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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20周年


邱树森
2004-08-12 13:23:40 阅读
原刊于《回族研究》 200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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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崎岖曲折的历程中,取得极其丰硕的成绩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崎岖曲折的历程中,取得极其丰硕的成绩。实证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化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历史观、方法论产生了巨大的飞跃。陈垣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中实证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他以毕生精力从事史学研究,在宗教史、民族史、蒙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学识广博,治史缜密,是20世纪杰出的进步学者,也是史学界的一代宗师。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正是传统的历史学发生变革的时代,陈垣等老一辈史学家既继承了乾嘉学派以实事求是作为治学宗旨,重视证据,从具体方面分析、归纳、演绎,以求得历史的真实面目;同时,他们又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掌握了历史研究的新思想、新方法,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不断发掘新的史料,另辟蹊径,把中国历史学推向近代史学的新阶段。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是20世纪中国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作。

    陈垣先生于1923年撰成《元西域人华化考》前4卷,发表于《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后4卷于1927年撰成,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二期。前4卷完成后曾寄日本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的桑原骘藏,桑原于1924年撰写了书评《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是“有价值之学者”,指出陈垣的研究有两大特色:一是以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二是具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元西域人华化考》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就回族史研究而言,该书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回回人的族源和源流的新见解。

    何谓回回人?即来自西亚、中亚阿拉伯、波斯及突厥系各族之信奉伊斯兰教之穆斯林在中国定居者,元时南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各伊斯兰国家来华定居者亦属此列。

    陈垣的贡献在于区分回回人与其他种族需抓住三个要点:一是地域差别,二是宗教差别,三是姓氏差别。

    关于第一点,陈垣说:

回纥唐元和间改为回鹘,其族类本在葱岭之东,夙奉摩尼教,与回回之在葱岭以西奉伊斯兰教者迥殊。

这就是说,葱岭是分界回回与非回回的主要界限。

关于第二点,陈垣说:

五代时回鹘既衰,渐有改奉伊斯兰教者。元初诸人对此等外教多不能辫别,故统目之为回纥。长春西游记、刘郁西使记之所谓回纥,皆指伊斯兰教国。其后渐觉有不同,于是以畏吾、伟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鹘,以回回代表奉伊斯兰教之回纥,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王浑玉堂嘉话卷三云,回鹘今外五,回纥今回回也。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是元人目中回鹘与回回二也。世祖纪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而奸臣传则称阿合马为回纥人,是元人目中回纥与回回一也

这段言论告诉我们,葱岭东西绝不是惟一的界限,随着伊斯兰教的东渐,葱岭以东以北的哈剌鲁、阿儿浑人早已伊斯兰化,畏吾儿地区也有不少改奉伊斯兰教,到成吉思汗西征时,哈剌鲁以东、昌八剌城(今新疆昌吉)以西的畏吾儿地面已经伊斯兰化,《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说:昌八剌城“西去无僧,回纥但礼西方耳。”这一范围内的伊斯兰化的突厥人主要有于阗(今新疆和田)人,如《元统元年进士录》中之慕晑,作“回回于阗氏”,其曾祖为邪儿干(今新疆莎车)牧民官斡儿别亦思八撒剌;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人,《元统元年进士录》中有乌马儿,“本贯阿里马里,回回人氏”;别失八里(今新疆奇台西北)人,《元统元年进士录》中有别罗沙,“贯西域别失八里人氏”,《西湖竹枝集》注云:“字彦诚,回回人氏”,可见亦为回回人。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五五按语曰:“别失八里本畏兀儿地,回回人亦有杂居之者,乃常事也。”总之,地域虽在葱岭之东的畏吾儿,元代史料中常用回鹘和回纥来分辨,信奉佛教者为畏吾儿,信奉伊斯兰教者为回回人,这一分辨大大地避免了民族史研究中之混乱。

关于第三点,陈垣写道:

买闾,安兼善,大雅集选其诗至十篇,称为会稽人。御选元诗称为西域人。……余因其祖名哈只,父名亦不剌金,知为回回教世家。哈只为曾朝天房者之称,亦不剌金今通译亚伯拉罕,回回教人恒用以为名也。

是据买闾之祖父哈只及父之名亦不剌金而定为回回人。此类例子甚多,如明三宝太监郑和,据云南昆明发现之李至刚撰《马公墓志铭》,知郑和之祖父及父之名皆为哈只,遂知郑和为回回人无疑。

陈垣通过上述种种科学方法的研究,使许多著名西域文士的族籍得到了解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高克恭、萨都剌等。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画家,其族属旧说纷纭,如《四库总目》说其为金人,《清河书画舫》称其为回鹘人。陈垣据泰定时平章政事乌伯都剌为克恭之婿,又据程钜夫《雪楼集》卷二乌伯都剌三代封制,其父为益福的哈鲁丁,系至元时回回闲子学教授亦思替非文字之人,知为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为高克恭之亲家,以此断高克恭为回回人。”

又如萨都剌,《四库提要》误为蒙古人,陈垣据杨维祯《西湖竹枝集》谓萨都剌为答失蛮氏,考定为回回人。

第二,为回回“华化”人物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使研究元回回人的“华化”文化言之有据。

