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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文化考屑


杨富学
2010-05-10 17:45:59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姜锡东、丁建军主编:《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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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摩尼教于763年传入漠北回鹘汗国以后,迅速发展成为回鹘国教,其影响渗透到汗国社会、经济、外交及文化的各个方面。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崩溃,部众四散,其中迁入河西者以甘州为中心建立了甘州回鹘王国。由于受到当地流行的宗教文化的影响,回鹘宗教信仰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被奉为国教的摩尼教虽继续流行,但势力越来越弱。而在漠北时期并不流行的佛教,却异军突起,取代摩尼教而成为甘州回鹘国最为流行的宗教,同时萨满教遗俗继续存在。这些成为甘州回鹘宗教信仰的显著特点。

【关键词】摩尼教;佛教;萨满教;回鹘;甘州

 

本文系本文为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回鹘摩尼教研究》(批准号07BZS003)阶段性研究成果。

 

甘州回鹘是9世纪晚期至1028年间由河西地区的回鹘人以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为中心建立的民族政权。由于该政权地处西北,与中原隔绝,故史书对其记载甚鲜,在文化方面更是如此,故学界对甘州回鹘的文化状况不甚了了,缺乏系统的研究。近期,笔者在系统整理有关资料时发现,在敦煌出土古代写本、石窟考古资料及西人行记中,可填补历史记载空白的资料尚有不少,有待于深入挖掘。这些资料都堪称研究甘州回鹘文化史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本文拟以这些资料为依据,结合史书的相关记载,对甘州回鹘之文化状况略作考论。

 

一、回鹘文的行用

 

回鹘文是以回鹘为代表的北方突厥语族诸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来源于中亚流行的粟特文。创制年代史无明载,考虑到763年回鹘接受摩尼教并将之定为国教后,回鹘文化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一因素看,其创制时间应在摩尼教输入回鹘汗国不久,即8世纪后期。遗憾的是,回鹘文在漠北回鹘汗国中行用的证据甚为稀见,惟一的证据就是20世纪50年代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布苏省 (Увсаймгийн) 图尔根苏木 (Тургэнсум) 发现的书有8行回鹘文文字的碑铭——乌兰浩木碑。该碑的时代无法确定,仅知为840年回鹘汗国迁徙之前的遗物,差强可证回鹘文在漠北回鹘汗国的使用。[1]

回鹘文在8世纪后期虽已创制,但并不流行,勒立于820年左右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没有使用这种文字,却使用了回鹘汗国境内一直流行的突厥卢尼文、粟特文和汉文。《九姓回鹘可汗碑》是漠北回鹘汗国第九代君主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的记功碑,碑文歌颂了回鹘建国以来直到保义可汗时的历代可汗事迹。[2] 如果当时回鹘文字很流行的话,在刻记功碑时是不应被忽略的。

回鹘文的流行,主要在回鹘于840年西迁西域河西地区以后。今天所能见到的回鹘文文献,绝大多数出土于高昌回鹘王国境内,主要集中于吐鲁番一带,此外在哈密、库车、吉木萨尔、莎车等地也有发现。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回鹘文文献数量也不少,达数百件。这些数以万计的回鹘文文献,既有敕令、契约文牍和历法医籍,也有宗教典籍、文学作品,是我们认识与研究古代维吾尔族及中亚诸族历史文化的取之不尽的宝藏。

至于回鹘文在甘州回鹘王国境内是否也曾流行?由于缺乏直接的回鹘文文献证据,学界多略而不论。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裒集整理,庶几乎可以确认,回鹘文字在甘州回鹘中确曾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使用。这里先看清人吴广成著《西夏书事》卷12中的有关记载:

 

元昊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

 

在西夏蕃字院所掌管的文字中,既有藏文(西蕃),也有回鹘文,与二者并列还出现有“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张掖是甘州回鹘的国都,交河指的则是高昌回鹘的国都。回鹘文是高昌回鹘最流行的文字,此外是汉文,另外还有摩尼文、福音体文等。汉文归入汉字院;摩尼文自10世纪末以来即随着摩尼教的衰落而少见使用,更未对西夏产生影响;福音体文在回鹘汗国使用不多,然而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偶有所见。所以,西夏蕃院所管的“交河”文字,其实主要也是指回鹘文。推而论之,“张掖”文字自然主要指的也应是回鹘文。在敦煌出土的汉文写本敦研001 + 敦研369 + P. 2629《归义军衙府酒破历》中有“案司修甘州文字”(第46行)、“供修甘州文字孔目官”(第85行)等字样,同时又可看到“孔目官修西州文字”(第23行)、“案司修西川(州)文字”(第92行)等文字。[3] 这里的案司,又称“孔目司”,为归义军节度使下属机构,掌文案,其主事者称都孔目官。沙州案司内孔目官所修“甘州文字”、“西州文字”,无疑均指回鹘文。

