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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通史——隋唐五代卷》目录、绪论、后记


尹伟先 杨富学 魏明孔
2010-03-15 18:54:25 阅读
作者提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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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一章  隋代的甘肃

第一节  隋朝的建立及对甘肃的统治

一、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崛起

二、隋朝的建立及对甘肃的统治

第二节  行政建制

一、地方军政管理机构

二、地方行政建制

第三节  社会经济

一、农业

二.畜牧业

三、手工业

四、民族贸易与“张掖互市”

五、义仓与民间自救

第四节  人口

第五节  各民族的活动

一、汉民

二、吐谷浑

三、党项

四、粟特

五、突厥

第二章  唐代前期的甘肃

第一节    唐朝的建立与统一甘肃

一、唐朝的建立

二、唐朝统一甘肃

第二节 行政建制

一、地方军政管理机构

二、地方军政区划

第三节 唐代前期的社会经济

一、农业

二、水利的兴修与用水细则

三、林业生产

四、唐代前期的畜牧业

五、唐代前期的手工业

六、商业贸易

七、交通

八、赈灾

第四节  人口

第五节  民族分布与活动

一、粟特

二、突厥

三、党项

四、吐蕃

五、回纥

第三章  唐蕃对峙下的甘肃

第一节  吐蕃对河陇地区的占领

一 “安史之乱”的爆发与河西、陇右军队东调“勤王”

二、吐蕃对河陇的占领

第二节 吐蕃对河陇的统治

一、五节度使的设立与统治机构

二、推行部落制

第三节 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诸族

一、汉族

二、吐谷浑

三、粟特

第四节 唐蕃会盟

一、唐蕃清水会盟前的陇右形势

二、唐蕃清水会盟

三、唐泾原兵变  

四、吐蕃平凉劫盟

五、唐蕃在陇右的和战

六、长庆会盟

第五节  社会经济

一、农业

二、手工业

三、畜牧业

四、民族贸易  

第四章  晚唐五代时期的甘肃

第一节 吐蕃统治的结束及其影响

一、蕃将的混战及吐蕃统治在陇右的结束

二、张议潮沙州起事与归唐

三、嗢末起义

四、凉州六谷部的崛起

五、甘南藏族的形成

第二节   唐末五代各种政治势力在陇右的纷争

一、秦岐政权对陇东、陇南地区的统治

二、秦岐政权与梁、蜀的争斗

三、晋、汉、周与蜀在甘肃的争夺

四、达怛在河西的活动

五、沙陀在陇东的活动

六、龙家在河西的活动

七、陇东的党项族

第三节    归义军政权

一、张氏归义军政权

二、“西汉金山国”政权

三、曹氏归义军政权

四、归义军政权的世系

五、归义军政权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

第四节    甘州回鹘

一、回鹘的来源及其西迁

二、甘州回鹘王国的建立

三、甘州回鹘的社会与文化

四、甘州回鹘可汗的世系   

五、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六、甘州回鹘与西夏及吐蕃的关系

第五节  社会经济

一、农业  

二、手工业

三、畜牧业  

四、民族贸易

五、对外贸易

六、灾荒与赈灾活动

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甘肃的宗教与石窟

第一节    佛教的兴盛

一、隋、唐前期的甘肃佛教

二、吐蕃统治时期的甘肃佛教

三、归义军时期的河西佛教

四、晚唐五代时期河西佛教的世俗化

五、河西回鹘的佛教

六、河西民间佛教信仰

第二节   佛教石窟与艺术

一、莫高窟

二、榆林窟

三、庆阳北石窟寺

四、麦积山石窟

五、炳灵寺石窟

六、天梯山石窟

七、其它石窟

第三节   其它宗教

一、道教

二、祆教

三、摩尼教

四、景教

五、本教

第六章  隋唐五代时期甘肃的文化

第一节    文学

一、唐代陇右小说

二、诗歌

三、散文

四、变文与歌辞

第二节  音乐舞蹈

一、音乐

二、舞蹈

三、敦煌曲谱与舞谱

第三节  语言文字

一、汉语

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第四节  教育

一、隋至唐前期甘肃的教育

二、吐蕃时期河西地区的教育

三、归义军时期河西地区的教育

四、敦煌的儒学

    第五节    科学技术

一、医学

二、天文学

三、历法

四、印刷术

第六节  生活习俗  

一、服饰  

二、饮食 

三、婚姻

四、丧葬  

五、节庆

大事记

 

