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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摩尼教研究百年回顾


杨富学
2004-06-01 09:35:50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于《敦煌学辑刊》199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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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摩尼教研究百年回顾

 

摩尼教是3世纪在波斯兴起的一种宗教,因其创始人为摩尼(216-277?)而得名。中国旧译明教、明尊教、二尊教、末尼教、牟尼教等。该教在拜火教的理论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诺斯替教和佛教等教义思想而形成自己的信仰,其主要思想是世上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二元论。摩尼教在波斯曾盛极一时,后来因受波斯王瓦拉姆一世(274-277)的残酷迫害,教徒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传入河中地区,以后逐渐东传进入中国,于762 / 763年再传入回纥。8-9世纪时,在回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久边替代了原来盛行的萨满教,一跃成为回纥的国教。在漠北回纥汗国(744-840)的推动下,摩尼教在中原地区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除了伊朗、中亚、中国之外,摩尼教还曾流行于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北非、欧洲、小亚细亚乃至南亚次大陆等许多地方。摩尼教的经典也曾由叙利亚文先后译成拉丁文、希腊文、亚美尼亚文、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突厥文、粟特文、汉文、大夏文、回鹘文、阿拉伯文等十余种文字。

对于摩尼教的研究,本世纪以前,主要依据的是见解资料,即依靠古代与摩尼教对立的一些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的记载。摩尼教由于屡受迫害,加上早已亡绝,本身未留下传世文献。研究不免存在巨大的局限性。这一状况直到本世纪初吐鲁番、敦煌摩尼教文献的相继发现才得以改变。

1902年开始到1914年,德国先后向新疆派出了四次“吐鲁番考察队”,于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石窟等地获得了大量的古代写本,分别用24种语言和17种文字写成,大多为宗教内容,其中除为数丰富的佛教文献和少量景教文献外,还有数千件摩尼教文献残片和一些壁画。[1]这还只是当时吐鲁番等地流行的摩尼教文献的一少部分。据勒柯克报道,他来到高昌故城时,当地农民告诉他,5年前在夷平一座废庙时,曾发现有成车的手抄本,被悉数抛入河中。根据该农民描述的写本样式,勒柯克断定其为摩尼教文献。[2]他还在高昌故城的K遗址发现过一个收藏有摩尼教文献的藏书室,地上书稿约积有两尺厚,惜所藏书籍都被泥水浸泡过,腐烂不堪,无从复原。[3]

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主要用回鹘语和中古伊朗语(包括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和粟特语)写成,所用文字主要是回鹘文和从福音体文字演化而来的摩尼文书写。

除吐鲁番外,敦煌也有一定数量的摩尼教文献出土,分别用汉文、回鹘文和摩尼文书写。这些文献大多已由斯坦因、伯希和携归至伦敦和巴黎。仅有少数见藏于北京图书馆等收藏单位。

吐鲁番、敦煌发现的这些摩尼教文献,与汗牛充栋的佛教文献相比,数量虽不是很大,但它们却因内容详细而显得特别珍贵。其中最有意义的文献当推敦煌、吐鲁番地区都有发现的《摩尼教徒忏悔词》。

敦煌所出《摩尼教徒忏悔词》是1907年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于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8212-178(旧编号为ch.0015) ,卷子式,共338行,用摩尼文回鹘语写成,文字秀美、清晰,包括15项具体忏悔的内容,全篇仅缺开首部分,是现存回鹘语《摩尼教徒忏悔词》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早在1911年,即已由勒柯克校订刊布。[4]

1908年,俄国探险家迪亚科夫(A.A.D’yakov)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发现了另外一件《摩尼教徒忏悔词》,现存圣彼得堡。写本现存160行,用回鹘文写成,由拉德洛夫译释刊布(附有原文模拟、德译文和注解)。[5]继而又对之作了补充。[6]马洛夫随后又对其进行了新的研究。[7]

保存这一文献更多的是柏林。现已发现的写本就已超过20件,有的用回鹘文书写,也有的用摩尼文书写,1911年均由勒柯克刊布。[8]在此之前的1904年,缪勒便发表了其中的二件。[9]后经研究、甄别,始被确定为《摩尼教徒忏悔词(Xvāstvānift)》译本。继之,邦格[10]和沙德尔[11]亦分别对其进行过研究。