从敦煌等地发现的回鹘文写本中也可看到回鹘文在张掖地区的流行。在日本京都有邻馆藏有一件非常残破的回鹘文佛经印本,现仅存4行,文曰:“愿成就圆满。至正二十一牛年(1361年)三月一日于甘州(Qamču)印制。善哉,善哉。”[4] 说明,元朝时甘州仍有回鹘文佛经印制,体现了回鹘文字在这一地区的流行及回鹘文化的发达。

 

二、汉文与吐蕃文的行用

 

除了回鹘文外,汉文与吐蕃文在甘州回鹘境内也当通用,这从敦煌发现的诸多甘州回鹘官方文献中即可得到证明,因为这些文献都是汉文书写的,如敦煌P. 3931即为其典型代表。P. 3931号汉文写卷存有40余件文献,所含内容大致可分为4类:

1)印度高僧东行之牒文与游记三篇,是五代时期中印文化交往的重要佐证。

2)十二个月“贺官”书。

3)各种往来状、启、书札。

4)甘州回鹘上后唐朝廷之表本。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后的两件《表本》(即3940)。兹录其第一件全文如下:

 

表本

臣闻,开元  圣帝,统有万邦,蓟门贼臣安

禄山叛逆,倾陷中国,歼灭贤良,社稷烟灰,銮

舆西幸。厶曾祖  圣明,厶官点率部下,铁骑

万人,亲往征讨;未及旬月,尽底铲除,上皇

及肃宗皇帝却复宫阙。朝廷念以

粗有巨功,特降  公主。其于盟好,具载史书。

自后回鹘与  唐朝代为亲眷,贡输不绝,

恩命交驰。一从多事以来,道途榛梗,去光化

年初(898899年前后),  先帝(唐昭宗)远颁册礼,及  恩赐无限

信币,兼许续降  公主,不替懿亲。初闻銮驾东迁,后知已无宗派。瞻  天望  日,

空切愤怀。今者  陛下统御寰瀛,恩沾

远迩。去冬剖陈志恳,亦已闻  天。依赖

陛下,便同  唐朝  天子。用结千秋之愿,

将连万代之荣。重重血诫,辄具披写。污渎

天听,伏切惭惶。

 

这是甘州回鹘上给中原王朝的上表,收表人为后唐庄宗,其时据考当在同光三年底或四月初(925926年),或者稍晚一点。[5] 该表本用汉文撰写,文笔优美,书写体例一同中原地区。其撰写者当为甘州回鹘境内精通汉文官员,而抄本则是由沙州出使甘州的使头或属员所写。[6] 而沙州呈给甘州回鹘的文件也多用汉文书写,如P. 3633《辛未年(911)七月沙州耆寿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P. 29923)《长兴二年(931年)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致甘州顺化可汗书》等,说明汉文在甘州回鹘中是很常用的。

《宋史》卷四九○《回鹘传》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上表言宝物公主疾死,以西凉人苏守信劫乱,不时奏闻;又谢恩赐宝钿、银匣、历日及安抚诏书。”这一记载说明,北宋皇帝曾将“历日”赏赐给甘州回鹘。在我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向藩属及地方政权颁赐历日,是常用的羁縻手法之一。这些历日无疑都是用汉文编写的,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回鹘的汉文水平。

