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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的思念


马小红
2009-04-15 16:43:42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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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七八级历史系的同学谁也不会忘记王先生。
  三十年前,作为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全国统考生,我们相聚在北京大学历史系。那一年,中国史专业共有学生四十名,来自全国各地,年龄从十六岁到三十多岁不等,我有幸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是应届生,靠着“死背硬记”和“运气”闯进了最高学府,无论是书本知识还是社会阅历都无法与在工厂、农村、军队、机关等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同学相比,好在那时的人都很善意,我羡慕大哥大姐们的知识阅历,他们羡慕我的年龄,相互间的帮助让我现在想起来都感到温暖。
  一年后,修完了通史课程,记得系里的负责老师王春梅告诉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课。我当时还真不太明白自己的“情况”,只是看到大哥大姐们纷纷选“敦煌文书”课,就也比照着选了一个,尽管那时我连敦煌在哪都不知道。全班二十多人选了这门课,还有其他专业的一些学长。王春梅老师说:“开这门课的老师是从山西调来的年纪近七十岁的王永兴先生,是一个大学问家,上课的时候不要忘了给老师带壶热水。”“欺小”是各处的通例,为王先生带水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我的头上,其实那也真是当年的大哥大姐们对我的厚爱。
  第一堂课,班上的饱学之士听得如醉如痴,手中的笔不停地做着课堂笔记。我被王先生的开头语所震撼。王先生介绍了敦煌文书的来龙去脉,当说到“日本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时,王先生说“为什么要研究敦煌文书,我念一下陈寅恪先生为陈垣所写的《敦煌劫余录序》,希望大家能记住。”王先生一字一句地念着,并不时停下来讲解,为什么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为什么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等等。先生那平缓、苍老并对我们充满期望的声音重重地打在我们心上,这也是我在后来虽然听得有些晕头胀脑但却一直坚持着上课的原因。王先生说:“尽管有些同学不了解敦煌,不了解敦煌文书,都不要紧。只要努力,你们就能赶上世界学术新潮流,就能把敦煌学的中心搬到中国。”
  第一堂课下来,王先生的“传奇”在同学中不胫而走。王先生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弟子与助手、因受夫人连累反右时被下放到山西、又被夫人揭发成为右派遭到迫害、离婚,独自一人,醉心学问。在“四人帮”倒台后的“科学春天”里,回到了北京大学。而王先生本人对晚年能在北京大学教书也充满了自豪,言谈话语对党、对领导和同事都充满了感激。他住在北大兼斋的一间宿舍里,类似于“筒子楼”,但他却十分满足,没有丝毫的怨言。他真的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记得他在散步时只要看到有人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就会走过去,很严肃地教育人家要爱护草地。有时连陪他散步的我们都感到不太好意思。他努力在图书馆要了两间房子,为的是学生有一个固定的学习地方,方便学生的课下讨论;他将自己的线装书拿出来,让我们标点,提高我们的古代汉语水平;他把自己的研究课题分给学生,并告诉学生这个课题应该看那些资料;他每天都到图书馆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有时甚至到宿舍看看我们买了什么书……很快,王先生的周围就聚集起一帮志同道合的学生,拿现在的话来说,王先生身边有了一批“粉丝”。
