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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門檻内外的徘徊


史念海
2005-09-29 21:32:42 阅读
原刊《張國淦文集三編》,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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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方志也是有緣法的,只是這種緣法時高時低,晦明不一,没有穩定下來。
  我最初和方志接觸是在1935年,那時我還在大學里讀四年級。經過幾年的學習,我逐渐偏重於歷史地理這門學科。歷史地理在當時一般稱為沿革地理,歷史地理是後來另起的新名稱。沿革地理源遠流長,可以上溯到西漢前期,而以清代前期為最昌盛。乾嘉諸樸學大師殆無不以此名家。其後逐漸不振,甚至被人漠視。顧頡剛先生有感於此,深思有以振興,因創刊《禹貢半月刊》,以為之倡導。並邀集多人,組織禹貢學會,共同致力。這樣的盛舉深得張石公張老的赞許和幫助。張老即張國淦先生,以研究方志名家。因贊助顧頡剛先生所成立的禹貢學會,特捐助院落一所,房屋若干間,俾學會易於開展研究工作。所捐房屋位於北京小紅羅廠。小紅羅廠和大紅羅廠為南北并行的街巷,張石公張老的住宅即在大紅羅廠,和捐助禹貢的房屋只有一牆之隔,本來是在一起的。
  當時我既已偏重於學習歷史地理這門科學,以曾撰文刊登於《禹貢半月刊》,頗受知於顧頡剛先生。可能是張石公張老為了撰寫《中國方志考》,需要人襄助。顧頡剛先生就邀我移居到小紅羅廠。禹貢學會新址和張石公張老的住宅不僅一牆之隔。牆間還有門可通,来往十分方便。那時大學的課程是學分制。前三年我把應該學的學分基本上都已學習完畢,四年级的只需再選一門課程,因而時間相當充裕,我幾乎每天都到張家做工作和閱讀。
  為張石公張老作的襄助工作,主要是搜集资料和草擬文稿,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項:一是收取《永樂大典》中的有關方志的記載;再一是論述明清以來的方志。《永樂大典》有關方志的記載,張石公張老已經收集的不少,我繼續再作。《永樂大典》庋藏在北京圖古館中,不是一般閱覽者都能取閱的。我有幸能够翻檢這難得的秘笈,確實是一宗幸事。這項工作簡便宜行,只是多費點時間。至於有關明清方志的論述,就不足那麽容易凑手。這就必然涉及到有關的人物和地點,還有有關的事實及其演變發展的過程。把這些都探索清楚,才能說到論述。張老對這些要求很嚴格,不能有任何錯簡和遺誤。這就不是只翻閱一本志書所可了結的。至於具體論述,更是字字都要斟酌,言辭的輕重,文字的繁簡,評論的高下,人物的雅俗,都必須恰當周到,才能交代過去。
  最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張老家中收藏方志的豐富。張老宅後的園中有一座獨特的房子,後來聽說原來是一所學校的禮堂。學校停辦了,張老就用來貯藏方志,成了圖書館。我到張老身旁工作時,朱士嘉編的《方志目錄》已經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這本《方志目錄》是根據當時國内公私藏方志的幾大家的藏書目錄編成的。張老所藏的方志就是其中的一大家。就是這樣,張老還不時繼續購買,好象並無止息。當時北京琉璃廠書肆有一宗很好的風氣,書肆的人只要知道某位讀書人喜歡讀某一方面的書,就源源不断地把所能得到的書送到這位人的家中,請他買下。這種風氮只要是喜歡讀書的人都會遇到的。我在張老家中就曾經不祇一次地遇見這樣的情景,好象只要有人送方志上門,張老都给買下。一共有多少方志,我也說不清楚,只要我需要翻閱的,張老都随時派人送到我的書桌上;也只要我提出想要翻閱的方志,張老也派人替我檢出送來。就是這樣,我是曾經翻閱過許多方志,雖不能說有甚麽進益,至少是大開眼界。就方志的範圍來說,我是才知道天下之大,也是才稍稍領會到天下之大的奥妙深處。