以上诸本中,伦敦本保存最完好,最不完整且不连贯的是柏林藏本,但每种写本都保存有其他两种写本所缺的内容,如伦敦本所缺的开首部分,在柏林本中恰好就可以找到。写本所使用的文字不同,而且各抄本每行的字数各异,长短有别,故总行数也就大不一样。但将之结合起来,恰好可得足本。这一工作后由季米特里耶娃完成。[12]在这一足本的基础上,李经纬又对之进行了新转写、疏证与汉译。[13]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丹麦学者阿斯姆森(J.P.Asmussen)对这一著作的研究。1963年,他发表了《摩尼教徒忏悔词:摩尼教研究(Xuāstvanift—Studies in Manichaeism)》(哥本哈根,1965年)一书,书中通过对有关文献的系统研究,系统阐述了摩尼教徒的忏悔活动,并将之与拜火教、基督教信徒的忏悔仪式进行了比较,深的学界推重。书末还附有1904年至六十年代初西方和俄国发表的摩尼教研究论著目录。

除了《摩尼教徒忏悔词》之外,吐鲁番还出土有许多其它的忏悔文书。[14]在一封编号为T II 122 (Ch/U 6854)的回鹘文信函中出现了《摩尼教徒忏悔词》中人们常见的询问收信人身体状况的帕提亚语问候语:manāstār hirzā(意为“请赎罪!”)。[15]收信人很可能是某位摩尼教精神领袖。遗憾的是,此信过于残破,难以进行更详尽的研究。

    回鹘语摩尼教文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赞美诗,它们中间还发现有诗文的原稿。[16]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贝叶本文献。该文献的首次刊布是由勒柯克完成的,他转写了其中的5叶。[17]他当时猜测该文献应含有摩尼教赞美诗内容。邦格W.Bang)和葛玛丽通过甄别,将当时所知所有属于摩尼教赞美诗的残片拼合在一起,在《吐鲁番突厥语文献(Türkische Turfan-Texte)》第3卷(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1930年,第183~211页)中刊布了178行内容。后来,阿拉特(R. R. Arat)又整理出该文献的完本,在《古代突厥语诗歌(Eski Türk Şiiri)》第7号中,将其以一种标准的正字法和四行诗形式编订出版。1931年,邦格有发表了另外的几叶残片。[18]余下的各叶后由葛玛丽刊布于《吐鲁番突厥文献(Türkische Turfan-Texte)》第9卷(=《柏林德国科学院集刊(ADAW)》,1956年第2号,柏林,1958年)第7号文献中。在同一出版物中,文特(W. Winter)对其中的一首用龟兹语写成的赞美诗进行了整理与研究。美国学者克拉克以上述成果为基础,对赞美诗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使文献的结构安排得以更趋完善。[19]

柏林收藏的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残卷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而受到学界重视。邦格、葛玛丽于1929年将其刊布于《吐鲁番突厥文献(Türkische Turfan-Texte)》第2卷中。随后,恰哈台有将其收入自己的著作之中。[20]牛汝极、杨富学进一步研究了这一文献,并以之为据探讨了摩尼教初传回鹘汗国时的情况。[21]

柏林藏品中描写历史事件的唯一一件摩尼教文献也是用回鹘语写成的,内容列举了所述时间的前因后果。[22]很多摩尼教残卷属二次使用(即利用旧文书的背面书写),这一点在佛教文献中是不常见的。[23]

在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中还发现有摩尼为启迪波斯王沙卜尔一世而用中古波斯语写成的教义概要——《沙卜拉干(Sāpuragān)》的译文残卷。另有七件其它摩尼教经典的译文残卷。[24]还有一些文献讲述的是摩尼教之讲经内容。[25]其中有佛祖前生作为王子时的本生故事节选和一份回鹘语巨人书(?)译文残卷等。

柏林收藏品中那些没有发表的以摩尼文或回鹘文书写的摩尼教写本残卷,自1965年以来也相继得到研究,已有零星研究成果发表。[26]茨默著《摩尼教突厥语文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一集大成的工作。[27]

新疆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回鹘文摩尼教寺院经济文书也引起了学术界特别的关注。该写本用回鹘文书写,共125行,照片已由黄文弼发表于《吐鲁番考古记》中。[28]文书详细记载了高昌、交河和唆里迷摩尼教寺院的经济活动,对中亚摩尼教活动情况的研究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茨默最先翻译出其中的一些段落,[29]后来耿世民予以全文转写,并译成汉语发表。[30]对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杨富学、牛汝极已撰文予以讨论。[31]森安孝夫则对该文献进行了全新的研究。[32]

