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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瓦什行记续篇


伍宇星
2006-01-19 09:29:27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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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瓦什人文所所长格里高利耶夫先生处理完会议后续事宜,与中国代表团同车前往莫斯科,在火车包厢里展开了又一轮非正式会谈。格先生希望通过详细了解中外关系研究室的近期研究计划,寻求合作前景和意向并探讨具体合作方式,殷切之情令人动容。直至整个车厢都进入梦乡,格先生方回到自己的包厢。
  12月1日,回到莫斯科的第一天,找到合适的旅馆安顿下来天色已晚(冬日的莫斯科昼太短夜太长),是日小憩。
  2日上午,格先生陪同代表团参观国立历史博物馆。事先联系好的分管科研的副馆长叶戈洛夫博士拨冗会见(省却一行人的门票)。叶先生是金帐汗国研究专家,给大家带来了他新书——薄如小册子的《金帐汗国》(伍某嗜书如命,当即抢前一步,叶先生狐疑中给了她一本,这边厢,格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情急之下瞥见旁边的小书摊上摆着此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掏钱买下,转身递到李锦绣手上,化解了叶先生的尴尬)。书中配有数幅精湛插图,简要叙述了金帐汗国的主要历史阶段和文化发展及其与古罗斯的关系。交谈片刻,叶先生有事先撤,我们则开始参观博物馆的镇馆收藏——俄国自史前至19世纪各个历史阶段的文物。
  俄国历史一个重要特征是内陆欧亚各定居与游牧民族在这片领土上此消彼长,俄罗斯立国之前这里先后出现过匈奴、西徐亚帝国,蒙古铁骑一度横扫了现属于俄罗斯及周边国家的广袤大地,这里留下了内陆欧亚诸多民族的历史文化遗迹。余、李两位教授怀着极大兴趣重点观看了匈奴、塞种、花喇子模、蒙古等馆,流连忘返,如见故人。
  由于与李特文斯基先生的会见就定在这一天(在博物馆里用手机跟李先生的联系人雅岑科博士接头时被管理员大妈发现,遭到臭骂,至今耿耿于怀),下午4点,一行人不得不离开博物馆,匆匆吃了自助(下)午餐(其中余、李两位教授的餐盘由该餐馆免费赠送,原因不明),即乘地铁前往李先生家赴约。
  雅岑科博士领着我们从地铁乘公汽到达李先生的居所,这是一套足以令当今工薪一族的莫斯科人垂涎的四居室,但无处不在的书籍却使它显得非常拥挤(李先生的书房里看不到书桌和地板——全都被书覆盖。后来听李夫人抱怨,她甚至无法从这间房进入放文艺书籍的阳台,因为通往阳台的门已被书封住)。近83岁高龄、已并肩走过60余年的李特文斯基夫妇在接待过各国学者的家中第一次接待中国客人,兴致非常高。客厅茶几上则堆了几摞书,先生分别签名赠送了专为其75周岁诞辰而出的纪念文集《内陆欧亚的古代文明》,并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赠送了新著《巴特克里亚乌浒流域的希腊神庙》。接着,开始一一介绍堆放在茶几上的其它书籍,都是令人眼谗的中亚地区历史文化研究巨著。
  李夫人,叶莲娜•达维多维奇先生(从事数年中亚考古工作后转向钱币学研究,从钱币铸造、发行和流通探讨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李先生一样同为苏联及后苏联俄罗斯的顶级中亚研究学者),暂时打断大家的谈兴,建议先小斟几杯。大家遵命围坐在摆满茶杯和酒杯的餐桌旁。按照惯例依次祝酒,李先生诚挚地表达了对中国客人的欢迎,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有一支年轻的生力军从事欧亚内陆研究感到欣慰。他很遗憾自己不懂中文,俄国对中文史料的认识和介绍严重缺失,而据他所知中国同行对俄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的了解也同样存在不足,殷切希望两国学者联手,互通有无,欧亚内陆研究有望取得新的进展。余教授代表中国学者对李特文斯基夫妇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对他们大半生孜孜不倦地从事中亚研究的献身精神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达了由衷的敬意。而近年来中国的欧亚学研究在以往积累的基础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学术队伍,中国学者早已认识到了解借鉴世界各国同行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希望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与俄国同行合作攻关。举座皆欢。
  接下来,大家各取所需,开始分组讨论,茶几旁数人或坐或站(凳子不够),看(听)李先生与余太山、李锦绣大谈这些年的研究心得,近者如《中亚文明史》的编写、远者如50年代在塔吉克的沙漠里顶着50多度高温进行考古挖掘。餐桌旁李太则直接给伍宇星布置任务:一篇文章中提到15世纪初明朝官员陈诚出使西域诸国,回国后写有总结报告,她需要该报告中涉及各国钱币的信息。格里高利耶夫虽然久闻李特文斯基夫妇大名,却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利用这个机会,他与李太谈起人文所的研究计划,希望得到支持,李太很负责任地询问,认真地指点,格先生则拿着小本点头记录,最后约定:需要的时候,另行安排见面。李老这边谈兴正浓,从贵霜到塞种,滔滔不绝地细数各家研究长短,展示其超群记忆力和深厚学术积累。不知不觉中五个小时过去了,考虑到老人身体状况,我们不得不辞行。
