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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精深 高瞻远瞩——杨宪益先生对中国和拜占廷帝国关系研究的重要贡献


王敦书
2004-09-11 07:49:47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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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杨宪益先生是遐迩闻名的大学问家,对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有精深的研究。但我国研究拜占廷史的学者在评述中国的拜占廷研究时丝毫不提杨宪益的有关成就。本文从犂轩、大秦、拂菻、安都等地名及其方位,大秦的制度与风俗,唐代拜占廷与中国的关系,宋代拜占廷与中国的关系,明代拜占廷与中国的关系,以及秦王《破阵乐》的来源等六个方面探讨杨宪益在中国与拜占廷关系史领域的重要贡献。


  杨宪益先生是中外驰名的大学者。他将西方古典名著荷马史诗译成中文;又将《楚辞》、《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部分《史记》与《资治通鉴》译成英文,在外国广为流传。1993年3月,香港大学因他“对开拓学问知识和人类福祉有重大贡献,在文学和历史学上的杰出成就”而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一同享此殊荣的还有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印度拯救贫民的阿尔巴尼亚籍特雷莎修女,可见其规格档次之高。
  1990年,笔者有幸攀识杨老,翌年又蒙赐赠1983年出版的大作《译余偶拾》一书[1]。该书辑录了杨宪益在上世纪40年代所写的文史考证,特别是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文章和笔记,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是孤陋寡闻的我以前所不知或知之甚少的,读后获益匪浅。杨宪益在序言中谦虚地说:“重读这些青年时笔记,觉得内容上问题不少。”然而,他指出:“但是也有些考证,如关于‘萨宝’是湿婆崇拜,《西域记》的摩醯罗炬罗即吐谷浑的慕利延,以及一些关于东罗马和古代中国的交往,则今天我还是认为可以成立的。所以也许还值得重新出版一次。”(《偶拾》,第2页)可惜,我国研究拜占廷(即东罗马)史的学者在介绍与评述中国的拜占廷研究时却丝毫不提杨宪益在这方面的成就。例如,在郑玮的《中国学者对拜占廷史研究综述》[2]和陈志强的《拜占廷学研究》[3]第1章第2节“中国的拜占廷学”中都看不到杨宪益的名字、著作和观点。因此,不揣愚陋,仅就个人所知,对杨宪益在研究中国与拜占廷关系史方面的贡献进行探讨。
  这里,必须作三点说明:(1)说杨先生“博大精深、高瞻远瞩”,是就他的全部学问而言,其中自然包括其拜占廷与中国关系研究,但并不专指此。(2)所谓“贡献”,是指他根据对原始文献的研究和对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的掌握,对照中外各家学者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得出独立的结论,成一家之言,启人深思,推动了学术的讨论和研究,并不是说他的观点全部正确,完美无缺。(3)笔者对中西交通史和拜占廷史是门外汉,毫无研究。因此,本文只是依据杨宪益的作品,以中国史学前辈著名学者张星烺的名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4]第一册中的有关论述和齐思和的力作《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5]为参照,提出杨宪益在这方面的看法和观点,不可能、也不必要评论其正确或可商榷之处。如果说了一些话,仍然属于介绍性的皮相之谈,只是抛砖引玉而已。若万一在某种程度上能为概括半个世纪前中国的大学者们乃至一些外国汉学家在本领域的研究成果,并辨别其异同做出点滴工作,供新一代学者了解,略有承上启下之意,则超过了笔者的奢望。
  《译余偶拾》共收87篇文章,内容极其广泛,其中与东罗马帝国有关者大致是:《秦王〈破阵乐〉的来源》、《大秦道里考》、《大秦异名考》、《大秦国的制度与风俗》、《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宋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嶺外代答〉里关于东罗马的记载》、《明代拂菻通使考》、《清初见于中国记载的东罗马》、《东罗马的鸦片贸易》、《汉武帝与拂菻》,等等。这里准备分成6个方面来考察。

