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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富学 赵天英
2008-06-30 18:18:51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甘肃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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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讨会”综述

 

一、概 说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历来有记录少数民族历史的传统。在二十四史中,不管它带有什么样的民族偏见,对周边民族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记载。这种历史记载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传统,它毕竟把这些人类共同的活动记载在整个国家多民族的大范畴之内。然而,中国民族史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是很晚的事情,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界才逐步确认。中国史学史应该包括少数民族史学史,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应该被纳入中国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我国有着众多的民族,纷繁复杂的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过程,是这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的核心内容之一。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史学学科的建设,对于推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加强民族凝聚力,以及在现实中对民族问题的妥善处理,都可谓意义重大。

多学科研究方法,在很多学科领域都受到了足够的重视,而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就历史学本身而言,多学科研究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发展。

为了促进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深入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2007年9月21日至23日在河北省承德市联合主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宁夏、甘肃、河北、河南、辽宁、内蒙古、陕西、安徽、湖北、江苏、云南、广东及台湾等17个省市自治区的62位代表出席了会议,提交会议论文39篇,其中,民族史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有29篇,多学科研究方法方面的论文有10篇。与会代表就我国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方面的新发现、新观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学术讨论结束后,代表们应邀参观了承德旅游胜地避暑山庄与外八庙。

会议开幕式由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宏斌主持,河北师范大学周有林书记及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瞿林东教授致欢迎词,随后进行大会发言与小组发言。在各小组大发言结束后,学者们就少数民族史学及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前景与展望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二、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

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是本次会议所强调的重点,故收到的论文数量较多,计达29篇。与会代表就少数民族史学的界定、研究范畴,以及历史上的民族观、民族融合、少数民族史学意识、史学理论、历史史籍的史学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广泛的交流。

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界定,与会学者有不同的认识。瞿林东先生《略论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一文认为少数民史学应指中国史学发展中,那些记述各少数民族历史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记述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治统治实体及其统治范围内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记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同中原地区民族与政治统治交往的历史;这些记述,不论其作者出身于何种民族,不论其书是何种体裁,也不论其所作是专书、专篇或专书中的某些部分,包括作者的思想和撰述以及翻译史书的活动等等,都可视为少数民族史学范围。基于此,他指出地方史志、地理书、游记、历史笔记、少数民族文献中的少数民族史内容都是少数民族史学应该深入研究的部分。

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汪受宽教授《宋以前的少数民族史学》一文认为,史学研究中少数民族的概念不能以现有的概念去套,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少数民族,都是指特定历史时代的具体的民族,而且许多古代民族都难以找出其对应的当代民族。他指出少数民族的史学指的是以历代少数民族为对象,对历史上少数民族发展历史的观察、认识、传说、记述和研究,其形态有口耳相传历代承循不绝的口述历史,有用少数民族文字著录的,有用汉文或其它文字著录的。

二文的发表,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很多代表表示两位教授的观点在民族史学的界定上极具参考价值,使人耳目一新。此外,学者们就与少数民族史学相对应的概念是什么展开了一番讨论,有认为是中原史学的,有认为是汉族史学的,有认为是主流史学的,多数学者认为皇朝史学较为合适。学者们还就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在“二十四史”中的地位作了探讨

