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论李济


刘文锁
2005-10-16 08:37:38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考古》2005年3期

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
 文章搜索
 近期热点文章
 累计热点文章
论李济

【内容提要】李济先生(1896-1979)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以及“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其学术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密切相关。因为1948年迁台之故,对于其学术之介绍及学术思想之研究一直乏人问津。近年来在大陆陆续出版了李济先生的主要著作,使得这种研究变得可能。本文回顾了李济先生之主要著作,由此分析了其学术思想之脉络,认为其考古学研究及学术思想中具有强烈的人类学化色彩,这与大陆通行的考古学历史学化倾向有明显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明确地受着不同学术传统的影响。李济的思想最后归结为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的问题,这一点发人深省。对于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之方向这个重大问题,涉及到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之制约,需要再做探讨。

一  前言

李济先生(1896-1979)的著作近年在大陆已出版了几种。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1]一书附录有“李济著作目录”,按年代顺序罗列了先生1922-1982年生前及逝后所出版的诸种论著171种,另有1994年版的“清华文丛”《李济与清华》[2],书末附“李济先生著述要目”,内列1923-1979年所出主要著作,并收录了1990年出版的张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1996年复出版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3],此书按体例亦收录“李济之先生著述要目”,凡专著14种,论文83篇,译著及书评等11篇。1998年新出版了《考古琐谈》[4],收录了先生的若干手稿和一些在大陆尚未发表过的文章。其著作情况概如上述四书所列。

这篇小文无意于去纠缠版本,就所讨论的问题即李济先生的学术思想而言,它所涉及到的文章范围,即以上述四种目前所能见到的李济先生的文集为限。张光直先生曾经评论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一书收录了李济先生“名著与名篇”和“代表了他平生著作中的精华”,[5]即认为它们代表了李济先生的主要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这个评论不谓过分。所以,作为对李济学术思想的研究,这些著作基本上可以作为代表。

二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与李济的学术活动背景

刘梦溪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罗列了自“儒释道三家并立,标志着我国传统学术思想多元化格局的进一步形成”[6]、“宋明学术”、乾嘉学术、“晚清新学”等“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学术流派,他说:

“直承今文学而来的疑古学派的出现,本来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的重要一步,但在甲骨、敦煌学新发现面前,它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简直足以在事实上拆毁它赖以建立的理念根基。”[7]

接下来他引述了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刘先生接下来评论说:“此一新理念的提出,学术界响应者甚众,不仅对疑古之偏颇有所是正,对二十世纪的学术行程也自有其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学术何以史学一门最富实绩的原因。”“而中国现代学术中考古一门的建立,也是与清末的学术新发现相联系的。”“二十世纪初,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李济、董作宾、郭沫若诸人,与有功焉。”[8]

这里意在说明:滋生于传统土壤中的我国传统学术,在二十世纪初期新生出的“现代学术”之枝上,萌生出了“考古一门”;而这个新生的学术又是与“直承今文学而来的疑古学派”以及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相关联的。关于“疑古学派”与考古学之间并与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傅斯年先生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于此可作一点说明。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谓:“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9]这句话在当时所带有的宣言性质,实际上具有学术思想史的意义。“不是读书的人”意味着与传统学术的决裂态度。这里面虽含有激进的色彩,但也表现了中国学术界面临现代化时的认真精神。在二十世纪初传统学术以及学术传统走向崩溃、现代学术开始建立之时,以“疑古学派”、“二重证据法”直至“动手动脚找东西”(当时所理解的考古学)为代表的学术思潮,确是一种新鲜的东西。

从学术思想史角度讲,对“考古一门”与“传统学术”之关系之认识,肇下后来考古学学科归属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之缘由。但是,并非所有的争论都是有意义的,这一点需要明确。现代的田野考古学并非脱颖自“传统学术”,对这个问题之是与非,需要到考古学引介入我国前后之学术思想史背景中去加以分析,尤其是最早的考古学家个人之学术活动及思想,应当是能够代表当时的学术发展现状及趋势的。

学术之变非惟新、旧学术嬗变之一端,因为所谓“学术”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智识活动的体现,它是一个“长时段”,大有“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意味。在这个变化的整体趋势之中,考古学是一个很明显的征象。这是因为它的学科性质及学术运作的特征所致之,相比于“传统学术”中那种强烈的“书斋”性,这门学科的重视实物的实证主义态度和获取研究资料之方式,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鲜明的初生之气和青春气象,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股新鲜血液和“现代学术”的一支生力军。《读书》杂志曾认为,考古学是“一门富于革新精神的学科”[10]。为了充分地了解这个学科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必须把考古学纳入到学术思想史之中。而在这门学科之中,李济先生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11]以及“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12],因此,当我们讨论考古学与人类知识体系之时,必须把李济先生置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背景上去。