        一、黎轩、大秦、拂菻、安都等地名及其方位

  从《史记·大宛传》到《明史·拂菻传》,历代史书多次提到犂轩、大秦、拂菻等地名或国名。外国汉学家纷纷进行考证,提出了众多的推测和看法。张星烺、冯承钧和齐思和引经据典地分析诸家异说,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张星烺认为黎轩即犂靬,又称大秦。他偏向爱德京斯(J.Edkins)之说,以为大秦实指罗马帝国及东罗马帝国,但历代正史所记似确各有不同。黎轩原音即由Rome(罗马)而来。《隋书》及《唐书》的拂菻为东罗马帝国。至于拂菻之原音,张星烺采俄国学者白莱脱骨乃窦(Bretschneider)之说,主张拂菻是法兰克人(Farang)的译音(《汇编》,第11-13页、79-85页)。齐思和认为张星烺关于犂靬乃Rome和Latium译音的看法可备一说。大秦确为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仍自称罗马帝国,因之中国仍沿用大秦之称,但当时实指拜占廷而言。至于拂菻,乃指东罗马帝国。他采法国学者狄尔和沙畹之说,以为东罗马人时君士坦丁堡通称Polis或Polin,意为首都。拂菻即此字的译音。中国古无轻唇音,“拂”古读重唇音,与原音正相吻合(《关系》,第4-6页)。冯承钧在《大秦考》和《拂菻考》(皆见《景教碑考》,第90-97页)中认为,大秦是罗马帝国,拂菻则为东罗马,但不信拂菻由希腊文Polis而来。[6]
  杨宪益在《大秦道里考》和《大秦异名考》(《偶拾》,第166-175页)中认为,大秦和犂轩在安息西北方向,不可能是西南方的叙利亚、亚历山大城或罗马。张骞通西域时西亚的大国尚为希腊而非罗马,因此犂轩一名必与希腊有关。犂轩之名初见《史记》,而《史记》中匈奴呼天曰“撑犁”,“撑犁”即突厥语Tengri的对音,可知当时用“犁”代表Gri音。犂轩又称犂靬和犁鞬,轩字既通靬,又通鞬,则其字必代表Kien或Kia音。犂轩相连为Grikien或Grikia音,即希腊。大秦一名在张骞时尚不存在,公元97年甘英去西域时始为人知。黑海西南地方包括拜占廷在内原为希腊殖民地,曾保持独立到公元77年始降罗马,罗马改其地为一省,省名Bithynia,或简称Thynia,因当地原属Thyni族人。大秦名既为公元97年左右事,当即为Thynia的对音。拂菻一名“拂”字为But,与希腊文Polin不同。“菻”字可能为“森”字误写,惟“林”字古读亦可若掺,东汉晋时似有“C”音。《汉书》引司马相如《大人赋》“丽以林离”,颜师古注林读若掺。占城古名林邑,亦可作林字读若占的证明。如此拂菻为Byzantium(拜占廷)的对音似有相当的证据。杨宪益关于犂轩和大秦初指希腊,后指以拜占廷为中心的东罗马,拂菻为拜占廷之对音的这些看法颇独特,不同于张星烺、冯承钧、齐思和以及大多数外国汉学家之说,可谓别出心裁。
  《魏书·西域传》(《魏书》卷一〇二)载:“大秦国一名犂轩,都安都城。”张星烺同意德国学者夏德(F.Hirth)的看法,认为安都即叙利亚首府安梯俄克(Antioch)。唐末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称回教徒征服叙利亚时,安梯俄克之读音已缩为安梯(Ant或Anta)。《魏书》之安都与安梯正同。《魏略》作安谷城,盖取其首尾二音。宋代赵汝适《诸蕃志》大秦国条,亦作安都(《汇编》,第12、48-49、149页)。齐思和接受张星烺说,认为安都是安梯俄克,但驳夏德以大秦为叙利亚的论调(《关系》,第6-9页)。
  杨宪益独排众议,在《大秦异名考》中指出若熟悉拜占廷历史,即知罗马Septimus Severus于公元163年(可能印刷错误,应为196年——笔者)改拜占廷城名为Augusta Antonina或简称Antonina,此名用到公元330年始改为君士坦丁堡,故大秦都城安都即是Antonina的译音,与安梯俄克城无关(《偶拾》,第174-175页)。杨氏此说值得重视。
  拂菻之名在正史上最早见于《隋书·裴矩传》,但《汉书·武帝纪》(《汉书》卷六)说武帝后元二年“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杨宪益在《汉武帝与拂菻》(《偶拾》,第246-249页)中认为“弗陵”一名甚奇,颇似外国字译音。皇子弗陵即后日昭帝,昭帝生于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汉书·武帝纪》还说太始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宫,飨外国客”,而《史记·大宛列传》又说安息王“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黎轩既指以拜占廷为中心的黑海方面的希腊殖民地,而拂菻为拜占廷之对音,因此太始三年“飨外国客”中可能有拂菻方面的黎轩眩人,皇子弗陵恰生于太始三年,则因年岁的相合,弗陵与拂菻或不无关系。随后,杨宪益又引相传东方朔所著《海内十洲纪》和张华《博物志》的有关记载,主张武帝行幸甘泉射虎必为太始三年正月事,与《汉书·武帝纪》所载“飨外国客”事相合,此外国客当为拂菻方面人,昭帝幼名弗陵与拂菻有关,似为合理的假设。杨宪益的这一发现和联想饶有兴味。若此说成立,则拜占廷与中国的关系可上推至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

