出生於巴格達的阿拉伯著名歷史學家與地理學家馬蘇第(Ali-el-Mas’udi,?-956)在《黃金草原》(Les Prairies d’Or)中論及唐末黃巢之亂時記載道:

中國中原皇帝從其臣民那獲得了Baghhur(筆者案:耿昇譯為「貝格布爾」)的榮譽稱號,也就是「天子」。然而,中國中原君主們的特殊尊號和在他們講話時,對他們的稱號則是Tamghač Khan(筆者案:耿昇譯為「桃花石汗」),而不是「天子」。[48]

由此可知,馬蘇第以「桃花石汗」指稱當時的唐朝皇帝。北宋時回鶻別失八里(Bishbalik,今新疆濟木薩爾縣境內)僧人詳古舍利都統(Sïngqu säli tutung),將勝光法師的《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譯為回鶻文,其中有云:

又幸福的在大twqač國有慧立大師者,洞澈三藏,受教著為twqač文,彥悰法師者宣教法師也,為之箋。[49]

引文中,馮家昇將「大twqač國」譯為「中國」;「twqač文」譯為「漢文」。[50]另一部勝光法師所著《金光明經》的回鶻文佛經譯著,又有記載道有關“tawhgach”,如「序品」第二葉a面,第十二行「(成書後的佛經在東方) tawhgach國家廣為流傳」;第十三行「在天tawhgach汗時代,(三藏法師義淨,從南方的水路出發)」;「序品」第二葉b面,第二行「完整的讀完并譯為tawhgach語等」。[51]此處的“tawhgach”以及「在天tawhgach汗時代」,經學者的研究,亦分別是指唐朝以及唐高宗時代。[52]

十一、十二世紀,中亞謀夫人馬衛集(1046-1120),在《動物與自然屬性》一書中將中國的領土分為三個地區:秦、契丹與回鶻,其中最大的是秦地區。馬衛集在書中談到,他曾遇到一個去過中國的智者,據此人介紹,中國的京城叫揚州(Y.njur),流經該城的一條大河,將它分成兩部分,國王及其隨員、侍從、軍隊住在一邊;另一邊則住著國王的臣民和商人們,他們的國家被叫做“Tafghãi-Khãn”(「桃花石汗」),又號稱為“Faghfûr”(「法格富爾」)。[53]該書又提到:

去中國國王Tafghãi-Khãn(筆者案:胡錦州、田衛疆譯為「桃花石汗」)的京城揚州,應從正東方轉而向南邊右手方向前行而達甘州(Qãm-jû);然後,用四十天時間至魯克沁(L. ksin)、火州(khocho)地方又稱唆里迷(Sûlmin)或中國城始終位於這段(路程)的左邊;從魯克沁就進入了Tafghãi-Khãn的領土,約四十天即可到達揚州。[54]

馬衛集所中國的領土分為三個地區,其中的「秦」係指宋朝;「契丹」是指「遼」;「回鶻」則是指高昌回鶻喀喇汗王朝。由引文中可知,中亞地區將宋朝皇帝稱之為“Tafghãi-Khãn”。

此外,譯於宋代的《回鶻文三寶願文》亦有記載:「喀雅恭敬地在這件tavghaq卷子上記下了兩行字,……」;[55]出土於內蒙古赤峰縣的十三世紀中葉回鶻文景教徒墓磚銘文有「tabγač紀年牛年正月二十日」;[56]又有立於元末,由回鶻文所刻寫的「亦都護高昌王世勳碑」,其中有「此外,(賜給的)三品銀印的樣式,也完全按tawγac式制成」。[57]

綜合以上所述,古代希臘文、拉丁文歷史與地理文獻中,最早是以「塞里斯」(Sêres)指稱中國;及至西元六世紀末,拜占庭歷史學家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在《歷史》一書中首次以“Taugast”稱呼中國。此後刻寫於八世紀的突厥石刻碑銘、十世紀的阿拉伯歷史文獻、十一與十二世紀的回鶻文佛典、十三及十四世紀回鶻文所刻寫的墓磚、碑銘等,都有以“tabγač”、“tabgač”、“tamghač”、“tawhgach”、“tafghãi”、“twqač”、“tawghc”等詞指稱中國;以“tabγač Qagan”、 “Tafghãi-Khãn”等指稱不同時代的中國皇帝。學者指出,“tabγač”這個語詞來源於突厥語,或者至少是來源於後來完全漢化的阿爾泰王朝(漢語叫拓跋[T’o-pa]),這個語詞沿著「絲綢之路」轉移,後來在拜占庭成為“Taugast”,在阿拉伯語中成為“tawghc”,都是指中國而言。[58]

四、「桃花石」釋義

漢文史料中,將“Taugast”(“tabγač”)譯稱「桃花石」者,最早出現於西元一二二一年元人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其書記載長春真人邱處機行至阿里馬城(Alcmalik,今新疆伊犂霍城縣境內)時謂:

農者亦決渠灌田,士人惟以瓶取水,載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59]

“Taugast”之最早的漢文對音,可能不始於李志常的「桃花石」,而是北宋蔡絛的「絛貫主」。蔡絛在《鐵圍山叢談》記載道:

(于闐)王內相(安中)因誦曰:「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中,絛、貫主(筆者案:此處係點校者馮惠民、沈錫麟斷句),阿舅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絛、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難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尋討,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60]

此段文字係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喀喇汗阿赫馬德(哈龍)・哈桑進貢上表獻玉時所說。黃時鑑認為,引文中的「絛貫主」,當是回鶻語詞“tabghač”或是“tavghač”的回譯音寫。[61]此說若不誤, “Taugast”之漢譯,則可以上溯至十二世紀初。

然而,“Taugast”一詞的語義究竟為何?學界看法紛歧,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中西學者提出多種解釋,今先將各方說法綜述於下,比較其中異同。

第一,大漢說。張星烺在<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一文,首先認為“Taugast”即是「大漢」之意:

陶格司(筆者案:即 Taugast)為大漢二字之轉音,今代日本人讀大漢二字為大伊干(Daigan);日人之漢字讀音,多學自隋唐時代;漢朝雖亡,而以後之人仍稱本國為漢土,法顯、玄奘之紀行書可覆視也。[62]

張星烺以今日本漢字讀音,多源自於隋唐時代,「大漢」日人讀為「大伊干」,語音類同“Taugast”,並認為漢朝雖亡,然後人仍稱中國為漢土。芮傳明亦採用「大漢」說法,並進一步的考證分析理由有三:一是,自秦一統中原後,漢王朝持續的時間長於任何其他王朝,長達四百幾十年,因此,域外人至少在這四百幾十年中始終將「漢」與「中國」視為同一;二是,漢代人以自稱「大漢」為榮,尤其是在與域外的「夷狄」之流打交道時,更因「大漢」而產生自豪,以為是一種至高無上,尊貴無比的美稱,乃至有居高臨下之感。因此,「大漢」成為遊牧人對中原王朝的一般性代稱;三是,域外人亦以稱「大漢」為榮,如西晉亡後,匈奴人劉淵自稱「漢王」,表明自己乃是繼兩漢的皇統。此反映出「大漢」的影響深入域外人,尤其是中亞遊牧人心中。[63]芮傳明並認為,自隋唐以降,皇帝被稱為「大家」或「宅家」,這個「大家」、「宅家」,即是“tabγač”從中亞地區「返銷」到中原的詞匯,反映了古代中原漢人聚居區與中亞居民進行頻繁文化交流的一個例證。[64]

第二,大汗說。章巽主張「大汗」說,其所持的理由:通過對音的研究,「桃花石」和其它同出一源的自“taugas”以下的各個名稱,其起源來自「大汗」,蓋因「汗」為遊牧民族首領之稱號,北魏拓跋氏的先祖已有可汗的稱號,後柔然、突厥、回紇諸族,也沿用可汗這個稱號來尊稱其君主。他們經常和南方的中原皇朝相接觸,就把中原的皇帝也稱為可汗或汗,又見中原皇朝之大,乃以大汗稱之。貞觀四年西北諸族請唐太宗上尊號為天可汗,也基於此因。[65]

第三,大魏說。法國歷史學家德經,最早研究“Taugast”,並認為“Taugast”之名乃漢文大魏(Ta-göei)二字之轉訛,原指拓跋魏而言。[66]

第四,拓拔(跋)氏說。法人伯希和(P.Pelliot)在<支那名稱之起源>指出:

這箇名稱(筆者案:Taughast”)同契丹名稱情形相類,我對於這一說,不敢自以為必是當三八六至五五六年之間,中國北部為一種來自東蒙古的外國皇朝所據,這就是中國載籍中的元魏。……中國載籍尚保存此朝的土姓,而譯寫其音曰:拓跋(Thak-bat)這箇譯名。……桃花石原來的根據,或者就是拓跋其對音,雖不精確,而有可能。就歷史方面言之,元魏佔領中國北部,而在中亞以土姓著名,遂使中亞的人概名中國為拓跋,猶之後來佔據元魏舊壤的遼朝,種名契丹,中亞的人又以此名名中國的情形一樣。[67]

與此同時,日人白鳥庫吉亦撰有<托跋氏考>一文,文中主張「桃花石」乃是指「拓拔(跋)氏」之意,此沿襲法人德經認為“Taugast”係「大魏」的音譯而來。白鳥氏其所持的理由如下:拜占庭史家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於《歷史》一書所記,“Taugast”一國的年代,正值拓拔氏所建的北魏,而北魏在五世紀間甚強,前後歷時一百餘年,勢力括及西域,當時各外族或即以魏代表中國,故呼為大魏。白鳥庫吉不以「大魏」而採「拓拔氏」,係因拓拔氏字音與突厥碑文中“Tabgač”字音相近,且中國史書多以拓拔氏稱北魏,較「大魏」為普遍。[68]

伯希和與白鳥庫吉等人提出「拓拔氏」的說法後,在中西方學界產生很大的影響,多採用此一論點。吳志根指出突厥興起後,最先接觸的正是拓跋魏政權,因此,突厥人以「拓跋」稱中國是很自然的;[69]劉義棠也以為從字、音、義來看,「拓拔氏」與“Taugast”多相吻合,較為接近。[70]英國牛津大學一九七二年所出版的《十三世紀以前突厥語詞源學詞典》和前蘇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出版的《古代突厥語詞典》,均認為“Taugast”乃「拓跋」之義,是當時的中國或中國人的代稱。[71]然而,對於「拓拔氏」的說法,有學者從語義和史實兩方面提出質疑。日人桑原騭藏即批評道:「拓跋魏」在塞外西域方面,雖確有相當之勢力,然若以其「拓跋」之部名,作為代表中國人或中國之名詞,而普遍使於用中外歷史上者,則未嘗見之。通觀五胡南北朝時代,均用「鮮卑」之總名,以包括「拓跋」部人,即外人之間亦均稱彼等曰「鮮卑」,且「拓跋」(Tak-bat)之字音與“Taugast”之字音,亦相差太遠也。[72]張博泉亦認為,北魏時,華夏之稱已上升到中原漢人以及其他族人的稱謂之上,拓跋姓及鮮卑族稱均不能代表中國華夏,而在中原以外的民族和外國,亦不以拓跋稱中國,以拓跋衍為對中國、中國人之稱,史無可稽,且“Taugast”一詞出現在六世紀末的隋初,此前不見記載,從時間看亦與拓跋不相干。[73]

第五,大賀氏說。此說是由洪均所提,其在《元史譯文證補‧西域補傳上》有謂「桃花石」為契丹之「大賀氏」之轉音:

多桑書,字音如曰唐喀氏(筆者案:即“Taugast”),義不可解。 其所謂唐,必非唐宋之唐。及注西遊記,有謂漢人為桃花石一語,循是以求,乃悟即契丹之大賀氏也。蒙古稱中國為契丹,今俄羅斯人尚然。唐、大音近,法文於花、哈等音,每訛為喀,西人譯波斯史,誌帖木兒事,為唐喀氏汗,即契丹……西人考古錢之書, 有契丹錢,鑄於宋仁宗慶曆三、四年間,云錢上有唐喀氏字音,是知契丹盛時,仍沿大賀氏之舊稱,故鄰國亦以氏稱之。[74]

然而,對於「大賀氏」的說法,也有學者提出質疑,張星烺、劉義棠以為“Taugast”一語出現於契丹未興之前,且契丹之音讀作“xitay”、“khitay”、“cathay”,並無法轉音為“Taugast”,故反對其說。[75]

第六,唐家、唐家子說。此一說法首先由德國學者夏德(F. Hirth)提出,夏德氏主張,“Taugast”者,唐家(Tàng-kia)之音譯,突厥呼唐人之稱也。[76]夏德氏之說,又得到羅斐氏(Berthold Laufer)的贊同。[77]日人桑原騭藏氏承襲此說,並進一步認為「堂格資」(筆者案:即桃花石)乃「唐家子」三字之音義,所持理由有五點:其一,中國歷朝史實,尤以唐之國威廣被四方。唐代國勢既如此強大,則其稱號之普傳於各國人民間,終成為代表中國之國號,是極自然之事;其二,從漢文史料中得知,新羅、靺鞨、突厥、回紇、高昌等夷對於中國屢用「唐家」之稱呼;其三,古來中國人為表示彼此有好,常使用「子」之稱呼,是以唐時之中國人必自稱為「唐家子」或「唐子」;其四,「唐家子」的古音為“Tang kia-tsi”與「堂格資」(“Tamghaj”)之發音頗相一致;其五,由席摩喀塔《史記》(筆者案:即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歷史》,以下同)一書則知,至少在六百三十年左右,其尚存在,此時唐朝也早已創建,故將「堂格資」解作「唐家子」當可。[78]

桑原騭藏的「唐家子」說,在中國學界也得到很大的回響,陳寅恪指出《舊唐書・迴紇傳》所載「唐家」即是「桃花石」(Tolgus);[79]向達亦以唐代中亞諸國即以「唐家子」稱中國人。[80]對於桑原氏的「唐家子」說法,梁園東從年代學上反對,以為“Taugast ”此名稱見於席摩喀塔之書,而其所記係拜占庭莫里斯皇帝(Maurice)西元五八二至六0二年間事,其時尚無唐代,自不能有唐家名稱;即使席摩喀塔卒於六三0年左右,然唐代勢力播及西域,實為貞觀四年(630)以後,唐家一名的被普遍應用,絕不可能在貞觀四年之前。[81]劉義棠也認為“Tabgač”與「唐家子」的音譯並不一致。[82]

第七,太岳、檮杌說。岑仲勉最初認為「桃花石」相當於「敦煌」之意;[83]後又認為「桃花石」一詞當成立於秦以前,可能傳自上古。岑氏詳考「桃花石」在古典文獻中可能相當於「太岳」、「檮杌」、「焦穫」等語源,後為突厥人所承襲使用。[84]

第八,天子說。梁園東提出「桃花石」意為中國之「天子」說,認為“Tabgač”一字乃突厥語「天」( Tängri )之變體,其意為「司天者」,即「天子」,而“Tabgas”由突厥文“Tabgač”一字變來,當為桃花石一名之本字。「天可汗」一稱,顯係北族語言,“Tabgač-qaganga”一名必有如天可汗原文的可能。是以,見於漢語的天可汗,必為見於西域語的桃花石汗無疑。梁氏並以突厥本字「天子」即“Tabgač”一字稱呼中國皇帝,及貞觀四年以後,西北各族視中國皇帝不止是中國的「天子」,而且是他們共同的「可汗」,故將「桃花石」與「可汗」兩稱號合稱,此即上唐太宗尊號為天可汗的由來。[85]

梁氏說法獲得羅一之、羅香林等人的採用,咸認為「天可汗」一詞係“Tabgač Qaganqa ”之對音。[86]岑仲勉則有不同的看法,認為梁氏所說的“Tabgač”乃「天子」音譯為非,理由是:其一,從語言學觀點看古突厥文稱「天」與“ Tabgač”全不相類;其二,梁氏以為“ Tabgač qaganqa ”這個名稱產生於魏晉朝代,然魏晉時期中國統治者並未從外蕃中受過「天可汗」之尊銜;其三,“Tabgas”並非突厥「天」之變體,突厥文自有相當於天可汗的字句,故其推論,益無根據之處。[87]劉義棠也從突厥文中對「天可汗」寫法當為“ Tängri Qaghan”而非“Tabgač Qaganqa”反對梁氏說法。[88]

第九,大國華、大國華人。張博泉認為,對於「桃花石」的研究,不應單純從歷史中某一名稱與音近便可求得,而是應當注重對其語詞自身進行分析,亦即以「桃花石」的音值為研究前提和基礎。「桃花石」是域外民族將具有中國、中國人的名稱直接音譯,它直接源於具有中國、中國人含義的名稱。作者將有關「桃花石」的西文拼寫音值分類,歸納得出兩種類型:屬於﹝U﹞型組的應讀作“Ta-uga-s”或是“To-ugha-j”,義為「大– 華– 子」,大之義為「大國」,華之義為「中國」,子之義為「人」;屬於﹝b﹞型組的應讀作“Ta-bga-č”或是“Ta-pgha-j”,義為「大– 葩– 子」,突厥、回鶻以「葩」字稱中國為「華」。無論是「大華子」,還是「大葩子」,其義都是指稱「大國華」、「大國華人」,亦即中國、中華、中國人、華人之義。[89]