此外,藏文亦为甘州回鹘所借用,如在敦煌发现的古代吐蕃文写卷中,即有出自甘州回鹘王室及其地方官府的文件。

出自回鹘王室者是两件吐蕃文诏书,其一为P. T. 1188《天福七年登里可汗诏书》,有文字21行,其上盖印。字迹相当紊乱,但从中仍可看出它是回鹘登里可汗于天福(原卷作Then-phug)七年(942年)阴金兔年(辛卯)春季正月十五日所颁授予悉董那旺论军功告身的诏令。诏令称悉董那旺论之先祖曾攻克朵喀尔城堡,先后为王施政,广益功德,四处征战,不惜人马。以其功业而委以乌浒尔伊难支于迦之职。其中,登里,即回鹘文Tängri之音译,为“天”之意。“天可汗”、“天王”、“天大王”常见于于阗王与回鹘可汗的称号之中。因从未发现于阗王以回鹘自称的先例,再考虑到高昌回鹘初期与吐蕃的长期敌对关系诸因素,可以推定,这里的登里可汗应为甘州回鹘的可汗。结合甘州回鹘可汗的世系,可以考虑此人应是仁裕(?~960年)。悉董那原为吐蕃的千夫长,以其先人之功业,而被授予伊难支于迦之职。伊难支,回鹘文作Inanč,常见于回鹘人名、官号之中;于迦(吐蕃文写作vuga),借自回鹘文的Ügä,是典型的回鹘官号。

其二为P. T. 1082《登里埃部可汗回文》,系甘州回鹘埃登里可汗(天睦可汗?)颁给野(猫川)切巴坡属民之藏文诏书,共40行,卷面多处残损,全文分为六段,内容大意是先向野切巴坡之属民致意,随后叙说社稷大事,并记有回鹘使者下凉州以及有关唐王与京师长安的消息。对吐蕃使者使葭戎、野猫川以及野猫川使者前往俄塔布与尼玛冻等也有记录。文中提到吐蕃人称拟于秋季七月初发兵,但探马消息迟迟不到,而不得不按兵不动。其时据考为889年。这些记录对研究甘州回鹘的历史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只是由于文卷残损过甚,文意难以贯通。

出自甘州回鹘地方官府的文献是《肃州司徒致天大王书》(编号P. T. 1189,计28行,首尾完整,字迹清晰整齐,系肃州司徒给大王的报告,称有贼入肃州骚乱,已捉得二人,请求发落,同时派张安札腊等前往致礼。反映了沙州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所属肃州的关系。

那么,甘州回鹘何以用藏文撰写自己的诏书呢?这大概与吐蕃长期统治河西走廊地区,吐蕃文遂成为当地诸民族间外交与贸易关系中的工具这一因素不无关系。直到吐蕃统治结束后很久,当地不同民族仍在继续使用这一语言。甚至在西夏人统治河西很久,勒立于夏仁宗乾祐七年(1176年)的张掖黑水桥上还有用藏汉两种文字对照书写的圣旨——《告黑水河诸神敕》。体现了藏族文化对各民族的深刻影响。

 

三、甘州回鹘的服饰

 

甘州回鹘人的服饰,宋人洪皓《松漠纪闻》有如下记载:“妇人类男人,白晢,着青衣,如中国道服。然以薄青纱幂首而见其面。”这种服饰,在河西回鹘中比较流行,但在有关喀喇汗王朝的文献未见记载。在新疆吐鲁番、库车及北庭吉木萨尔的众多属于高昌回鹘时代的壁画中,也都未见到,惟在以后的撒里畏吾乃至今天的裕固族(河西回鹘之后裔)中却有痕迹可寻。

除了文字的记载外,回鹘服饰的形象资料在敦煌石窟中也多有出现。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祖孙三代与甘州回鹘结亲,因此,在曹氏所营建的石窟中出现了许多身穿回鹘服饰的回鹘天公主、回鹘仆从的供养人画像。

1.莫高窟98窟东壁北侧供养人像列向南第一身题名:“敕受汧国公主是北方大回鹘国天可汗……”[7] 该窟是曹议金的功德窟,营建于923年至925年间。题记中的汧国亦称秦国,即今陕西千阳县。回鹘因助唐平定安史之乱,被唐朝赐姓为李。而唐朝统治者自称陇西李氏之后,故而曹议金的甘州回鹘夫人也自称“陇西李氏”。天公主头戴桃形凤冠,后垂红结绶,佩戴瑟瑟珠,身穿圆领兽纹红袍,此为甘州回鹘妇女的时装,与花蕊夫人《宫词》所说的:“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之语,恰相符合。[8]

 

 

 

 

莫高窟第98窟回鹘天公主供养像

 