            二、大秦国的制度与风俗

  从《后汉书·西域传》起,历代正史对大秦和拂菻的地理、风俗、制度有愈来愈详细的描写。张星烺(《汇编》,第93-100页)和齐思和(《关系》,第11-16页)对《旧唐书·拂菻传》所记东罗马帝国的风土人情都做了较详细的考证和说明。
  杨宪益在《大秦国的制度与风俗》(《偶拾》,第176-178页)中将《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中有关大秦国的记述,对照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实际状况进行了比较[7],指出《后汉书》与《魏略》关于大秦的详细记载,与罗马当时情况大致相符,并无过分夸张之处。其后,晋魏隋唐等书《西域传》里对大秦国则有相当夸张的描写,但一些外国学者认为这些记载的内容全属虚构,夏德首创此说,白鸟库吉继之,此等意见不可以不辩。杨宪益又引《旧唐书·拂菻传》描写大秦富丽景象的大段记载,认为其与西方史家所记的东罗马亦相符,且有西方记载中所无者,诚足珍贵。
  杨宪益最后作出结论:“总之,诸史关于大秦的记载略有夸张则有之,完全不确则绝无,外国学者如白鸟库吉等所以感觉中国史料不真实者,还是因为不熟悉罗马史籍的缘故。一般说起来,还是西方人多幻想,而中国人比较崇实,中国古代史料所以有价值亦在于此。”应该说,杨先生的评论是相当中肯的。

            三、唐代拜占廷与中国的关系

  《旧唐书·拂菻传》(《旧唐书》卷一九八)关于拜占廷帝国遣使来唐记载如下:

    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
  赐以绫绮焉。自大食强盛,渐陵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拽伐其都城,因约为和好,
  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大足元年复遣使来
  朝,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师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
  来朝贡。

