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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与胡适


王晓清 张克兰
2004-08-13 11:02:07 阅读
原刊于《史学理论研究 》199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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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澜与胡适之间,没有学术上的近谊与远缘。一个独立于政党之外,以学术而求政声,不是一个安分的学者;一个直接加入党派,以历史著作传播唯物史观,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走了一条亦仕亦学的路线。
  范文澜是浙江绍兴人,秉承的是章学诚浙东史学的遗脉;胡适是安徽绩溪人,系皖派学术重镇薰染之人。范、胡在学术与地缘上不存在渊源关系,但两人都是一个时代的人,共同的倾向是偏好古典文学。范文澜初始问学,注重群经、诸子、史传;胡适启蒙时癖好历史,而喜谈明清古典文学;对考据学发生兴趣,又好作诗文,涉猎颇广。范生于1893年,胡生于1891年,接受教育有早晚,启蒙开智有后先。
  从范、胡治学轨迹以及学术追求所致的境界来看,一个是共产党的大历史学家,受到毛泽东雅重,开国后成为共和国史学界的“五老”之一,与郭沫若、剪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并名;一个是民国学术领袖,曾经与蒋介石竞选总统,胡适从学行上说还是毛泽东的老师。    胡适出名早,属英雄少年、盛气逼人、且学术道路颇顺当的那一类人;范文澜则不同,默守内向,又不善辞令;埋首经书,闻达不求,成名亦罔然不顾。
  范文澜与胡适学术最大的渊源处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是近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摇篮,也是新潮思想和文化先锋的发源地。晚清迄民初,北京大学荟粹了新与旧、中与西、古与今学说思想,集中了一批又一批卓 超群的学者名士。他们开一代风气,尽领风骚的气概在中国当代学术文化史上为后世所羡称乐道。
  范文澜20岁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1917年范24岁时在北京大学国学门毕业,曾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范文澜系蔡的绍兴小同乡),但时间不长,即到沈阳高师、河南汲县、天津南开中学等地担任经史文学教员。
  在范文澜从北大毕业之时,比范长2岁的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在此前后,胡适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文学改良邹议》、《诸子不出王官论》。当范文澜拿着北大文凭到沈阳、天津等地谋取教职时,胡适则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头衔进入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成为民国主流学术的领袖人物。胡适继《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尝试集》出版后,开始了他的古典白话小说的系列学术考证。
  正如北京大学学生、与胡适亦师亦友的顾颉刚、傅斯年对胡的评价一样:“这个人古书读的不多,但他那条路子是对的。”国学根底不深的胡适,因为在美国领悟了当时美国学术界最新潮的文化思想,接受了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其师杜威实验主义学说的影响,使他视野开阔且能在文史哲诸学说领域别开风气。
  范文澜在北大国学门攻读时,他的老师有黄侃、陈汉章、朱希祖、刘师培、陈独秀等。对范学术影响最大的是黄侃。黄侃是湖北蕲春人,在日本时受学于朴学大师章太炎,成为章门前期弟子中学术声望极高之人,与乃师并名,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字音韵训诂学体系,后人谓之章黄学派。黄侃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在古音二十八韵的提出,使章太炎音韵训古学更臻完善。其次是深入研究《文心雕龙》。范文澜从黄侃学《文心雕龙》及其诸子群经,深得本师真传。33岁时范文澜出版《群经概论》,之后在北京各大学讲古典文论,讲《文心雕龙》,43岁时开明书店出版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可以说范文澜的学术活动始终处于一种非主流地位,其影响没有胡适那样大。范文澜所学所从的学问,基本上是章太炎、黄侃学术的传统,国学基础扎实。但是如果这种传统学术不注入新的方法,不统之以新的治学理论,章黄学问的路线似乎要走入偏门,进入绝境。
  范文澜是传统国学子弟,没有喝过洋墨水,外文对他来说无异是天书。这与胡适动不动来句“yes”或“Hello”是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的薰染与国学精粹的薰染,其结果是大异其趣的。提倡国语和文字改革的胡适,讲的是大白话,写的是新诗,他的安徽官话讲的也很地道,富有感染力。范文澜讲的是绍兴方言,很让人听不懂,这与浙学先贤王国维、章太炎讲学时令弟子们听不懂是一回事。范文澜任北方大学校长时,他有一位学生高继芳是高树勋将军之女,在回忆文章《记范文澜校长二三事》一文中说:“范校长是浙江人,口音重,每次学校开大会,范校长讲话,许多同学都听不懂,只能听懂一句话,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来范文澜传播知识时,其接受程度是要选择受众对象的。
和范文澜同年、亦是北大校友的顾颉刚,与范文澜的学术交谊是很长且深的。共和国开国的第三年,58岁的范文澜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是郭沫若),成为新中国历史学界最高刊物《历史研究》的编委,又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而蛰居上海的顾颉刚,受召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与范文澜成为同事,他们之间的学术交往应该说是密切的。    