历史上的民族观及民族融合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唐前期东突厥复兴反映的族属意识与认同问题——从民族学的角度着眼》一文从民族学的角度探讨了唐高宗时期东突厥复兴背后隐藏的民族意识和胡人汉化与民族认同的问题。作者认为,东突厥复国的政治诉求和军事抗争背后,是其民族意识的重新觉醒和激化的表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乔治忠教授与崔岩博士合撰的《清朝官方史学中的少数民族因素》一文指出清朝官方史学中明显地融入了少数民族史学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满文档册的记史模式、史馆修史的满员配置、纂修史书的满蒙文本、入关前后历朝实录的民族特色以及辽金元历史的评议和史籍整理等方面。这展示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汇入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有助于对中国史学史的深入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汪高鑫教授《“进夷狄”:何休对汉代公羊学夷夏之辨思想的发展》一文认为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何休在《公羊传》和董仲舒夷夏之辨思想基础上,将其“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提出了“进夷狄”的思想,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大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葛志毅教授《论夷夏与一统》一文认为,严夷夏之防虽然注重强调夷夏之间的文化对立,强调中原文化的绝对主体地位。但实质上是相当于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为大一统局面树立起民族融合的文化主导核心,又与大一统在相互为用关系中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所谓“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应该是一个文化概念。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邱锋博士《略论先秦时期华夷观的形成及其特点》一文指出,春秋以来随着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不断进行,华夷各族之间民族意识渐渐趋向模糊,华夷观中既有以华夏为尊,贱视夷戎的一面,更有兼容并包,促进民族亲善与交融的一面。其中以文化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促进了民族间的认同和融合,构成中国传统“华夷观”的基本内涵,对后世民族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周文玖、张锦鹏合撰《从“中华民族是一个”到“多元一体格局”民族理论——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一文,回顾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在20世纪的发展和加强,指出从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到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理论、白寿彝的“多种形式的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理论,揭示和概括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及其形成、发展的规律,反映了民族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发展历程。

民族文字与文献对于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宁夏社会科学院著名西夏文专家李范文研究员向大会提交了《西夏历史研究与文献整理——一个民族史学工作者的自述》一文,以亲身的体会论述了西夏文文献在西夏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西夏文尽管死亡已久,但其文献却有较多存留,是西夏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最重要的资料,不懂西夏文等于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不懂汉字,是不可能立于本学科领域之最高点的。

与西夏文一样,回鹘文也是死亡已久的文字,敦煌研究院杨富学博士与研究生赵天英合著之《回鹘文文献与古代维吾尔史的重构》一文,指出宋元时代中原文献对回鹘的历史记载甚少,而且支离破碎。西域、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文献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真实、具体地反映了回鹘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具有补史、证史的作用,对于古代维吾尔族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台湾佛光大学朱振宏博士所撰《突厥民族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观—以暾欲谷碑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为探讨中心》一文,通过分析突厥三大碑铭的内容,探讨突厥民族的历史叙事特点以及突厥民族的历史观,指出突厥民族具有强烈的“英雄史观”,不但用本民族文字刻写碑铭保留本民族的“历史记忆”,而且开始出现“以史为戒”的历史意识。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董文武教授《魏晋南北朝史家的民族观》一文则就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的民族观做了全面的论述。

在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中,藏文文献以其著作丰富而拥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西北民族大学才让教授《藏文〈贤者喜宴〉初探》就藏文历史名著《贤者喜宴》的作者、结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等进行了探讨,认为《贤者喜宴》搜罗丰富,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甚至有现在难以见到的原始资料,对藏族历史,尤其是吐蕃史和噶举派历史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孙林教授《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分析西藏历史上宗教人物传记,在藏族史学传统中,对这类传记有特殊的分类体系和写作传统样本,而且传记的形式与流传方式也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传记都有所不同。故对西藏宗教传记的文化特点、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加以全方位的研究,无疑可以有助于从更深层次认识藏族文化。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王璞博士所撰《〈汉藏史集〉的史学世界》,将藏族史学史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9至12世纪是藏族史学思想的滥觞期,13-14世纪为藏族史学的复兴期,17世纪以后藏族史学思想逐步走向成熟,《汉藏史集》即为藏族史学发展期的一部代表性名著,该书史料丰富,叙事细腻,与复兴期的许多藏史名著的简洁风格迥异。

少数民族历史史籍的史学价值及史学理论的发展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一个方面。唐山师范学院刘建国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罗炳良合撰的《〈辽兴军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韩府君墓志铭〉的史学价值》,对河北省迁安县出土的《辽兴军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韩府君墓志铭》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论证了该文献的补史与证史价值;廊坊师范学院历史系吴凤霞博士《辽金元时期的经史翻译及其意义》介绍了辽金元时期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汉文的经史与其历史教育、民族教育、及治理天下的关系并指出经史译刊提高了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为政素质,带动了少数民族史学和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促进了辽金元时期社会的文明进步。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李传印教授《〈魏书·序纪〉的史学意义》论述了《魏书·序纪》所述拓跋鲜卑远古历史传说的史学意义,认为这是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最为珍贵的史料。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安徽文献中心舒习龙《《契丹国志》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一文认为:《契丹国志》在历史编纂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客观记录了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汉化进程,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屈直敏博士《近百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理论研究》一文概述了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指出相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而言,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理论则显得更为滞后和薄弱。史学界对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理论研究重要内容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基本概念、学科划分、研究对象等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不利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张越《略论近代以来的民族史撰述》从总体上阐述了鸦片战争前后的百余年间民族史的撰述情况。

