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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朱振宏先生做学术报告——‘桃花石’与‘天可汗’


韩棣尧
2008-07-26 17:16:58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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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5日上午,来自宝岛台湾的朱振宏先生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做了题为“‘桃花石’与‘天可汗’”的学术报告。朱振宏先生本科毕业于历史悠久的辅仁大学,在中正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史学家、中古史专家毛汉光先生。朱先生主要的研究方向为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
  朱先生的报告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核心问题和研究方向,即唐太宗时期擒获东突厥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西域、北荒诸番君长上尊太宗为“天可汗”。但是在突厥民族所留下的石刻碑铭中却从未发现“天可汗”之记载,其原因为何?再者,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中始见“桃花石”一词,那么何以中亚民族称呼汉人为“桃花石”?“桃花石”一词源起何时?其中涵义又是什么?这些构成了朱先生报告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报告的第二部分,朱先生就他的研究成果做了言简意赅的陈述。首先探讨了突厥石刻碑铭对中国的称呼,主要为“tabγač”或“tabgač”,称中国皇帝为“tabγač qaγan”,主要的史料依据是目前已出土的古代突厥的“暾欲谷碑”、“阙利啜碑”、“翁金碑”、“阙特勤碑”以及“苾伽可汗碑”。其次是西方文献中对中国的称呼,古代希腊文、拉丁文历史与地理文献中,最早是以“塞里斯”(Sêres)指称中国;及至公元六世纪末,拜占庭历史学家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在《历史》一书中首次以“Taugast”称呼中国。此后刻写于八世纪的突厥石刻碑铭、十世纪的阿拉伯历史文献、十一与十二世纪的回鹘文佛典、十三及十四世纪回鹘文所刻写的墓砖、碑铭等,都有以“tabγač”、“tabgač”、“tamghač ”、“tawhgach”、“tafghãi”、“ twqač”、“tawghc”等词指称中国;以“tabγač Qagan”、 “Tafghãi-Khãn”等指称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 “tabγač”这个语词来源于突厥语,或者至少是来源于后来完全汉化的阿尔泰王朝(汉语叫拓跋[T’o-pa]),这个语词沿着“丝绸之路”转移,后来在拜占庭成为“Taugast”,在阿拉伯语中成为“tawghc”,都是指中国而言。接着朱先生对“桃花石”一词做了释义。他介绍了目前中西方学界对“Taugast”一词语义的九种说法,即“大汉说”、“大汗说”、“大魏说”、“拓跋说”、“大贺氏说”、“唐家、唐家子说”、“太岳、梼杌说”、“天子说”以及“大国华、大国华人说”。朱先生从语音和语义的角度探讨了“桃花石”一词的涵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突厥语大词典》中,有关于“tavghaq”的专条,罗列了五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为:凡是伟大而古老的东西均称为“tavghaq әżi”。这和阿拉伯语的“阿德部落的东西”相同。这个词也用作可汗们的称号;“tavghaq han”有“古老强大之国的可汗”之意。朱先生认为这种解释正是“Taugast”语词的根源,意指“伟大而古老”、“古老而强大之国”。中国为一古老的国度,此为西方国家所熟知,而在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所处的时代,中国也正进入隋唐盛世阶段。因此,突厥民族才会以“Taugast”一词来指称中国。对于突厥石刻碑铭何以不称唐朝皇帝为“天可汗”,朱先生也提出了他的见解:其一,“tabγač”一词既已具有“古老而强大之国”之意,“tabγač qaγan”代表“古老强大之国的可汗”,可以表现出大唐帝国国威之强盛,这与汉文中“天可汗”同义。其二,突厥民族君长有以“Tängri Qaghan”称号者如苾伽可汗、登利可汗,游牧民族称“天”为“Tängri”,唐人译作“登里(利)”,或“腾里”,显示其王权神授观念,表现出伟大、神圣。惟在汉文史料中,将前者译作“天”可汗,而后者则译为“登利”可汗或“登里”可汗。此或因于天朝上国观念之深植人心,故不将突厥、回纥之“登利”、“登里”迻译为“天”。因此,大凡游牧民族君王强盛、武功傲世者,均有自称“天可汗”等类似之称号。是以,突厥民族在刻写碑铭时,为了区分突厥与唐朝国君,故仍沿用“tabγač qaγan”来称呼唐朝皇帝。
  朱先生精彩的报告之后,与会者先后做了发言。张绪山先生首先对早期西方对中国的称呼作了补充,认为“塞里斯”(Sêres)主要是从陆路传入西方的称法,而海路传入的称法为“Sin”,意即“秦”,现代欧洲大多数语言“中国”一词是从这里演化而来的;同时张先生从语音的角度和文化影响的角度分析了关于“Taugast”的九种说法,比较支持“大汉”一说。李锦绣先生则提出“Taugast”一词“伟大而古老”之义应为引申的意义。她认为由于称唐为“天可汗”只见于汉文史料,尚缺少西域、北番用本民族文字如何称呼“天可汗”这一环。她还提出应考虑《突厥语大词典》的版本优劣问题,并补充了阿拉伯语的资料。艾力博士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tabγač”一词的转音过程,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此词是在突厥语向粟特文转化的过程中发生了语音的转变,并且发生了语义上的变化。对于“Taugast”的九种说法,他亦依据语言学的证据支持“拓跋”一说;艾力博士支持李锦绣先生关于《突厥语大词典》版本的分析,认为汉译本的《突厥语大词典》准确性仅为百分之五十,而维吾尔译本准确性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研究蒙元史的青格力博士指出,在解释“桃花石”的含义是否为伟大而古老时,应考虑北方民族的风俗和特点。他特别关注了朱先生提出的关于游牧民族“四色配四方”的传统观念,与蒙古族的观念做了比较,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还另辟蹊径从宗教的角度出发对“桃花石”一词的起源做了新颖的解释。
  最后,朱先生这次精彩的报告在热烈的研讨氛围中结束。围绕“‘桃花石’与‘天可汗’”这一中心主题,与会者积极参与了讨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为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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