以上所述,乃至今學界對「桃花石」一詞之各種解釋。現將上述各家說法製成【附表】,以清眉目。

筆者以為,研究「桃花石」(“Taugast ”)語詞涵意,當從語詞本身之語音、語義進行探討,而不是從漢字之書寫或是純粹以對音方式附會。以往學界所論,多半是先由語音相近的詞彙中,尋找一相近、相似之對音,再提出立論,此一方式極容易陷入比附,或推測與某一民族姓氏有關(如「拓跋」、「大賀」者),或以為來源於某一朝代名稱(如「大漢」、「大魏」、「唐家(子)」者),所得出之論點往往顧此失彼,無法得出一周延的解釋。例如,主張「大漢說」或是「唐家(子)說」者,都認為漢、唐國勢頂盛、國祚長久,文化光被四方,同時漢、唐也是對中國的美稱。是故,或者說“Taugast”之對音有類於「大漢」、「唐家(子)」;或是認為西北民族早已習用「大漢」或「唐家(子)」指涉中國。事實上,直至宋代,域外民族都曾繼續沿用「漢」、「唐」兩個名指稱中國,諸如北宋朱彧《萍洲可談》記載道:

漢威令行於西北,故西北呼中國為漢;唐威令行於東南,故蠻夷呼中國為唐。崇寧間臣僚上言:邊俗指中國為漢、唐,形於文書,乞並改為宋……詔從之。[90]

南宋程大昌《考古編》也寫道:

中國有事於北狄,唯漢人為力。故中國已不為漢,而北虜猶指中國為漢;唐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尚以中國為唐。[91]

從上兩引文中可知,及至宋代,西北地區民族仍有同時襲稱中國為「漢」、「唐」者,以對音方或比擬附會某一個朝代,恐難得出確論。

至今所知史籍文獻或是石刻碑誌最早有關“Taugast”的記載,就是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的《歷史》,筆者已於前面論道,《歷史》書中有關於“Taugast”的認識與內容,主要是透過突厥民族,換言之,“Taugast”一詞是的語音是來自於突厥語。是故,要探討“Taugast”的語義,也當從突厥語尋之。十一世紀七十年代,出生於喀什噶爾的維吾爾族學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完成了歷史上第一部的《突厥語大詞典》,這是一部提供研究中古突厥的語音學、語法學、詞匯學和方言學的系統而完備的重要典籍,同時也保存了當時有關突厥各部落的社會與歷史大量的珍貴材料。在《突厥語大詞典》第一卷中,關於“tavghaq”的專條,有下列五種解釋:[92]

一是,「馬秦」國之名。這個國家距秦有四個月的路程。秦原來分作三部分:第一,上秦,地處東方,被稱之為“tavghaq”;第二,中秦,被稱之為“hïtay”;第三,下秦,被稱之為“barhan”,這就在喀什噶爾。但是,現在認為,“tavghaq”就是「馬秦」。

二是,突厥人的一部分。因為他們居住在“tavghaq”地區,所以稱為“tat tavghaq”。“tat”(塔特)就是回鶻;“tavghaq”(桃花石)就是秦人。

三是,凡是偉大而古老的東西均稱為“tavghaq әżi”。這和阿拉伯語的「阿德部落的東西」相同。這個詞也用作可汗們的稱號;“tavghaq han”有「古老強大之國的可汗」之意。

四是,“tat tavghaq”,這是對偶詞。這里的“tat”一詞表示「波斯」之意;“tavghaq”一詞表示「突厥」之意。

五是,“tavghaq yudasï”,葉子同百合的葉子相似的、可供藥用的一種樹。

從上述的五種解釋中,第一、第二種解釋與中亞謀夫人馬衛集《動物與自然屬性》一書中所提秦、契丹與回鶻一致,「上秦」是指宋朝;「中秦」是指契丹的遼;「下秦」是指回鶻喀喇汗王朝。[93]第四、五種解釋則與本文所探討的主題較不相涉。吾人以為,第三種解釋,正是“Taugast”語詞的根源,意指「偉大而古老」、「古老而強大之國」。中國為一古老的國度,此為西方國家所熟知,而在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所處的時代,中國也正進入隋唐盛世階段。因此,突厥民族才會以“Taugast”一詞來指稱中國。[94]

五、突厥石刻碑銘何以不稱唐帝為「天可汗」

唐太宗貞觀四年平滅東突厥,西北民族君上既已上尊唐帝為「天可汗」,然而,在八世紀的突厥石刻碑銘中,為何未曾見到突厥民族以“Tängri Qaghan”來稱呼唐朝皇帝,而仍是用“tabγač qaγan”?筆者推測可能有下列原因:

其一,“tabγač”一詞既已具有「古老而強大之國」之意,“tabγač qaγan”代表「古老強大之國的可汗」,可以表現出大唐帝國國威之強盛,這與漢文中「天可汗」同義。

其二,突厥民族君長有以“Tängri Qaghan”稱號者。《舊唐書・突厥傳上》記載:

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為登利可汗。[95]

《新唐書・突厥傳下》載:

其弟嗣立,是為苾伽骨咄祿可汗,使右金吾衛將軍李質持冊為登利可汗。[96]

突厥碑銘「翁金碑」右側文字第二行:

tägmäči män teyin saqïntïm. täŋri bilgäqaγanqa (t)agï isig küčüg bersägim bar ärmis ärinč.

(由於)我想為天毗伽可汗再次出力,由於他們襲擊了(我們),我攻打了(他們)

此外,又有回紇登里可汗(Tängri Qaghan)。據《舊唐書・回紇傳》載:

(乾元二年)夏四月,迴紇毗伽闕可汗死。長子葉護先被殺,乃立其少子登里可汗,其妻為可敦。[97]

《冊府元龜・外臣部》載:

乾元三年(筆者案:當為二年之訛誤),葛勒卒,長子葉護先被殺,乃立其少子移地健,是為登里可汗。[98]

「九姓回鶻愛登里羅汨沒蜜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記載:[99]