《华化考》全书共论132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属于回回人,不足三分之二为畏吾儿、唐兀等其他西域人。陈垣从二百余种史书、文集、方志、金石、笔记中爬梳史料,加以考证、辨析,分儒学、佛老、文学、美术、礼俗、女学六篇叙述。

陈垣先生为使《华化考》言之有据,广事搜录,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或前人所忽视的史料。如《元统元年进士录》久佚,明代与清初无人提及,乾隆六十年(1795)黄丕烈于苏州购得元统元年原刻本,1923年徐乃昌据黄氏原藏刻本影雕,收入《宋元科举三录》刊布,是年正好陈垣作《华化考》,于是据《录》中蒙古、色目人榜发掘出“华化”西域人数十人,其中许多人之生平仅见于本《录》。又如欧阳玄《圭斋集》卷九有《马合马沙碑》,其父也黑迭儿为大食国人,元时燕京都城及宫殿为也黑迭儿所筑,陈垣据此文补西域人之中国建筑之阙,并对《新元史》提出批评:

新元史一三一为之补传宜矣,惟尚嫌未能发挥也。也黑迭儿建筑之精神,窃以为应置诸方技传之首也。且氏族表作也黑,传与目作也里,亦应改正。

陈垣利用金石资料作研究更令人钦佩。其征引书目中有《两浙金石志》、《越中金石志》、《常山贞石志》、《安阳金石志》、《和林金石录》、《和林金石诗》、《寰宇访碑录》、《补寰宇访碑录》、《檪古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金陵古金石考》等。金石资料为乾嘉以来史家所重视,但未见有如陈垣之齐全者。因而西域“华化”人物之事迹大大扩充,如大食人赡思,人知其精于经学、文学、史学、方志学、水利学,而不知其为书家,陈垣从《常山贞石志》中发现赡思文5篇。其中《哈珊神道碑》“盖赡思所撰并八分书也。体势被磔,用力极深,而竟无书名,其书名为文名所掩也”。再如元代杰出的书法家、康里人夒夒,其墨迹传世者甚少,然碑刻见于《寰宇访碑录》十二者有九种,见于吴式芬《檪古录》十九有六种,陈垣说:“若全拓而影印传之,亦一美举也。”

本世纪20年代,国内外研究西域人华化这一课题的学者不多,最有成就的当推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和我国学者陈垣。两人的注意力几乎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同一点上。桑原于19巧一1918年在《史学杂志》上分五卷发表《蒲寿庚之事迹》,而陈垣于1917年发表《元也里可温考》;桑原于1926年发表《关于唐宋时代移居中国的西域人》,而陈垣于1923一1927年发表《元西域人华化考》。桑原的两种书均被译成中文,前者根据桑原的几次修订,由陈裕背译成《蒲寿庚考》(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后者由何健民译成《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昆明中华书局1939年版)。桑原的论著自然为陈垣所参考,《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提到:“近日本桑原骘藏氏考寿庚事尤详尽”,可见陈垣读过桑原的著作。而桑原在收到陈垣寄赠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等书后,带着特别的兴趣仔细研读,当看到可以订补自己著作的材料时,便画上红点或用红笔注出,以备日后查考,特别是在《关于唐宋时代移居中国的西域人》中,颇多征引《华化考》及其书评。竺沙雅章在《陈垣与桑原骘藏》一文中说:“这篇论文《关于唐宋时代移居中国的西域人》和《蒲寿庚之事迹》一样,是一篇旁征博引中外史料并明晰论证的长篇力作,与陈垣的《华化考》堪称双璧,皆为东西关系之名作。”这一评论是不过分的。

桑原和陈垣二氏所提供的史料,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回回人的“华化”文化指点了道路。拙著《中国回族史》唐宋部分、《回族文化志》唐宋元部分及张迎胜、丁生俊的《回族古代文学史》等书所引用资料大部分是受二氏书中的启示而搜集的。

第三,对“华化”的西域人之学术成就持赞扬、歌颂的态度,在学术研究中贯彻了民族平等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受儒家“华夷有别”思想的影响,对少数民族历来比较歧视。至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思想才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学术研究中贯彻民族平等思想,陈垣先生是20世纪前期的一面旗帜。他在《华化考》中写道:

盖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且元自延肇兴科举,每试,色目进士少者十余人,多者数十人,中间虽经废罢,然举行者犹十五六科,色目人之读书应试者甚众。马祖常送李公敏之官序,言天子有意礼乐之事,则人皆慕义向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囊书囊笔,联裳造庭,而待问于有司,(《石田集》卷九)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王夫之夕堂永日诸论外编,谓胡元诗人贯云石、萨天锡、欲矫宋诗之衰,而气乘之云云,其一例也。

陈垣认为,这些见解都是种族偏见,他认为清人中有一二人,如王士祯、赵翼两家之言,比较平心静气,尤其是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的言论较赵翼独到。并说:“予兹所论,正与王士祯同也。”

