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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海扬帆――海上丝绸之路与客家文化考察散记


余 欣
2005-09-03 08:01:46 阅读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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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7月上旬,我临时受命,作为带队老师之一,与01级同学一起前往福建考察。这对我自身来说,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好机会,时间虽短,受益颇丰。今考察报告撰成,于文同学索序于余,盛情难却,爰就思忆所及,联缀数语,著于简端,权充前言。
  昔贤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乃治学之至理名言。把历史看作是对一堆死材料,以为历史学研究,仅仅是闭门钻故纸堆,焚膏继昝,皓首穷经,其实是一种莫大的误解和偏见。悟道和体认,才是我们真正亲近历史本体,“同情地了解”文明的轨迹,走向史学研究澄明之境的不二法门。走出书斋,文献研究和田野考古、社会实践相结合,运用多重证据法重新诠释中国文明的演进,并非现代的发明,而是太史公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中国绝非“山坳里的中国”,而是一个海洋大国。从考古材料来看,我们的祖先迈向海洋的步伐,比我们原先的想象要早得多;在发展海外交通事业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也比我们原先的想象要大得多。七千年来(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木桨,是印证中国悠久的海洋文明的最早实物),中国人凭着自己高超的造船、航海技术,挂帆远航,在全世界大洋中纵横驰骋。瀛涯间,星槎竞发,出没鲸波,先人辉煌的业绩和奋力开拓进取的精神,每每令我激动不已。
  《山海经•海内南经》曰:“闽居海中”。虽是臆想、夸张之词,亦可见早在先秦时期,福建先民已与海洋文明结下了不解之缘。福建在中国海上交通史上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所以我们考察的重点,便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福建东南沿海(特别是泉州)上。其次,福建是客家的主要聚居区。客家是从中原地区迁徙到南方的的汉族民系,他们保留了较紧密的族群谱系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共同的方言、生活方式、礼俗、信仰等)。自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学者罗香林先生发凡起例以来,客家文化研究日益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发表的论著可谓是蔚为大观,已经堪称一门国际显学。对于这类前沿课题,我们不应该不多加留意,因此,闽西客家社会的考察,自然也不能不纳入我们的视野。
  从永安,经连城、龙岩,南下至永定。一路上,我们接触了不少客家人,对各地区的客家来源及其社会特质,有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尤其是客家方言对研究中国音韵学的特殊价值以及闽台民间信仰的风貌和内涵,有了较清晰的认识。不过,印象最为深刻,最能体现客家文化传统的,莫过于永定的土楼了。我们主要考察了承启楼。承启楼是多环圆形土楼的杰作,享有盛名。其严谨、合理的建筑布局和非凡的气度,自然令我们深受震撼。但是,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它所体现的客家民居的建筑哲学。日常生活的效用固然重要,但是中国建筑的基本法则向来是在实用与理念之间寻求追加平衡点。土楼的建筑格局既是客家宇宙观和自然观的物化形态,又承载着明人伦、敦孝悌的功能。祠堂处于中心位置,它既是礼仪性建筑,又是纪念性建筑(借用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的概念),是权力、秩序与信仰的象征,对于传承集体记忆和维系家族凝聚力,从而确保文化根基数百年不堕,至关重要。土楼与明堂之间是否有渊源,土楼所展示的客家人的家国观,以及土楼与闽西民间信仰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深究的课题。
  途经古田会议遗址,赴厦门。除了环岛路、鼓浪屿、厦大的旖旎的风光之外,苏颂故居其实也很值得一去。苏颂是北宋杰出的科学家,所编纂的《本草图经》和《新仪象法要》,乃中国科学史上不朽名著,受到李约瑟等学者的高度评价,治史者不可忽焉。
  接着我们由厦门赶赴泉州。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宋元时期,泉州千舟辐辏,万商云集,繁华富庶,盛极一时,伊本•白图泰和马可波罗均惊叹不已,被誉为东方乃至世界第一大港。泉州不仅是海运中心、外销丝织品和陶瓷的生产基地,更是东西方文明交融之地。佛教、道教、印度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在这里和平共处,华夏、印度、古希腊、波斯、大食、高丽、突厥、回鹘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其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令人无限神往。
  晋江五里桥是为方便运输贸易物资而修建的古桥,是泉州作为国际大商埠的最好见证。
  海交史博物馆是全国唯一所海上交通史专业博物馆,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国造船、航海史发展脉络,无疑是最佳教科书。特别是其中宗教石刻展厅所陈列的数百方阿拉伯文伊斯兰教碑刻,用叙利亚文、拉丁文、巴思八文、突厥字母拼写的波斯文书写的基督教石刻,以及印度教、摩尼教造像,是极为宝贵的中外宗教交流史资料,是其他博物馆难得一见的。其主要资料虽已刊布于《泉州宗教石刻》、《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海交史研究》等书刊中,但观摩原石,乃研究石刻史料之首善方式,和根据图版或拓片、录文等进行考释,自是不可同日而语。泉州是“也里可温”发达之地。“也里可温”乃元人对景教(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和天主教(方济各派)的统称。自陈垣先生《元也里可温考》发表以来,夏鼐、吴文良、朱谦之、罗香林、林悟殊,意大利传教士德礼贤、日本佐伯好郎、英国穆尔等国内外学者均有所论考,但仍有不少问题悬而未决,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泉州景教石刻与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汉文景教文献、最新发掘的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叙利亚文《诗篇》的综合考索,深入研讨唐元二代之景教,应该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的清静寺,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院。