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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货币与丝绸之路货币”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富学 赵天英
2009-11-02 19:20:01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原刊《甘肃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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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兴衰、国力的强弱和人民生活的贫富,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夏建国以后,为了适应商业和贸易的需要,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景宗元昊于1038年称帝建国后即开始铸币,此为西夏铸币的滥觞。此后除献宗、末主两代外,西夏各代帝王都曾铸造钱币。目前发现的西夏文钱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等五种;汉文钱有天授通宝、大德元宝、元德重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九种。书体以楷书居多,兼有篆、隶、行书体,除铜钱外,也有少量铁钱和银币。西夏钱虽发行量少,但其轮廓规整,书写清晰秀丽,工艺精美,完全可与宋朝货币相媲美,它承载着西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西夏与周边民族政权之关系等方面的信息,为西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欧的商业要道,也是一条联结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通过这条古道,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丝绸之路上古老的贸易使大量货币周转于各国之间,也使大量的西方货币流入中国,丝绸之路沿线发现来自不同国家的大量货币,即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历史现象。通过对这些货币的研究,可以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情况。

为了促进对西夏货币以及丝绸之路货币的研究,2007916—19日,在银川市召开了由中国钱币学会主办,宁夏钱币学会承办的西夏货币与丝绸之路货币学术研讨会。                              

 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锡全博士,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永生,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副行长、宁夏钱币学会会长麦遵伍,人民银行银川中心支行副行长、宁夏钱币学会常务副会长段成东,宁夏社科联、民政厅、文物局、博物馆等部门的有关领导,以及来自国内金融界、文博界、大专院校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及钱币收藏家近6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提交论文40篇,另有专著2种,其一为西夏钱币研究专家牛达生研究员所著《西夏钱币论集》(《宁夏金融》2007年增刊),其二为钱币收藏家杨森编著的《西夏钱币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与会代表就我国近年来西夏货币与丝绸之路货币研究新发现、新观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学术讨论结束后,代表们应邀参观了宁夏博物馆、钱币市场及西夏王陵、沙湖、西部影视城等旅游胜地。

对西夏货币的研究,是本次会议所强调的重点,故收到的论文数量较多,与会代表就西夏货币的铸造、流通、西夏钱币与周边贸易、西夏货币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深入的交流。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牛达生研究员向大会提交了《也谈“大安通宝”的国属问题》。目前发现的“大安通宝”数量甚少,已知者仅有7枚,其中3枚发现于宁夏,3枚发现于陕西。1981年,内蒙古林西县辽代钱币窖藏出土大安通宝一枚,此钱刚出土便备受泉界关注,并引发了大安通宝是西夏钱还是辽钱的争论。牛达生研究认为,内蒙古林西县出土的大安通宝,同其他地方发现大安通宝一样,也应为西夏钱。理由是在已知的7大安通宝中,除林西品外,皆出土或发现于西夏故地,况且与大安通宝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枚西夏文大安宝钱,辽大安钱为元宝,并非通宝。辽、夏两种大安钱之制作及风格完全不同,西夏大安更具有唐代风韵。故而可以认定“大安通宝”决非辽钱,而是西夏钱无疑。

与这观点相左的是吉林省钱币学会金广凤女士所提交的论文《大安通宝钱初探》,她认为,内蒙古林西县出土的大安通宝应为辽钱,理由首先是从出土地看是辽钱的可能性大,其次从钱文的风格看也应是辽钱。辽钱在书法上的最显著特点是大家公认的朴实感,观古林品大安通宝之钱文,自然、疏放、朴实的气息非常浓重,故应是辽钱。

二文的发表,引起了与会代表激烈的争论。经过讨论,意见渐趋统一,多数意见认为应为西夏钱而非辽钱。

内蒙古是西夏钱币的重要发现地之一,以出土铁钱众多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内蒙古钱币学会秘书长张文芳研究员《内蒙古地区西夏货币发现与研究探论》,通过对内蒙古出土西夏钱币的系统爬梳与整理研究,指出西夏货币的出土与发现有其鲜明的地域特点,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以汉文铁钱为主,现已发现的铁钱数量大而且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则是西夏文和汉文铜钱兼而有之,仅有零星发现。文中对西夏铁钱区的设置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对学术界争议比较多的“大安通过”也进行了研究,认为此钱应为西夏钱。

