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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五天竺國傳箋釋》

［唐］慧超（著），張毅（箋釋）
2004-08-27 08:39:39 阅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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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慧超（著），張毅（箋釋）
《往五天竺國傳箋釋》
中華書局，1994年11月


　　　　　　　　　　　　　　　　目  錄

前言1

一、吠舍釐國 1
二、拘尸那國 5
三、波羅痆斯國 9
四、摩揭陁國 14
五、四大靈塔 19
六、中天竺國葛那及 22
七、五天竺風俗 25
八、中天竺四大塔 3l
九、舍衛國塔 32
一〇、毗耶離城塔 36
一一、迦昆羅國塔 37
一二、中天竺塔 39
一三、南天竺國 42
一四、西天竺國 48
一五、闍蘭達羅國 50
一六、蘇跋那具怛羅國 5l
一七、吒社國 55
一八、新頭故羅國 56
一九、迦葉彌羅國 60
二〇、大勃律國  楊同國  娑播慈國 64
二一、吐蕃國 68
二二、小勃律國 69
二三、建馱羅國 71
二四、烏長國 84
二五、拘衛國 86
二六、覽波國 87
二七、罽賓國 88
二八、謝（風＋日）國 93
二九、犯引國 95
三〇、吐火羅國 96
三一、波斯國 101
三二、大食國 108
三三、大拂臨國 116
三四、安國  曹國  史國  石騾國  米國  康國 118
三五、跋賀那國 130
三六、骨咄國 133
三七、突厥 134
三八、胡蜜國140
三九，識匿國 145
四〇、葱嶺鎮 146
四一、疏勒國 153
四二、龜兹國 159
四三、于闐國 167
四四、安西 174
四五，焉耆國176

敦煌寫本殘卷（原件圖片，伯8532）

　　　　　　　　　　　　　　　　前  言

　　楮纸寫本《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原藏敦煌石室，1905年為伯希和奪去。現存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编號為“伯3532”。同年伯希和將此消息公佈於《法蘭西遠東學校校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1'Extreme Orient）。遂引起各國學者重視。
　　此卷因首尾殘缺，最初不知其題名及作者。伯氏曾指出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〇〇所载《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即此書（目錄作慧超。書中作惠超，因古籍中慧惠二字可通借使用）。其後上虞羅振玉曾對這一殘卷進行研究。寫成《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校绿札記》一文。羅氏以殘卷與慧琳《音義》所载對證，相合的有十五條，其次第也一一吻合，足以證明這一殘卷即慧超書。又慧琳所載慧超書凡三卷，如所引閣蔑、崑崙，裸形國等在上卷，波羅痆斯等三條在中卷，娑簸慈以下十餘條在下卷。而此卷則首尾相連，並無裁割粘合痕迹。且慧琳所引還有超出比卷内容之外的文字，可知此殘卷為一節錄本，即盧人所謂略出本。