三  丁文江与傅斯年:影响李济学术思想的两个伟大学者

李济先生1896年出生,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同年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在1920-23年间,他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

以上这个学业简历很重要,因为它奠定了李济先生学术的基础,也是我们分析和研究李济先生学术思想的线索。如果与其后的梁思永、夏鼐、苏秉琦等先生相比较,可以看出李济先生受到了更多的人类学(美国的)的影响,虽然梁先生也是在哈佛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但是李济的知识背景更复杂,里面还有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心理学的训练。这个学业经历显示出某种“西学”正统的意味,也显示出学科的发展,还没有走到今天这种壁垒森严的地步。以人类学的知识以及从美国学术传统出发来尝试建立中国的考古学,这可以从他后来的学术活动上看出来。回国以后,他先是在南开大学教授社会学;1925-28年间,又在丁文江先生的鼓励下,受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人类学特约讲师。当时在该院担任导师的,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大学者。

自1923年回国后起,有两个人对他的学术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是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丁先生是著名的“地质调查所”创始人。李济在《我与中国考古工作》一文中,认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丁文江有关,他说:“我所以在学术上有些许的成就,丁文江先生实在对我有着很大的影响。”[13]他认为丁先生“不但是一位优秀的地质学家,同时还是一个非常富有理想的人”。据李济自己说,作为中国地质学先驱者的丁文江,在对通过田野工作获得资料及知识之重视方面,对他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赢得了他的很高评价:“我第一次和丁文江先生见面时,丁先生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丁文江先生不但风度翩翩,而且学问渊博,见解超人。他的性格爽朗,直率,做事很有决断。”[14]在另一部书《安阳》中,他进一步提到丁文江:“他思想开放又有科学组织天才,更重要的是他一心一意在祖国提倡西方科学。”[15]当时丁先生所领导的地质调查所的首要任务,是由于政治和实际的需要,为政府寻找铁、煤矿及其它重要金属。但之后他们的调查工作逐渐扩大到古生物学,并进而扩展到了史前考古学。丁文江所代表的科学研究方法还影响到了大学的教育,在大学课程中专门开设了地理学和古生物学。李济说:“连大学生也知道了‘田野工作’是获得第一手科学知识的方法。王国维教授应邀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中国古文字课时(1925-1926年),他把讲授的内容分‘书本知识’和‘地下资料’两大部分。这充分说明了地质学使用的‘田野方法’已影响到受传统教育的学者。”[16]这种影响自然不应与丁文江先生的贡献分开。

影响到李济先生学术思想的第二位学者是傅斯年先生。傅先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最主要的创始人,是他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名言,李济先生对他有一个很高的评价:“在西欧长期学习使他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就在于人为地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开。他确信若不把这种障碍扫除掉,就无法获取科学知识的新方法。”“他是认识到东西方文化彼此间的不同并具体设法使这两种文化结合的中国学者的范例。”“傅斯年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17]顾颉刚先生对傅斯年也有自己的评价:“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18]在这里应当赘言的是:顾颉刚代表的“疑古学派”与李济代表的考古学派在学术之研究目的上并不是冲突的。顾颉刚说:“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到这时而更倾心于长素先生的卓识,但我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总不能佩服。”“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去年万里(指陈万里先生,----引者)游敦煌归来,说起陕西甘肃一带有许多整个埋在地下的古城,正待我们去发掘,使我更为神往。近数年来,国立学校经费愈窘,研究所中考古学会在十分困难里勉强进行,时有创获,孟津出土的车饰数百种尤为巨观。我虽没有余力加入研究,但向往之情是极热烈的,倘使在五年前见了,我一定要沉溺在里边了。”[19]顾先生的本义是藉辨伪而存真,假疑古而重建中国上古史,借考古学而至少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一种方法,----这与以李济为代表的考古学派是一致的,后者亦嘱意于此。李济之《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及《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20]两文,所议正是上古史重建问题。可见在此问题上二者是殊途同归,以不同的途径来加以实现而已。

实则“考古一门”是作为新学术而出现的,这里面有学术界的某种需求。再看看“史语所”之建所宗旨及其宣言以及它自成立以后所支持的工作,此问题便一目了然。“史语所”的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第二条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条是扩张研究的工具”。为此而罗列的研究工作计划有下述九个方面:

一,文籍考订;

二,史料征集;

三,考古;

四,人类及民物;

五,比较艺术;

六,汉语;