西夏钱币流通地域非常广大,甘肃省钱币学会杨富学博士与吐鲁番学研究院陈爱峰合撰的论文《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相关问题》即通过对西夏钱币出土与发现地点的观察来探讨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其特点,指出比较集中的区域为甘肃(以武威市一带最为集中)、宁夏(多出土于银川市、石嘴山市及灵武市诸地)、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陕西(以安康市最为集中),西夏的窖藏钱币也全都发现于这些地区,应与上述诸地均属西夏故地有关。这些发现,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西夏时期的丝路贸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文以表列的形式,尽可能全面地对全国各地出土与发现的西夏钱币及其伴出钱币进行了归纳与概括,进而探寻西夏出土钱币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甘肃省钱币学会康柳硕、徐海良所撰《关于西夏钱币研究的几个问题》从总体上对西夏钱币进行了论述,指出西夏文字钱币主要有福圣宝钱、天庆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等。1989年,陈炳应先生根据西夏文字福圣的写法与禀德二字接近,将“福圣宝钱”改读为禀德宝钱。禀德为李元昊的年号,陈先生认为此钱应为李元昊所铸。此二字的改动意义重大,为西夏第一个皇帝铸钱找到了依据。该文对这一说法进行探讨,认为此说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同时又对汉文和西夏文史籍中所载西夏对黄金、白银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论述。认为西夏使用金银作货币是完全可能的,但使用金银货币的总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其中的问题还不少。比如,黄金与白银的货币比率应如何确定,目前还不得而知。黄金和白银是否用作主币,铜钱、铁钱是否用作辅币,以及白银与铜钱之间的比率等问题,有待探究。

国家博物馆王俪阎副研究馆员《西夏铸币与夏、宋、辽、金关系》一文,则立足西夏铸币,以探讨西夏与宋、辽、金的关系问题,指出自景宗元昊于1038年建立西夏起至1227年西夏灭亡共190年间,西夏十帝先后铸造了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大安通宝、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西夏文、汉文钱币十几种,这些不同时期铸造的具有不同特征的钱币反映出了党项民族在由游牧向农耕转化过程中,吸取汉民族的先进经验,不断充实、壮大自己实力,根据自身需要与宋政权或对峙征战,或议和共处,对汉民族文化也从排斥逐步走向吸收融合。

柳州市钱币学会罗安鹄先生《西夏钱币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文认为,西夏钱存世极少,皆属罕见品。这反映出西夏的社会经济仍处在以实物经济为主,逐渐向货币经济转化的历史阶段。货币经济的沟通与文化传播的渗润,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途径和条件之一。从出土的西夏钱的钱制、钱文等无不透析出汉文化的深远影响,从西夏钱所折射的经济、社会、文化形态信息,反映出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的过程。

安庆市钱币学会章新亮先生《西夏货币与宋代的边贸》一文指出:宋代货币的流通、繁荣对西夏货币的流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代的货币形态多样,有铜钱、铁钱、金银、纸币,还有各种票券。宋对边境贸易货币的使用在不同时期也发生着变化,对西夏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汉民族的文化又对西夏的文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同时也表现在货币流通和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

此外,陕西省定边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王彦民先生《西夏铁钱若干问题探讨》一文就西夏铁钱的特点、铸行原因、铸行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巴彦淖尔市博物馆赵占魁先生《从西夏古城出土的钱币看西夏钱币铸造与边境贸易》对西夏东境军政重镇高油坊古城发现的西夏晚期铁钱进行了研究,同时文中又对当地出土的金银锭、金碗、珠宝玉器进行了探讨。宁夏清达公司杨森先生《西夏钱币新见版别介绍》一文;宁夏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核宁平先生《西夏天盛元宝的特点和版式探讨》一文分别介绍了部分新近出土西夏钱币的版别和天盛元宝的版式。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孙昌盛副研究员则应邀介绍了近来宁夏文物考古的新发现。

