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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绍良先生


赵珩
2007-03-18 10:09:51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彀外谭屑:近五十年闻见摭忆》,三联书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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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良先生是我的长辈,认识绍良先生已有近五十年的时间。
  说来有缘,大约五十年前绍良先生住在东四四条内的流水东巷,而我家住在东四二条,八十年代我的父母搬到团结湖北二条,周先生的家也迁至团结湖北三条,因此周先生与父亲颇多往还。后来因周先生在市内有两三处住所,见面少了。最后他较长时间住在通县的双旭花园,我曾去过三四次看望他。
  东至周家与我家不仅是世谊,而且还有些亲戚关系,这个关系太初(一良)先生最说得清楚。十年前太初先生曾要我复印一部分家谱送给他,好像就是为了弄清云南萧家与我们两家的姻亲关系,后来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及此事。1990年太初先生吩咐我为他的大伯周志辅(明泰)先生出版了一本旧作《杨小楼评传》,原著是志辅先生几礼居戏曲丛书之第六种,1978年曾在美国华盛顿周肇良书画馆初版,对杨小楼艺术及当时京剧舞台演出和社会生活都有可贵的参考价值。这也是周志辅先生移居美国后在大陆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太初先生与绍良先生是叔伯昆仲,两位都是前辈,虽未能有幸在座下聆听教诲,但因种种关系,却与两位先生有过很多往来与接触,尤其是绍良先生,从小就认识,了解得更多些。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我家住在东四,与父亲来往较多而住得又近的几家是陈梦家先生、谢刚主(国桢)先生、袁翰青先生和周绍良先生,而绍良先生则是最年轻的一位,所以和他更随便一些。我小时候去东四四条流水东巷的时候,绍良先生大约只有四十多一点,但几十年来他在我印象里却没有太多的变化。早先去他家有时是父亲带我去的,也有时我替父亲去给绍良先生送信、送书和稿件,那个小四合院我至今尚有印象。绍良先生也常来我家坐坐,与父亲聊聊天。八十年代初,因为同住在团结湖附近,绍良先生来家里的次数更多了,我回家看望父亲常常遇到绍良先生,往往坐下来一起聊天。绍良先生有些口吃,加上哮喘病的缘故,说话就显得吃力,所以谁都不会在他讲话时打断他,总是让他将一段话表达清楚后,再接他的话茬儿,无论赞成与否,绝对不在中间插话,这是多年来与绍良先生谈话时养成的一个习惯。每逢过旧历年,两家都会互赠一些食品,绍良先生也是一位老饕。
  由于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关系,绍良先生除了佛教文化与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渊博学问之外,还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如收藏鉴赏、书画、戏曲曲艺等等,这也是老一辈文化人综合素质的体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与先生聊天的内容可以十分广泛,绝对不会感到乏味,而且受益良多。
  八十年代初,天津曲艺团“文革”后首次来京演出鼓曲专场,阵容十分整齐,如小彩舞(骆玉笙)、小岚云、阎秋霞等人都再度出山,在北京长安戏院登台献艺。那日我下午五点多钟就到了西单一带,恰巧在西单南大街遇到绍良先生,他好像是刚刚从法源寺(也许是广济寺)出来,告诉我晚上要去长安听大鼓,我说我也是来听大鼓的,绍良先生显得很兴奋,说:“你也喜欢这玩意儿?”又问我是否吃饭。我告诉他正在找地方打算随便吃点东西。他告诉我绒线胡同西口有家素菜馆子很好,一定要让我同他一起吃晚饭后再同去听大鼓。那天先生格外高兴,我们在这家素菜馆(这馆子开了两三年,字号已记不清了)的楼上吃了一顿很好的素菜,有“清炒鳝丝”,是用冬菇丝替代鳝丝做成的,为了酷似鳝丝,出锅后在上面撒了香菜末和胡椒面。绍良先生告诉我,这家馆子不能算是斋饭,因为芫荽属于“小五荤”,佛教是忌食的。此后这个素菜馆我又去过两三次,都没有绍良先生请我吃的那次好,后来这家馆子也就歇业了。