京都大学文学部收藏的摩尼教徒祈愿文残片由羽田亨发表。[33]继由森安孝夫作了更详尽的研究。[34]

敦煌发现的回鹘摩尼教文献除前揭摩尼文《摩尼教徒忏悔词》外,尚有六件内容不同的写本。其中四件藏巴黎,一件藏伦敦,均由哈密顿刊布。[35]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唯一一件编号为冬61的回鹘文摩尼教文献也于近期得到刊布。[36]

除上举文书外,今已刊布的出版物中还包括有大量的较小残卷,其中一部分很难甄别。此外还有很多未刊布的残卷,[37]因此可以说,对摩尼教文献的研究尚未结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38]

    上文所述的这些回鹘语摩尼教文献残卷,不管其大小或内容清楚与否,都从不同的方面为我们认识摩尼教在回鹘人中传播以及摩尼教与回鹘语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都向我们提供了认识古代回鹘历史文化的有用信息,弥足珍贵。

 



[1]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页;管平、辛华《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四次新疆之行》,载《新疆文物》1991年第4期,第119~128页。

[2] 勒柯克著,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3] 同上书,第50页。

[4] 勒柯克(A.von Le Coq)《斯坦因博士与敦煌发现的回鹘语〈摩尼教徒忏悔词〉(Dr.Steins Turkish Khuastuanift from Tun-huang, Being a Confession-Prayer of the Manichaean Auditores)》,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1年,第277~314页。

[5] 拉德洛夫(W. Radloff)《摩尼教徒忏悔词研究(Chuastuanift. Das Bussgebet der Manichäer)》(=《帝国科学院通报(Bulletin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1909年第6),圣彼得堡,1909年。

[6] 拉德洛夫《摩尼教徒忏悔词研究补正(Nachträge zum chuastuanift (chuastuanvt),  dem Bussgebete der Manichäe (Hörer))》,载《帝国科学院通报》,圣彼得堡,1911年,第867869页。

[7]马洛夫(С.Е.Малов)《古代突厥语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бменности)》,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年,第108~130页。

[8] 勒柯克《摩尼教徒忏悔词(Chuastuanift, ein Sündenbekenntnis der manichäischen Auditores)》,载《普鲁士科学院论文(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10年号,柏林,1911年。

[9] 缪勒 (F. W. K. Müller)《摩尼教福音体文字写本残卷(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 aus Turfan, Chinesisch-Türkistan)》,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4年,第241268页。

[10] 邦格(W.Bang)《摩尼教徒忏悔词(Maniche Laien-Beichtspiegel)》,载《博物馆(Le Museon)》第35卷,1923年,第137~242页。

[11] 沙德尔(H.H.Schaeder)《摩尼教文献的新发现与研究(Der Manichäismus nach neuen Funden und Forschungen)》,载《东方杂志(Morgenland)》第28 卷,莱比锡,1936年,第80~109页。

[12] 季米特里耶娃(Л.В.Дмитриева)《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词(Хуастунифт. 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载《突厥学研究(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年,第214232页。

[13] 李经纬《古代维吾尔文献〈摩尼教徒忏悔词〉译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第5778页。

[14] 指T I D 615 (U 5464)、T II 894 (U 5501)和T II D 93 (U 5571)诸残卷,分别刊载于茨默(P.Zieme)《摩尼教突厥语文献(Manichäisch-türkische Texte)》(=《柏林藏突厥语文献(Berliner Turfantexte )》第6种),柏林,1975年,第23~25、19~21页。

[15]茨默《摩尼教突厥语文献》,第68~69页。TM 197 (U 5281)号残卷也为具有同样特点的文书(同上书,第65~66页)。

[16] 葛玛丽(A.von Gabain)《古代突厥语文学(Die alttürkische Literatur)》,载《突厥语言基础(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第232~233页;阿拉特(R.R.Arat)《古代突厥语诗歌(Eski Türk Siiri)》,安卡拉,1965年,第1~7号文献。

[17]勒柯克《高昌出土突厥语摩尼教文献(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第3部分(=《普鲁士科学院论文(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22年 第3号),第39号文献。