　　此後研究者日益增多，首先是日本學者，如藤田豐八撰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羽田亨把殘卷影印出版；高楠順次郎最初把慧超書收入《遊方傳叢書》，繼後又收入《大日本佛教全書》及《大正新修大藏經》中，高楠氏也為此書作過箋注。
　　1938年德國學者福克司（Walter Fuchs）把《惠超往五天竺國傳》漢文刊佈於柏林，並譯為德文：Huei-Ch'ao's Pilgerreise durch Nord-West-Indien und Zentral-Asien um 726, 1938。捷克學者史蘭也出過此書的部分英譯文。近年又有冉雲華及梁翰承合譯的英譯本出現（Yang, Han-Sung and Jan, Yun-Hua, The Hye Ch'o Diary, Memoir of the Pilgrimage to the Five Regions of India）。
　　第二次大戰後，朝鮮對慧超著作頗為重視。1959年韓國漢城大學高炳翊發表過《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史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平壤鄭烈模又將《慧超傳》譯為現代朝鮮語。
　　我國以往僅有1931年錢稻孫譯藤田豐八的《箋釋》本，和王重民先生在其《敦煌古籍叙錄》中對慧超書所作的介紹。

　　《高僧傳》中慧超無傳，因此其生平事跡不詳。僅知慧超為新羅人，其出生年月與地點（是漢地或原籍新羅），何時入唐，均無法確知。目前只能根據若干不完全的资料作一些近似的推測。他可能出生於唐武則天聖曆三年（公元700），也有人認為生於長安四年（704），其理由是密教大師金剛智(Vajrabodhi，671－741)於玄宗開元七年（719）抵廣州，慧超在此與他相會受為弟子時年方十六歲。此後約於開元十一年慧超即往天竺並被巡禮。
　　由於殘卷首尾不全，無法確定其出發年月，可能去時取海道，因慧琳《音義》所引本書上卷中的閣蔑（Khmer）、裸形國事都是南海中國家，又從現存本書中所載各國順序，也不難窺見其行程是先在東天竺諸國巡禮，然後再巡禮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及北天竺諸國，最後輾轉經中亞各地，於開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上旬行抵安西。
　　慧超回歸漢地之後，曾在長安大薦福寺繼續在金剛智門下受業，兼為其助手，據《大乘瑜珈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　　如前所述，慧超書僅見於慧琳《一切經音義》，圓照《貞元釋教錄》未見著錄，有人認為是因超書文辭欠佳的緣故。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我們固然不應苛求一個新羅人，行文應像漢地高僧和士人那樣文彩斐然。平心而論，他的漢文水平確乎不算高明。不僅不能與玄奘、義淨諸師相提並論，比慧立、道宣諸人也大有遜色。“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辭不工，可能是慧超書流傳不廣的原因。
　　其次，書中對五天竺各國的王名和都城名均未記載。有人認為是由於慧超的梵文素養比漢文還差的缘故，我們認為未必如此。現存這一殘卷是原書的略出本，很可能是節錄的人把原書中的專有名詞省略去的緣故。因為即使慧超的梵文再差，對他親身巡禮過的國家，绝不至於連國王名和都城名稱也不知道，而且漢地高僧如法顯、玄奘等人對五天竺各國都有記載，唐代往來於中印之間的使者和僧侣之多，大大逾於前代，慧超在長安住過多年，對此也不會一無所知。
　　儘管有着上述文辭上的缺點，但慧超書仍有着相當大的史學價值。