  早在20年代,以古史辨派领袖而成史学界名宿的顾颉刚已经与范文澜有较深的联系。范文澜32岁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即应顾颉刚之约,组织朴社,出版文书论著;38岁时范文澜在《史学年报》上发表《与顾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同年范出版了他的《正史考略》。这段学术友谊是建国后范、顾交往的远源。
  顾颉刚因为休学而成胡适的学生,受胡的影响甚深,而范文澜则早已毕业。但作为一名北大知名的年轻教授,且在当时学术界刮起过几重旋风的人,范文澜应该说是推尊胡博士的。从他与顾颉刚的学谊来看,范对胡适可以说不持有恶意,这一点似乎可以肯定。
  确立范文澜在现代中国新史学地位的,应该是他用一生性命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范著中国通史与当时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无关系。民国初期兴起的甲骨学证成殷周史的可信可考;古史辨派大兴科学的古史考证,提出了许多史学界可接受的学术结论,这为后修中国通史作了学术准备。事实上,三四十年代,史学界确实兴起了编纂中国通史的学术思潮。与此同时,学术向现代科学的转型,导致传统的今古文经学已走了末路。熟谙中国经学变迁历史的范文澜,已有了通彻清算晚清经学的思想空间。这个时候,唯物史观所倡导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与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大为畅行。再加上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已开唯物史观贯注中国古史撰著核心的先河,这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成书的大的学术环境。
  当范文澜这位大学者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的时候,胡适则作为中华民国政府驻美大使,为争取美援在美国各个州奔走呼吁。此前二年(1941年)又正好是胡适的50岁生日,他为此赋《自寿小诗》一首:“卖药游方廿二年,人间浪说小神仙,于今回向人间去,洗净蓬莱再上天。”显得逍遥自在。很显然,对范文澜这位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的研究状态,身处异国的胡适是无所关心,也没有必要关心,懒得关心的。因此政见与倾向不同,胡适这位学术领袖与共产党的学者之间没有学术交往的任何信息。
  范文澜靠自己带到延安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初编、二编、三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胡注《资治通鉴》和《十三经注疏》等开始了他的《中国通史简编》的撰写工作。
  范文澜是一位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中国通史简编》后更名为《中国通史》,奠定了范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学术地位。这部受到毛泽东赏识的中国通史,是遵照中央指示而撰写的。刚开始由集体分工各写章节,由范文澜整齐体例。1947年上海新知书店出版该书时署名是:谢华、范文澜、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佟冬后到吉林长春,曾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主编《中国东北史》(卒于1996年)。尹达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叶蠖生,50年代晚期曾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系列中国历史史话的作品。延安时期,范文澜的学术助手有荣孟源;建国后的学术助手有蔡美彪、王戎笙。蔡是知名辽金元史专家,王对太平天国史及近代史研究有素,从历史撰述角度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只是半部书,范死前该书只写到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明清史部分没有成书,之后由范文澜的学术助手蔡美彪为主编,集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将该部《中国通史》出齐,以遂范文澜未了的学术心愿。
  范著《中国通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919年胡适将自己留美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加工修改成北大讲义出版,在民初经学小学处于正统地位的学术环境里不啻扔下了一颗炸弹。该书出版后,胡将其送给晚清经学殿军、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章太炎给胡适写了一信,说“尽有了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然。如但看一句二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不尽关系他的本意。”(“胡适存件”574号)章对胡著没有过誉而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
  胡适的学术兴奋点似乎始终处于转换之中,为他邀取盛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本),始终不见有下卷本,所以当时学界称胡是半部著作的专家。“但开风气不为师”,成了胡适的研究风格。因为涉猎的领域过于宽广,胡适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在单个的领域自成专家,他也并不以专家约束自己,何况胡适是一位热衷仕途的学者呢?