  我在張老身邊工作,雖說是為張老收集資料和草擬文稿,實際上遠不只如此。張老不時命題要撰寫文章,最難的是撰寫一些方志的提要。具體說來就是按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格式和規矩,寫出末為《四庫全書》所收的方志提要。每篇提要所寫的方志,都是張老提出和指定的。這在當時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宗難事,但是只得努力應命。每一稿提要寫成後,張老就命我坐在一旁。他親自替我修改。這樣一次又一次,究竟寫了多少篇,我也記不清楚了。還有一類和方志没有甚麽關係的題目,也是寫好以後,命我坐在一旁,他親自修改,修改時還一一指出所以要修改的道理。我所寫的這類題目也有好幾篇。我能記得的是一篇關於唐宋時期廣州對外貿易的問题。寫的這些文章,張老都另外作了安排,或送到一些刊物上發表。為了發表這些文章,還替我起個筆名,稱為□□[1] 。所有這些文章,我都得到稿費。那篇有關唐宋時期廣州對外貿易的文章,發表在廣州出版的刊物上,也寄來不少的稿费,按當時的物價来說,一個就讀的學生,可以花銷幾個月。
  我在張老家中工作,每晚都是工作到十點鐘才回去休息。回去之前一定再到張老房中去一次。張老不只一次的問:明天上不上課?如前所說,那時我进修的課程只有一門,上課的時候很少。張老每次問時,大抵第二天都無課程。張老聽到第二天無課,就說很好,可以随便談談。張老很健談,一隻雪茄在手,一直就談下去。我當然坐在一旁洗耳恭聽。每次都是由方志談起,談到治學方法以至於各種學說,可以說上下古今,無不涉及。張老才大,記憶之强遠超於常人之上。有一次,他外出歸來。說碰到一宗奇事。甚麼奇事?據說聽到有人說,書要讀兩次。我在一邊聽着,簡直是目瞪口呆,我讀兩次也未必都能記得下。後来才知道張老讀《十三經》,從来就只讀過一次。這樣的說法大概是不錯的。每次談話時,經常随口引徵《十三經》原文,一會兒《周禮》、一會兒《公羊》、一會兒《尚書》、一會兒《詩經》。徵引後再作詳細的解釋和說明。那時才深深體會到“聽者忘倦”的含義。張老就這樣談着,一般都是聽到雄雞鳴啼時,才說時間不早了,可以回去休息了,還一再問我累不累。我是“聽者忘倦”,並不感到累,真正感到累的,應該是那位管門户鑰匙的小李。每晚都是他送我出後院離開開後,才鎖上門睡去。
  為時不久,“七七”事變爆發。張老叮囑我急速準備,  早日離開北京。並說這樣的局面不可能很快扭轉過来,日本帝國主義也許要較長時期控制北京,如果不早日離開,如何能在這樣形势呆下去。就是能呆下去,我也不願再在這里做甚麽工作。張老還說,他一家人也要很快離開北京,轉到别處去。張老說:“我若不早日離開,以前那些同僚一定會把我拖下水去,我怎麼能去做漢奸!”張老早在北洋政府時代,曾做過國務院秘書長、教育總長、農商总長、内務總長等要職。北洋政府結束後,當時那些有權势的人大多仍留居北京。日本帝國主義侵佔北京後,必然會啟用這些舊人去做漢奸。張老怕被他們拉下水去,就决定早日離開北京。後來還是張老早去天津,住在當時的英租界里。我由北京出來,路過天津,還曾到張老的寓所拜望過。此後多年没有再見過,甚至連音信都不知道。最後一次
[1]>面,已是五十年代,那時張老住在北京中南海。由於我這一時期不在北京工作,難得常去北京,因此也只見到這一次。張老去世的消息,還是在報紙上看到的。

[1]
“□□”,原稿字跡模糊。——編者
  
编辑:李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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