2.莫高窟第100窟甬道北壁供养人像西列第一身题名:“……郡……人汧……圣天可汗的子陇西李氏一心供养”。[9] 该窟是曹议金的长子曹元德和曹议金的夫人甘州回鹘天公主为纪念曹议金所建的功德窟,营建于935年至940年间。此窟南壁下层绘《曹议金出行图》,北壁绘《回鹘夫人天公主出行图》。《回鹘夫人天公主出行图》虽然大部分已残毁,模糊不清,但回鹘天公主的画像尚依稀可辨。公主骑在一匹白马上,后有侍婢女随行。天公主身着圆领窄袖回鹘装,头戴遮阳毡笠(或帷帽),手持马鞭。《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亦记载说:“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出行图》中的回鹘天公主的这种装束与已出嫁的回鹘天公主身份相符合。

 

 

 

莫高窟第100窟回鹘天公主像

 

3.莫高窟第61窟主室东壁门南侧供养人列第一身为曹议金甘州回鹘夫人的供养,题名曰:“故母北方大回鹘国圣天的子敕授秦国天公主陇西李……”[10] 该窟是曹议金第三子曹元忠夫妇所建的功德窟,营建于947年至957年间。天公主梳高发髻,戴桃形凤冠,上插金钗步摇,后垂红结绶,鬓发包面,脸上赭色晕染,额中和脸上贴花佃,耳垂耳铛,项饰瑟瑟珠,身穿红色通裾长袍,弧形翻领,窄袖紧口,衣领和袖口处均绣精美风鸟花纹。天公主双手捧香炉和红带,虔诚礼佛。

 

 

 

莫高窟第61窟东壁南侧回鹘天公主像

 

以上三处题名中的供养人其实均系一人,即天公主。此天公主是甘州回鹘英义可汗的女儿,即曹议金的夫人、曹元忠的母亲。此外,在莫高窟第22窟、55窟、108窟、401窟、408窟及榆林窟第16窟中都可见到此天公主的供养像。这些回鹘公主多佩戴瑟瑟珠。

瑟瑟珠即碧珠,是回鹘妇女喜爱的一种项饰,为唐代以来对青金石的称法,拟音为srjt-srjt[11] 与此有关的矿物质名称在明代编纂的一部汉文—回鹘文对照的分类词汇集《高昌馆杂字》中也有记载。该书《珍宝门类》中载:

 

      汉文   汉文转写   回鹘文 

玛瑙   失失儿子    xirxir [12]

 

其中的Xirxir是一个外来词,和“瑟瑟”之古读音srjt-srjt之间应存在着某种联系。“瑟瑟”除了青金石以外还指玛瑙和红尖晶。[13] 与《高昌馆杂字》的记载可互相印证。

据宋代洪皓《松漠纪闻》记载,居于秦川一带(泛指今陕西、甘肃、秦岭以北的平原地区)的回鹘人“能以金相瑟瑟为首饰,如钗头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状。又善结金线相瑟瑟为珥及巾环,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这里的“相”为镶意,瑟瑟,形容碧色,引申为碧珠之色。“金相瑟瑟”亦即镶金之碧珠。

 

四、甘州回鹘的风俗习惯

 

1.敬天习俗

萨满教是在原始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世界性宗教,有着广泛的群众性,流布地域广阔,曾为东北亚、北美、北欧等地区众多民族世代信仰、全民尊奉。[14] 它以万物有灵论为思想基础,在内容上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三个方面。

回鹘自然祟拜的对象繁多,诸如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草木湖海等。[15]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甘州回鹘汗国中,常可见到天可汗天公主天可汗之类的称呼。《新五代史·回鹘传》即载:其可汗楼居,妻号天公主。

甘州回鹘之所以把可汗妻称为天公主,究其原因,当与回鹘人敬天习俗息息相关。

天,回鹘语写作Tängri,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萨满教所崇拜的最重要的神灵。《魏书·高车传》载回鹘祖先高车人于文成年间(453454年)曾在漠南举行祭天仪式,载歌载舞、杀牲聚会,众至数万,场面是相当壮观的。在8世纪中叶回鹘建立政权后,对天的崇拜有增无减,其可汗名号前一般都要加上登里(Tängri滕里逻(Tängridä等修饰语,以表示自己为天、天神所立。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称,乌古斯可汗有六个儿子,长子即名为,其余五子则分别唤作太阳月亮星星[16] 11世纪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明确指出:Tängri,上苍,尊贵而伟大的上苍……异教徒的教长向伟大的上苍顶礼。[17] 同一世纪成书的回鹘文古典文学名著《福乐智慧》也称:一切赞美、感谢和颂扬全归于至尊至贵的Tängri[18] 故回鹘可汗被称为天可汗,可汗的女儿自然也就被称为天公主了,旨在表示王权与尊贵。