  生命的年轮限制了范文澜将《中国通史》写作完毕,晚年眼疾(写《中国通史简编》时,范在延安窑洞看开明版的二十四史,严重损伤了他的视力,1946年,范的一只眼睛失明)使他的写作计划一再延搁。但从原始社会到隋唐五代史的《中国通史》确定了范文澜崇高的学术地位。很显然,这与胡适学术兴趣的多样性和不断转移研究领域是很不相同的。
  范文澜与胡适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交往,从现有材料看,范、胡没有学术往来的任何记载。但《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则十分了然地记录着,范文澜对胡适这位著名学者和学术权威的评论。
延安时期,范文澜这位章太炎的再传弟子对胡适的评价还是较为理性的,直称胡适为“先生”,这在他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有表述。这个讲演是按唯物史观清算中国经学发展史(毛泽东曾听过范的经学讲演,并亲自给范写信以示鼓励与支持,此后范与毛泽东建立了较密切的私人感情),目的是给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作一个整体描述和批评。
  范文澜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说“胡适之先生在五四运动里,很有他的功绩,当他成为考据名家以后,他似乎不愿再继续发展五四精神了”。范文澜说胡适“不承认自己是经学家,他事实上是新汉学系的著名学者,可是厌弃经学而别有主张,足证新汉学系的末路。”范文澜说,“新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谁说应该丢到茅坑里呢?”这是40年代初期范文澜对胡适学术批评的核心。
  1949年建国后,范文澜对胡适的评论发生了逆转。这是与当时政治情势急剧变化、民国主流学术遭到政治性评判密切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的1949年,是充分认识到胡适这位民国学术领袖在学术界的影响与号召力的,从不同角度向胡适发出了挽留的明确信号。当时胡适任北大校长,校中即传中共接受北大后,还是让胡任图书馆长,胡适心有余悸地对友人说:“他们还能让我干吗?”北平解放后,《人民日报》即刊出了一封陈垣致胡适的公开信。陈垣在信中检讨自己实证主义方法的错误,说“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陈垣的现身说法与力劝并没有扭转胡适,之后胡适到美国做了“寓公”。1954年,毛泽东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示入手,掀起了批判胡适的高潮。这些批判分为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哲学史观、文学史观、红楼梦研究、考据方法等。胡适晚年在海外在接受唐德刚之约制作口述自传时说:“这张单子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1958),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余毒’未清呢?”(《胡适口述自传》页210)从历史学观展开对胡适的批判,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及该部主办的最高学术刊物《历史研究》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厉史研究》是1954年创刊的,此前范文澜一直是中国新史学(筹备期据蔡美彪介绍是1949年7月一1951年7月)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历史研究》创刊时,郭沫若是主编,范文澜是位列第二的编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出刊时,在编委会成员中,范文澜名列徐特立(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时的国文教师,延安时期与吴玉章、董必武、林柏渠、谢觉哉并称“五老”)之后,是实主其事的学者。所以刘大年曾说:“就历史学领域来讲,郭沫若同志、范文澜同志可以并称为我们的开国一代的两位大师”。(《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
  作为开国一代的史学大师,自然是为新时代鼓与呼的。但与诗人、文学家的铿声呐喊不同的是,范文澜是从学术理性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旗帜,批判以胡适为领袖的民国学术领域的学术观念与治学方式。毛泽东1954年号召批判胡适时,史学界是群起响应。在《历史研究》创刊的第二年,即1955年,该刊第二期上分别登出了周一良、田余庆二人的批判文章《西洋“汉学”与胡适》、《清除胡适思想在历史考据中的恶劣影响》。这是新中国最高学术刊物以重量级炮弹向胡适开火。很显然由周、田二位出面写文章份量是不够的。周一良是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学生,英语成绩优秀,古典文学、古代史学知识基础好。唐兰是知名古文字学家,曾任他的家庭教师。他接受胡适、陈寅恪治学方法深有心得,但1949年建国后,周是40多岁的学者,以他的资历来批胡,似乎有点不够份量。所以在1955年《历史研究》第三期上,范文澜以及他的学术助手蔡美彪出面撰写了篇幅甚大的文章。范的论文《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长达3万3千多字,较权威地清算了胡适历史观点中的“态度”与“方法”。用现在的眼光看近半个世纪前具政治特性的学术论文,未免有过于愤激之处,但其间略可窥知范文澜与胡适学术的某些关联。为了做到知己知彼,范文澜是阅读了胡适的大量论著的。这其间有《胡适文存》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胡适论学近著》,以及胡适发表在《大公报》、《独立评论》等报刊上的时论。是建国以后阅读的,还是建国以前就已了然于胸,现在是不知其详了。
