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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刘中玉
2010-12-20 15:53:15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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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国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疆界,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外交,自然谈不上有严格意义上的对外关系。作为古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所谓古代中外关系史乃指历代中原王朝与其他国家、地区联系和交往的发生、发展史。它既包括和平状态下的政治、经济(这是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主要层面)、文化、宗教等的交流,也包含敌对状态下的冲突和战争(以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冲突和战争为主)。从区域史研究的范畴而言,古代中外关系史又与中亚史、西亚史、北亚史、东北亚史、南亚史、东南亚史、东中欧史、西欧史、北非史、东非史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从交通史的角度来看,这一领域又因交通路线的差异被明显划分为陆路和海路两块。其中,陆路以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为主,在中唐以前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往来的主要途径。中唐以后因欧亚时局动荡,陆路交通变得极不稳定,海路遂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通道,大体涉及东亚海域、南海海域、阿拉伯海-印度洋海域,以及地中海和红海海域。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不难发现,古代各洲际、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和当前国际关系的相同之处在于,其往往交织着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语言、宗教等问题。因此,拟厘清一族一地的发展线索,便须在语言、民族、宗教、史地等多方面下足工夫,更遑论从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把握整个古代中外关系演进的脉络。这正是古代中外关系史学科在发展的延续性、各研究领域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学科建设的整体性等方面都较其他学科更为复杂的原因所在。

三十年前,矢志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从业者,振起于百废待兴之时,承继前人百余年来的治学传统,惕励务实求真、革故鼎新的精神,不仅重构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体系,使研究梯队渐趋完善、研究水平大获提升、研究领域更为开阔,而且为今日跨学科、跨地域,乃至多学科协作研究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其具体情貌难以一一胪列,兹从以下几个层面略论梗概。

 一 学科体系的重构和发展

(一)人才培养。

    众所周知,学科发展的关键是人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国内虽然在古代中国与周边区域关系史(尤其是内亚史)研究方面成果显著,但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教育废弛,学术凋敝,人才培养因此陷入困境,诸专门之学颇有难以为继之虞。动乱勘定之初,名师硕学往往犹在,在他们的精心操持下,边疆史地之学又重获转机。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新疆大学、贵州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等为代表的科研院校皆以对古代中外关系史领域人才的造就而享有声名。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中亚文明史》,我国学者孙毓棠、张广达、马雍、安志敏、王炳华、刘迎胜等或援笔入撰,或与列主编。看似一次普通的合作,实乃为文革后国内古代中外关系史领域人才在国际学界的崭新亮相。再如《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其虽是“文化大革命”末期以政治任务的因由促成的,但其最终定稿却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而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所、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等数十位老中青三代精研边疆史地的学人毕数年之功的成果。迄今仍不失为国内外同类图集中质量最高、绘制最精、内容最详的重要工具书,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案头常备。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持编辑、国家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的《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亦是国内相关院所的前沿学者共同参与的结果,是目前颇具影响的大型工具文献丛书。以上协作的事例说明,这些年国内各科研机构在研究梯队的培养和建设方面成效斐然。

(二)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成立相关研究机构、学会,创办宣传平台(刊物、网站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科研单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众多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学会。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敦煌研究院(甘肃)、吐鲁番研究院(新疆)、东南亚研究中心(1956年,厦门大学成立南洋研究所,1996年更名南洋研究院,2000年又在此基础上成立该中心)、中国南海研究院(原海南南海研究中心,2004年更名)、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等。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例。其成立于1983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开放性研究机构,重点研究中国古代疆域、近代边界的变迁和中国边疆史。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系列工程(如“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等),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相关研究领域的推进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相关学会的成立是古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繁荣发展的另一表现。如成立了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元史学会、蒙古史学会、敦煌吐鲁番学会、阿尔泰学学会等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以中外关系史学会为例。该学会成立于1981年,迄今已举办近30次大型学术研讨会。议题含纳海陆丝绸之路、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重要港口城市的国际地位、中国与周边国家及民族的关系、中原王朝的闭关与开放等各个方面。既有纵贯式的集中考察,又有针对性的专题探讨,同时也因时局之变而对古代中外关系的发展脉络进行理论性检讨。如学会成立之初,为配合国家的开放战略,连续两次举行研讨会集中讨论“中国历史上的闭关与开放”问题;而随着南方经济特区的蓬勃建设,又展开“中国华南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讨论;近年来,在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多元文化世界格局形成的背景下,又连续举办“多元文化视角下的古代中外关系”研讨会。以上作为,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