  在先生循循善诱的教导下,在同窗友好切磋探讨中,我对历史慢慢有了感觉。我不仅自觉自愿、尽心尽责地为王先生的每一次课准备茶水(茶由大哥大姐们出),而且还增加了上课前后的接送。一次,当将王先生接到教室,倒好茶水后,猛然发现自己忘了带书包,在同学善意的笑声中我跑回了宿舍取书包。下课送王先生回兼斋的路上,我有些忐忑,想解释一下自己的丢三落四。不想王先生却说:“小红,忘了带书包,固然不好。可是你没忘记带水和来接老师,这说明你是一个值得教的学生。”我很意外,因为在中小学我挨老师们的批评最多的就是“粗心”。在回宿舍取书包的路上,我一遍一遍地想起自己在中小学上课时忘了带铅笔、橡皮、课本等等的事情,想起老师们说“学生上课忘了带铅笔(或课本、橡皮之类),就如同工人做工忘了带工具,战士上战场忘了带枪。”原以为一向严格的王先生也会如此教训,但没想到先生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多重,反而得出了令我欣喜又疑惑的结论。由此,我感到了先生的和蔼和与众不同。
  上课下课,宿舍、图书馆、兼斋、食堂,在大学二年级后成为我生活的主旋律。在接送先生的路上,我了解了先生的心愿,知道了先生视学术为生命的原因,也听到了饱经风霜的先生对人情世故的感慨。那时,我几乎每周都要到兼斋好几趟,汇报先生布置的作业(标点古汉语、背诵古文)和工作(整理敦煌文书研究目录,后来登记国家图书馆,那时称北京图书馆翻拍来的敦煌文书照片)。最令我难忘的是先生对我背诵古文的关注,每次都选好篇目,规定时间,并准时检查。有时我背得不太流畅,先生就会说“背到这种程度不行,隔一段时间就会忘了。背古文应该是十几岁时的事,你现在背已经有点晚了,一定要背熟,背流畅了,才能记得久。”在寒暑假期间,先生曾布置过我看《资治通鉴》,并要求做出读书笔记。
  说到王先生的心愿,不能不说到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王先生说,遇到七八级历史系的学生,是他人生中最高兴的事情之一。他要想办法,让这些学生能留下来,作隋唐史的研究,作敦煌文书的研究,作中古史的研究。那时,正值“文革”后的恢复期,全民对被革了命的文化有着一种负罪感和崇拜心理。对学术研究的恢复,那时常用的一句话就是“百废待兴”。先生决定找老同学姚依林副总理,申请设立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即“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事情开始进展得很顺利,先生说姚依林副总理接待了他,认真听了他的设想,后来又亲临兼斋,为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启动批了40个编制和25万元。先生笑着说中南海的警卫让他今后穿体面一点,而先生则教育他们不可以衣帽取人。中心主任邓广铭先生曾对我们说,中心的设立王永兴立下了汗马功劳,你们不要辜负了王先生。后来事情的进展似乎就不那么顺利了。中心的编制如何用、启动经费是否到位、研究重点是什么等等,先生似乎都有一些设想未能实现。先生在中心也从未担任过任何职位。这也许是先生的选择,因为先生说设立中心的目的就是要留下一些专心学术的学生。先生曾有些疲惫地对我说:“小红,现在办点事情很难,人际关系也很复杂。你们就安心读书,现在老师还是能处理这些事的。” 先生说“学问是最可靠的,你不放弃它,它就不会放弃你。”从山西到北大,被学术界封闭了几十年的先生丝毫没有落伍,在先生的邀请下法国著名敦煌学者左景权来到北大讲学,日本的敦煌学名家池田温教授也来就敦煌文书中的一些问题与先生交流。先生说“但开风气不为师。我希望我的学生在与国外学界的交流中能成为敦煌学的‘核心’人物。”造就一批有水平的隋唐史专家和敦煌学学者,传承学术,是先生的最大心愿。所以,有时先生对待遇和坎坷也有过怨言,但更多的时候是高兴。看见好学向上的学生先生高兴,办成了中心先生高兴,读书写作是先生能够基本保持愉快心境的最重要的原因。
  说到先生对学术的追求,就不能不说先生对他的老师陈寅恪的怀念。先生说“寅恪师手不释卷,宠辱不惊,心无旁骛,完全沉醉在学术中。”还要求我们一定要将陈寅恪三个字的读音读准,即“恪”一定要读成“que”(四声),而不能读成“ke”。其实,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跟随先生学习的日子里,无论周日节假日,到先生家,最常见的情景就是先生伏案,在那张陈寅恪先生送给他的大红木桌子上堆满了史书。一般的程序是:我们敲门,先生喊“进来。”我们进屋,先生说“先拿本书自己看。”先生继续伏案,每次长短时间不等,先生会放下手中的笔或书,说“好了,现在该检查你们的学习了。”或布置我们到图书馆去查书、借书,或说敦煌文书的课又有了什么新的研究成果要讲,什么新资料要解释。我记得在讲《唐书》时,先生说“历史研究要不怕费力气,欧阳修作《新唐书》,太注重文学修辞而对史料的功夫有所欠缺,所以史家说‘文省事增’。