这段记载很重要,齐思和指出:“因《旧唐书·拂菻传》内容颇为明确,而其中所载拜占廷与唐朝通使事,可以补充西方各国历史研究方面史料的阙略,因之欧洲拜占廷史专家已将此传作为研究拜占廷史的基本资料之一。”(《关系》,第16页。)然而,其中尚有一些地方值得推敲探讨。
  1、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遣使来华的拂菻王波多力何许人也?
  按拜占廷帝国各朝皇帝世系表,公元643年前后东罗马皇帝是Heraclius(610-641)、Constantine II(641),Heraclonas(Heracleon 641)和Constantine III(Constans II,641-668)[8]。这些皇帝的名字与波多力之音相去太远。张星烺指出:“波多力究为何人,至今西国学者,尚无一定之说。”他列举各家说法后,采取法国鲍梯(Pauthier)之说,认为波多力三字,乃Papas Theodorus之讹音。Papas讹成“波”字,为圣父之义,近人译作教皇。Theodorus则仅余独罗(dorus)二音,与波多力音相近(《汇编》,第97-98页)。齐思和则以为波多力似指拜占廷皇帝赫拉克利斯,他在受阿拉伯人威胁的紧急情势下遣使通声气,并不足奇,但当时交通困难,使臣公元643年才得见唐太宗,而赫拉克利斯已死去两年(《关系》,第15-16页)。
  杨宪益在《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偶拾》,第206-210页)中,根据自己对拜占廷历史和制度的了解,对波多力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说公元643年左右东罗马没有名为波多力的皇帝,当时皇帝君士坦二世(Constans II)在位才14岁,无实权,当时拥有军权的诸贵族才是东罗马实际的君主。在赫拉克留(Heraclius)朝,东罗马实权在诸节度使手,当时东罗马分为三大军区,即中央(Opsikioi)、阿蛮尼亚(Armeniakoi)与阿那多尼亚(Anatolikoi)。后两军区的节度使实为国家领袖,这种拥军权的贵族被称为Patrice[9],波多力正是Patrice的对音。显然,当时遣使中国的不是君士坦二世,而是其代理人,一个拥有军权的贵族。赫拉克留临死时,曾将东方军政大权交给一位贵族瓦蘭丁(Valentin),瓦蘭丁后来也曾一度称帝。笔者觉得,杨宪益的波多力乃Patrice对音说,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不妨打个不见得恰当的比方和设想,日本历史上有所谓“幕府时期”,当时天皇名存实亡,大权掌握在幕府的大将军之手,假设大将军遣使去遥远的国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方修史者将遣使的“大将军”称号当成了天皇的名字,这不是不可能的。
  2、大食的大将军摩拽为何人?拜占廷当时是否“臣属大食”?
  张星烺认为,阿拉伯哈利发摩维亚(Khalif Moawiyah)在公元671年攻君士坦丁堡,摩维亚即摩拽,但战争继续7年之久,阿拉伯兵疲财尽,不得已与拜占廷议和,结果阿拉伯人承认30年不侵扰东罗马,岁输东罗马金银、奴仆、良马,故应为大食臣属于拂菻,而非拂菻臣属大食。《唐书》所记结果与西史相反,或为史官登记误载(《汇编》,第98-99页)。齐思和的看法与张星烺相同,认为战争是公元674年至680年阿拉伯人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之役,拜占廷最后用“希腊火”大破阿拉伯军,围遂解(《关系》,第16页)。
  杨宪益也认为大食主将摩拽即 Caliph Moawiya,其进攻东罗马时间据Theophanes记载在673-677年间,据Elmacin记载则在668-675年间。他对拜占廷臣属大食问题未直接涉及,但对“希腊火”进行了探讨。主张火药发明于中国,隋代已普遍使用,隋炀帝在宴会中用烟火爆竹向外国人夸耀,故西方人的火药知识当得自中国,“希腊火”很可能是东罗马使臣从中国带去。相传“希腊火”为加利尼科(Callinicus)所造,而此人相传来自叙利亚的希利奥城(Heliopolis),此城又名Bambyke,即《魏略·西戎传》所载的汜复,汜复是大秦“丝路”的西方终点,故来自汜复的加利尼科很可能来自中国(《偶拾》,第206-210页)。
  3、乾封二年,拜占廷使臣所献“底也伽”究为何物?
  张星烺指出:《本草纲目》和《本草品汇精要》皆载底野加,亦即底也迦。夏德(Hirth)谓欧洲上古和中古著名的therioc,即底也加之原音。鸦片最早即混在此药中输入中国(《汇编》,第99页)。齐思和未对底也伽进行探讨,所列自拜占廷传入中国的物品中,也没有包括鸦片或底也伽。
  杨宪益在《东罗马的鸦片贸易》(《偶拾》,第243-245页)中,说鸦片或作阿片或作阿芙蓉,原来是希腊字,古代希腊人与罗马人以之入药,由来已久。Theriaca(底野加)也是希腊字,大约原指以若干虫兽配合而成的药剂,罗马学者普林尼亦言此为六百种不同物品混合而成的丸药,后成为一般解毒剂的通称,后日鸦片成为此药的主要成份,故Theriaca乃成为鸦片的代名词。此药在隋唐时业已传入中国。朝鲜《医方类聚》引《五藏论》云:“底野迦善除万病。”《五藏论》见《隋书·经籍志》,故此以鸦片为主体之药剂,至晚在隋代已传入中国。唐显庆年间(公元656-660年)苏恭等奉敕撰新修《本草》云:“底野迦味辛苦平无毒……出西戎……胡人时将至此。”由此看来,拜占廷“乾封二年(公元667年)遣使献底也伽”, 底也伽与底野迦当为同名的异译,是以蛇胆和鸦片为主要成份的赤黑色丸药。
  4、拜占廷为何由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至719年(开元七年)不到一百年间多次遣使来华[10],以后断绝?
  杨宪益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继波斯而成为东罗马新敌人的就是公元641年灭波斯的大食,同时东方中国成为亚洲的霸主,在大食威迫下,波斯余众及中亚诸国都向中国乞援,东罗马亦不例外,这就是数次遣使中国的原因。进一步看,第一次东罗马来使时大食方战败东罗马军,侵入叙利亚、西里西亚而达黑海与君士坦丁堡附近。第二次来使为大食首次围攻东罗马的前一年,第三次来使正当大食第二次进犯之时,第四次与第五次来使正当大食二次围攻东罗马时。此后,东罗马用“希腊火”击退大食,大食未再能进犯东罗马国都,东罗马亦未再遣使中国(《偶拾》,第208-209页)。
  5、如何从《旧唐书》这段记载反过来了解当时拜占廷的内政与外交情况?
   杨宪益写道:“我们由此可知赫拉克留的后裔多无实权,当时的贵族节度使是东罗马真正的领袖,外交政策都由他们决定施行,遣使中国也是他们的政策。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东罗马一贯的外交政策是联合东方的强国以对抗较近的敌人,最初请突厥以抗波斯,后来突厥降为中国的附庸,波斯为大食所灭,则又请中国与之联盟以抗大食,数次遣使当即此意。在7-8世纪间中国在中亚的进取政策,其事终因高仙芝在西元751年的失败而中止,可能即为东罗马数次遣使的结果,此外中国曾否与东罗马以实际帮助,则史缺有间,无从考证。”(《偶拾》,第209页)