由各专门学术机构创办的一系列刊物也为该学科成果的及时交流和研究的继续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中亚学刊》、《中外关系史论丛》(后更名为《中西初识》)、《海交史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现更名《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南洋问题研究》、《西域研究》、《西域史论丛》、《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西北史地》、《西北民族研究》等刊物的创办发行,凭借优质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创办的《欧亚学刊》,则是在新形势下催生的内陆欧亚学的专门宣传阵地。而随着网络的普及,各研究机构纷纷构建专门性网站作为与国内外同行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是宣传和展示前沿成果和动态的窗口这些都对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助力甚多。

 二 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的继承和创新

浩如烟海的传世官修典籍、私家著述以及各类杂史、笔记、游记、金石、方志中,对于外部世界和中外互动的载录时常寻见,且不乏专门著述。然长期以来,因天朝上国和夷夏之防心理的拘囿,这些著录并未引起学人的足够重视,形成专门之学。迨至清前期,受版图扩增和中俄领土纠纷的影响,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边疆史地,着手整理和考校旧典中的夷、外载录。鸦片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日剧,治学边疆更是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关心时事的一种方式,所谓“西北舆地之学”便在这种背景下因应而生,学界将此视为我国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之滥觞。代表人物钱大昕、祁韵士、松筠、张穆、徐松、魏源和何秋涛等,详前人之所未述,颇具开创之功。二十世纪前半叶,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诸前辈开辟新径,把乾嘉以来“西北舆地之学”的考据传统与西方近现代“东方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古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研究。尤其是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把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并重,初步确立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古代中外关系史(同时也是诸多人文学科)的学科基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辈学人的又一贡献便是,引进并确立了审音与勘同也即历史比较语言学原理和方法作为研究中外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18871890年,洪钧以出任驻俄、德、荷、奥四国公使之机广历游学,采摭域外史料而成《元史译文证补》,一新学人眼目。其后,比较利用汉文史料与阿尔泰语系诸史料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渐成风气。王国维以后,冯承钧、陈寅恪、岑仲勉、张星烺、方壮猷、韩儒林、邵循正、翁独健、王静如、冯家昇等在考释古文献和审音勘同方面贡献良多。尤其是韩、邵、翁三位负笈西游,师从国际东方学大师伯希和,掌握了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借鉴国外东方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历史语言比较方法),利用各种文字史料对种族氏族、语言文字及名物制度进行比勘和审订。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二则》等文就是会通历史学、语言学(主要采用《史集》波斯原文与汉文史料“直接互校”的方法)而成的名著。可以说,历史比较语言法的引入,大大拓宽了国内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

三十年间,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大都通晓几种外语,他们沿前人蹊径而多有发扬:重视新近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献,借鉴考古学(尤其是类型学)、考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所掌握的中外文献史料重加释读等(如200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一书,从七个角度揭示了中外交通史领域的最新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并针对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阐发建议),使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突破

 三 主要成就和进展

(一)传统文献的考订和注释。

    乾嘉考据之学一直被中国学界视为从事研究的基本功之一。三十年来,国内同仁绍继前贤余烈,使众多关涉古代中外交往著录的考校工作获得了长足进步。1981年,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元周达观著,中华书局)的出版,以版本考订完备、注释丰赡而大大超出此前的各种校注本。同年,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元汪大渊著,中华书局)问世。1985年,季羡林主持校阅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广采中外文献和研究成果而居资料集辑之功。是年,章巽利用十一种古刻本、抄本校注的《佛国记》出版(《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其后,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唐义净著,中华书局19881995年。后者另有华涛译释本,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宋周去非,中华书局1999)等(以上中华诸本即属《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系列)推出。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1年版),对《陷辽记》(胡峤)、《鸭江行部志》(王寂)等十三种关涉东北边疆地区之纪略详加疏考。20032005年,余太山先后出版《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两本要书,前者旨在解读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认知和阐述系统,后者乃作者多年研究西域史的小结,同时也是对近百年来国内外有关西域传研究的一个总结。此外如万明《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马欢著,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采用五种明钞本对郑和通事马欢所记南海诸国情实和行程等进行校勘。李锦绣、余太山《<通典>西域文献要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以对杜佑所取60个西域国家小传详瞻而简明的考释见长。等等。