  由于绍良先生与我的戏票不是同时买的,所以座位也就不在一处,看看我手中的票稍好于先生的,就与绍良先生旁边的观众对换了,这样两个人就可以坐在一起。那日演出颇为精采,尤其是坐在先生旁边,给我许多指点。绍良先生对天津曲艺的流派师承十分熟悉,对大鼓的源流都能道出脉络,实在是顾曲行家。后来我在《光明日报》副刊写过一篇《京韵大鼓与清音子弟书》,其实不少东西都是从绍良先生那里得来的。
  绍良先生是藏墨名家,晚年欲将收藏名墨拓片出一本书,于是找我去商量出版事宜,后来我安排了编辑室主任陈果具体负责这项工作。陈果为人谦和敬爱,深受绍良先生褒奖,以至我后来和绍良先生的联系都是由他来来往往,最终出版了上下两册《蓄墨小言》。书稿出版后仔细拜读,仍发现有些错误,都是由于我们不大懂得墨品知识所致,感到十分对不起绍良先生。
  《蓄墨小言》出版后,我与陈果带着几部样书去拜访先生,同时还带了数种家藏旧墨请先生鉴定。因《蓄墨小言》中所拓之“曲园著书之墨”与我手边的一块“曲园著书之墨”有很大差异,顺便也带上请他鉴别真伪。绍良先生告诉我,曲园(俞樾)所造私家之墨多种,《蓄墨小言》所拓仅为其中之一,我家那块扁形椭圆头的也是“曲园著书之墨”的一种,他亦曾见过,不会是赝品。另外有块较好的,是赵之谦所制藏。让他老人家最欣赏的是我带去的一盒“金台刘氏墨”,认为是汪节庵拣选的墨中精品,背后祥云图案中的“芷云”二字也似曾相识。
  2000年以后,绍良先生因哮喘、肺气肿经常住院,每次入住人民医院病房,我都会去看他,《老饕漫笔》出版后,我请陈果先带给他一本,后来我去医院看他,他对我说:“住在医院简直闷死了,这次幸亏陈果同志送来你的书,我是仔细读的,太有意思了,里面讲的许多事情和地方都是我熟悉的,帮我回忆起好多东西,我这几天在病床上常常想起旧时的一些可记的材料,你要再帮我出本小书。”不久先生出院,很快整理了一本《馂余杂记》,虽其中大部分都在《烹饪杂志》发表过,但汇集起来也颇为可观,2003年终于面世,了却了先生的心愿。
  绍良先生晚年住在通县的双旭花园,很少进城活动了,偶尔让人带封信给我。他知道我集邮,因此中国佛教协会每次开会时发行的首日封和邮折总是寄给我一份。我去双旭看他时,也常常去德国人开的肠子铺里买给他爱吃的食品,放在他冰箱里慢慢吃。绍良先生在书房里有个小床,周围都是书籍。他多年来使用气喘气雾剂,后来肺气肿严重,也就不太管用了。他知道我年轻时也患过哮喘,总喜欢问我有关哮喘的一些问题。他对肾上腺素有种恐惧,可能是医生劝他少用的缘故。我主张他还是常常用一点,缓解症状,减轻肺气肿的压力,以他的年纪来说,副作用已不是主要问题,减轻痛苦才是最重要的。
  绍良先生待人诚恳宽厚,更有佛门居士的慈悲胸怀,是位学养深厚的长者。他晚年的记忆力已不太好,有些事情往往记不起来。某次我去双旭看他,一进门他就对我说:“通县没有什么好出产,我发现这里的炸饸馇还是老味儿,知道你今天要来,昨天下午特地叫人去买了几袋,你给令堂大人带回去尝尝!”彼时先慈去世已经两年,先慈去世时,绍良先生还打过吊唁电话来,不想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当时谢谢他的好意,没有向他作任何解释和纠正,我想完全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
  绍良先生去了,我去八宝山送他,碰到许多熟人,发现与我年龄相仿的,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和学界后辈,门墙桃李,我没有资格忝列其中,因此只能一鳞半爪地记下些近五十年来的琐事,权作对绍良先生的纪念。
绍良先生一生恬淡平静,与世无争,趣味清雅。祥云冉冉婆罗天,清圆智月无边,先生此时一定快乐地生活在极乐世界中。
  
编辑:李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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