            四、宋代拜占廷与中国的关系

  关于宋代拂菻国情况及其与中国往来的重要史料有二:《宋史·拂菻国传》和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中有关大秦的记述。
  我们首先考察《宋史·拂菻国传》(《宋史》卷四九〇),其记述如下:

    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
  于阗、回纥、青唐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
  始遣大首领儞廝都令廝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
  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以
  葡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偏鼓。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
  则诣佛寺……贵臣如王之服……城市田野皆有首领主之……元祐六年其使两至,诏
  别赐其王帛二百疋、白金瓶、袭衣、金束带。

  张星烺指明:青唐在青海境内,今作柴达木。“历代未尝朝贡”谬甚,因为汉、晋、唐皆通使。对于拂菻国王灭力伊灵改撒其人,他列出西方学者各家看法,自己未明确表态(《汇编》,第142-143页)。齐思和认为:“西至海,三十程”、“历代未尝朝贡”、“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等记载都与拜占廷情形不合,因之以前的历史学家都疑《宋史》中的拂菻并非古代的大秦,此说颇有可能(《关系》,第17页)。
  杨宪益在《宋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偶拾》,第211-214页)中指出,《宋史》这段记载颇有若干地方值得注意。其中关于拂菻国当时情况的描写与西史所载相同。例如,英国著名史学家吉朋(Gibbon)关于10世纪东罗马的服饰就说东罗马皇帝“最喜欢煇赫的红色与较柔和的绿色,纺织多用金线……希腊贵族也摹仿他们的君主。”王所去的“佛寺”当指圣莎飞亚大寺(St.Sophia),其所以在三月当指复活节的盛典而言。“城市田野皆有首领主之”,当指当时初兴的贵族,即十字军时代欧洲的诸侯爵。
  关于“历代未尝(常)朝贡”,杨宪益未直接涉及。但他认为,唐时数次出使都在一百年内,此后三百年间未见来使,而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到元祐六年(1091年)十年间,其使三至,其中原因值得思考。其原因就在于此时塞尔柱突厥势力大张,东罗马失去其最重要的阿那多尼亚州,突厥建其鲁迷国(Roum)于小亚细亚,东起幼发拉底河,西抵君士坦丁堡,北接黑海,南达叙利亚,并征服耶路撒冷。拜占廷在此危急情况下曾向西方欧洲国家乞援,以后引起十字军东征。与此同时,拜占廷三次遣使中国,显然也为同一目的向中国乞援。其使臣可能曾请中国出兵以图夺回阿那多尼亚州,故详告此州的财富。阿那多尼亚州出银铁铜铅,产葡萄粟麦,多牛羊名马,与《宋史》所言“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葡萄酿酒”的情况相合。
  杨宪益说明,“灭力沙”为Melik Shah的对音,即塞尔柱突厥当时的君主。拂菻王灭力伊灵改撒,应如法国学者沙畹所考证,是公元1080年在位的拜占廷皇帝Melissenus Nicephorus Kaisar。关于使臣大首领儞廝都令廝孟判,西方汉学家有若干猜测。杨宪益发前人所未发,独具慧眼地指出当时欧洲贵族的尊称为Maistre,此极可能为“儞廝都令”的本字。此名最后二字“孟判”令人又想起当时最著名的一门望族,即De Montfort。著名的十字军英雄Simon de Montfort的曾祖亦名Simon,此可能即为“廝孟”的原字。Simon de Montfort一世的时代正与拜占廷遣使中国的时代相合,故极可能为当时来中国的大使。至此,杨宪益不无得意地宣布:“因此,我们考证儞廝都令廝孟判即为Maistre Simon de Montfort的译音。”