此外,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俊才博士《从万斯同修史续明的情结看明的情结看明遗士子的人生信念》;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向燕南教授《回回史家李贽的历史批判实践及其思想特点》;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梅春博士《白寿彝先生的回族史料学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同乐教授《河北回族自治县的历史与思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张爱芳《鸦片战争时期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和蒙元史研究的新风气》;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何艳杰《鲜虞中山国特色民族服饰研究》等文从不同角度就民族史的研究做了论述。

三、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

关于历史学多学科结合研究方面,提交的论文虽然不多,但都从不同角度有精辟的论述。与会学者认为历史学要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拓宽研究范围,增加研究深度。河北师范大学先秦史研究专家沈长云教授《谈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以考古发掘与文献资料的双重证据,论证了夏族的起源问题,认为夏后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禹都阳城即古河济地区的中心濮阳城,这里在龙山文化时期,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文献记载与考证证据是一致的,可为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提供具体的例证。

辽宁社会科学院廖晓晴研究员《试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意义和方法》一文认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两相比较。其内容有两种:一种是两个不同学科之间的对等比较,如历史学同社会学、历史学同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异同的比较。另一种是同一朝代的政治史,或与同一朝代的经济史,或与同一朝代的文化史,进行主从关系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宋学勤《跨学科研究与当代中国史学科发展的前景》一文则从理论上论述了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拓宽当代中国史研究范围,可以更好地体现当代中国史学科的整体性、综合性,可以拓展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度,以增强其学术性和科学性。云南大学人文学院陈国保博士《双重视野透析下的岭南先秦民族文化的多元特征——以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的结合为例》一文根据考古发现和相关的文献记载,论述了中原华夏文化通过蜀、滇、楚等古国的媒介而在岭南地区长期传播,造就了岭南先秦民族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所方铁教授《论中国古代治理边疆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方法》论述了古代治理边疆民族理论与实践这一课题应涵盖的内容,认为我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着选题与研究方法陈旧的弊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细碎化与边缘化的不良倾向。积极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注意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必有裨益。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周琼博士《非文字史料与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则具体阐述了少数民族史研究中非文字史料(主要包括考古资料、口述史料及图像史料等)的重要性,正确有效地利用和发掘各民族地区的非文字史料,对拓展和深化少数民族史学,尤其是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文阁博士《柳诒徵的社会史研究成就及其学术意义》一文指出20世纪20年代兴起社会发展史研究,社会史大论战更使“社会史”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而柳诒徵的社会史研究,从方法上说是传统的实证方法,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对今天的社会史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此外,扬州大学周一平教授《历史研究与经济学理论—以中国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为例》;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文涛教授《古籍数字资料的收集与应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王志刚博士《〈魏书〉〈晋书〉所记十六国史事的史源学考察》等文分别从历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历史学与数字检索相结合及个案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做了论述。

在学术讨论之外,会议又专门安排国内少数民族史学重点研究单位与会代表分别就各单位的研究状况向大会做了介绍,李鸿宾、王雄、葛志毅三位教授分别介绍了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和大连大学目前从事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状况,西藏民族学院孙林教授、云南大学周琼博士则对各自所在单位的民族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敦煌研究院杨富学研究员则应邀对敦煌民族古文字文献及研究现状做了介绍。这种不拘形式的报告,对增进学术界的相互了解是大有裨益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是一次立意新颖,特点突出,比较成功的会议,会议安排紧凑严密,会议规模适中。与会代表就本次讨论会议题的提出与召开给与了充分肯定,正如李范文先生在会上所言,在国内学界首次以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为议题并将它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是一件非同寻常之事。此次会议对于推进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的问题,探讨了史学工作者如何在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新的视角推进了历史学学科的建设发展。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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