　　我國高僧所撰的行紀是研究中世紀西域南海諸國歷史的珍貴文獻。唐代西行求法的人很多，留下的行紀也不少，其中最重要的當然首推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及慧立、彦悰所撰的《慈恩傳》。這是研究七世紀上半葉，中亞及印度各國歷史的極其寶貴的著作。其次一個重要人物要算義净。他經歷南海，巡禮天竺，先後達二十五年。武后證聖元年（695）纔還至洛陽。他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内法傳》等，都是研究七世纪下半葉印度及南海諸國社會歷史的重要资料。但八世紀上半葉却以新羅高僧慧超的這部書為最重要。
　　八世紀上半葉是亞洲幾個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在西域劇烈鬥争的時期。唐王朝、吐蕃、突厥和大食，先後都曾逐鹿中亞。單是為了安西四鎮的争奪，自咸亨元年（670）起，唐王朝與吐蕃之間就鬥争了半個多世紀之久。其間，開元五年（717）西突厥部的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石城，已發三姓葛邏逯兵與阿史那獻擊之。僅此一事就足以說明當時中亞地區的鬥争的激烈與複雜了。至於烏滸水（Oxus）與印度河間諸小國更随時面臨被捲入大國之間鬥争漩渦的危險。因為八世纪上半葉盧王朝在西域的外交與軍事活動，都為了西禦大食，南拒吐蕃這一目的。因此不能不牵涉各國。
　　704年屈的波被任命為呼羅珊長官之後，大食人多次向中亞進軍，705年攻克吐火羅斯坦。706－709年征服粟特，710—712年征服撒馬爾罕及其以西的花剌子模，713—715年間大食遠征軍還深入藥殺河流域各地。715年屈底波的部隊甚至到達我國西部邊境，738—740年間，奈斯爾又再次進軍屈的波征服過的地方。751年大食人佔領了塔什干，同年有怛邏斯之役，高仙芝兵敗。
　　在這種戰亂的情况下，中國僧侣要取西域陸道而往天竺的確困難重重。七世紀中葉玄照法師就因此而無法歸國。“泥波羅道，吐蕃擁塞不通，迦畢試途，多氏（大食）捉而難度。”——義淨赴天竺往返都取海道，這可能是其原因之一。八世紀時通過上述陸道的困難必然更多。悟空是作為唐朝的使者而去印度，後來雖然随着使者纔能回歸漢地，但取道回鶻路時，因單于不信佛法而不敢帶回梵本。通過這條路絕之難由此可見。因此關於這段時間西域情况的高僧行紀很少，除《悟空入竺記》而外，要研究突厥各部及中亞各國的情况，慧超此書是一部十分珍貴的文獻。慧超還有勝過悟空之處，就是關於大食人侵略印度西北部的記載。
　　當屈的波進軍中亞時，另一支大食部隊也指向印度。
　　早在七世紀中葉，大食的海軍就曾襲擊過印度河口的德巴爾（Debal，即賈耽書中的提（風＋日）），但未取得多大戰果，終於使哈里發翁瑪爾放棄了繼續遠征的打算。此後兩國一直相安無事，708年由於一艘運載穆斯林婦女的船隻在德巴爾為附近海盗劫掠，给哈查只（Hajâj）以借口，不久即任命他的侄兒，大將卡西姆率領一支大軍遠征印度。710年征服馬克蘭後，即越過俾路支。711－712年進軍信德，佔領了印度河口三角洲一帶地方，如信德巴爾、奈倫（Nerun，即現代的海德拉巴德），713年他征服的領域遠到旁遮普南部的木爾坦（Multan），即《西域記》中的茂羅三部盧）。按波斯《王書》（Shah>大教王經》序言稱，慧超於開元二十一年（733）開始學習此經達八年之久。此後，開元二十九年（741）元月六日由金剛智主譯，慧超“筆受”。天寳元年，譯事因金剛智去世而中輟，此後慧超又在不空（Amogha，705－774）教導下，研究此經後半部。最後，德宗建中元年（780），慧超於五臺山將此經錄出。這篇序言雖是有關慧超師承的唯一記载，但序言中矛盾之處不少。因此關於此經譯文及序言的真實性學者頗有争議。這些繁瑣考證對佛教史或許有相當價值，而對中外關係史則意義不大，故從略。超似卒於建中（780－783）年間，因建中二年之後無任何關於他的記载。
