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心許天山 身獻高昌——讀馬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感言


柴劍虹
2005-02-10 21:42:05 阅读
作者提供

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
 文章搜索
 近期热点文章
 累计热点文章
  因爲在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講課的需要,我在教研室的書櫃裏找出馬雍先生的論文集《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閱讀張政烺先生和余太山先生分別爲此書寫的序與編後記,知道馬雍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將近二十年了。我趕緊發電子郵件請太山兄發來馬雍先生的簡歷,知道他生於1931年。假若他活到今天,也不過才七十出頭,天不假年,摧折英才,何其不公!
  我沒有見過馬雍先生,他的論著,也是在他去世後才陸續地讀了幾篇。1979、1980年我爲撰寫研究岑參邊塞詩的碩士論文回新疆實地考察時,他正在爲考訂巴里坤、哈密、拜城的一些重要碑刻做準備,所以無緣識面。我當時很想瞭解唐代伊吾、北庭遺址的文物古迹,也在爲撰寫《瀚海辨》的考證文章收集資料,還不可能讀到他後來發表的精當考證文章,只能參看一些舊有資料,現在想來真是憾事。馬雍先生的淵博學識與治學特點,政烺先生的序與太山兄的編後記均有精確的介紹與評論,無須我再贅述。這裏先引錄太山的兩句話,然後再結合當前敦煌吐魯番學的研究現狀,來談談我的感受。太山說:

    馬雍先生家學淵源,國學根砥極爲雄厚,在處理古文獻時左右逢源,得心應手;
  他精通多種外語,于西洋史造詣亦深,故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加上他過人的才智,
  往往能洞幽燭微,發人所未發。他在學術領域內作出卓越的貢獻,顯然得力於此。
  《叢考》即充分反映了他在中西古文獻方面的學識。
    應該指出的是,馬雍先生治古史地能突破文獻的藩籬。他始終密切注視著考古
  學界的每一項新發現,在全面佔有、認真研究文獻資料的同時,注意利用實物資料
  印證、補充、訂正文獻記載,從而得出翔實可靠的結論。