七,西南语;

八,中央亚细亚语;

九,语言学。

这样广泛的研究领域和崇高的学术目的,单靠传统的研究方法已无法实现,为此《旨趣》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模式了。”――这里提出了未来学术发展的趋向,即学术合作的问题。《旨趣》中甚至有激进主义的言论,它号召:

“一,把些传统的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21]

这里说及的第一条,要求的是一种科学学术的精神;第二条,有传统人文社会科学面对“科学”――自然科学时的不自信,也可以说是谦虚学习的态度;第三条是一个伟大的目标。

自1928年起,由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开始支持李济和董作宾到安阳进行考古发掘。他们的工作若罗列下去的话,是可以写一部考古学史的。总之,我觉得可以做的评价是:以傅斯年为核心的“史语所”,实则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流派,它即是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化之最具体的实践者。

四  李济的学术及思想

192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济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22],这部书在1925和1943年分别有了中、日文的不同版本。这部书的重要性在于:它为用人类学等现代西方学术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范例,应当被视作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杰作。这部书从其使用的方法一直到研究内容和观点,都可以算作是人类学的。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对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的测量和分析、“以城址衡量其规模”的“我群的演进”、“在研究姓氏来源的基础上对我群构成变化的评价”、一千五百年间的中国人口统计、人口之迁徙、入侵及整合,等。它的结论在此是没有必要叙述了。

这部书出版的第二年(1929),在杰出的学术领导人傅斯年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李济领导的“史语所”考古组开始了著名的殷墟考古发掘。然他的田野考古工作实际上是早在1924年即已开始,这一年他调查了河南新郑的春秋铜器出土地点,1926年与地质学家袁复礼一道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史前遗址。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937年抗战总爆发,之后“史语所”先后迁到了长沙、昆明和四川南溪等地。在抗战胜利之后,他致力于组织和参加对殷墟遗物的整理工作,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948年迁台之后。1949年,他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并创办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1955-72年间,继傅斯年先生主持了“史语所”的工作。[23]

另一部重要的著作《西阴村史前的遗存》[24]是一部考古学田野发掘报告,最初作为清华学校研究院的丛书第三种,发表于1927年。这部书具有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报告之最初形式,除正文外,尚附录有地层、地形以及遗物图。李济先生的再一部著作是《中国文明的开始》(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25],最早于1957年在西雅图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70年曾由万家宝将其译成中文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第一讲中国考古学史,第二讲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的早期发展,第三讲中国的青铜时代。在这部书中,他谈到了考古学研究之目的:

“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26]

这样的属于两类但息息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对于中国人及其历史的研究之最核心内容。需指出的是:要是从现代学术发展之状况及学科分野上来讲的话,第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的,而第二个问题则主要是考古学的。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是人类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在美国,考古学是被归入文化人类学范围之内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在李济的时代,学科之间的分野并没有像现在这样鲜明和壁垒森严。李济先生并没有刻意去强调说,这是人类学的,这是考古学的,这是历史学的。他只是认为研究问题才是最重要的,而考古学家的工作,则在于“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含在了他所倡导的“重建上古史”、“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以及“新史学的四种境界观”等内。

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中,他说:

“中国的史学家把中国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长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长城封锁了。”

“总之,我们若把中国历史看作全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比传统的历史远得多。”

“我们讨论中国历史最要紧的一点,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感觉到,并已证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有另外的来源;由这些来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经引导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并且已经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们必须收纳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资料,这些新资料,不但帮助他们解决旧问题,而且启发新问题。”

“中国早期文化的成分中有多少是外来的,有多少是土著的?这些都是讨论中国上古史的中心问题。如果对它们不能说出一个清楚的立场,则上古史是没法写的。”[27]

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对问题的性质、材料的范围、选择、古史料的整理与古史的写作等详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三条意见可以供史学家们参考:“第一,史学家应该充分地采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与研究人类有亲切关系的部门;”“第二,但是我们要小心,科学成绩的价值也是不相等的;”(这里指的是伪科学以及借用科学理论发挥个人偏见的“不成熟的半调子的科学历史观”)“第三,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28]

