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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仲勉:大器晚成的历史学家


张继海
2005-03-12 11:53:06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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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6月,中华书局推出了一套大书――“岑仲勉著作集”,在史学界和出版界均引起一定震动。这套书收入岑仲勉的著作和论文集15种(加上合订收入的著作,实际为24种),分17册,蔚为大观。如果加上未收入本套书中的《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和《元和姓纂四校记》二种,凡一千余万字,实在令人瞠目。      
    我们知道,岑仲勉(1886-1961)是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在隋唐史、中外史地考证等领域颇多建树,但关于他的经历,多数人却不是很了解。细细寻绎这套书的前言、自序、编后记和后人的记述,也只能粗得梗概。后来又翻看别的书,发现对岑仲勉的介绍也都是只有简单几笔,令人深以为憾。回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岑仲勉与陈寅恪并称为中山大学两大名教授,到现在不过几十年,二人的知名度却相差如此悬殊。这真应了古人那句话:“身后事情谁管得”,惟有幸与不幸而已。      
    记得严耕望说过,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界有四位大家,即陈寅恪、陈垣、吕思勉和钱穆。吕思勉显然没有另外三位名气大,对此严耕望认为有几项原因,原因之一是,在那个时代,第一流大学多在北京,学术中心也在北京。几位史学家之所以能享大名,是因为他们都执教于北京的著名大学,“声气相求,四方具瞻,而学生素质也较高,毕业后散布四方,高据讲坛,为之宣扬,此亦诸大师声名盛播之一因”。吕思勉不曾在北京的著名高校执教,只是默默耕耘,不求闻达,所以他的名声也就相对黯然。在我看来,岑仲勉身后的遭遇,在某些方面与吕思勉颇为相象。每念及此,不禁感慨系之。      
    岑仲勉的经历,以1937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段。1937年后的经历,我们比较清楚,即先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而他在1937年以前的经历,却比较模糊,而这一时期却是他学术成长道路上的关键阶段。我们说岑仲勉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历史学家,为什么呢?因为1937年他52岁(虚岁,下同)时才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史学研究,此后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因此,说他大器晚成,实在一点都不为过。不过我们仍然有些纳闷:这样一个“大器”,为何晚至52岁以后才开始显露光芒呢?      
    1886年9月,岑仲勉生于广东顺德县一个普通商人家庭,父祖辈都是开米店的。他幼年入私塾,读四书五经,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自幼不喜作诗,但对历史很感兴趣,课余便取《通鉴纲目》自行点读。青年时,入两广大学堂,就读两年半,又考入两广游学预备科。幼年至青年这一时期,他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国学基础。岑仲勉曾经回忆道:“记弱冠时朋辈论学,开首便以专哪一经、四史中专哪一史为问,然而刚能独立研究,基础未厚,便即进入专的途径,论求学程序,似乎是躐等的。”朋辈间以经史之学相问,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的情况。岑仲勉与众人不同,读书范围不偏枯,稳扎稳打,循序渐进,这是他后来成为史学大家的一个原因。      
    1908年10月,岑仲勉入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1912年12月毕业,时年27岁。这便是他的受教育经历。其后,他在上海江海关及广东财政厅等处任小职员,前后达20年之久,但详情已不得而知。直到1935年前后,他还曾供职于陕西禁烟督察处潼关事务所,从事着与学术毫不相干的工作。      
    这些经历,很难和一位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联系起来,但岑仲勉却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迫于生计,不得不在上述部门工作,但他对史地之学的兴趣始终没有转移。工作之余,便挤出时间潜心读书,写下厚厚数本读书札记,积累了不少资料。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缺乏图书资料,没有师友可以请教问难,信息闭塞,他宛如一个在黑暗中艰难跋涉的独行者。其中甘苦,非亲历其事者恐难体会。      
    1931年起,他在广州圣心中学(私立教会学校)任教。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任上海暨南大学秘书兼文书主任。此时岑仲勉仍是业余研究者。在1934年写给陈垣的信中,他还说“校务琐碎,日尔鲜暇”,只能挤出时间做学问。但不管怎样,他多年的积累和辛勤耕耘开始结出果实,在《圣心》等刊物上连续发表多篇中外史地考证方面的文章,1934年还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当时国内最大、最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佛游天竺记考释》,受到史学名家陈垣等的重视。陈垣是广东新会人,和岑仲勉算同乡(新会和顺德二县相邻)。陈垣把他的文章推介给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并约请他为《辅仁学志》、《禹贡》等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撰稿。这样,主流学术圈才知有岑仲勉一人。1935年6月,岑仲勉被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聘为名誉导师。当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看中了他,欲延聘他入所,无奈好事多磨,又经过几番周折,岑仲勉才于1937年7月应聘到南京史语所报到。在“江湖”上闯荡漂泊几十年,历尽风霜,已经年过半百,他才踏进史语所的大门。      
    当时史语所大师云集。他们中很多人比岑仲勉年轻,大都少年得志,成名早,声望或职位都在岑仲勉之上。岑仲勉和他们相比,学术背景、社会经历皆明显不同,虽然年长,却是“后进晚学”。后来的事实表明,岑仲勉最终走过的学术道路也与他们迥乎不同。有的学者年纪轻轻便脱颖而出,骤得大名,但到中年却逐渐式微,不再有新的建树;岑仲勉则恰恰相反,到40多岁才崭露头脚,在由中年步入老年后,研究成果反而不断问世,进入学术创作的鼎盛期。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1937年7月到1948年6月,岑仲勉在史语所工作了十一年。这是他学术上第一个丰收期(时年52-63岁)。他的著述之勤、成果之多,在史语所同仁中名列榜首。这时期他对隋唐历史文献用力最多,除发表论文七、八十篇外,还于1948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专著《元和姓纂四校记》(史语所专刊之一)。      