回鹘天公主的得名,可能还与回鹘与唐朝的和亲直接相关。回鹘累世与唐和亲,唐朝先后出嫁回鹘的公主多达七位,其中四位是皇帝的亲生女。回鹘尊奉大唐皇帝为天可汗[19] 天可汗所赐公主自然也被尊称为天公主了。久而久之,天公主便成了回鹘可汗妻的称号,而可汗与天公主所生女儿亦冠天公主之号。而回鹘之所以将大唐皇帝称为天可汗,究其根源,同样也出于回鹘的敬天习俗。

曹议金所娶甘州回鹘可汗女即被称作天公主,瓜州榆林窟第16窟主室甬道北壁第一身即题名为: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公主陇西李氏一心供养。(图1)再如莫高窟第55窟甬道北壁底层第一身供养人题名为:故北方大回鹘国圣天的子敕受秦国公主陇西李氏一心 ;同列第二身题大回鹘圣天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20] 莫高窟第108窟南壁有题名曰:故侄女第十四小娘子是北方大回[]国圣天可汗的孙一心供养。[21] 在敦煌文献和石窟题记中,因时期不同,称谓又有所变化,如曹议金夫人,通常称天公主,但在曹议金于长兴二年(935年)称大王拓西大王托西大王之后,该天公主又被称作天皇后了。如P. 3804《愿文》为曹议金称大王时期的文书,其中即称回鹘天公主为天皇后。在曹元德与曹元执政时期,回鹘天公主地位仍很高,被尊奉为国母天公主国母圣天公主等,如S. 4245残卷记载,在开凿莫高窟第100窟时,国母圣天公主”“亲诣弥勒之前,带领阖宅娘子郎君礼佛。这些都体现了回鹘人对天的敬奉。

 

 

 

1 榆林窟第16窟回鹘天公主供养像

 

回鹘萨满教的敬天习俗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影响所及,今天的维吾尔人仍认为蓝天和日月星辰都是神圣的,不得随意侮辱。每当干旱的时候,维吾尔族人就宰杀牲畜,祈求上苍降雨。哈密农村的维吾尔人,每年春耕开始,全村男女老幼都要到村外杀牲祭天,祈求苍天保佑生产丰收,人畜安全。裕固族也有敬奉汗点格尔的习俗。汗点格尔在裕固语中意为天神,即Qan(汗、可汗)与Tängri的合成。裕固人认为,汗点格尔能使他们辟邪免灾,一年四季太平吉祥。[22] 他们甚至每年都要于六月六日这一天举行敬奉汗点格尔的仪式。是日,普通民众和宗教人士汇聚一起,到每一个水源前诵经叩拜,求雨祈福。[23]

2.婚嫁习俗:婚嫁以马为聘,聘礼很重,无聘礼即不能成婚。史载:

 

既而罗欲娶[甘州回鹘]可汗女而无聘财,可汗不许,因为仇敌。[24]

 

唃厮罗,又作“罝勒斯赉”,为建立在河湟地区及甘南一带的吐蕃政权,以宗哥城(青海西宁市东平安驿)为都。原与甘州回鹘关系密切,常与之联合以共击西夏。只是因为缺乏聘礼而导致双方失和,进而变友为敌,可见在甘州回鹘人的观念中,聘礼是非常重要的,绝非单纯的财产问题。后来在宋朝的调解下,唃厮罗的另一个首领立遵(又作李遵)纳马百匹,为赞普王子求婚,双方才重新和好,纳为姻亲。[25]

甘州回鹘重聘礼,应是继承漠北时代的传统而来。《魏书·高车传》载:“婚姻用牛马纳聘以为荣。”至漠北回鹘汗国时期,此风仍然流行,如唐宁国公主、咸安公主和太和公主出嫁时,回鹘可汗先后纳送大量马匹为聘礼,而唐朝公主陪嫁的妆奁则为缯绢。

宋人洪皓《松漠纪闻》载:“其(回鹘)居秦川时,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也。”