即记载太简约而使一些史实非考证不得明白,反而增加了读史人的负担。但即使如此,《新唐书》中也有许多可以与敦煌文书相印证的史料,不可不看。”当时的《通典》、《册府元龟》都是影印本,先生有时眼花看不清,就让我们帮着看。并说读史料,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手边要放一本《康熙字典》。”先生很少给我们讲下放到山西的坎坷,但是好几次都很得意地说在下放的学校资料室中竟然发现了不全的《册府元龟》:“这下,我有事干了。”先生每次都会如此说。由此,先生对《册府元龟》似乎也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他常常说“《册府元龟》的史料价值还没有被学界所认识,其应该是研究唐史的必读书。”
  先生对学术的追求还表现在对学生的悉心指导方面。他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格外重视,只要你好学,他就会诲人不倦。我曾经给先生交过一篇作业,至今想来都惭愧。那时广播和电视中正播放刘兰芳的《说岳全传》和《杨家将》。年轻人嫉恶如仇,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将潘(仁美)、杨(继业)两家的是非断个清楚,就用横格笔记本写了两页半纸的作业,撕下来交给了先生,题目是《杨家将的精神永传》。先生拿到作业后,先说“以后写文章一定要用正规的稿纸,标点符号也要占一格。”过两天又说“写历史论文,一定要有史料,史料越多对事情的理解就越接近真实。”大约过了一个学期,我也感到了自己作业的幼稚,想再做一篇作业时,先生说“和毕业论文连起来,先做一个制度方面的吧。容易入门。”于是就给我定了一个题目:“唐代的散官制度”。先生指定了一些参考书,基本都是原始史料,如《唐会要》、《通典》、《唐书》、《白氏六帖事类集》等等,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先生已经胸有成竹的题目。先生嘱咐我“不要先看现代人研究的论文,那样容易被引导,产生偏见。先看资料,自己有了见解再看别人的研究成果。”几乎一年的时间,真是先生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写学术论文。毕业时,先生表扬我说:“小红读懂了陈寅恪先生的书,所以毕业论文我要给她最高分。”
  先生的性格是我写此文最难落笔处。先生不擅长人际,对人真诚而固执。他丝毫不像经历了那么多磨难的人,常常将事情想得非常简单。他注重真实而过于忽视形式。回想起来,我与先生的分歧也许是因为性格上有点类似。1982年,我留校后,琢磨着报考研究生。但是先生明确表示反对。先生认为我的学习环境已经很好了,与同学相比,年纪又偏小,所以不必着急考研,先要踏踏实实地做好手头的工作,即整理翻拍的敦煌文书目录。他举了很多自学成才的例子,最近的一个就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馆长。他说:“学问是货真价实的真功夫。徒有虚名而无真才实学最让人瞧不起。社会不会歧视有真才实学的人。”先生用给陈寅恪先生作助手的经历来说服我,自信学位问题不会成为我学问路上的缺陷和阻力。“再说,你又年轻,真到非考不可的时候再考也来得及。”先生显然高估了教授在学校的发言权。最终我还是报考了法律系的研究生。当我将报考的事情告诉先生时,先生可以说是震怒。他将我从图书馆为他借来的书全部还给我,并告诉我今后不必再去找他。考完研究生后,我硬着头皮到先生家,先生的气显然已经消了许多。他说:“考上考不上都没有关系,不会耽误你做学问。你喜欢法制史,也很好,五代时期的法律就很值得做。”先生拿出一篇准备好的纸,我接过一看,题目是“五代立法研究”,子目之下列着需要读的资料,具体到卷,甚至页。从先生那里出来,我心里有些空落,我虽然并不为自己报考了研究生而后悔,但我也不认为自己还有资格去做先生已经拟好子目的论文。直到十多年后,我在社科院法学所为了编辑《中国法制史考证》找先生约稿,先生还问:“五代的立法研究做的怎么样了?”我很惭愧。
  先生走了,冬季里我接到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的约稿函,在对先生的怀念中迎来了春天。春天是一个思念的季节,谨以此文献给将我引上学术之路的先生。现在我也身为人师,想到先生那种对学生的负责与关怀、对学术的无私和陶醉,则只能用“见贤思齐”来鞭策自己。
  
              二00九年清明


编辑:l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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