可以说,在陈垣先生之前,中国汉族知识分子还没有一人在其著作中如此热情洋溢地叹赞、歌颂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无怪乎他在《回回教人中国史略》中强烈谴责清廷对回民起义的镇压和对回民的杀戳。

第四,论述了元回回人“华化”的意义。

包括回回人在内的元西域人“华化”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景观。对这一景观的研究,有助于阐明中华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互相交融和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在这方面,陈垣先生带了一个好头。

陈垣首先阐明了什么叫“华化”,他说:

惟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等国,本有文字,本有宗教,畏吾儿外,西亚诸国去中国尤远,非东南诸国比,然一旦入居华地,亦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

这里所说的“华化”均指“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并非仅仅指西域人永居汉地而归化中国;也不是仅指这些在华之西域人,“娴习华言,博综汉典”,如《高僧传》中之西域翻经沙门及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可以谓之华学矣,然不得谓之华化。”所谓“华化”,一定是指“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

陈垣还进一步探讨了西域人‘‘华化”的原因,他说:

元军先定西域,后下中原,西域人之从军者、被掳者、贸易者,接踵而至,平昔所想望之声明文物,尽触于目前,元制色目人又自由杂居,故一传再传,遂多敦诗书而说礼乐。

由此可见,“华化”又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因为元代西域人大批东来,在中土定居生活后,不可避免地要接触汉文化。西域人来华的第一代、第二代多以武功取得高官厚禄,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其第三代、第四代“遂多敦诗书而说礼乐”,甚至通过科举而取得功名,于是不少西域人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方面取得很高的造诣,用汉文字从事创作,涌现出高克恭、马九皋、萨都刺、迺贤、丁鹤年……这样一批优秀的文学艺术家也就不奇怪了。

笔者从陈垣先生的开拓性研究中进一步得到如下启示:即回回人的“华化”对于中国民族的发展和回族本身的发展均具有重大意义。

“华化”的含义是不断发展的。“中华”这个名称,在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这是因为汉族是从“华夏”或“诸夏”发展过来的。但是随着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疆域不断扩大,中华的概念也随之变化。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外国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抗击外国侵略,特别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深人人心,“中华”的概念逐渐发展为多民族的含义,中华民族于是成了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因此,“华化”的概念即使在元朝时已不能完全等同于“汉化”,因为回回人是在元朝时正式“入籍”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据史载,元太宗窝阔台乙未年(1235)开始了著名的“乙未籍户”,规定:“不论达达、回回、契丹、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虏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以后宪宗蒙哥二年(1252)的“壬子籍户”和世祖至元八年(1271)颁布的《户口条画》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回回人正式编入政府的户籍,标志着回回人“蕃客”地位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大家庭又增添了新的成员。陈垣用“华化”而不用“汉化”,其高明之处就在于此。

同样,回回人的“华化”对回族本身历史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回回人入居中土后,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其居住特点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散居于全国各地,而又相对集中。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要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除了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保持本民族的特点外,在语言、姓氏、服饰等方面必须作出相应的变化。因此元明以来,回回人多采用汉姓,汉语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甚至有些生活习惯也改从“华俗”。这样,回族文化就在多元化中取得发展,除了伊斯兰文化和世俗文化以外,“华化”文化就成为回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回回人用汉文创作的文化著作、艺术、发明创造,都应该包含在回族文化的广义范围内。

反之,回回人的伊斯兰教宗教文化也必然会“华化”,否则它就难以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关于这一点,陈垣在《回回教人中国史略》中已经提到,但没有展开论述。事实上,任何一种外来宗教要在中国得到生存和发展,如不具有中国文化和民族色彩,是很困难的。儒家用中国文化解释伊斯兰教渊源,见于最早记载的当为赛典赤·赡思丁,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即“别庵伯尔之裔”,怕别人闹不清他的家世,遂“自云世家同中国孔子宗系”,这个比方打得十分恰当。其后,与中国儒教文化相交融的倾向愈益明显,至正八年(1348)定州《重建礼拜寺碑记》中有云:“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乎。夫不惟无形无像,与周雅无声无臭之旨吻合;抑且五伦具备,与周书五典五悼之义符契,而无所殊焉。”撰文者显然试图在寻找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的共同点,以使人们对这一宗教得到理解和支持,这通碑文可谓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滥觞。明末清初,在经济和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涌现出一批回族穆斯林学者和思想家,即“回儒”,如王岱舆、张中、伍遵契、刘智及云南马注等,在论释伊斯兰教义时,吸收儒家学说,提出“儒回兼通”,使之更适应中国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使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士大夫更容易认同,广大穆斯林也便于接受。伊斯兰教通过演变、改革,逐步实现了中国化。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中土文化的气息,既不同于中东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伊斯兰教,又是世界伊斯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载《史林》第九卷第四号。

    ②见[日]竺沙雅章:《陈垣与桑原骘藏》,载《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

    ③本文所引陈垣文章,均见《元西域人华化考》,励耘书屋丛刻本。

    ④《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

    ⑤王挥:《秋涧集》卷八一《中堂事记》下。

⑥马注:《清真指南·请褒表》。

编辑:刘中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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