绪  论

 

隋唐五代史,起于隋文帝杨坚篡周建隋,终于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即581年至960年间,约380年。期间如唐代享祚尤长,隋与五代虽历时短暂,实为承先启后之过渡阶段。隋朝仅文、炀二帝,旋即覆亡,然唐承隋后,蔚为盛世。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平陈,统一天下,结束了三百多年来的动荡分裂,制度的创建,尽为唐所承袭,厥功甚伟。隋朝虽亡,但给唐朝统治者留下丁一笔无与伦比的丰厚遗产:一片东、南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的辽阔领土;一系列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完备而严密的制度(如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均田制,中央的三省六部制及地方的州县制,选拔官僚的新制度进士与明经二科等);还有一条沟通五大水系,流脉遍及中原及江南大部分地区的大运河,为唐代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牢固的基础。

隋朝承北周的余绪,对甘肃实行有效的统治。立国之初,吐谷浑、突厥多次侵扰西北凉州、兰州等地,隋文帝遣上柱国、行军元帅、乐安公元谐与行军总管贺娄子干等率兵反击,并取得了胜利。开皇三年(583年)十月,杨坚任命秦王杨俊为秦州总管,管辖陇右地区各州。隋文帝废郡,实行州县两级制。大业三年,炀帝又改州为郡,是郡县两级制。按《隋书·地理志》记载,大业五年全国共有190郡、1255县。其中,属于今甘肃地方的有17个郡,辖县治所在甘肃的有75县。

隋朝初年,社会稳定,甘肃人口和生产发展较快,到大业初年已拥有189万多人。当时,陇右和河西是天下闻名的富庶之地。经济发展较快,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业都得到迅猛发展。在河西民间民族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大业五年(609年)炀帝西巡河西,在张掖接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节,这是隋朝在甘肃境内的依次重大活动。接受,隋朝采取有效措施,由中央政府在河西地区直接控制民族贸易,这样以“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张掖国际性贸易就全面展开,对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扫平群雄,盛唐声威,远播东、中亚广大地区,后经“安史之乱”而告中衰,犹能维持150年国祚,自有其深厚基础。五代十国虽各建国立朔,但历时短暂,疆域倨蹙,究其根源,乃中晚唐政局所衍生,故并此为一段落,亦能符合历史发展的脉络。

唐朝建立之初,相继平定割据陇右的薛举、李轨政权,统一了甘肃。今甘肃大部分地区被划归陇右、河西二道管辖,分设节度使以治理之。而陇东地区则属关内道,陇南小部分地区或属山南西道,或属剑南道。当时甘肃共驻兵14. 8万人,其中河西节度使辖兵7万余人。

唐代前期甘肃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农业生产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改进,均田制在甘肃地区长期得到推行。由于河西地区因远离中央统治区,在中原地区均田制遭到毁坏后,仍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唐代宗大历(766779年)年间,敦煌文献中仍然有土地授受的记载。唐代前期,为解决驻军口粮,唐朝在河西屯垦开渠,灌田46. 54万亩,收获粮食20余万石。天宝八年(750年),唐朝全国屯田总收成191. 396万石,而河陇地区收成是70. 096万石,占全国产量的37%左右。均田制的推行,屯垦规模的扩大,尤其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甘肃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水利建设发展更快,不管是大型水利工程,还是小型灌溉工具,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甘肃成为当时农业生产发达,商业经济繁荣的地区。“自安远门(长安西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 与此同时,甘肃地区的畜牧业也取得了重大进步,成为全国重要的马匹供应地。唐代前期,甘肃境内的城郭居民的主体仍是汉人,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游牧民族。其中,有不少是汉化的胡人,还有从中亚粟特地区陆续来的昭武九姓胡。此外,突厥、吐蕃、党项,以及回鹘别部——契苾,都曾活动于甘肃这块热土。各民族友好相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唐代陇右地区的民族贸易内容丰富,就民族贸易内容来说,在唐代经历了一个由传统民族贸易向民族互市为主的变化过程。唐代前期西北地区互市的基本内容是绢马贸易。安史之乱后还出现了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使互市出现了新的内容。