　　如前所述，慧超書僅見於慧琳《一切經音義》，圓照《貞元釋教錄》未見著錄，有人認為是因超書文辭欠佳的緣故。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我們固然不應苛求一個新羅人，行文應像漢地高僧和士人那樣文彩斐然。平心而論，他的漢文水平確乎不算高明。不僅不能與玄奘、義淨諸師相提並論，比慧立、道宣諸人也大有遜色。“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辭不工，可能是慧超書流傳不廣的原因。
　　其次，書中對五天竺各國的王名和都城名均未記載。有人認為是由於慧超的梵文素養比漢文還差的缘故，我們認為未必如此。現存這一殘卷是原書的略出本，很可能是節錄的人把原書中的專有名詞省略去的緣故。因為即使慧超的梵文再差，對他親身巡禮過的國家，绝不至於連國王名和都城名稱也不知道，而且漢地高僧如法顯、玄奘等人對五天竺各國都有記載，唐代往來於中印之間的使者和僧侣之多，大大逾於前代，慧超在長安住過多年，對此也不會一無所知。
　　儘管有着上述文辭上的缺點，但慧超書仍有着相當大的史學價值。
　　我國高僧所撰的行紀是研究中世紀西域南海諸國歷史的珍貴文獻。唐代西行求法的人很多，留下的行紀也不少，其中最重要的當然首推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及慧立、彦悰所撰的《慈恩傳》。這是研究七世紀上半葉，中亞及印度各國歷史的極其寶貴的著作。其次一個重要人物要算義净。他經歷南海，巡禮天竺，先後達二十五年。武后證聖元年（695）纔還至洛陽。他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内法傳》等，都是研究七世纪下半葉印度及南海諸國社會歷史的重要资料。但八世紀上半葉却以新羅高僧慧超的這部書為最重要。
　　八世紀上半葉是亞洲幾個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在西域劇烈鬥争的時期。唐王朝、吐蕃、突厥和大食，先後都曾逐鹿中亞。單是為了安西四鎮的争奪，自咸亨元年（670）起，唐王朝與吐蕃之間就鬥争了半個多世紀之久。其間，開元五年（717）西突厥部的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石城，已發三姓葛邏逯兵與阿史那獻擊之。僅此一事就足以說明當時中亞地區的鬥争的激烈與複雜了。至於烏滸水（Oxus）與印度河間諸小國更随時面臨被捲入大國之間鬥争漩渦的危險。因為八世纪上半葉盧王朝在西域的外交與軍事活動，都為了西禦大食，南拒吐蕃這一目的。因此不能不牵涉各國。
　　704年屈的波被任命為呼羅珊長官之後，大食人多次向中亞進軍，705年攻克吐火羅斯坦。706－709年征服粟特，710—712年征服撒馬爾罕及其以西的花剌子模，713—715年間大食遠征軍還深入藥殺河流域各地。715年屈底波的部隊甚至到達我國西部邊境，738—740年間，奈斯爾又再次進軍屈的波征服過的地方。751年大食人佔領了塔什干，同年有怛邏斯之役，高仙芝兵敗。
　　在這種戰亂的情况下，中國僧侣要取西域陸道而往天竺的確困難重重。七世紀中葉玄照法師就因此而無法歸國。“泥波羅道，吐蕃擁塞不通，迦畢試途，多氏（大食）捉而難度。”——義淨赴天竺往返都取海道，這可能是其原因之一。八世紀時通過上述陸道的困難必然更多。悟空是作為唐朝的使者而去印度，後來雖然随着使者纔能回歸漢地，但取道回鶻路時，因單于不信佛法而不敢帶回梵本。通過這條路絕之難由此可見。因此關於這段時間西域情况的高僧行紀很少，除《悟空入竺記》而外，要研究突厥各部及中亞各國的情况，慧超此書是一部十分珍貴的文獻。慧超還有勝過悟空之處，就是關於大食人侵略印度西北部的記載。