(第十行)前合毗伽可汗,當龍潛之時,於諸王中最長,都督、刺史、內外宰相、親國□官等奏曰:「天可汗垂拱寶位,輔弼須得。……」

(第十三行)□北庭半收半圍之次,天可汗親統大軍,討滅元凶,却復城邑。

(第十四行)□□冑遺棄。復吐蕃大軍,圍攻龜茲,天可汗領兵救援。吐蕃落荒,奔入于術。

(第十五行)……天可汗躬總師旅,大敗賊兵,……。

(第十六行)……天可汗矜其至誠,赦其罪戾,遂與其王,令百姓復業。

遊牧民族稱「天」為“Tängri”,唐人譯作「登里(利)」,或「騰里」。[100]由此以觀,在唐代,突厥君長苾伽可汗、登利可汗;回紇君長移地健、多邏斯,皆自稱“Tängri Qaghan”,[101]顯示其王權神授觀念中,表現出偉大、神聖。[102]惟在漢文史料中,將前者譯作「天」可汗,而後者則譯為「登利」可汗或「登里」可汗。[103]此或因於天朝上國觀念之深植人心,故不將突厥、迴紇之「登利」、「登里」迻譯為「天」。不唯如此,漢人在稱「登利可汗」時,將「登利」譯釋為「果報」,如《舊唐書・突厥傳上》載:

登利者,猶華言果報也。[104]

事實上,「果報」本身就涵有天、神之意,因為唯有天及神才有權力決定世間的果報,只因為撰史者欲避唐皇帝「天可汗」之唯一性,故將「登利」隱譯成為「果報」。突厥、迴紇君長自稱為「天可汗」原因在於當時兩國國勢均十分強盛,其君長欲與唐朝皇帝相抗衡。

除了北方遊牧民族之外,吐蕃對其君長(贊普)亦有類似「天可汗」之稱號,如〈第穆薩摩崖刻石〉即有「天贊普」(lha btsan po)、〈諧拉康碑甲〉有「聖神贊普」('phrul gyi lha btsan po),[105]表現出吐蕃人民視其君為天神之子或是神的化身。[106]

綜合以所述,大凡遊牧民族君王強盛、武功傲世者,均有自稱「天可汗」等類似之稱號。是以,突厥民族在刻寫碑銘時,為了區分突厥與唐朝國君,故仍沿用“tabγač qaγan”來稱呼唐朝皇帝。

六、結語

刻寫於八世紀的突厥石刻碑銘以“tabγač”、“tabgač”稱呼中國,此一詞彙與西元六世紀末拜占庭歷史學家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歷史》一書中的“Taugast”同屬一源。此後,阿拉伯歷史文獻、回鶻佛典或碑銘、墓磚中的“tamghač”、“tawhgach”、“tafghãi”、“twqač”、“tawghc”等,皆是由“tabγač”、 “Taugast”演變而來,漢文將其譯為「絛貫主」或是「桃花石」。

以往學界對於漢文中的「桃花石」以及“tabγač”、“Taugast”等語義為何,有著不同的看法。經由本文的論述分析,“Taugast”與“tabγač”都來自於突厥語,突厥民族以此一詞彙指稱中國,很有可能是受到中亞粟特民族的影響,或者“Taugast”、“tabγač”就是從粟特文轉譯過來。既然“Taugast”、“tabγač”等語彙是來源於突厥,要探究其語義,也應當從突厥語尋之。十一世紀中葉,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詞典》有關於“tavghaq”的專條解釋,其中「偉大而古老」、「古老而強大之國」,最有可能是“Taugast”、“tabγač”的本義。

唐太宗貞觀四年,擒獲頡利可汗,東突厥亡國,西域、北方遊牧民族上尊唐帝為「天可汗」,然而在八世紀的突厥石刻碑銘中,卻不見以“Tängri Qaghan”稱呼唐帝,推測其中原因,一則是“tabγač”一詞具有「古老而強大之國」之意,已可以表現出大唐帝國國威之強盛,這與漢文中「天可汗」同義;再者,突厥民族君長又有自稱“Tängri Qaghan”者,為了加以區分,故沿用“tabγač qaγan”來統稱唐朝皇帝。

 

【附表】「桃花石」各家解釋一覽表

說法

主張者

論點

質疑反對論點

大漢

張星烺、芮傳明

1.音近。

2.漢代國勢長久,域外將漢與中國視為一體。

3.大漢國勢強盛,為日後外族對中原王朝的美稱。

 

大汗

章巽

1.遊牧君長亦稱中原王朝首領為「汗」或「可汗」。

2.遊牧民族見中原王朝國勢強盛,故曰「大」。兩者合之,謂之「大汗」。

 

大魏

德經

“Taugast”為漢文大魏(Ta-göei)轉訛,原指拓跋魏

 

拓拔(跋)氏

伯希和、白鳥庫吉、吳志根、劉義棠

1.“Taugast”一詞出現時間與拓跋氏建立政權時間相近。

2.音近。

1.元魏從未以「拓跋」一名代表中國。

2.“Taugast”一詞最早出現在隋末,時間上與拓跋不相干。

大賀氏

洪均

1.音近。

2.契丹錢幣上鑄有唐喀氏一字。

1.“Taugast”出現於契丹未興之前。

2「契丹」與“Taugast”讀音不合。

唐家、唐家子

夏德、羅斐、桑原騭藏、陳寅恪、向達

1.“Taugast”與「唐家」字音相近。

2.唐朝國威被及四方。

3.域外民族屢用「唐家」稱呼中國。

4.唐時中國人自稱「唐家子」。

5.“Taugast”出現時間接近唐朝。

1.“Taugast”出現時間早於唐朝建國。

2.“Tabgač”與「唐家子」音譯並不一致。

太岳、檮杌

岑仲勉

語源。

 

天子

梁園東、羅一之、羅香林

1.“Tabgač”為突厥語「天」之變體。

2.「天可汗」為「桃花石」與「可汗」兩詞之相結合。

1. 古突厥文「天」與“Tabgač”不相類。

2. Tabgač qaganqa與「天可汗」寫法不同

大國華、大國華人

張博泉

1.“Ta-uga-s”義為「大– 華– 子」。

2.“Ta-bga-č”義為「大– 葩– 子」。

3. 「大華子」、「大葩子」,其義均是指稱「大國華」、「大國華人」。

 