[18]邦格(W.Bang)《摩尼教讲师(Manichäische Erzähler)》,载《博物馆(Le Museon)》44卷,1931年,第24~35页。

[19] 克拉克(L. V. Clark)《摩尼教贝叶书(The Manichean Turkic Pothi-Book)》,载《古代东方研究(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第9卷,1982年,第145~218页。

[20] 恰哈台 (S. Çagatay)《突厥方言例证(Türk Lehçeleri Örnekleri)》,安卡拉,1963年。

[21] 牛汝极《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残片释译》,载《语言与翻译》1987年第2期;杨富学、牛汝极《牟羽可汗与摩尼教》,载《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第8693页(在收入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时增补了文献研究的内容)。

[22] 茨默《高昌出土的一件摩尼教书籍残卷(Ein manichäisches Buchfragment aus Chotscho)》,载《汤姆森纪念文集(Festschrift für V.Thomsen)》,莱比锡,1912年,第145~154页。

[23] 葛玛丽《古代突厥的纪年方式(Alttürkische Datierungsformen)》,载《乌拉尔-阿尔泰学年鉴(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第 27卷,1953年,第191~203页;同氏《古突厥人生活的草原与城市(Steppe und Stadt im Leben der altesten Türken)》,载《伊斯兰教(Der Islam)》第29卷,1949年,第30~62页。

[24] 葛玛丽《古代突厥语文学(Die alttürkische Literatur)》,载《突厥语言基础(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第234页。

[25] 邦格《摩尼教讲师(Manichäische Erzähler)》,载《博物馆(Le Museon)》第44卷,1931年,第1~36页。参见阿斯姆森《作为文化遗产中介者的摩尼教(Der Manichäismus als Vermittler Literarischen Gutes)》,载《Temenos》第2卷,1966年,第5~21页。

[26] 茨默《用摩尼文书写的突厥语摩尼教残卷(Ein manichaisch-türkisches Fragment in manichaischer Schrift)》,载《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第23卷,1970年,第157~165页;《关于突厥摩尼教的一个问题(Zu einigen Problemen des Manichaismus bei den Türken)》,载《阿尔泰人的传统宗教与半宗教(Traditions religieuses et para-religieuses des peuples altalques)》,斯特拉斯堡,1972年,第173~179页。

[27] 茨默《摩尼教突厥语文书 (Manichäisch-türkische Texte)》(=《柏林藏吐鲁番文献 (Berliner Turfantexte)》第5种),柏林,1975年。

[28]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五号),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4年,图版89~94。

[29]茨默《一份关于高昌回鹘王国摩尼教寺院经济的回鹘文文书 (Ein uigurischer Text über die Wirtschaft manichaischer Klöster im uigurischen Reich von Qočo)》,载《阿尔泰语言研究(Researches in Altaic Languages)》,布达佩斯,1975年,第331~338页。

[30] 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第497~516页。在该文被收入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9~548页)一书时,作者又作了校订。该文后被译为英文,发表于《中亚杂志(CAJ)》第35卷第3-4期,1991年,第209~230页。

[31] 杨富学、牛汝极《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释文的几个问题》,载《西北史地》1992年第4期,第4046页。收入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15~227页。

[32]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1991年,第3583页。

[33] 羽田亨“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断简”,载《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京都:弘文堂,1931年,第13451368页。

[34] 前揭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第186199页。

[35] 哈密顿(J. Hamilton)《9-10世纪敦煌回鹘文写本集成(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巴黎,1986年。另见杨富学巴黎藏敦煌本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文译释》,载《敦煌学》16辑,台北,1990年,第41~45页(收入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09~214页);牛汝极、杨富学《五件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考释》,载《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第109~115页。

[36] 同上,第200204页。另见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26227页。

[37] 参见茨默《一首摩尼教突厥语诗歌(Türkee bir mani siiri)》,载《突厥语言研究年报(Türk Dili Arastirmalari Yillgi Belleten)》,1969年,第39~51页;《一件用摩尼文写成的摩尼教突厥语残卷(Ein manichäisch-türkischer Fragment in manichäischer Schrift)》,载《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第23卷,1970年,第157~165页。

[38] 茨默《吐鲁番突厥语摩尼教文献的语言与文字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Schrift und Sprache der manichäisch-türkischen Turfantexte)》,博士论文,未刊。

编辑:乌云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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