　　當屈的波進軍中亞時，另一支大食部隊也指向印度。
　　早在七世紀中葉，大食的海軍就曾襲擊過印度河口的德巴爾（Debal，即賈耽書中的提（風＋日）），但未取得多大戰果，終於使哈里發翁瑪爾放棄了繼續遠征的打算。此後兩國一直相安無事，708年由於一艘運載穆斯林婦女的船隻在德巴爾為附近海盗劫掠，给哈查只（Hajâj）以借口，不久即任命他的侄兒，大將卡西姆率領一支大軍遠征印度。710年征服馬克蘭後，即越過俾路支。711－712年進軍信德，佔領了印度河口三角洲一帶地方，如信德巴爾、奈倫（Nerun，即現代的海德拉巴德），713年他征服的領域遠到旁遮普南部的木爾坦（Multan），即《西域記》中的茂羅三部盧）。按波斯《王書》（Shah Nama）記載，卡西姆的大軍還由此抵克什米爾邊境，其分遣部隊還進攻過曲女城。714年後雖因哈查只死亡，卡西姆為前者的仇人、哈里發瓦立德召回並殺害，大食人的軍事行動暫停。此後724－738年間，大食人所任命的信德總督賈奈德又繼續用兵，先後征服過摩腊婆（Malwa）、鄔闍衍那（Ujjayini）、拔（風＋日）（Baroach）、蘇刺侘（Surastra）、伐腊毘（Vallabhi）等地，這段時期慧超正巡禮西天竺，是這一事件的目擊者，他的記载足以補印度史料的不足。
　　眾所週知，印度古代歷史资料十分缺乏，關於大食人入侵西印度的史實，主要得依靠穆斯林作家的記載舆當地的少量銘文。慧超所記雖簡短，然而卻忠實地記載了當時的情况，给八世紀上葉的印度史和中亞史都增添了一份珍貴史料。如他提到西天竺國（信德）時說：“今被大食來侵，半國已損。”就是大食人佔領了整個印度河下流河谷和三角洲的忠實記錄。又新頭故羅國“見今大食侵，半國損也”。這表明他到達這一地區峙，正當賈奈德的大軍横掃瞿折羅國境，並佔領伐腊毘、蘇剌侘及吒社國西部的情况。慧超雖然也有對佛陀的故國印度失實的地方，如說“五天（竺）不賣人，無有奴婢”（這也可能由於語言上的隔閡所造成的誤解），但他對當時印度各國的物產和社會風俗等的記載都是基本確實的，如他談到人民的生活情况：“中天竺（葛那及）……彼土百姓，貧多富少，王者屋裏，乃富有者著氎一雙，目□（外）一隻，貧者半片，女人亦然。”迦（濕）彌羅國“人民極眾，貧多富少，王及首領，諸富有者，衣著與中天不殊，自外百姓，悉被毛毯，覆其形醜”。寥寥數筆勾勒出了廣大勞動人民的貧困狀况。王公首領及富有的人，按照印度的習慣披兩塊布作為上衣下裳，一般百姓還能披一片布被體，貧苦大眾，包括婦女，就只能用半片布來遮羞了。住處的情况也是同樣懸殊：“奪取王宅，並皆三重作樓，從下第一重作庫，上二重人住，諸大首領等亦然，屋皆平頭，塼木所造。自外□並皆草屋……又是一重。”大多數的窮苦百姓只有一間矮小的茅屋，以蔽風日，不敢望重樓峻閣了。尤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慧超對當時五天竺各國的軍事實力，也有具體的記載，如他說中天竺國“王有九百頭象，餘大首領各有二三百頭。”象在古代印度有很重要的作用，既是�　　慧超書目前國内一般使用的似乎只有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的錢稻孫譯本（1931年，北平）。藤田雖然學識淵博，但此書寫成於本世紀初，半個多世紀以來，無論敦煌學與中亞及南亞各國歷史的研究，都有了很大的進步，藤田《箋釋》已經不能與當代的學術發展相適應。