  3日,格先生领着大家参观了著名的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这里收藏着以艺术教学为目的希腊罗马雕塑复制品和大批令当今法、荷等国人慕悔交加的19世纪西欧画家早期作品。(笔者因故缺席,乏善可陈。)
  4日,给格先生放假,让他与兄长一家好好聚一聚。伍宇星仗着自己在莫斯科呆了几个月的经历,壮起鼠胆领着大家从红场边上正在梳妆迎接新年的国营百货大楼走起,经练马广场(本指望在广场边的售票处能买到当日克里姆林宫剧场的票看一场芭蕾舞,无奈数日内均无芭蕾演出,甚憾),到俄国近代历史文化名人故居遍布、今为流浪艺人聚集地的阿尔巴特街一游。这是一条专为吸引外地游客的步行街,纪念品商店、古玩店和各地风味的咖啡馆、餐馆几乎占据了所有临街一楼铺面。在十二月初的瑟瑟寒风中游人远不似夏季那般如织,一行人只走了小半条街(精华处其实在前面)便趁天色尚未暗下来赶往莫斯科制高点——莫斯科大学所在地——麻雀山(一度更名为列宁山)。
  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的一个朋友(应本人要求隐去姓名)接到求助电话,借了几个学生证和主楼出入证,前来接应。从50年代建成、斯大林时代的新哥特式建筑莫斯科大学主楼穿过树林围绕的大学广场,在被称为莫斯科一景的麻雀山观景台观了一下景,踩着几天来积下的陈雪回到主楼前,凭着借来的证件混入主楼。这里集行政办公、师生住宿于一体,一应生活设施齐备,俨然一城堡。据非官方数字,拥有2万多个房间,伍宇星占据其中二万分之一已长达10个月。在她那宽敞(足足有10个平方)明亮(靠窗的那一块)的宿舍里小憩片刻,大家去一楼食堂体验了一下学生生活,一致称赞“便宜,真便宜”(毕竟不是学生,学生们总说“贵啊,真贵”)。乘地铁返回宾馆,一宿无话。
  5日,由于连日劳顿,余先生不幸卧病,李锦绣单枪匹马在格先生的带领下乘地铁从城北到城南,先访问了俄国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萨哈罗夫曾应邀访问过中国社科院,对中国学者的拜访表现出极大热情,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主要在古罗斯思想文化、对外政策等,古罗斯与周边民族的互动则不能不纳入其考察视野,因此在询问了中国学者此次访俄行程的目的后,对中国欧亚学研究状况也饶有兴趣,表达了与中国学者合作的愿望。李锦绣向萨哈罗夫先生赠送了自己和余太山的著作并代表研究室同仁发出了口头邀请。由于计划中下一站将访问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匆匆告辞再进地铁。
  有着180多年不乏辉煌历史的东方学研究座落在市中心,近年来所里的经济状况从办公楼的内部装修一览无余: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大楼里,除了所长办公室外,无不显得破败不堪。由于所长出差,事前联系工作做得很不够(伍宇星为此暗地里做了无数次自我批评),所长秘书颇为优雅而殷勤地接待我们,临时联系中国研究部(所里至少有五个部门的研究跟中国有关)。该部约30名工作人员,三个研究室,分别研究中国古代及中古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思想文化,不巧的是专攻古代及中古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室主任波克夏宁先生不在办公室。李锦绣请所长秘书向所长转交带来的著作,秘书女士替所里的专业人士表示感谢,连称一俟所长出差归来,一定会召集有关人员把它们送到最需要的人士手中。同时,为了弥补此次遗憾,她专门打印了东方所有关研究室电话信息以备今后联系所需(东方所的网站几乎在180周年所庆时建好后就没再更新过,经询问得知近年来也未印刷有关东方所状况的小册子),随后体贴地送我们前往中国部(和其它俄罗斯建筑一样,这座小城堡般的大楼如同迷宫,不认真记住沿途特征,迷路就很正常了)。在走廊里碰上前来接我们的中国部研究员西涅茨卡娅女士(同样也是担心我们迷路,看来在这里迷路者不少)。在简陋寒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国部办公室里,西女士与同事勃柳姆欣先生为如此寒酸地接待客人深感抱歉,客人则为他们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依旧不失乐观和幽默而唏嘘。中国部一年一度的学术会议“中国国家与社会”已经连续召开了30多届,他们非常希望中国学者能够前来参加,趁此机会发出了口头邀请并留下联系方式供发正式邀请,同时,赠送数本前几届会议论文集。
  不知不觉中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而李锦绣和格先生尚未进午餐。格先生出门取大衣时向存衣间的大妈打听好了,就在东方所斜对面的教学楼里有食堂,因为赶时间也为节俭计,在食堂匆匆对付了一餐即赶回宾馆。同样为节俭计,这一天只保留了余教授一人的房间。而余教授索性连餐费也省了,不愿下楼就餐,而忙着与格里高利耶夫先生深情话别(格先生另有任务,不能送客人到机场)。伊万先生则在一旁催促大家出发。
  匆匆,太匆匆,带着楚瓦什人民的深情厚意,带着俄国学者赠送的沉重的学术著作,也带着沉甸甸的合作研究任务,12月5日晚,余、李教授离开了漫天飞雪的莫斯科,返回北京。
  
编辑:李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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