 

[1]《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3<太宗紀下>載:「(貞觀)四年春正月乙亥(初九),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大破突厥……三月庚辰(十五日),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生擒頡利汗獻於京師。」(頁39);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卷193,太宗貞觀四年(630)三月庚辰條載:「初,始畢可汗以啟民母弟蘇尼失為沙缽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庚辰(十五日),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眾奄至沙缽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眾來降,漠南之地遂空。」(頁6074)。

[2]《舊唐書》,卷3<太宗紀下>載:「(貞觀四年三月)甲午(二十九日),以俘頡利告於太廟。」(頁39);《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2<太宗紀>載:「(貞觀四年)三月甲午(二十九日),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頁31);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14<獻俘>載:「貞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張寶相俘頡利可汗,獻俘于太廟。」(頁371)。

[3]有關唐太宗登順天門見頡利可汗的時間,史籍有兩種記載:一是,《舊唐書》記為四月丁酉(初二);一是,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93,太宗貞觀四年(630)四月戊戌條記:「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夏,四月戊戌(初三),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頁6074)。《舊唐書》與《資治通鑑》所記太宗登順天門時間不一,然從《新唐書‧太宗紀》所記「四月戊戌(初三),西北君長請上號為天可汗。」(頁31),可判定,太宗登順天門見頡利,應為四月戊戌(初三)。

    順天門,位於長安宮城(西內)正南面,隋文帝開皇二年(582)作,初名為廣陽門,文帝仁壽元年,改稱昭陽門。唐高祖武德元年,又改稱順天門。門外有朝堂,東有肺石,西有登聞鼓,其門上有樓,太宗即是在順天門之門樓上見頡利可汗。有關順天門之位置,可參看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版)》(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卷1,<西京‧宮城>,頁2。

[4]有關天可汗一詞意義,可參看拙文,<唐代「皇帝‧天可汗」釋義>,《漢學研究》第二十一卷第一期,頁423-432。

[5]據筆者統計,唐朝皇帝被稱為「天可汗」者有:太宗、玄宗、肅宗、代宗等。漢文史籍中出現稱呼唐帝為「天可汗」者共有十二次,稱呼唐帝為「天可汗」的民族有:西北諸蕃、敕勒(鐵勒)、突厥、回紇、箇失蜜、吐火羅、石國、西曹、曹國等遊牧民族及西域粟特胡人,參看拙文,<唐代「皇帝‧天可汗」釋義>,頁417-419。

[6]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上,頁12。

[7]1953年,新疆昭蘇縣特克斯河(Tekes River)支流小洪那海(Little Khonakhai)發現刻有文字的古代突厥石人,被稱為「小洪那海突厥石人」,石人像底座刻寫有二十行文字,據學者研究系屬粟特文字,石人像初步判定是突厥泥利可汗(Neri Qaghan,?- 604);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後杭愛省(Arakhangai Aimak)呼尼河流域布古特(Bugut)西方約十公里處所發現一通約為突厥陀缽可汗(Tapar Qaghan,572-581在位)時代的「布古特碑」,也是用草體粟特文刻寫碑銘。由此可知直至西元七世紀初期,突厥民族仍是藉用粟特文字記事。參看拙文,<突厥民族的歷史敘事與歷史觀– 以「暾欲谷碑」、「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為探討中心 –>,發表於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河北師範大學 主辦,承德市文物局 協辦,《“中國少數民族史學與歷史學多學科研究方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承德:2007年),頁133-134。

[8]俄‧克利亞什托爾內 著,李佩娟 譯,《古代突厥魯尼文碑銘 – 中亞細亞史原始文獻》(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47-50;耿世民,<古代突厥文字母和主要拼寫規則及其來源>,收入氏著,《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61-63。

[9]以下有關古代突厥碑銘的拉丁字母轉寫,皆是參照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暾欲谷碑」(頁94-106)、「闕特勤碑」(頁116-137)、「毗伽可汗碑」(頁149-173)、「闕利啜碑」(頁178-182)、「翁金碑」(頁186-190)。

[10]以下有關古代突厥碑銘的翻譯,參考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暾欲谷碑」(頁94-106)、「闕特勤碑」(頁116-137)、「毗伽可汗碑」(頁149-173)、「闕利啜碑」(頁178-182);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闕特勤碑」(頁217-228)、「毗伽可汗碑」(頁263-269)、「暾欲谷碑」(頁277-285)、「翁金碑」(頁295-297)、「闕利啜碑」(頁302-304)。

[11]此行又見於「苾伽可汗碑」東面第七行。

[12]法・戈岱司編,耿昇譯,《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4。

[13]法・戈岱司編,耿昇譯,《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頁5-6。

[14]法・戈岱司編,耿昇譯,《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頁6。

[15]法・戈岱司編,耿昇譯,《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頁104-105。泰奧菲拉克特・西莫加特《歷史》有關“Taugast”的內容,亦可參看張星烺編注,朱杰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一冊,「第三章隋唐五代時期中國與歐洲之交通・四、席摩喀塔之《陶格司國記》」(頁190-191)。

[16]法・戈岱司編,耿昇譯,《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頁104。

[17]張星烺編注,朱杰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頁190。

[18]張星烺編注,朱杰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頁191-192。

[19]同上註。

[20]亨利・裕爾(Henry Yule) 著,考迪埃(Henri Cordier )修訂,張緒山 譯,《東域紀程錄叢》(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7-19。