　　慧超書殘卷，也如其他許多敦煌卷子一樣，有很多敦煌俗字。而敦煌俗寫字形極為混亂，再加上其中還有不少的錯字衍文，更给殘卷的校釋增加困難。藤田校刊方面的錯誤，有時也引起對原文的曲解。如大寔國小拂臨國條，有一句“為打得彼國彼國復居山島所處極窂（即牢）”。其中第二個“彼國”顯然是衍字，可是藤田並未將這兩字删去，僅用逗號分為二句，並把最後一字改為“罕”字。於是就成了“為打得彼國，彼國復居山島，所處極罕。”福克司也有相同的看法，只是把最後一字改為“窄”字。筆者認為，此句應為：“為打得彼國，復居山島，所處極牢。”山是指大寔人進攻拜占庭時的前進基地陶魯斯（Taurus）山而言。這一前哨綫上堡壘林立，大食人稱内綫堡壘為關隘（awasim），外綫堡壘為要塞（thughur），陶魯斯山的隘口更是有名的“西里西亞之門”。這些都是防衛堅固的軍事要塞，原卷所用“極牢”二字形容並未錯誤。但改為“窄”與“罕”均十分不妥，因為大食國王所處之地既非“極罕”，更非“極窄”，就是小拂臨（A1-rum，即小亞細亞）也非極狹小的地方。
　　藤田的注釋中的欠妥之處，現亦姑舉一例。如他對本書吐蕃國條“國王百姓等，總不識佛法，無有寺舍”，這條所作的注釋中，只根據《新唐書·吐蕃傳》中。“喜浮圖法，習呪詛，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决”及弄讚贊普（即松贊干布）派遣大臣遊學天竺，創造文字這一史事，就說：“始制文字，有書記。佛教亦傳入，開元間信奉已久，此傳（指慧超書）誤矣！”事實上慧超所記並未錯誤，而是藤田對藏族歷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作出了輕率的論斷。為了削弱支持舊貴族的西藏本土宗教的勢力，松贊干布曾對佛教採取過歡迎的態度，他所娶的文成公主和尼泊爾的赤尊公主也都是佛教徒。文成公主入藏後松贊干布還下令修建過大昭寺、小昭寺，這是事實，但當時佛教在西藏影響極微，信徒大都是隨公主人藏的漢族侍從。藏族大眾仍然信奉苯教這種原始巫教。上述的大昭、小昭二寺，也只是私人拜佛和供奉佛像、佛經的殿堂，並無常住僧人，也没有合乎佛教戒律的儀式活動。因為苯教的勢力根深蒂固，又有舊貴族為其後台，對外來的佛教百般阻撓，甚至迫害，如與金城公主聯姻的贊普赤德祖贊（704－755），意欲弘揚佛法，並採取了若干措施，结果就被舊貴族巴氏和郎氏害死。所以八世紀中葉以前佛教在西藏並未得到真正的傳播，也没有藏族人出家為僧的。
　　在西藏真正弘揚佛法的人是赤松德贊（Khrisrong-1de-btsan，742－797），這位强有力的贊普，他於755－797年在位期間，為了鞏固王權，打擊舊貴族勢力，採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大力宣揚佛法就是其一。他從印度迎來了蓮華生大師和漢地迎請了和尚摩訶衍等人來西藏弘揚佛法．在蓮華生主持之下，歷時十二年（775－787）修建成的桑耶寺，纔是西藏第一個具有佛、法、僧三寳的寺院。該寺建成後，他又從印度超岩寺（Vikramas'ila）迎來了十二位說一切有部僧人為儀軌師，以菩提薩埵為親教師，在桑耶寺剃度毗如遮那等七名藏族青年為僧，號稱為“七覺士”（Sad-mini-bdung）。這纔是藏族人出家的開始。同年赤松德贊的妃子没盧氏（vbro-bzav-khri-rgyal-mobtsan）於桑耶寺從漢僧摩訶衍受戒為尼，法名菩提主（byan-chub-rje），另有貴族婦女三十人與她同時出家，這時西藏纔開始有比丘尼。此事也見於敦煌卷子《頓悟大乘正理决》：“我贊普夙植善本，頓悟真筌，愍萬姓以長迷，演三乘之奥旨……於五天竺國請諸婆羅門僧等卅人，於大唐國請漢僧大禪師摩訶衍等三人同會净城，手說真宗，我大師密援禪門，明標法印，皇后没盧氏一自虔誠，劃然開悟，剃除鬢髮，披掛緇衣，朗戒珠於情田，洞禪宗於定水，雖莲花不染，猶未足為諭也。贊普姨母悉囊南氏及諸大臣夫人卅餘人，說大乘法，皆一時出家矣。”此後藏人陸續出家為僧的乃增加至三百餘人，但這都是慧超727年回到安西之後六十餘年的事了。由此可知慧超書中所記並非錯誤。