(二)域外史料、研究成果的译介。

    在域外史料文献的整理和介绍方面,三十年来成绩堪称卓越。八十年代以来,何高济、余大钧、耿昇、宋岘等接绪冯承钧、张星烺等前辈之薪火,继续翻译和整理了大量与古代中外关系史相关的西方以及中亚、西亚文献。如何高济所译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余大钧和周建奇所译拉施特《史集》(1-3卷)、耿昇所译费郎《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和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宋岘所译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和《回回药方》、张锡彤(张广达)父子所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罗致平所译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叶奕良所译伊朗阿宝斯·艾克巴尔·奥希悌扬尼《伊朗通史》,等等,大大拓宽了国内读者和从业者的视野。在译介之风的推助下,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单位凭依良好声誉而纷纷组编系列汉译名著及史籍丛刊。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和《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名著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中外关系史译丛》、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皆因在史料文献整理及域外成果绍介方面普受学界赞誉。

(三)中外史料、语言的对较应用。

张广达在介绍和利用穆斯林文献方面有功与焉,其《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又见《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出土文书与穆斯林地理著作对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意义》(《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12期,又见《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等文,重点介绍了当时为国内学者鲜少关注的《突厥语大辞典》等阿拉伯、波斯文献。1984年,陈达生对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所藏大量阿拉伯文以及少量波斯文碑刻进行了系统研究(《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福建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为国内外学者了解和利用泉州伊斯兰石刻提供了便利。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叶尔羌汗国史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成果,从整体上将伊斯兰时期西域历史的研究推进了一步。刘迎胜直接利用多种波斯文原始史料,对比研究汉文史料记载,在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绩(《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1994年版;《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直接研究藏文、阿拉伯文原始史料的基础上与汉文史料进行比勘,从而在吐蕃与西域间的通道、大食对西域的介入等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许序雅在《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利用西译穆斯林史料重新检讨了《大唐西域记》、《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西域传》、《册府元龟》中有关昭武九姓的史地记载。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亦以大量利用阿拉伯文等穆斯林原始史料与汉文等其他史料对比研究而著称。等等。

 四 热点研究括论

(一)欧亚历史语言研究。

    欧亚历史语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系研究和语言理论方面。语系研究主要包括汉藏语系语言研究、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含突厥语、蒙古语、满通古斯语)、朝鲜语研究等。以阿尔泰语系为例。最早直接释读阿尔泰语系之古突厥文、回鹘文的是冯家昇,其撰有《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中国科学院《考古学专刊》丙种第1号,1953年;又见《冯家昇论著集粹》,中华书局1987年版)、《1960年吐鲁番新发现的古突厥文》(《文史》1963年第3辑)等文。继其之后,耿世民在回鹘文佛经《玄奘传》、摩尼教寺院文书、回鹘文碑铭研究方面贡献卓著。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先后以中、英、德等文字发表专著20余部、专题论文近170篇,翻译法、德、英、日、俄等文字论著近20部。代表作有《维吾尔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现代哈萨克语语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94)、《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等。其卓越的成就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语文学家philologe在同源词的探讨和语言系属关系研究方面,目前尚无普遍认可的理论与方法。19982003年,于邦新和孙宏开共同主持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项目(后出版为三卷:第一卷《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第二卷《汉藏、苗瑶同源词专题研究》,第三卷《汉藏语研究的方法论探索》,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20012004年版),收集了汉语、藏缅语、苗瑶语、南亚语、南岛语约100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资料,对不同层次的同源词各语族之间的关系、汉藏语系亲属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原始汉藏语的语音系统等展开探讨。