  中国上古史,特别是商周史,是精通经学、小学的范文澜的研究强项。他在这个领域,仅就驾驭史料的本领看,是罕有其比的。所以,他评论胡适时是从殷商周这个时期开始的。范文澜从胡适主张的实证主义一考据学,到批判《说儒》一《醒世姻缘考证》;从胡适再到傅斯年等都进行了批判。实事求是地说,就历史学领域讲,这是通人对专家的评判,因为其中以政治分野为主轴,评判就未免有处处往政治行为上牵扯之嫌。胡适《说儒》是一篇见功夫、有新见、影响大的论文,文章发表之时即各有评说。故此,范文澜在批胡文章中特别援引了40年代初郭沫若以古史专家的身份发表的《驳“说儒”》,并引以为同调。延安时代范文澜的经学讲演还给胡适新汉学派的学术作了较中肯的评论,1955年的批胡文则认为“胡适的考据学给乾嘉考据学开出新局面,实际上也是恢复并发展八股学的老局面”;“‘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决窍,什么东西都可以随心所欲的考出来。”此前三年,范文澜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科学工作者应怎样展开“新我”对“旧我”的斗争》的文章,“新”、“旧”之争似乎不能以写文章表态为依据,范文澜宗古文经学的情结在他的论著中时有叠现,“新”或“旧”所依所守,也是不能说宣言结束即可结束的。
  1958年,中宣部提出学术研究“厚今薄古”。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及新史学界的领袖人物即表态。《历史研究》该年的第五期,发表了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刘大年、陈垣六人的署名文章《历史研究应当厚今薄古》。实际上该文是由范文澜执笔撰写的。此前,范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历史研究应当厚今薄古》。“厚今薄古”文章的一个核心是针对胡适派的学者:“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另一种是不自觉的受影响者,他们觉得胡适那套说法可以安身立命,因此,学习做一些琐琐碎碎点点滴滴的考据文章。”范文澜说:“古史是资产阶级的学者进行顽抗的据点,他们在古史上占了些点或片段,就在这些小角落里称王称霸,目空一切。”范文澜又抬出郭沫若,推赞说:“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不然的话,资产阶级搞这一部分的学者,不知道要表现多大的骄气”。
  40年代末到50年代,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名学者如胡适、陈寅恪,国民党政府可以专机接送他们出北平,对留在大陆的为数众多的胡适的门徒、师友的影响是巨大的。如何让胡适门徒及其受影响者转变研究方向,似乎是这个时期中国史学会的重要任务。
  如果按照晚近中国学术史分野为标准的话,出身于浙江绍兴的范文澜与出身于安徽绩溪的胡适就可分划为浙东学派和皖派。浙东史学善综合、重博通,十分看重史学的“经世”功用。全祖望、万斯同、章学诚究心史学,在钩稽故实的同时,折射出史学的致用功能。全祖望续修黄宗羲《宋元学案》,研究的是学术思想史,尊崇的实际上是以汉文化传承为道统的学术统绪;万斯同主修《明史》,多有忌讳,暗涵的也是存一朝之史的尊朱明王朝;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注重以史料眼光看待先秦典籍,未尝不是一种深刻的致用精神。可以说,浙东史学非常注重历史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适应性。如果没有这种适应性,学者也设法与之衔接,以突显史学的政治功能。范文澜从小受到浙东学术的影响,他身上的那种学者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即使在《中国通史》的精心结撰中亦没有消褪。在民族危亡日深,反满呼声强烈的时代,青年范文澜期望以自己的学问参与反满行列。秋瑾,这位辛亥革命前夕浙江绍兴的女革命家,曾经是范文澜之兄范文济大通学堂的同学。在她被满清政府杀害前夕,14岁的范文澜曾受母命到学校找其兄,随后不久,秋瑾即被害。在范文澜眼里,“秋瑾总是男子装束,穿长衫、皮鞋,常常骑着马在街上走。”(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中国妇女》第8期)无论怎么说,以反满清为罪名被杀的秋瑾,对青年时代的范文澜的影响是十分深刻而又震撼心灵的,以后他到上海读中学,到北京读大学,直至到各地大、中学教书,最后选择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不能不说是植根于青年时代的反满情结使然。范文澜的学问不入民国学术主流,而选择唯物史观,恐怕与浙东史学强调“经世致用”不无关系吧?