  先講利用實物資料的問題。一是親自進行實地踏查,去核證出土文物和發現新材料;二是密切關注考古新發現,善於突破藩籬而有創見。馬雍先生立下"獻身高昌"的誓言,以病殘之軀,多次赴西域考察,足迹遍及天山南北,乃至蔥嶺以西、帕米爾高原之南。每一回考察,均有重要收穫。例如他對新疆巴里坤、哈密漢唐石刻《任尚碑》、《裴岑碑》、《煥彩溝碑》以及喀拉昆侖沿線洪紮靈岩"大魏使者"岩刻的考釋,即是很典型的實例。從19世紀下半葉起,我國的新疆與甘肅地區成爲各國考察隊、探險家挖掘文物的"熱地"。爲了收集與整理流散海外的珍貴文獻,我國幾代學者做了極其艱巨而卓有成效的努力。同時,中國學者自己的西北科考活動,也取得了不少新成果。但面對新材料,提出新問題,採用新方法,將出土文獻與原有典籍進行科學的考釋、比證、辨析,卻始終是能否將研究推向深入的關鍵。新疆地區遺存的漢唐紀功碑刻,雖爲數不多,卻是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因爲遠在西陲,年代久遠,遭風沙剝蝕,保存得不好,清代中、晚期以後才陸續爲學者所知,雖有拓本流傳,往往錯訛甚多,如無人再去實地考察並加以審訂,研究質量就會大打折扣。例如拜城著名的《漢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作亭誦》,自1879年發現者施補華首拓後,有幾種拓本流傳,雖題跋考訂者甚夥,其中大多爲史學界權威,卻因辨識拓本字迹的出入,众說紛紜,莫衷一是,連定名都有十種之多。馬雍先生知難而進,采輯11種不同釋文,細心比對三期拓本,去僞求真,並結合大量史料,對其中關鍵字語一一考釋,終於給予準確定名,得出了最接近史實的科學結論。
  於是我想到敦煌文學研究中的問題。應該說,對於敦煌寫卷裏的文學類作品的整理與刊佈,從1911年劉師培爲敦煌本《西京賦》殘卷作校勘與提要的九十多年來,已經取得了可以稱得上是輝煌的成績;但是,對具體作品的深入研究,卻顯得十分遲緩而滯後。敦煌文學研究者(當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內),對與之相關的考古新發現材料的反映相當遲鈍。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1972年出土的臨沂銀雀山竹簡中發現《唐勒賦》殘篇,1979年出土的敦煌馬圈灣漢簡中有韓朋故事,1993年出土的東海尹灣漢簡中存完整的《神烏賦》,考古家、語言學家及治文學史的專家競相發表研究文章,而敦煌學界卻鮮有反應,給人以置身度外的感覺。實際上,我們對"敦煌賦作"的源流、分類、體制及語言特色的研究,幾十年來幾乎沒有太大的進展,而上述新出土材料則是極具比較價值與啓示意義的。前邊提及的《漢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作亭誦》,我1980年寫《瀚海辨》解釋岑參詩中"瀚海亭"時亦有舉證,今天重看馬雍先生的錄文,又有新的認識,誦文末有"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子孫"兩句,難道不可以從中去探尋對聯體的早期雛形麽?對敦煌吐魯番出土的許多文學作品,我們應該在較完備的整理本的基礎上,從文本著手去進行文學的分析,從文學史觀的角度去追根溯源、觸類旁通,才能將研究推向深入。
  再講漢語以外的語言學習與运用的問題。近二十年來,許多年輕學者的外語水平都是我們這些六十年代大學畢業的人所無法攀及的。然而,像馬雍先生那樣,熟悉多種外語,特別是能下功夫去研究古代西域曾經流行而後又死去的一些文字(如佉盧文)者,仍基本闕如。大家承認,對敦煌及新疆所獲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材料的研究,是我們的一大薄弱環節。季羨林先生曾經花費很大的精力來培養這方面的年輕學者,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依然落後於歐洲與日本學界。仍然以"敦煌文學"的研究爲例,敦煌寫卷裏有不少少數民族文字的文學作品,除了有少量藏文、回鶻文作品有些初步的研究文章外,大多尚無人問津。這裏既有意志力的問題,也有責任心的問題。記得我1978年在母校讀研究生時曾旁聽過俞敏教授的梵文課,學了兩個多月,畏難而退。1983年在蘭州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時,季羨林先生表示歡迎我跟他學梵文,我聽說最少3-5年,馬上退卻了。而馬雍先生在這方面亦迎難而上,他對新疆出土的七百多件佉盧文書的研究,對釐清魏晉時期西域的一些關鍵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不僅爲我們樹立了榜樣,也爲中國學界爭了光。聽說近年來尼雅地區的考古發掘又有不少新收穫,盼望能在少數民族文字材料的研究上也有新的進展。
  馬雍先生在新疆考察時曾賦詩言志:“一年一度出陽關,嚼雪眠沙只等閒。舊曲渭城君莫唱,此心今已許天山。”我曾經在新疆工作過十年,後來也到天山南北做過一點考察,深知馬雍先生這首詩的分量之重,對於一個身體傷殘的文弱書生來說,吟出這樣的詩句,就表示他爲了研究西域的史地文物,早已將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這是一種視學術爲生命的崇高精神。新時期的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應該提倡和發揚這種精神。這是我們對馬雍先生最好的紀念。

       (2004年12月8日于臺北陽明山中國文化大學大莊館A301室)
编辑:李锦绣


发表评论】 【文章回顾】 【收藏本文】 【发送本文】 【关闭窗口

 相关文章
  • 悼马雍(1985年11月) (09/16/2004 19:20)
  • 二十六年間——記《大唐西域記校注》的出版兼懷向達先生 (07/26/2004 07:00)

  •  
    版权所有:欧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