关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人类学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欧洲,解答起来也是一样困难的;”“参加构成现代中国人的,共有五个大的民族单位和四个小的民族单位。五个大的是:黄帝的后裔,通古斯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和藏缅语群。历史上的发展趋势是通古斯群日渐占有黄帝后裔的地盘,而黄帝后裔日渐占有另外三个群的地盘;”“拼音字文明只是文明的一种,而不是整个文明。同样,拼音文字只是文字的一种,而不是一切文字。在这个基础上来区分世界现有各种族的文化,就会发现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和使用象形文字的人之间的根本区别。”[29]1962年在《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中,他主张“‘中国的思想和制度’问题这个当今在美国很时髦的研究计划,应当在一个严格人类学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他倾向于认为,“这样独特的一类中国的人类学问题由中国学者来处理要容易些”。[30]《中国民族之始》提出对“所有在中国境内存在的各色人等及他们在中国民族史的地位”,尤其是早期的,都应该予以同等的重视。[31]而《从人类学看文化》则从十三个方面论述了生物进化、人类、文化、语言、体质、文化人类学等诸问题。[32]

接下来我们应该稍稍回顾一下李济先生所作的殷墟研究,因为这些具体的研究是他的理论的实践。简要地讲,在当时参加殷墟遗址考古发掘之诸人中,董作宾先生及其助手胡厚宣先生负责甲骨文的研究,梁思永先生负责侯家庄王陵的发掘与整理,建筑物方面由石璋如先生从事研究。作为整个发掘工作领导人的李济先生则展其所长,具体从事殷墟遗址铜、陶器等的研究,后来其研究成果陆续地以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发表。[33]这些著作都非常重要,其中他的最后一部专著《安阳》[34]是对他所领导的殷墟考古工作的一次全面总结,这部书共分十五章,讨论了自发掘之组织直至器物、建筑、体质人类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诸问题。既有述,亦有论,还附录了很多图与照片,可以看作是关于殷墟发掘的最权威的著作。这些论著,具体地贯彻了他本人的上述思想。另外他的研究兴趣还扩展到美国文化(《对美国文化的几点认识》,1977)、中美跨洋交流(《评介“Asia and North America transpacific contacts”》,1954)、先史学(《历史圈外---介绍一本有关先史学的小书》,1950)、中国科技史(《评介“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等。

关于“新史学的四种境界观”,是在《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资料之鉴定与处理》一文中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他从1913年发现的英国“道森氏·晓人”伪头骨案谈起,论述了新史学家应该达到的四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告诉他的朋友的话,他说:‘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真是遍地黄金,只要有人拣。’”这是讲要尊重本国的学术资源。“第二境界可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这是讲作为新史学家应该重视从实践中去获取知识。“第三个境界应该是‘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资料遇了这种有勇气的人,庶几乎可以相得相辅了。”“第四个境界,姑称之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最后一个似含有为历史学等学术之境遇辩护之意。他自己最后总结说:“在这一境界中作历史学语言学的工作,可以说和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的工作情形是同样的。”[35]

李济的学术思想,最后似乎可以归结为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上面。他认为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然教育制度之弊端,导致了“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成绩,不是科学的本身”,“我们尚没摆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因为使中国没产生科学思想的因素也正是阻碍科学思想在现代中国推进的分子,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这些因素赤裸裸地托出来检讨一下。”这须要从中国学术的主流开始检讨:因为荀子劝学以“礼”作为学的最高峰(“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它导致的结果便是“以礼为核心,培植出来的中国文化系统,自然涵育了很多人类珍贵的创获,但附丽于这一文化系统所形成的思想习惯,却渐渐地与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有点分歧了。”此之谓“礼教”也,以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为最高境界。荀子的“礼论篇”曰:

“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36]

李济对此的评价是:“这些‘有称’的等差,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中最讲究的‘面子’问题的理论基础。不过,‘面子’的涵意还要复杂。荀卿的原意大概只是要说,有德者应该有位,有位的人都应该享受‘有称’的养。但到了末流,却只讲位的等差与养的配给,并不究位的等差与德是否相称。”这种极端形式主义的面子心理所造成的社会类型,“最明显的一节,为一般地承认人类的行为与思想有表里两个标准,表面的标准重于里面的标准;……在这一类型的社会希望产生科学思想,好象一个人在养鸡的园庭想种植花卉一样,只有等待上帝创造奇迹了。”若说及这问题的症结,须要到教育的内容与教育的制度以及人们对待文字的态度上去寻找。这自然是切入了问题的实质。李济发现了问题的核心,乃在于旧式教育制度所训练的“对对子”的思维方式,还有人们对待文字的态度:除了一小半把它当做工具看待,一大半“仍滞留在旧石器时代的人对于他们画在洞穴里的壁画所持的态度:把它们当符咒看待,以为文字具有无限的威灵,可以随便降灾赐福。”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格物致知之说,始终没有离开书本子很远,可以说由于笃信文以载道的说法所致。”而科学思想之本质,特别显著的一点,就是不迷信文字,因为文字的地位“始终只是工具”。但这后一个说法是会招致很多以文字为生的人的反感的。他最后说:

“假如我们要规规矩矩地提倡科学精神,我们应该学禅门的和尚;因为禅门是不打狂语的。科学思想的起点也在此;科学思想里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37]

五  结论

在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以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支持下的考古学,是率先“现代化”的学科之一,这门科学具有革命性。在其之前,作为纯粹现代西方学术的地质学、生物学等已被引入了中国,与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考古学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因此,当我们谈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时,必须充分地认识到以考古学为代表的历史语言学派的重要性;而当我们谈论中国考古学史时,也必须把它纳入到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之背景上去。

中国考古学有着不同的渊源,既有传统的金石学、古器物学,也有历史学的以及美国人类学的。这其中对中国现代考古学之形成影响最深刻的应当是李济先生,他个人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力说明了这一点。但他的考古学思想中,是具有较强的人类学倾向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个人所受教育而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两个伟大学者丁文江与傅斯年先生有关。

李济对中国现代学术贡献很大,其研究领域及学术思想涉及到中华民族之形成、中国文明之起源及发展、中国上古史之重建、中国之人类学问题、新史学之境界、科学思想等方面,影响到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他所代表的考古学,或许可以称之为“考古人类学派”,其在学术上最具成就的继承人,应当属张光直先生。现在的状况是,对于李济先生,或许是由于他1948年迁台之故,我们对他的学术活动介绍不多,对其学术思想研究不足。虽然,学术与政治脱不了干系,然它们属于两种东西,空谈二者之关系无多大意义。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应当充分地重视他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作为中国考古学之创始人,我们应当感谢他对于中国现代学术所做出之巨大贡献。对于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之方向,是否存在一个“人类学化”的趋向,这个问题涉及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之整体趋势,需要做深入讨论。溯本求源,李济先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应当是我们有益的参考。


[1]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2]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文丛之七”,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3]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4]李济著《考古琐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5]张光直先生在所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一书的“编者后记”中说:“李济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上的贡献,他自己的学术著作才是最有力的证人。这个选集虽然只收了他的一部分论文,却多少代表了他平生著作中的精华。”见该书992页。

[6]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9页。

[7]同上书,26页。

[8]同上书,26-27页。

[9]《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广州,中华民国十七年。

[10]《读书》杂志1996年第9期上所发表的文章《考古学与中国的历史图景》加了一个“编者按”,说:“二十世纪是新知不断涌现的时代,也是旧的知识不断瓦解的时代。在这个世纪里,伴随现代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各种社会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景,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习惯于把这个变化过程称之为‘现代化’的过程。与这个现代过程相伴随的,是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建构。考古学就是现代知识体系中极为重要、最有成绩的一支。”“考古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也是一门富于革新精神的学科。”

[11]张光直《<安阳>张序》,见张光直著《考古人类学随笔》,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八十四年九月初版。

[12]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2页。

[13]《李济与清华》,161页。

[14]同上,161页。

[15]李济《安阳》,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471页。

[16]同上书,472页。

[17]同上书,488页。

[18]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朴社,京城印书局,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出版。

[19]同上文,50-51页,67-68页。

[20]参见《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

[21]以上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22]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这部书的中文译本收入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之中。实际上译作“中国人的现成”较为合适。

[23]参见李济《安阳》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李济”和“中国考古学年表(1898-1984)。

[24]《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329-373页。

[25]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 Three lectures illustrated with finds at Anya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7。此书之汉译本亦收录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375-438页。

[26]《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382页。

[27]《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81,82页。

[28]《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97页。

[29]《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同上书,5-7页。

[30]同上书,16页。

[31]同上书,22页。

[32]同上书,24-36页。

[33]专著如《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56)、《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下篇:花纹的比较》(1964)、《殷墟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下篇:青铜爵形器的形制花纹与铭文》(1966)、《殷墟出土青铜  形器之研究下篇:青铜  形器的形制与花纹》(1968)、《殷墟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下篇:青铜鼎形器的形制与花纹》(1970),等;论文有《殷商陶器初论》(1929)、《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1949)、《殷墟白陶发展之程序》(1957)、《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1969)、《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1981),等。

[34] Anya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中译本有苏秀菊等人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所收以苏译本为主,见该书439-683页。

[35]《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707-720页。

[36]《荀子·礼论》,参见章诗同注《荀子简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204页。

[37]以上引言出自李济《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721-729页。

编辑:李锦绣


发表评论】 【文章回顾】 【收藏本文】 【发送本文】 【关闭窗口

 相关文章
  • 悼沈君 (08/27/2004 07:37)

  •  
    版权所有:欧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