  其次,我们再考察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三中有关大秦的记载:

    大秦国者,西天诸国之都会,大食蕃商所萃之地也。其王号麻啰弗……
  递年大食国王号素丹遣人进贡。如国内有警,即令大食措置兵甲,前来抚
  定……天竺国其属也。国有圣水,能止风涛。若海扬波,以琉璃瓶盛水,洒
  之即止。

此段文字后又被赵汝适抄入《诸蕃志》。
  对于这段宝贵的史料,张星烺以“周去非记大秦国”和“赵汝适记大秦国”为篇名,收入《汇编》(第147-149页),并对《嶺外代答》的书名和成书年代做了说明,但未对记载内容多加考证,仅在赵汝适的记载中加注曰:“赵汝适之《诸蕃志》所言之大秦国,其为叙利亚一带地方可无庸疑。安都城即Antioch之译音。麻啰弗为Mar Aba之译音。Mar译言可尊敬,Aba译言父也。此乃古代聂斯脱里派总主教之称呼。”齐思和提到了此段记载,未作分析,即断言:“周去非仅据航海者的传说,赵汝适则撮钞旧书,两书中并无新的资料。”(《关系》,第17页)
  杨宪益在《〈嶺外代答〉里关于东罗马的记载》(《偶拾》,第215-217页)中对于这段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考证。
  第一、杨指出《嶺外代答》成书于公元1178年,赵汝适《诸蕃志》著于1225年,约晚于《嶺外代答》50年。外国学者夏德和白鸟库吉以为本段材料原出《诸蕃志》,遂以《诸蕃志》的时代作为根据进行考据,因而结论完全错误。他叹道:“博学如二君,竟未看过《嶺外代答》,真可骇异。”
  第二、杨认为,大秦为东罗马,其王麻啰弗必是《嶺外代答》成书时公元1178年左右的东罗马皇帝。当时拜占廷帝国的皇帝是Manuel Comnenus(1143-1180年在位),麻啰弗当即Manuel的对音。夏德以麻啰弗为Melek的译音,白鸟以为是Muktodi的译音,其说极牵强附会。杨未提张星烺关于麻啰弗是Mar Aba(聂斯脱里派总主教的称呼)的说法,笔者以为杨说似乎更为合理。
  第三、杨提出大食素丹遣人进贡,东罗马国内有警,即令大食抚定之事乍看似不可能,因大食为东罗马夙敌,不过当麻啰弗在位时,东罗马确实曾与大食联盟。公元1097年欧洲十字军恢复东罗马东南地方,此后大食不再为东罗马患,东罗马又感受十字军威胁,反与大食成立秘密联盟。麻啰弗的继承人爱薛(Isaac Angelus)自言与沙拉丁(Saladin)通好,而为富浪人所责。1097年后十字军占领原属拜占廷的于罗国(Edessa),其国王谛奥多罗(Theodorus)为希腊人,由东罗马皇帝任命,但每年也向大食纳贡。十字军首领保德文伯爵(Baldwin)杀此王而据其国。1151年麻啰弗在位时,大食遣将占金(Zenghi)夺回了于罗国,交还东罗马,只取若干金币作为酬报。所谓“国内有警即令大食……抚定”,当即指1151年大食恢复于罗国事。杨宪益对拜占廷当时国际关系了若指掌,从而证实《嶺外代答》此段史料之真实可靠和重要,足见功力之深。
  第四、杨认为,天竺是大秦属国的话似难解释,实则天竺当作天方,亦即阿拉伯的旧名,当地人民为东罗马臣属,9至11世纪间,东罗马得天方助,曾屡败富浪人。至于圣水,据《瀛涯胜览》在蓦底纳(Medina),《事林广记》谓在墨伽(Mecca),当从《事林广记》。

          五、明代拜占廷和中国关系

  《明史·拂菻传》(《明史》卷三二六)关于明朝与拂菻通使事如下:

    元末,其国人揑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闻之,以洪武四年
  八月召见,命赍诏书还谕其王……已而复命使臣普剌等赍敕书綵币,招谕
  其国,乃遣使入贡,后不复至。

  张星烺(《汇编》,第319-320页)辑入本段,仅加注曰:“揑古伦一去不返,究竟已达欧洲否,莫得知也。其后使臣普剌等复奉命赍敕书綵币,招谕其国。普剌等似已达其国,故以后乃遣使入贡也。惜其无详细纪行书以留后世也。由普剌之名观之,其非汉人可断然也。普剌岂亦揑古伦之同国人欤?揑古伦吾人既承认为Nicholas之译音,普剌岂Paul(今译作保罗)之译音欤?”齐思和(《关系》,第17-18页)仅提到双方遣使往来之事,未加说明和考证。
  杨宪益在《明代拂菻通使考》(《偶拾》,第218-220页)中指出,揑古伦原文当是Nicholas,但此人为东罗马商人,此名又极普通,故难以考证。夏德以为此人是Nicholas of Bantra,又有人以之为公元1333年的北京主教,皆难成立。
  杨宪益认为明使臣普剌其人其事应加注意。普剌似为波斯文Pulad的译音,如此则为波斯人。此名在蒙古文中又作孛罗(Bolod),如《拂菻忠献王神道碑》所言1285年出使波斯不回的孛罗丞相,及1314年奉使波斯的另一孛罗丞相,当皆为波斯人,元史宰相表又记有1330-1340年的另一孛罗丞相,很可能此数人原是同宗,为明太祖出使的普剌也许就是《元史》中孛罗丞相的后裔,因其家熟悉西域地理而被遣。
  杨宪益进一步提出东罗马最后一次遣使来中国大约在洪武四年(1671年)以后若干年,其时东罗马皇帝约翰(Paleologus)或麻努弗(Manuel)在位,突厥素丹白牙即的(Bayazet)已占东罗马领土大部。当时中亚帖木儿帝国勃兴,东罗马与中国通使当经帖木儿地。《明史》“哈烈”条言:“元驸马帖木儿既居撒马尔罕,又遣其子沙哈鲁据哈烈,洪武时撒马尔罕及别失八里咸朝贡,哈烈道远不至,二十五年遣官诏谕其王,赐文绮綵币。”杨认为这似乎就是普剌使拂菻事,如此则普剌出使当在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亦即东罗马皇帝麻努弗即位次一年。东罗马遣使入贡当在此后数年内,其时帖木儿方与白牙即的对战,据Clavijo记载,当时东罗马曾遣使至帖木儿帝国,遣使来中国可能即在同时。
  附带再提一下,拜占廷帝国亡于公元1453年,清朝已不可能与拜占廷有任何交往。杨宪益在《清初见于中国纪载的东罗马》(《偶拾》,第221-225页)中认为:清代图理琛的《异域录》里的“控噶尔”、“拱喀尔”,椿园氏的《新疆外藩纪略》中的“控噶尔”,俞正燮的《俄罗斯长编稿·跋》引佛书中所说的“洪豁尔”,赵翼的《簷曝杂记》中的“龚国”,以及松筠的《绥服纪略》诗注中说的“空噶尔”都是指过去的东罗马。

          六、秦王《破阵乐》的来源

  《秦王〈破阵乐〉的来源》一文(《偶拾》,第55-60页)是杨宪益先生的精心之作,其内容与拜占廷有间接的关系。
  《旧唐书·音乐志》(《旧唐书》卷二九)载:

    《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
  阵乐》之曲。及即位,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等制歌辞。百二十八人披甲执
  戟,甲以银饰之。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

又说:

    贞观七年,太宗制《破阵乐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鹮,箕张翼
  舒,交错屈伸,首尾迴互,以象战阵之形。令吕才依图教乐工百二十八人,披甲
  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数日而
  就,更名《七德之舞》。(《旧唐书》卷二八)