唐代在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扩拓或修建新道路,交通运输有了新的发展,在全国的交通网络中,陇右地区因丝绸之路贯穿全境、军事和民族战略地位重要,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丝绸之路的繁荣,唐蕃古道的兴盛,都是这一时期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内容。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边兵内撤,吐蕃乘机攻占陇右、河西地区,此后,吐蕃长期在这些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以旧有的部落制代替唐朝的郡县制,并设青海、鄯州、河州、凉州、瓜州五节度使以治之,在五节度使之上,另设东境节度大使。

吐蕃统治者在占领区往往实行同化政策。河湟地区的羌人、吐谷浑人,经过吐蕃的同化,后来都迅速地融入吐蕃民族之中。对河西、陇右及西域的汉人,吐蕃照样采用积极的同化政策,引起了当地人民的不满。848年,张议潮发动起义,推翻了吐蕃在沙州的统治,并从吐蕃手中收复了河西诸地,被唐朝任命其为归义军节度使。872年,回鹘人进驻甘州,势力迅速发展,建立政权,成为归义军政权的强邻,与张氏归义军政权征战不已。914年,曹议金取代张承奉成为归义军节度使,注意改善与周边民族关系,使这个政权在强邻的夹缝中生存了一百多年,至1036年灭亡于西夏。

隋唐五代起,甘肃的文化现出繁荣的景象。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祆教及吐蕃人尊奉的本教都有所传播,佛教石窟艺术,都在这一时期发展至极盛,在著名的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和永靖炳灵寺石窟中,都涌现出大量的属于这一时期的艺术杰作。隋朝尽管仅存在了38年,但莫高窟现存的隋代石窟却达70多个,平均每年都差不多有两个新窟建成,而且有些洞窟规模宏大,可见当时造窟活动的兴盛。在唐五代宋初,莫高窟的营造更是进入了繁盛期,开凿或修建的洞窟达303个,占莫高窟492窟的五之二强。在炳灵寺石窟中,单唐代洞窟就在三分之二以上。

唐代甘肃的传奇小说一直为后人所重视,陇西三李(李朝威、李公佐、李复言)和安定(今甘肃泾川县)人皇甫枚的传奇小说《柳毅传》、《柳参军传》、《续玄怪录》、《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庐江冯媪传》、《古岳渎经》、《三水小牍》等,在唐及其以后的影响很深。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一大批诗歌、曲子词、变文和俗曲抄本,此外还有大量文献记录了这一时期甘肃科学技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从中可以管窥隋唐五代时期甘肃文化艺术的发展概貌。

最后,需要对隋唐五代时期甘肃的自然状况及经济发展的关系略作说明。

根据现有资料判断,植被覆盖情况较好,资源丰富,故而往往成为游牧民族理想的高山牧场。山脉之间的山前冲击平原、河谷平原往往是重要的农业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诸绿洲等。其特点多是依赖于现代高山冰川融水所提供的持续、有保障的水源而成为稳定的农业区的。总的看来,直到隋唐五代时期,西北地区的降水量要比现在多,人类活动对水源的利用程度远远不及今天,因此那时的地表径流常常比较充裕,某些现已干涸的湖泊和河流在当时都是有水的。

隋唐五代时期的甘肃,总体上气候干旱,自然景观以农牧区交错分布为主。相应的,甘肃与其他地区相比表现出的一系列差异中最为主要的因素就是水分条件。从整个大气环流系统来看,甘肃位于中纬度西风带,高低气压的活动十分频繁。冬季大部地区处于蒙古高压的控制下,气候干冷。夏季处于大陆低压北缘,再叠加青藏高原对气流的影响,使得西北地区夏季气温很高,气候燥热。于是本地区总体上具有云量少,日照丰富,气温日较差、年较差均变化突出,西北地区气候显露出明显的大陆性。

虽然自唐代以后,祁连山区林草资源已遭受破坏,可是基本情况较今日为好。属于唐代前期所著之《沙州都督府图经》(P. 2005)描述了甘泉水(今党河)上游河谷的概况,称有“美草”、“瀑布”、“桂鹤”、“蔽亏日月”、“曲多野马”、“狼虫豹窟穴”、“山谷多雪”等现象。从中可以推知现在极为干旱的祁连山西段当时呈现的是林草茂盛、雨雪丰沛、瀑布长流、各类禽兽出没其间的情形。但是在河西人口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对于祁连山林草的破坏与日俱增。《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提到,在开元二十五年(727年)吐蕃攻毁瓜州城撤走后,张守珪出任瓜州刺史,当时“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珪设祭祈祷,经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记其事。”这里提到的大批随水流冲出的木材,系南部祁连山区所出,可见其时祁连山西段植被保有的数量不小。[2]