寺中有一方《重立清静寺碑》,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言,“为中国伊斯兰寺院中可考的最古汉字碑记”,其历史文化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闽书》的作者明人何乔远,近人黄仲琴、吴文良都抄录过,但均非善本。原碑虽至今屹立于寺内,但因文字漫漶,且遭后人涂改,需要重新复原。姚大力老师正在从事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在我去福建之前,委托我复核他复原的录文。可惜我二次经过寺前,不知何故,皆铁门紧闭,以致无缘一睹其庐山真面目,至今仍引以为憾。
  与于文、陈栋等同学冒雨探访伊斯兰教圣墓,也是我难以忘怀的。《闽书》卷七《方域志》云:“(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然则二人,唐时人也。二人自葬此山,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名曰圣墓,曰西方圣人之墓也。”据此,后人指认为城东仁风门外灵山上的三墓(除传说的三贤、四贤外,另一墓据说是追慕先贤的中国穆斯林许氏)。我们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中前去凭吊这座圣墓,真是别有一番“雅致”。其实圣墓屡经修缮,与当年原貌相比,可能已经面目全非了。除了石棺和上方的墓亭之外,四周墙壁上还镶嵌着1323年重修圣墓的阿拉伯文碑及中译文,《郑和行香碑》、《嘉庆二十三年重修温陵圣墓碑记》。圣墓的真实性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聚讼纷纭。杨鸿勋先生力证传统说法不虚,林翠茹、庄景辉则表示强烈质疑。在我看来,《闽书》所记乃孤证,且编撰于明万历间,去唐初甚远,碑刻年代亦较为晚近,现存墓葬建筑,也看不出多少唐初风格。本着阙则疑之的精神,我觉得圣墓不能作为武德年间伊斯兰教传入泉州的依据。
  泉州的摩尼教也曾经非常兴盛,位于晋江华表山麓的摩尼教草庵寺,是我国仅存的一所摩尼教寺院,寺内的摩尼光佛造像现陈列于海交史博物馆。此外,福建还出土了多块“十六字真言”残碑,也是珍贵的摩尼教遗物。这些文物,如果能和新疆的摩尼教石窟和吐鲁番出土的粟特文摩尼教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当有更大的收获。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在中国的命运,它们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国际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福建,尤其是泉州地区的史料,是我们重要的学术资源。
  泉州城内的开元寺是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的千年古刹,寺内建筑宏伟,古木参天,大致保存了唐代旧貌,依稀可见当年盛唐气象。寺内东西双塔(镇国塔、仁寿塔),是建于宋代的石塔,建筑结构上采用了中原的楼阁式木塔的风格,但塔身的石雕,却融中原文化、古越文化和外来文明于一体,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很有必要费心探讨。寺侧的泉州湾宋代海船博物馆也是我向往的地方。我曾经仔细阅读过发掘报告和桑原骘藏、藤田丰八等人的论著,并曾在东西文化交流这门课程中专题讲授。亲眼目睹这艘著名的蒲寿庚时代沉没的宋代海船,一直是我的心愿。博物馆虽小,但展出的文物极为珍罕,陈列说明也颇具专业水准,大感不虚此行。
  泉州的天后宫,也是值得一提的地方。关于妈祖信仰,中外研究汗牛充栋,无需我再饶舌。不过,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庙内的大殿墙外,排列着许多写着祈愿词的瓦片。我联想到敦煌文献中有不少愿文,上自为国运祈祷,下自为亲属疾愈求福,各种场合皆有其身影。通常认为这些只是在仪式举行的时候念一遍,但我经常想,是否还有别的运用方式。及至九月初,我应邀参加北海道大学举办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又至京都进行短期学术访问,在一些神社和寺院,诸如平安神宫、清水寺、银阁寺、西本愿寺,见到很多所谓的“绘马”,即是将祈愿词写在木牌上,悬挂在绳子上,一排排,颇为壮观。所祈祷的内容,也是从美满因缘到工作顺利,无所不包。这些现象,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我不敢贸然下结论,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再由泉州北上至福州。福建省博物院的展品虽然不如上海博物馆丰富,但颇有地方特色。我最感兴趣的是外销陶瓷。中国对外陶瓷出口贸易可谓是无远弗届,日本考古学家三上次男把这些贸易航线称为陶瓷之路,是极为恰当的。环中国沿海有很多古代沉船,当今国内和世界水下考古方兴未艾,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重大的发现,广阔的研究前景未可限量。我和部分同学还去了马尾福州船政局遗址、忠烈祠和中国近代海军博物馆。“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陆沉”之士,则无所谓史识。我虽然是治中古史的,但对近代史也很有兴趣。总兵力超过敌手的福建水师,为何在马尾海战中会顷刻间全军覆没?晚清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困局暴露无遗,实在是发人深思。抚今追昔,更加感到中国重新确立海洋大国地位的紧迫性。
  这次考察,和同学们一起生活,一道学习,在我的个人生涯中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念兹在兹,禁不住浮想联翩。“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其我之谓欤!我祝愿同学们个个都成为“鲸骑士”,在未来的学术寰宇和人生征途中劈波斩浪,七海扬帆!
                                           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台州  余欣
                                               写于无逸斋

  (本文为复旦大学历史学二○○一级福建考察成果报告书所撰的序言)
  
编辑:李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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