(二)早期地中海文明和中国关系史研究。

古代中国的历史不仅与周邻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地中海区域也有着较为广泛的交往。在国际学界,从16世纪末兴起了专门研究拜占庭(东罗马)与内亚关系的学科——拜占庭突厥学(Byzantinoturcica)。20世纪50年代中期,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是当时少有的创见性论著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拓宽了研究视野,开始把拜占庭与中国的关系放在欧亚历史发展和各民族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张绪山《公元3世纪以前希腊—罗马世界与中国在欧亚草原之路上的交流》(《清华大学学报》2000年第5)、《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结合中西史料,通过史实比对与考古文献互证,在这一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蓝琪、芮传明等还探讨了拜占庭与突厥、粟特等部族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学界出现了针对汉代中国与罗马关系真伪性的大辩论。不少学者认为《后汉书·和帝纪》和古罗马推罗城地理学家马林的《地理学导论》所记罗马“使团”事是可信的。林梅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罗马商团是一支由马其顿巨商梅斯委托代理人组成的冒充罗马使者的商团的假说(《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邢义田、徐苹芳等人则认为罗马俘虏在甘肃永昌县建骊靬城和罗马商团在公元100年抵洛阳两件事皆缺乏坚实的史料证据和考古发现,是“一件捏造的伪史”(参见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19851995)》,《汉学研究》第15卷第1期,1997年;徐苹芳《关于中国境内“丝绸之路”考古的新发现和研究》,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2辑)。在此期间出版的丘进《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在考论汉代中国与罗马交往上兼备东西史料,颇受学界青睐。近年来在汉文史籍所见罗马、拜占庭关系资料的辑录、注释和研究方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52009年,余太山分别完成《汉文史籍有关罗马帝国的记载》(《文史》2005年第2辑)、《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著述,对于进一步探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与罗马、拜占庭关系交往史中的诸多问题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早期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化形成、发展之关系研究方面,由于牵涉面较广,难度颇大,国内同仁涉猎者屈指可数(如杨希枚),故而亟待加强。

(三)游牧民族研究。

游牧民族与古代中国的中原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因此,对游牧民族诸如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迁徙规律等问题加以梳理和考证,实有助于深化对中原王朝历史的研究。三十年来,学界在匈奴、塞种、贵霜、嚈哒等古部族,以及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部族研究上进展迅速。以塞种史研究为例。19世纪以来,塞种史一直是中亚学、印度学和伊朗学的重要内容。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是迄今为止涉及面最广的一本研究嚈哒史的专著。该书的最大特点是注意挖掘汉文史料,并将各种意见放到尽可能宽广的历史联系中进行检验以决定其取舍,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嚈哒史体系。他的《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塞种史的专著,首次清楚地勾勒出了塞种历史的基本轮廓,对塞种及其各组分的名称、起源、种族、语言及迁徙过程等提出了一个自成系统的假说。王炳华、韩康信、彭树智等人在对古塞种文化、社会经济生活以及种族人类学特征等方面的研究上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再如突厥史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突厥碑铭的翻译和考释上。20世纪30年代,韩儒林把突厥文部分译成汉文,并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先后发表《阙特勤碑文译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6期,1935年。又见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下同)、《苾伽可汗碑文译注》和《暾欲谷碑译注》(《禹贡》第6卷第6期,1936年),对于我国的突厥碑文研究进入汉文史料与突厥文对校的阶段实有开创之功。近年来,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耿世民与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合著《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诸书从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多角度对突厥碑文进行综合研究。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书,从社会性质、对外关系等方面对东西突厥历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论。游牧民族迁徙方面。1972年,台湾学者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12期。又见《元代史新探》,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一文,在参照西方和日本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剖析了游牧民族南侵之各种原因,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不过,相较西方学者在内陆欧亚史研究尤其是理论领域研论颇著的局面而言(如前苏联学者阿纳托尔 M·卡扎诺夫先后出版《游牧民族与外部世界》,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地中海东部的畜牧社会组织:人类学视野中的考古资料》,美国麦迪逊史前史出版社1992年版;《变化世界中变化的游牧民族》,英国萨塞克斯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合著之《游牧民族在定居世界》,英国里士满2001年版),国内在这一方面尚嫌不足。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运用现代移民学理论来研究北方游牧民族迁徙,但在方法论上存在明显缺陷。此外,关于跨境民族(特别是那些可能与我国北方民族有历史渊源的匈牙利、保加利亚、楚瓦什等欧洲民族)研究方面,国外学者虽然研究较多,但因缺少与信息丰富汉文史料的互证而失色不少。目前这一领域仍是古代中外关系史学科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四)海路交通研究。