　　八世纪中葉以前記載吐蕃不信佛法的，還不只是慧超一人，如義净（635－713）在其《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二衣食所須條也稱：“唯波剌斯及裸國、吐蕃、突厥元無佛法。”又，《册府元龜》卷981外臣部明誓：“肅宗元年建寅月，吐蕃使者來朝請和……使者曰：蕃法盟誓，取三牲插之，無向佛寺之事。”
　　現筆者除根據敦煌殘卷原件照片作出斷句，加上小標题外，並就半世紀來海内外對敦煌卷子中俗字别字的研究，訂正了歷來對原文釋讀中的謬誤。此外筆者也注意利用學術界研究南亞和中亞的較新成果，對藤田箋釋中的不足或欠妥之處進行補充與訂正。
　　此書能寫成，我首先得感謝孫毓棠先生。承他惠借錢稻孫譯本藤田《箋釋》。其次應感謝我的一位忘年友，西德的法洛泰博士（Dr.>載工具，又是戰争工具，象軍是所謂“步、馬、車、象”四兵種之一．象軍尤為戰鬥力的中堅，“象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距，一將安乘，授其節度，兩卒左右為之駕馭。”（《大唐西域記》卷二）《利論》第二卷中有兩章專門討論象的管理與訓練問題，故從象的數目可以窺見該國實力。慧超時的中天竺雖然不能與戒日王時的“象軍六萬，馬軍十萬”相比，但較其他各國還是强大的。因據慧超的記載，南天竺：“王有八百頭象。”西天竺：“王亦有六百頭象。”北天竺：“王有三百頭象。”迦（濕）彌羅：“王有三百頭象。”像這樣具體的記载是其他印度史料中所没有的，所以彌足珍貴。
　　慧超書目前國内一般使用的似乎只有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的錢稻孫譯本（1931年，北平）。藤田雖然學識淵博，但此書寫成於本世紀初，半個多世紀以來，無論敦煌學與中亞及南亞各國歷史的研究，都有了很大的進步，藤田《箋釋》已經不能與當代的學術發展相適應。
　　慧超書殘卷，也如其他許多敦煌卷子一樣，有很多敦煌俗字。而敦煌俗寫字形極為混亂，再加上其中還有不少的錯字衍文，更给殘卷的校釋增加困難。藤田校刊方面的錯誤，有時也引起對原文的曲解。如大寔國小拂臨國條，有一句“為打得彼國彼國復居山島所處極窂（即牢）”。其中第二個“彼國”顯然是衍字，可是藤田並未將這兩字删去，僅用逗號分為二句，並把最後一字改為“罕”字。於是就成了“為打得彼國，彼國復居山島，所處極罕。”福克司也有相同的看法，只是把最後一字改為“窄”字。筆者認為，此句應為：“為打得彼國，復居山島，所處極牢。”山是指大寔人進攻拜占庭時的前進基地陶魯斯（Taurus）山而言。這一前哨綫上堡壘林立，大食人稱内綫堡壘為關隘（awasim），外綫堡壘為要塞（thughur），陶魯斯山的隘口更是有名的“西里西亞之門”。這些都是防衛堅固的軍事要塞，原卷所用“極牢”二字形容並未錯誤。但改為“窄”與“罕”均十分不妥，因為大食國王所處之地既非“極罕”，更非“極窄”，就是小拂臨（A1-rum，即小亞細亞）也非極狹小的地方。
　　藤田的注釋中的欠妥之處，現亦姑舉一例。如他對本書吐蕃國條“國王百姓等，總不識佛法，無有寺舍”，這條所作的注釋中，只根據《新唐書·吐蕃傳》中。“喜浮圖法，習呪詛，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决”及弄讚贊普（即松贊干布）派遣大臣遊學天竺，創造文字這一史事，就說：“始制文字，有書記。佛教亦傳入，開元間信奉已久，此傳（指慧超書）誤矣！”事實上慧超所記並未錯誤，而是藤田對藏族歷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作出了輕率的論斷。為了削弱支持舊貴族的西藏本土宗教的勢力，松贊干布曾對佛教採取過歡迎的態度，他所娶的文成公主和尼泊爾的赤尊公主也都是佛教徒。