    1948年7月,岑仲勉转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1961年10月去世。这十三年是他学术上的第二个丰收期。几十年的潜心研究与不懈努力,到他63-76岁时进入集中收获阶段。西北史地和中西交通史是他进入史学研究领域后最先用力的方面,寝馈其中二、三十年,所著《突厥集史》和《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均于1958年出版,《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和论文集《中外史地考证》也分别于1959和1960年定稿。隋唐史是他进入史语所后开始重点研治的领域,成果最称丰富,到中山大学后仍然主讲隋唐史。他的《隋唐史》一书便是由讲义修订而成,1957年出版。该书反映了他在隋唐史通论中的创见,新意迭出。岑仲勉兴趣广泛,又素有经世致用的思想。他发掘出《墨子》一书的军事学价值,撰成《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可谓匠心独运;建国后,撰著《黄河变迁史》,为河流治理贡献力量;又参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力主西周封建说,其立论角度和论证方法都独树一帜。从1956年到1961年去世,6年间,他出版专著10部,另有8部著作修改定稿,一部未完稿,均在其身后相继出版。他以古稀之年,经常每天工作达10个小时,达到忘我的境界。道理就是这样简单:勤奋,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使他收获了比其他学者多得多的成果。    
    岑仲勉在晚年曾自述其治学经历道:“仲勉早岁学殖荒落,中年稍振刷,视苏老泉已瞠乎其后。”又说:“我半途出家,年近四十才专门从事史学研究,在五十二岁到六十二岁,则是我做学问最努力的时期。”这两段话值得仔细玩味。苏老泉即苏洵,史称“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岑仲勉年近四十才专门从事史学研究,比苏洵确实晚多了。古往今来,像岑仲勉这样经历的恐怕很难再找出几个。52岁到62岁,也即1937年到1947年,正是他在史语所的十年。虽然正值抗战时期,颠沛流离,图书缺乏,但比起以前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做学问,条件毕竟好多了。这时期他读书最苦,曾经用三个月读完《全唐文》,一个多月读毕《全唐诗》。解放后出版的系列专著,多数是在史语所期间打下的基础。      
    岑仲勉这两段话,也有自谦的地方。自幼及壮,直至老年,他都是非常勤奋,绝不限于在史语所中的十年。到中山大学任教时,岑仲勉早已功成名就,但他不顾年迈耳聋,一面教书育人,一面一如既往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多所创获。其精力之旺盛,毅力之恒久,气魄之宏大,令人惊叹!他的勤勉精进一直持续到76岁生命的尽头。如果天假以年,相信他必定奉献出更多的成果。      
    岑仲勉在中年以前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因此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治学环境。我想这是他与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最大的不同。1934年,他在《佛游天竺记考释》一书的自序中写道:“吾侪求学,其易十倍显师(指东晋高僧法显),所造就或不及什之一,其真艰难磨折而后成功者大乎!”当时他49岁。没想到此话竟成谶语,后来在他身上应验了。      
    岑仲勉没有家学渊源,没有进过名校,没有留过洋,没有名师的指点,甚至不是科班出身,他凭着几十年苦心孤诣、矢志不渝的追求,自学成才,最终成为史学名家。蔡鸿生先生称岑仲勉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平民学者”,我认为非常贴切。而且,我认为平民学者比有贵族气的学者更值得敬佩。
   
    附 岑仲勉著作一览
   
    中外史地考证方面:
    《佛游天竺记考释》,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突厥集史》,1947年写定,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
    《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
    《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1959年定稿,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
    《中外史地考证》,1960年编定,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
    隋唐史方面:
    《元和姓纂四校记》,1936年始撰,194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唐集质疑》,1937年完成
    《唐人行第录》,1938年完成
    《读全唐文札记》、《读全唐诗札记》,1939年完成。以上四种于1960年定稿,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隋书求是》,1945年完成,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隋唐史》,1950-1953年撰写,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府兵制度研究》,1955年完成,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1958年定稿,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
    《金石论丛》,1959年定稿,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唐史余瀋》,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1961年未完稿,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岑仲勉史学论文集》,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
    《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
    其他方面: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1948年完成,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
    《黄河变迁史》,1950-1952年撰写,1955年定稿,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周社会制度问题》,1954-1955年撰写,1956年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两周文史论丛》,1957年编定,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文参考了姜伯勤、陈达超、蔡鸿生等先生的论述,谨此致谢;又,本文原刊于2004年8月6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时有较多删节。此为原稿)
编辑:李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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