2.装束:《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载:“可汗常居楼。妻号天公主,其国相号媚禄都督。见可汗,则去帽被发而入以为礼。女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这种“总发为髻”,“以红绢囊之”的发型,亦即史书所记载的“回鹘髻”和“惊鹘髻”。回鹘髻自唐代始即已非常流行,成为贵族妇女中最流行的一种发型,在敦煌石窟壁画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西安唐代古墓出土的唐三彩中都有表现。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高昌回鹘的壁画中常可见到这种发型,说明直到宋代这种发型在回鹘中仍相当流行。

甘州回鹘与西夏地域相连,其装束也传到了西夏。元人马祖常《河西歌》曰:“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高髻为回鹘妇女的发式。1977年,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葬出土了29幅彩绘木版画,在编号为4的五侍女中有4人即梳高髻,颇类回鹘发式。[26] 西夏妇女梳高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回鹘习俗的影响。

居于秦川一带(泛指今陕西、甘肃、秦岭以北的平原地区)的回鹘人善制首饰,宋人洪皓《松漠纪闻》载:“其(回鹘)居秦州时……能以金相瑟瑟为首饰,如钗头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状。又善结金线相瑟瑟为珥及巾环,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

3.礼仪:关于古代回鹘人的礼仪,史书记载绝少,《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回鹘传》载:“其国相、媚禄、都督见可汗,则去帽披发而入以为礼。”这一记载对认识甘州回鹘的君臣礼仪颇有价值。

 

五、甘州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河西归属西夏后,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比以往更加深入。回鹘文字在西夏境内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而且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保护。西夏的国书为西夏文,系1036年野利仁荣遵元昊之命借鉴汉字而创建。其后,得到元昊不遗余力的推广。史载:

 

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告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学、汉学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学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学掌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学院特重。[27]

 

这一记载说明,西夏国中除使用西夏文、汉文外,还使用“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西番即吐蕃文;而回鹘、张掖、交河所用文字,则应为回鹘文及其它行用于回鹘境内的文字,如摩尼文、福音体文等。1988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对榆林窟第3窟中之后人补塑罗汉像实施临时性搬迁时,发现在彩塑底座后面有西夏时代绘制的经变画,书以回鹘文榜题。无疑,二者同为西夏人营造该窟时所为,有力地证明了回鹘文在西夏中的流行。此外,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发现的回鹘语福音体文字残卷,则证明了回鹘福音体文字在西夏的行用。

更有意思的是,西夏文专家在整理黑城出土西夏文文献时,经常会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字”。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摹写了其中的几个,[28] 其实,被他释作“壹”之简化字和蒙古文的那些字,显然都是回鹘文,另外的字则是吐蕃文。尤有进者,在敦煌出土的西夏文遗书中,经常可以看到用回鹘文字母作的注音。如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收藏有一批张大千于敦煌搜集的西夏文佛经残卷,其中有数件西夏文佛经之行间即可见这种情况,既有写本也有刻本。在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出土文献中,有一些是1949年前由敦煌当地文人任子宜收集的,既有写卷,也有刻本,其中的西夏文佛经上不仅在行间有回鹘文注音,而且还有用回鹘文书写的榜题或题记。更进一步证明了西夏用国字——西夏文时“仍以各国蕃字副之”的记载。

回鹘佛教艺术对西夏美术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从河西走廊诸石窟,如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酒泉文殊山石窟中现存的西夏壁画看,西夏人开凿的洞窟基本上是一洞一种底色,多绘以石青、石绿,绘画基调呈冷色,但有时又以大红为底色,基调明显呈暖色;图案规矩而少变化,给人以千篇一律的感觉,这些都可以说是受回鹘壁画艺术风格的影响所致。回鹘人在绘制佛像时喜欢采用的编织纹、火焰纹、古钱纹及双重八瓣莲花纹、波状三瓣花卷草纹等,在西夏晚期的洞窟中都不时可以看到。西夏绘画之花纹边饰特别丰富,制作考究,既有荷花、牡丹、石榴、团球及忍冬等植物纹,也有龟背纹、连环纹、古钱纹、万字纹等形式不一的规矩纹,还有团龙、翔凤、卷云等有活动感的祥瑞纹,更有风格独特的波状卷草式云纹。这些纹饰简单朴素,色泽鲜艳,以大红大绿者居多。从纹样结构、编排方法到敷色、勾线、填绘等手法的运用,我们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的壁画以及木头沟、吉木萨尔回鹘佛寺遗址等地出土的佛教艺术品中都可以看到。[29] 考虑到二者风格的接近、回鹘、西夏文化联系的密切,我们不难推想,西夏画风当受到回鹘佛教艺术的强烈影响。