文成公主入藏後松贊干布還下令修建過大昭寺、小昭寺，這是事實，但當時佛教在西藏影響極微，信徒大都是隨公主人藏的漢族侍從。藏族大眾仍然信奉苯教這種原始巫教。上述的大昭、小昭二寺，也只是私人拜佛和供奉佛像、佛經的殿堂，並無常住僧人，也没有合乎佛教戒律的儀式活動。因為苯教的勢力根深蒂固，又有舊貴族為其後台，對外來的佛教百般阻撓，甚至迫害，如與金城公主聯姻的贊普赤德祖贊（704－755），意欲弘揚佛法，並採取了若干措施，结果就被舊貴族巴氏和郎氏害死。所以八世紀中葉以前佛教在西藏並未得到真正的傳播，也没有藏族人出家為僧的。
　　在西藏真正弘揚佛法的人是赤松德贊（Khrisrong-1de-btsan，742－797），這位强有力的贊普，他於755－797年在位期間，為了鞏固王權，打擊舊貴族勢力，採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大力宣揚佛法就是其一。他從印度迎來了蓮華生大師和漢地迎請了和尚摩訶衍等人來西藏弘揚佛法．在蓮華生主持之下，歷時十二年（775－787）修建成的桑耶寺，纔是西藏第一個具有佛、法、僧三寳的寺院。該寺建成後，他又從印度超岩寺（Vikramas'ila）迎來了十二位說一切有部僧人為儀軌師，以菩提薩埵為親教師，在桑耶寺剃度毗如遮那等七名藏族青年為僧，號稱為“七覺士”（Sad-mini-bdung）。這纔是藏族人出家的開始。同年赤松德贊的妃子没盧氏（vbro-bzav-khri-rgyal-mobtsan）於桑耶寺從漢僧摩訶衍受戒為尼，法名菩提主（byan-chub-rje），另有貴族婦女三十人與她同時出家，這時西藏纔開始有比丘尼。此事也見於敦煌卷子《頓悟大乘正理决》：“我贊普夙植善本，頓悟真筌，愍萬姓以長迷，演三乘之奥旨……於五天竺國請諸婆羅門僧等卅人，於大唐國請漢僧大禪師摩訶衍等三人同會净城，手說真宗，我大師密援禪門，明標法印，皇后没盧氏一自虔誠，劃然開悟，剃除鬢髮，披掛緇衣，朗戒珠於情田，洞禪宗於定水，雖莲花不染，猶未足為諭也。贊普姨母悉囊南氏及諸大臣夫人卅餘人，說大乘法，皆一時出家矣。”此後藏人陸續出家為僧的乃增加至三百餘人，但這都是慧超727年回到安西之後六十餘年的事了。由此可知慧超書中所記並非錯誤。
　　八世纪中葉以前記載吐蕃不信佛法的，還不只是慧超一人，如義净（635－713）在其《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二衣食所須條也稱：“唯波剌斯及裸國、吐蕃、突厥元無佛法。”又，《册府元龜》卷981外臣部明誓：“肅宗元年建寅月，吐蕃使者來朝請和……使者曰：蕃法盟誓，取三牲插之，無向佛寺之事。”
　　現筆者除根據敦煌殘卷原件照片作出斷句，加上小標题外，並就半世紀來海内外對敦煌卷子中俗字别字的研究，訂正了歷來對原文釋讀中的謬誤。此外筆者也注意利用學術界研究南亞和中亞的較新成果，對藤田箋釋中的不足或欠妥之處進行補充與訂正。
　　此書能寫成，我首先得感謝孫毓棠先生。承他惠借錢稻孫譯本藤田《箋釋》。其次應感謝我的一位忘年友，西德的法洛泰博士（Dr. Lothe von Falkenhausen），承他費神代為複印福克司譯本，並惠贈冉、梁二氏英譯本。在整個撰寫過程中，謝方同志给予多方的關懷與惠助，否則此编恐怕很難問世。此外内子扶銘同志在百忙中為我抄寫全稿，我應表示謝意！

　　　　　　　　　　　　　　　　張毅汶江
          　　　　　　　　 88年秋於浣花溪畔
　　　　　　　　　　　　　　四川省社科院歷史所
编辑：y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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