杨宪益引上文并与《隋唐嘉话》和《通鉴》中有关“秦王《破阵乐》”的记述相对照,指出《破阵乐》原来是唐太宗为秦王时在军中流行的一种武舞,李世民即位后进行加工,用来摹拟战阵的动作,以夸张太宗的武功。
  杨宪益认为这种武舞流行于秦王军中,为前代所无,其中应有胡乐,或完全是移植于中国的胡乐。唐初与突厥关系密切,当时文化中突厥成分甚多,尤其是在军士的服饰和音乐方面。所以,《破阵乐》很可能由突厥方面传入中国,而突厥西疆直达东罗马帝国边境。杨宪益发现,古罗马著名诗人魏吉(Vergilius,公元前70-公元前19年,今译名维吉尔)在其史诗中有大段关于罗马古代武舞的描写[11],这种武舞在罗马称《突罗戏》(Ludus Troiai),大概传自希腊。古希腊也有一种武舞名《霹雳戏》(Pyrrhichius),大概就是罗马“突罗戏”的前身。杨宪益将维吉尔史诗关于《突罗戏》的描写,与《旧唐书·音乐志》中关于《破阵乐》的记述相比较,发现其形式十分相像。二者都是摹拟战阵的武舞,都是用戟击刺,都戴金或银的胸饰,都以若干人为一队作战阵状,都有若干交错屈伸迴互之变,若干来往疾徐击刺之象,又都作出战斗的声音。由此看来,《破阵乐》可能就是罗马的《突罗戏》或《霹雳戏》,通过东罗马,由突厥方面传入中国。中国当时,尤其是太宗的军队,与突厥有极密切的联系。东罗马当时也与突厥信使往还。太宗即位前数十年,东罗马皇帝茹斯丁第二(Justin II)(公元565-578年)且遣使至金山谒突厥王。所以罗马的武舞,经突厥的媒介传入中国,并不是不可能的。
杨宪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论,如果《霹雳戏》是《突罗戏》的另一名称,《破阵乐》的前身又是《突罗戏》,则“破阵”二字,也可能是“霹雳戏”(Pyrrhichius)的音译。他还推论,中国称罗马为大秦,所以秦王《破阵乐》如果是由东罗马传过来,所说的秦王也许原来是指大秦王,而不是曾为秦王的唐太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杨宪益对于拜占廷与中国关系的历史,根据中外各种史籍,运用历史学、语言学和地理学的知识,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分析中外学者的诸家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对中国的拜占廷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其学问的渊博,视野的广阔,分析的透辟,联想力的丰富,令人钦佩。
  杨宪益先生还是一位诗人,旧体诗极佳,与一些著名的文化人、他的“二流堂”故交如吴祖光、黄苗子、邵燕祥等经常赋诗唱和。这里引他的一首与秦王《破阵乐》有关的诗作为本文的结尾。诗曰:

    突厥唐家本一支,两邦友好复奚疑。
    红旗影里听腰鼓,想见秦王破阵时。

此诗写于1950年在南京出席苏使馆庆祝中苏友好晚会。关于此诗的背景和主旨,杨老在1995年出版的诗集《银翘集》内此诗后加了一个注予以说明:“当时有统战部同志指出,此诗以突厥比苏联不妥,且有大汉族主义倾向,然唐初曾有突厥是兄、大唐为弟之语,与日后称苏联为老大哥亦无不同也。”[12]
  杨宪益先生的诗情、史识、文采和风趣跃然纸上,使吾人叫绝。


[1]杨宪益:《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版,以后简作《偶拾》。
[2]郑玮:《中国学者对拜占廷史研究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3]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以后简作《汇编》,只列页码,不注明第1册。
[5]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5年第1期;其单行本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以后简作《关系》,页码据单行本。 此文又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编:《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世界史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101页。
[6]转见齐思和:《关系》第5、7页。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之冯承钧《景教碑考》一书已亡失,故只好转按齐文所引。
[7]具体比较的内容较多,不敷述,若感兴趣,可阅《偶拾》第176-177页。
[8]瓦西里耶夫:《拜占廷帝国史》(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第二卷,威思康辛大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第728页。Heraclius,齐思和译作赫拉克利斯,杨宪益译为赫拉克留。
[9]Patrice原为古罗马拉丁文Patricius一词,意为贵族。Patricius一词的意义和实际地位不断演变,在拜占廷时有新变化,笔者拟另文探讨。
[10]按《旧唐书·拂菻传》记载,从贞观十七年到开元七年,拂菻共五次遣使来唐。据《策府元龟》卷九七〇和卷九七一,拂菻国还在景云二年(公元708年)和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两次通唐,张星烺和齐思和皆记之。
[11]杨宪益将此段诗译成中文,因较长,故此处不引,见《偶拾》,第57-58页。
[12]杨宪益:《银翘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第11-12页。
  
编辑:李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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