隋唐时代,中原和西域的政治和贸易关系大大加强,丝绸之路也呈现出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时人对沙漠地区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成书的《沙州都督府图经》中对沙州一带的沙丘地形作了准确的描述:“水东亦是鸣沙流山。其山流动无定,峰岫不恒。俄然深谷为陵,高崖为谷;或峰危似削,孤岫如画;夕疑无地,朝已干霄。中有井泉,沙至不掩,马驰人践,其声若雷。其水西有石山,亦无草木。”[3] 古人对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西北地区干旱景观的记载,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当时甘肃的地表植被是大有裨益的

对于包括河陇地区在内的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边地,隋唐政府并不是一味地实施移民垦殖,而是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宜农则耕,宜畜则牧,屯垦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河套平原、河西走廊、湟水流域、大山南北等可以发展灌溉的绿洲地带,至干陕北、陇东、陇西等黄土高原地区,则设置国家监牧区,以畜养马匹和牛、羊为主。国家监牧区的设置,基本上解决了西北地区乃至整个北方边地的军马供应和农耕、运输的畜力问题,从而使唐王朝不至于像其他朝代那样过分地依赖与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未获得必需的马匹。应当说监牧区的设置与移民屯垦并重,作为隋唐王朝经营西部地区的一条基本国策,在巩固国防安全、促进边地经济开发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黄土高原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地区,如果过度垦殖,就会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导致区域生态环境的退化。唐王朝将其划为国家监牧区,有计划地限制了农业生产的规模,有利于本地区长期保持比较良好的生态环境。[4] 正因为如此,在隋代和唐前期,黄土高原地区较少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社会经济得到稳步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甘肃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特别明显,从大的方面看,可分为隋朝(581618年)、唐前期(618755年)、吐蕃与唐朝对峙期(755848年)、唐后期至五代(848960年)共四个时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归义军自848年建立至1036年亡于西夏,历史横跨晚唐五代与宋初,甘州回鹘自9世纪晚期建立政权至1028年亡于西夏,也经历了晚唐五代与宋初三个时期。如果只写晚唐至五代这一段,将以后的历史入于宋元卷,就很难操作。因为很多内容,明确可归于归义军或甘州回鹘,但无法辨明是早期或晚期,也就难以下笔。故这里将二者并入隋唐五代卷。

本卷在引文时,凡注释性文字,一律使用圆括号,凡补充性文字,一律使用方括号,以示区别。所引文字有缺者,可断定所缺字数时,用一□表示一字,无法确定字数时,用……,引者增补的文字,以在文字上加方框的办法标明,如。这是需要说明的。

本卷的撰写,参考了众多前贤的研究成果,但由于通史的体例所限,未能一一予以注明,这是本人深以为憾的,敬请诸位前贤谅解。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甘肃通史·隋唐五代卷》是由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尹伟先、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杨富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史研究所魏明孔三人合作完成的。先由尹伟先拟定了大纲,再约请杨富学和魏明孔参加编写。我们三人的分工是:

尹伟先承担第一章《隋代的甘肃》(经济部分除外)、第二章《唐代前期的甘肃》(经济部分除外)及附录的撰写。

杨富学承担第三章《唐蕃对峙下的甘肃》(经济部分除外)、第四章《晚唐五代的甘肃》、第五章《宗教与石窟》、第六章《隋唐五代甘肃的文化》及《大事记》的撰写。

魏明孔承担第一至第三章经济部分的撰写。

最后由杨富学通读全书,统一体例,删繁就简,润色文字,并提供照片。

本卷书稿还请陆庆夫和李宝通教授参加了审定工作,他们的意见为本卷增色不少。杨、魏二位博士百忙之中应邀参与本书稿的撰写,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由衷地感谢。《甘肃通史》主编刘光华教授自始至终关心本书稿的写作,并参加了部分章节的修改,倾注了大量心血,其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难以忘怀。读者出版集团图书出版中心的李树军主任、责任编辑连凌云同志,对本卷的编校事宜,辛苦尤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直接或间接地参考了学术界一大批学者的研究成果,没有前贤的研究成果,我们要完成这部书稿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由于体例所限,恕不能一一注明,请予谅解。

                                       

尹伟先

20081

 

[1] 《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753)八月条。

[2]  李并成:《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第116

[3]  敦煌文书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页。

[4]  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22页。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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