  完全把胡适列入皖学,应该说是于理不通的。因为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向中国“输入学理”之时,是做着与惠、戴之学不甚相干的学问功夫的。胡适最初醉心的,是在他的安徽同乡、北大教授陈独秀所办刊物《新青年》上发表与文字改革、倡导白话文有关的新文化运动。在经过了几个回合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后,胡适开始注重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准绳的新考据学。他在各个方面都想开风气,的确也开出了新风气。但胡适的明显特点是不依傍政党,在党派之间搞骑墙。一辈子没有加入国民党,但成了民国时期的学术领袖。当然,出身安徽绩溪的胡适,对他的先辈并没有不推崇的。考据学家戴震在考订、校勘《水经注》时,出现了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谁抄袭谁的间题,成为《水经注》校勘学史上的一桩悬案。1924年元月,胡适在《读书杂志》发表《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随后贯穿实用主义思想的《戴东原哲学》一书亦出版,以发挥戴说;同时对国学大师王国维认定的“戴东原窃书之案,几成定谳”提出质疑。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胡适晚年一直收集《水经注》版本,从事校勘、考订,成了一名《水经注》考据专家。这恐怕是胡适一辈子在实践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箴言。
  因为思想掺杂了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意识,接受的是自由与独立的研究学问的精神,因此胡适的学术贡献往往具有持续性,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专题性的考辨与宏观性的史论之间的互不通融性,形成了个案研究与理论界说的本质区别。范文澜的著作《大丈夫》、《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等缺乏学术生命力,是因为它太具有政治与时代特性了,没有超越时限的学术张力。《中国通史简编》一再修订改版,与范文澜青史留名的心理是一致的。他曾对子女说:“毕一生精力写出一部通史来,富贵于我如浮云。”西周封建社会说,是范著《中国通史》的一个决定性史观,在这个问题上,范文澜是力持己见,而绝不随声附合的。这表明范文澜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坚其所守的学者风格。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分艰苦的岁月里,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的工作也没有中断。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女儿李讷向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通史不光古代、近代,还包括现代。75岁的毛泽东关心与他同龄的范文澜的研究与写作,对范文澜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安慰。所以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了。
  范文澜与胡适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妻子都是传统型的。受西学濡染的胡适元配夫人江冬秀是一位小脚女人;而大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妻子戴冠芳则是一名文盲。胡适夫人江冬秀是名山村女子,文化程度不高。胡适在美国求学与江冬秀通信时、希望她提高文化水平。胡适回国后接受母命与江冬秀结婚,一直都没有改变婚姻对象。才情横溢的胡适留美时与康奈尔大学地质系教授的女儿韦莲司、留美生陈衡哲以及他的表妹曹诚英,都有过很好的交谊,但这些“发乎情,止乎礼”的交谊始终没有使胡适与江冬秀离婚。作为一位名人之妻,江冬秀也不断增长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以适应胡适所涉及的那个交际圈子。胡适作口述自传时,江冬秀也赶潮流用铅笔写了一部自己的自传,交给胡适晚年的学术助手唐德刚。唐德刚说:“胡老太太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字,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的社会材料。”(《胡适杂忆》页181)这是胡适辞世后的事情,可知直到江冬秀晚年她的学识水准也没有多大提高。
  范文澜夫人戴冠芳是浙江宁波人,长范文澜一岁。范文澜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任河南省河北道尹的叔父范寿铭家,与戴冠芳结婚。范、戴是结发夫妻。戴冠芳之父在河南当过县官,年少时她在河南生活过,因而戴会说北方话。范文澜任北方大学校长时,戴也在校中帮忙家务,每天纺棉花、烧火做饭,精心照料范文澜的生活起居。戴冠芳曾对范文澜的学生说:“范老是大学教授,而我却是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文盲”。(高继芳:《记范文澜校长二三事)})尽管两人文化程度相差太大,但范戴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编辑:刘中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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