西夏的民间工艺品也曾受到回鹘的影响。19975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关桥乡关桥村一位农民在耕作时发现西夏时期的红陶质鸟形陶模一块,阴模,长9.3厘米,宽5.3厘米,厚2.4厘米,为鸟的上半部模型,在脑门盖下有为的圆形双眼,细微的羽毛清晰可见,背部有羽毛和短平行斜线纹4行组成的翅膀,斜线互相交错,鸟尾用麦穗纹排列3行,羽纹非常清晰。这是一块以回鹘衽边装饰为题材的陶模,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30]

 

六、结论

 

回鹘西迁之前,本为一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31] 的游牧民族,除主要从事畜牧业外,还兼营狩猎。这种游牧经济是比较单调、简陋的。

回鹘畜牧业中以产马最为著名。马既是回鹘人的生产资料,也是回鹘人的生产果实。《唐会要》记回鹘、拔野古、同罗、仆固、思结、契苾、浑、葛逻禄、拔悉蜜九部各有许多马群聚集于某山某水,马身上都打有各部落的印记,叫做纳马印[32] 杜甫曾为回鹘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出兵平定安史之乱时马比兵多的现象大感惊奇,在《北征诗》中写到:

 

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鹘。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33]

 

说明当时回鹘兵每人占用的军马可达两匹。《旧唐书·回纥传》所谓丁壮得四千人,老小妇人相兼万余人,战马四万匹,以此计算,那么,回鹘马就更是多于兵了。

回鹘生产大量马匹,除自己食用外,还用于与周边民族的交换。自8世纪中叶回鹘两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出于对回鹘人的感激,每年都用大量的丝绢和茶与回鹘博易,购买回鹘的马匹。[34] 回鹘每年都向唐朝输入马匹,其数目,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有十万匹。再据《唐会要》卷九六的记载,每匹马的价格为四十匹绢。那么,一年中唐朝输入回鹘的绢就有四百万匹。这个数目是相当大的。

随着与唐朝经济联系的加强,回鹘的社会经济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生产、生活方式也随之逐步发生转化,由不定居而转向半定居。在发展游牧业的同时,农业、商业和手工业也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在汗国都城哈喇巴喇哈逊以及鄂尔浑河畔的考古发掘证明,当时这里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区,灌溉渠和灌溉田园的渠道网在这里都有发现,而且在很多住所中还发现有台架和磨盘。[35] 1957年于蒙古杭爱山西北发现的《铁尔浑碑》(又称《默延啜第二碑》)中也有回鹘农业的记载:

 

在八[条河流]之间,那里有我的牲畜和耕地。色楞格、鄂尔浑、土拉等八[条河流]使我愉快。在那里,在QarghaBurghu我的两条河之间,我居住着和游牧着。[36]

 

我们注意到,甚至在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南逃的乌介可汗还曾致书唐朝,乞请种粮等物。唐朝回复说,一定满足他的请求:所求种粮及安存摩尼……并当应接处置,必遣得宜。[37] 既要种粮,自必为农耕所需,足证当时回鹘农业确有一定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势必会导致一部分回鹘牧民的定居,于是,农业居民点也就应运而生了。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有工匠住宅,宅中残存有松香、铜片、铜镜等,说明定居又促成了回鹘手工业、商业的发展。[38] 9世纪时,阿拉伯旅行家塔米姆·伊本·巴赫尔(Tamim Ibn Bahr)曾行至回鹘地区,并撰有游记,称回鹘的首府是个大城镇,农业兴盛,周围布满乡村。这个城镇有十二扇巨型铁门,人口众多,聚落稠密,有集市经营各种商业。[39]