本次会议的第二个主题是丝绸之路货币。

关于丝绸之路货币的概念,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永生先生认为:大凡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货币都可称为丝绸之路货币。西安市钱币学会的赵晓明先生《丝绸之路出土货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丝绸之路货币这个提法本身就缺乏科学性,将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货币称为丝绸之路货币是不合适的。新疆钱币博物馆蔡杰华先生《丝绸之路文化对新疆钱币的影响》一文认为,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就是“丝绸之路货币”,这个“丝绸之路货币”包括丝绸之路沿线因参与丝路贸易而铸造使用过的所有货币,其中包括新疆自铸货币。

赤峰市钱币学会战宏杰先生《草原文明与丝绸之路货币的发展及其演进》一文指出:以游牧文明为主要内容的草原文化,其传统价值内涵丰富,以充满原动力的多样贸易需求和灵活的谋生方式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加速了货币的出现和使用。在内蒙古各地,曾多次发现东罗马帝国的金币、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说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疆钱币博物馆黄志刚先生、魏拥军先生《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货币在西域的行使和影响》一文认为,政治的不统一及社会经济的割裂状态,必然导致货币的混乱和繁杂。波斯银币等曾作为主要货币在西域流通使用,并对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洛阳市钱币学会吕宁生先生、程永建先生《洛阳发现丝绸之路钱币综述——兼论其在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作用及局限性》一文指出:洛阳丝绸之路钱币的发现印证了文献记载古代洛阳与西方之间进行交流的事实。但这些钱币多数为非考古发掘所得,其相关信息几乎全无,无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且目前的研究多限于对丝路钱币本身表象的研究,如形质、纹饰的特征等论述,而其与中国钱币的关系、在中国境内可否使用、如何兑换等,都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在丝绸之路货币研究领域中,大朝通宝的断代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大朝通宝现知者数量不多,仅有百余枚,其中50余枚是19939月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发现的。这次发现引起了学术界对这种钱币的广泛关注。苏州市钱币学会邹志谅先生《大朝通宝银钱研究——兼谈钱背疑似西夏文戳》一文认为,大朝通宝银钱铸于大蒙古汗国时期,应在大蒙古汗国控制地铸造,天水批量出土说明该钱可能就铸于这一带。此银钱正面为汉字“大朝通宝”,背面多有戳印,但未出现元朝国书八思巴文,说明其铸期当在至元六年“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前,最可能铸于成吉思汗身在甘肃、宁夏之时,期铸期不会晚于1227年,是成吉思汗势力到达甘肃时的地方钱币。钱背加打西夏文等戳印当在西夏被灭前后。

对于“大朝通宝”铸于成吉思汗时代说,学界多持肯定意见,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界定缺乏强有力的根据,故而认为大朝通宝应为蒙古未改国号大元以前所铸。甘肃省钱币学会杨富学先生从文字学入手,指出大朝通宝银钱背面的戳印不是西夏文,其实是以藏文字母为基础而创造出的八思巴文,是汉文“宝”的音译。而八思巴文颁行于1269年,是元代官方文字,加上这种钱币中又有回鹘式蒙古文发现,故而推定这种钱币铸造的时代应在蒙古国至元朝时期,是奉蒙古可汗之命铸造的,流通区域在西夏与金之旧地,即甘肃、宁夏、陕西和内蒙古地区。此观点的提出,否定了长期以来学界流行的大朝通宝铸于蒙古国时期的定论,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重视。

总之,此次会议的举办较为成功,会议规模适中,出席会议的60余位代表分别来自全国19个省市区。来自金融界、文博界、大专院校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及钱币收藏家济济一堂,共同就西夏及丝绸之路货币进行切磋研究,解决疑难问题,既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对西夏钱币研究的推进,有助于全面推进学术界对西夏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等方面的认知,同时对丝绸之路货币的研究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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