自古及今,海路在中外物质交换、技术交流、文化传播、政治交往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仅就东亚范围而言,海路交通对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其意义便十分明显。三十年来,海路研究中诸如定名问题、下限问题,以及海外贸易、传统海政、朝贡体系、郑和下西洋等问题颇为学界关注。定名问题最早由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此后学界长期以来争议不断,有“丝绸之路”、“陶瓷之路”、“丝瓷之路”、“香料之路”等说。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丝绸之路”考察,对于学界统一“海上丝绸之路”称谓起到一定作用。关于下限问题亦存在较大分歧,有“明末说”、“1840年说”等。海外贸易研究方面。如前所述,海路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通道始于中唐以后,海外贸易自两宋开始进入大盛阶段,元代明初更是获得了长效推进。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都是宋元海外研究的重要力作。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论著则对明清官私海外贸易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海外政策方面的重要论著有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另,对于古代中国开放与闭关的争论,可参看《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1年,2007年增订)、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朝贡体系研究。所谓朝贡体系,指鸦片战争前通行的以中国儒家礼制为标准、以与中国关系的亲疏为依据而确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尤其是指东部亚洲)国际关系体系。最早提出这一体系轮廓的是西方学者。20世纪初叶,西方学者把朝贡制度定性为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础和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的依据,英国学者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美国学者费正清便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日本学者如内藤湖南、藤间生大,中国学者傅斯年等都对以中国为一元中心的亚洲体系提出了不同见解。而近三十年来,影响最大的是日本滨下武志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经济层面提出的朝贡贸易体系论,其意在对抗欧洲中心论。这一观点集中反映在《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岩波书店1997年版)、《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文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等著述中。与此相先后,中国学者在对朝贡体系的研究上与日本学界形成呼应,并提出“天朝礼治体系”、“华夷秩序”、“世界体系论”、“册封制度”等概念。如台湾学者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中研院近代史所1978年版)、高明士(《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台湾韩国研究学会《中韩关系史论文集》,1983年)、张启雄(《“中华世界帝国”与中琉宗藩体制的秩序原理性展开: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考察》,《琉中历史关系论文集》,1993年),香港学者黄连枝(三卷本,《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41995年版),大陆学者陈伟芳(《甲午战前朝鲜的国际矛盾与清政府的失策》,《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高伟浓(《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陈文寿(《近代初期日本与华夷秩序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等等,分别是上述论点颇具影响的代表。此外,关于郑和下西洋等问题研究成果颇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具列。