[21]《隋書》,卷84<突厥傳>,頁1865。

[22]《隋書》,卷1<高祖紀上>,頁18、同書,卷84<突厥傳>,頁1867。

[23]《隋書》,卷84<突厥傳>,頁1867。

[24]《隋書》,卷51<長孫晟傳>,頁1331。

[25]《隋書》,卷51<長孫晟傳>,頁1332。

[26]《隋書》,卷84<突厥傳>,頁1868。

[27]《資治通鑑》,卷176,長城公至德二年(584)九月條,頁5475。

[28]《資治通鑑》,卷176,長城公至德二年(584)九月條,頁5475;《隋書》,卷84<突厥傳>則記為「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為一子之例。」(頁1868)。戴國瑞,<隋唐兩代與突厥汗國的和平關係>,《中國邊政》第100期,認為這是突厥第一次將貴族女嫁到隋朝(頁25)。筆者以為戴氏論點恐有誤,蓋此次所謂的「和親」,係指北周千金公主(沙鉢略可汗之妻)欲改姓楊氏,名義上成為隋文帝楊堅之女,在此基礎上,隋與東突厥建立起「翁婿關係」,這與傳統上的「和親」意義有所不同,更不是突厥將貴族女嫁到隋朝。

[29]《資治通鑑》,卷176,長城公至德二年(584)九月條,頁5476。

[30]《隋書》,卷84<突厥傳>,頁1869-1870。

[31]張星烺編注,朱杰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頁193。

[32]遊牧民族自匈奴以來即有四色配四方之觀念,如漢高祖受困於平城之役,冒頓單于騎兵四面合圍劉邦,東面盡青馬,南面盡赤馬,北面盡黑馬,西面盡白馬;此外,回鶻文獻<烏古斯汗的傳說>亦有類似四色配四方的記載,可參看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116。

[33]突厥四方與太陽出現方位之關係如下:

日出:Tour(east) is derived from tor-(to rise). 東方:toru

午夜:Kuzay(north) is derived from kuztay(dark side). 北方:kuzey

日落:Batï(west) is derived from batï(to set). 西方:batı

日中:Künney(south) is derived from küntey(sunny side). 南方:künney

詳參Chen Ching-lung(陳慶隆), Concepts Regarding Numbers, Colors, and the Cardinal Points Among the Turkic Peoples, Proceedings of the XXVIII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8-14, July 1985.pp.49-56.

[34]以上時間皆參看《隋書》,卷2<高祖紀下>,頁31-32。

[35]葛承雍,<唐長安外來譯名Khumdan之謎>,收入氏著,《唐韵胡音與外來文明》(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332,注釋1。

[36]法‧伯希和(P. Pelliot)撰,馮承鈞譯,<景教碑中敘利亞文之長安洛陽>,收入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一卷,頁39。

[37]蘇萊曼著,穆根來、汶江、黃倬漢譯,《中國印度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41。

[38]有關長安外來譯名的音義來源,學界有下列幾種意見:一是,保西爾(Pauthier)提出Khumdan是Chang’ an(長安)的訛傳;二是,納曼(Neuman)認為是kongtien(宮殿)的誤讀;三是,哈特曼(Hartman)提出的Khan T’ang(汗堂)之說;四是,佐伯好郎以為是「關內」二字;五是,夏德(Hirth)及桑原騭藏指出是「京城」的譯音;六是,張星烺主張是「京兆」的對音;七是,林梅村判是是源於粟特文Srγ,本意為「大廳」、「宮殿」;八是,葛承雍從唐代關中方言音系,推測可能是「估誤搭」,意為遙遠的地方、遙遠的古城。參看葛承雍,<唐長安外來譯名Khumdan之謎>,頁331-332。

[39]葛承雍,<Khumdan為唐長安外來譯名的新證>,收入氏著,《唐韵胡音與外來文明》,頁338-339。

[40]《隋書》,卷36<后妃傳・宣華夫人>,頁1110。

[41]參看《舊唐書》,卷51<后妃傳上・高宗廢后王氏>,頁2170;《新唐書》,卷76<后妃傳上・則天武皇后>,頁3474。

[42]法‧沙畹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220-222。

[43]法‧沙畹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頁223。

[44]法‧沙畹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頁225,(註二)。

[45]日‧內藤みどり,<西突厥の一君主Tourxanthosについて>,收入氏著,《西突厥史の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396-405。

[46]《隋書》,卷84<突厥傳>,頁1873。

[47]同上註。

[48]馬蘇第著,耿昇譯,《黃金草原(一、二卷)》(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82。

[49]馮家昇,<回鶻文寫本《回鶻文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研究報告>,收入氏著,《馮家昇論著輯粹》(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376-377。

[50]同上註。

[51]吐爾遜・阿尤甫、買提熱依木・莎依提整理,《回鶻文<金光明經>(維吾爾文版)》(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

[52]同上註。

[53]馬衛集著,胡錦州、田衛疆譯,<馬衛集論中國>,收入《中亞民族歷史譯叢(第一輯)》,轉引自阿地力、孟楠,<百年來關於“桃花石”問題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6年第2期,頁12。

[54]同上註。

[55]牛汝極,《回鶻文佛教文獻:佛典總論及巴黎所藏回鶻文獻佛教文典》(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93-394。

[56]「赤峰回鶻文景教徒墓磚銘文」,全文共計八行,其中第二、三行有:「……tabγač saqīš-ī ud yïl aram ay」(tabγač紀年牛年正月)。據牛汝極的考證,此年為西元一二五三年二月十九日,參看氏著,《維吾爾古文字與古文獻導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01-102。

[57]「亦都護高昌王世勳碑」的立碑時間,經耿世民研究,該碑是立於元順帝元統二年(1334)。該碑IV第6、7行提及“tawγac”參看耿世民,<回鶻文《亦都護高昌王世勳碑》研究>,收入氏著,《耿世民新疆文史論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401、403,譯文見頁409。

[58]俄‧沃爾夫岡– 埃克哈特・夏利普著,欣慰譯,<古突厥碑銘中提到的中國和吐蕃>,《第歐根尼》1997年第1期,頁62-63。

[59]同註6。

[60]蔡絛,《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1,頁8-9。此段文字又見於張世南,《游宦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5,頁46。唯《游宦記聞》的斷句是:「五百國條貫主,師子黑汗王……四天下條貫主,……。」

[61]黃時鑑,<“絛貫主”考>,收入氏著,《東西文流史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34。

[62]張星烺編注,朱杰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頁154。

[63]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頁137-140。

[64]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頁146。

[65]章巽,<桃花石和回紇國>,收入氏著,《章巽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頁246-248。

[66]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p.32,轉引自日‧白鳥庫吉 著,方壯猷 譯,《東胡民族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上編,頁130。

[67]法‧伯希和(Paul Pelliot)著,馮承鈞譯,<支那名稱之起源>,收入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頁46-47。

[68]日‧白鳥庫吉 著,方壯猷 譯,《東胡民族考》,上編,頁130-132。

[69]吳志根,<關於「桃花石」>,《江漢論壇》1979年第2期,頁25。

[70]劉義棠,<天可汗探原>,收入氏著,《中國西域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97年),頁91、100。

[71]蔣其祥,<試論“桃花石”一詞在喀喇汗朝時期使用的特點和意義>,《新疆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頁18。

[72]日‧桑原騭藏 著,馮攸 譯,《中國阿刺伯海上交通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頁135。

[73]張博泉,<“桃花石”的名與義研究>,《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總第28期),頁78。

[74]洪均,《元史譯文證補》(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卷22<西域補傳上>,頁253。

[75]張星烺編注,朱杰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頁155;劉義棠,<天可汗探原>,頁91。

[76] F. Hirth, Nachwö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P.35.轉引自日‧白鳥庫吉 著,方壯猷 譯,《東胡民族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上編,頁131。

[77] Berthold Laufer, The Name China. , T’oung Pao, vol. XIII, 1912, p.723-724.

[78]日‧桑原騭藏 著,馮攸 譯,《中國阿刺伯海上交通史》,頁 135-142。

[79]陳寅恪,《讀史札記一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347-349。

[80]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台北:明文書局,1981年),頁4、27。

[81]梁園東,<“桃花石”為“天子”“桃花石汗”為“天可汗”說>,《邊政公論》第3卷第4期,頁50。

[82]劉義棠,<天可汗探原>,頁95。

[83]岑仲勉,<釋桃花石>,《東方雜誌》第33卷第21號,頁35。

[84]岑仲勉,<桃花石之新釋>,收入氏著,《突厥集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下冊,頁1046-1057。

[85]梁園東,<“桃花石”為“天子”“桃花石汗”為“天可汗”說>,頁48-53。

[86]羅一之,<唐代天可汗考>,《東方雜誌》第41卷第16號,頁45;羅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收入氏著,《唐代文化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5年),頁80。

[87]岑仲勉,<桃花石之新釋>,頁1046-1047。

[88]劉義棠,<天可汗探原>,頁96-97。

[89]張博泉,<“桃花石”的名與義研究>,頁78-84。

[90]朱彧,《萍洲可談》(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2,頁25。

[91]程大昌,《考古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3<詩論十四>,頁19。

[92]以下五種解釋,皆依據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譯,《突厥語大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頁479-480。

[93]張廣達,<關於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詞匯》與見於此書的圓形地圖(上)>,收入氏著,《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認為對於「秦」和「馬秦」二詞,可以把整體之秦譯為宋、契丹和喀什噶爾;摩秦(馬秦)譯為宋;狹義之秦譯為契丹。

[94]突厥民族會用“Taugast”一詞,除了是因為“Taugast”一詞本身即具有「偉大而古老」、「古老而強大之國」意涵外,筆者推測,突厥以“Taugast”指稱中國,很有可能也是受到中亞粟特民族的影響,“Taugast”恐是從粟特文轉譯過來,一如突厥將粟特文“’xwnt’n”轉譯成為“Khumdan”來指稱長安。然而,筆者至今尚未找到與“Taugast”有關的粟特文對音,故此一假說是否正確,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究。

[95]《舊唐書》,卷194<突厥傳上>,頁5177。

[96]《新唐書》,卷215<突厥傳下>,頁6054。

[97]《舊唐書》,卷195<迴紇傳>,頁5201;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21,肅宗乾元二年(757)四月條,頁7076。

[98]王欽若,《冊府元龜》(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卷967<外臣部‧繼襲二>,頁11373上。

[99]此碑為迴紇君長多邏斯紀功碑,立於唐憲宗元和九年(814),碑文是由頡于伽思、伊難主所撰,詳參程溯洛,<釋漢文《九姓回鶻毗伽可汗碑》中有關回鶻和唐朝的關係>,收入氏著,《唐宋回鶻史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02-114;日‧安部健夫著,宋肅瀛等譯,《西回鶻國史的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34-144。

[100]劉義棠,《中國邊疆民族史(修訂本)》(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年),上冊,頁63。

[101]遊牧民族首領名字上之贊美辭,乃是其君長本人在世之時之自稱,非為國人所尊奉。

[102]古突厥語之「登里」,即“täηri”或“teηiri ”。該詞詞根“teη”源出動詞「上升」、「飛翷」之意,在鳥類名稱中也有反映,如鷹科的小鷂,古突厥語稱為“teηälgün ”,其與“ teηiri ”同根。本義為上升的這個突厥詞,可轉義為「獻牲」、「崇奉」、「尊敬」。因此,「天」就不單只「上天」,而且被賦予神靈的意義,代表著「天神」。參看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 136;項英杰 等,《中亞:馬背上的文化》(杭州:淅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86。俄‧威廉‧巴托爾德(Wilhelm Barthold)認為突厥“tängri”一字,既是指物質意義的“天”,也作為神的“天”。參看威廉‧巴托爾德著,羅致平譯,《中亞突厥史十二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11-12。

[103]劉義棠,<天可汗探原>,頁 81-83、101;劉義棠,<漠北回鶻可汗世系、名號考>,收入氏著,《維吾爾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97年),頁125。

[104]《舊唐書》,卷194<突厥傳上>,頁5177;又見於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14,玄宗開元二十二年(734)十二月條,頁6809。

[105]<第穆薩摩崖刻石>、<諧拉康碑甲>分別見於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頁 95、107。

[106]參看拙文,<唐代「皇帝‧天可汗」釋義>,頁421-423。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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