(五)海疆研究。

近年来中国与亚洲各国的海疆争端主要集中在东海和南海,其中与东南亚各国的南海海域之争最为激烈。东南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与古代中国关系密切。前文已提及古代学人、使节等对于东南亚地理海域情实多有记载,如《诸藩志》、《岛夷志略》、《南海志》三种(分别为宋陈岘、宋方大琮和元代陈大震、吕桂孙修纂)、《东西洋考》(明张燮撰)等。近代以来,学界对南海亦有所探研。1929年,李长傅《南洋地理》(中华书局),可谓是较早概论南海地理形貌的专书。1933年,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对南海诸国古地理亦有概述(参见《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章节),等等。最近三十年,学界对传统南海文献和南海地理考实的研究颇有可举。如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南开学报》1980年第4)、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 (《海交史研究》1983年第3)、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文史》1986年第27辑)、赵和曼《古代中国与柬埔寨的海上交通》,(《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陈佳荣(与谢方、陆峻岭)合著《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马勇《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周伟洲《长安与南海诸国》(西安出版社2003年版)、陈永华《两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关系考略》(《求索》2005年第8期)、白晓霞和张其凡《宋元时期中国与南印度的交往——以马八儿、俱蓝国为例》(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5),等等。而随着南海多处重大考古发现的出水和因国际能源问题而突显出来的南海能源开发与能源转运等的升温,南海划界问题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势下,学界关于海疆问题的研究更具针对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专门设立西南边疆和海疆研究室;厦门大学成立东南亚研究中心,以《南洋问题研究》和《南洋资料译丛》为主要宣传平台;海南成立中国南海研究院,并推出专刊《南海研究》,等等。实质研究推进方面。1988年,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为南海诸岛的归属集辑了充分的历史依据。1999年至2003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出版中心连续出版《韩振华选集》(四卷),分别为《中外历史研究》、《诸蕃志补注》、《航海交通贸易研究》、《南海诸岛实地论证》。其中《南海诸岛实地论证》选收了韩振华教授生前撰写的20篇有关古代南海诸岛史地考证的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历史上的南海海域及其界限、南海诸岛二百余个岛屿的地名译名、历史上中国人在南海诸岛地区的航海活动、南海诸岛古地名考证、中国历史载籍中的七洲洋、宋元时期的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元代郭守敬主持“四海测验”与南中国海疆域、以及西方记载中的Paracel岛与西沙群岛的关系等。其独特的见解和广博的引证,为学界研究古代南海诸岛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1996年,司徒尚纪《岭南海洋国土》(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是海洋国土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2001年,他发表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的形成》(《云南社会科学》第6期)一文,系统阐述了海上丝绸之路对我国南海传统疆域的形成和南海传统疆域的历史变迁。等等。可以说,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有助于在海疆激烈争夺的局势下占据理论上的优势。但总体来看,由于受语言、文字和文献记录等原因的限制,对于古代中国与环太平洋海域上交通路线的开辟和变迁,以及因国际贸易变化对这一海域内尤其是海国(岛)政权的影响等问题则较少深入和全面之考察(西方史家在这一方面成就突出,尤其是霍尔之《东南亚史》,更是被学界引为重镇)。

(六)陆上边界研究。

我国东北、内蒙、新疆、西藏等省区与欧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漫长的边界线,近代以来便是欧亚国际关系中的敏感问题,自然也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以中朝边界史研究为例。台湾学者张存武曾关注于此,著有《清代中韩边务问题探源》(近代史所集刊(219716月)、《清韩陆防政策及其实施——清季中韩界务纠纷的再解释》(近代史所集刊(3)下,197112月)、《穆克登所定的中韩国界》(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下册),1981年)等文。内地学者徐德源、杨昭全、孙玉梅、刁书仁等近年来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2003年起,李花子陆续发表《清入关前后围绕朝鲜人越境问题的朝鲜与清的交涉》(《韩国学报》2003年秋季号,一志社)、《17-18世纪中朝围绕朝鲜人越境问题的交涉》(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13辑,2004年)、《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长白山定界》(《欧亚学刊》第5辑,中华书局2005年)、《穆克登错定图们江源及朝鲜移栅位置考》(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18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1819世纪朝鲜的“土门江”、“分界江”认识》(北京大学韩半岛研究中心编《韩国学刊》第1辑,2009年)等论文,并出版专著《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朝清国境问题研究》(韩国集文堂2008,匡正了韩、日学界对于康熙五十一年定界、土门江和豆满江二江说、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北“中间地带”说、“间岛”归属等问题的歪曲,在学术层面和国家层面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整体而言,由于边界关涉敏感,研究尚未充分展开。

要之,一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既是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使然,同时又与国内、国际形势的演变密切相关。古代中外关系史学科尤其如此。三十年来,它正是循时代潮之变动,而自觉调整和开拓自我发展的方向与领域。上所举列虽难具全貌,但仍可从中窥见该学科蓬勃奋进之气象。而今,继往开新已成为新一辈学人的担当和责任。我们认为,继续本着求真务实、志存高远的精神,进一步推进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不仅有益于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且悬而未决问题的澄清,同时对于从整体上考察世界文明进程和洞悉当前国际变局亦有其难以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编辑:l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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