汉文史书也多处记载了回鹘城镇的发展。如,8世纪中叶,回鹘第二代可汗磨延啜(747759年在位)曾于色楞格河畔建筑了一座富贵城。[40] 其子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继之在鄂尔浑河流域建造了卜古可汗城、斡尔朵八里以及许多宫殿。[41] 另外,《辽史·地理志》所载位于今鄂尔浑河的河董城(可敦城)和《宋史·高昌传》中位处合罗川(额济纳河)一带回鹘公主城,也均为回鹘城镇发展的历史见证。这种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为回鹘9世纪中叶西迁西域、河西后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9世纪中叶回鹘的西迁,在古代维吾尔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自古以来就以农业发达著称,这里土地肥沃,水利灌溉便利,除小麦、大麦、青稞、稻谷、芝麻、粟、豆、黍、棉、麻、桑等能生长成熟外,还适宜生产各种蔬菜瓜果。回鹘入居以后,受当地汉人及其他农业居民的影响,逐步从事了农业生产,并在原有农业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发展。[42] 多种文献对此均有记载:

 

[高昌]有水源出金岭,导之周围国城,以灌田园,做水。地产五谷,惟无荞麦。[43]

[龟兹]国有米、麦、瓜果。[44]

 

此外,元人邱处机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明人陈诚的《西域山川风物行程纪录》[45]等,也都对回鹘的农业有多方面记载,可以参见。

这些说明迁往西域诸地的回鹘人已由游牧民族转化为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当然,他们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并未轻易丢弃他们所熟悉的特长——游牧业。大约成书于公元981982年间的波斯文史籍《世界境域志》第十二章《关于九姓乌古斯国及其诸城镇》对回鹘的畜牧业情况多有反映:

 

他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拥有大量的武器。他们随着气候之适宜,冬夏沿草场转移迁徙。九姓乌古斯国出产大量麝香,还有黑、红色狐皮,灰鼠皮,黑貂皮,貂皮,黄鼠狼,羚羊角,犀牛角及牦牛等。该国宜人之环境甚少,其物产就是上述那些,还有羊、牛、马……九姓乌古斯的国王夏天住在Panjikath村。九姓乌古斯之北是一草原,该草原在他们和黠戛斯人之间伸展开去,直到基马克境。[46]

 

这里的九姓乌古斯指的就是高昌回鹘,所谓的Panjikath村,其实就是北庭。差不多与之同时,宋使王延德到达高昌,在其行记中记载北庭川长广数千里,水草丰美,禽兽很多,是放牧与狩猎的理想场所,成为回鹘王室的牧马场:

 

北庭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

 

关于吐鲁番、别失八里等地畜养马、牛、羊、驼的记载,在陈诚的《西域山川风物行程纪录》中也屡见不鲜的记载。

与之相仿,迁入河西走廊的回鹘人也逐步实现了经济转型,由游牧经济转向半农半牧或以农为主,兼营畜牧。

河西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宜农宜牧,自战国秦汉以来,一向是月氏、乌孙、匈奴等游牧民族驻牧之地,后来汉武帝开设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农业在该地区也发展起来。回鹘作为游牧民族,西迁河西以后,虽继承了从事畜牧业的传统,但因受到汉人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周围都是农业地区,故也逐渐学会农耕并转向以农为主而兼营畜牧,生活方式也由游牧转为定居,史籍所谓其可汗常楼(楼,应为斡尔朵Ordu之音转)居[47] 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根据史书的记载,河西诸地的回鹘人所经营的农产品有白麦、青稞、黄麻、葱韭、胡荽等;畜牧业产品有骆驼、犛牛、绿野马、白貂鼠、羚羊角、騊駼革、腽肭脐等。[48]

上述这些记载说明,不管是西域的回鹘人还是河西地区的回鹘人,都是农业和畜牧业兼营的,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以农业为主的。

在农牧业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回鹘的手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纺织、文绣、冶金、攻玉等至为精巧。《宋史》载回鹘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49]。洪皓亦记载说:

 

[回鹘]帛有兜罗、锦、毛、狨锦、注丝、熟绫、斜褐……善造宾(镔)铁刀剑、乌金银器……其在燕者,皆久居业成,能以金相瑟瑟为首饰,如钗头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状。又善结金线,相瑟瑟为珥及巾环,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克丝,甚华丽。又善捻金线,别作一等,背织花树。[50]

 

看来,当时回鹘手工业产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式样别致精巧,招人喜爱。

回鹘所处的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在回鹘未西迁以前,这里就是经济繁荣、贸易发达之地,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在东西方各种民族穿梭往来,不断迁徙、流动的同时各种风格不同的文化也在这里传播、交流。回鹘人迁入这里后,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与中原、西藏、西夏及东北的契丹、女真交往频繁,而且也与西方的波斯、印度、大秦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商业交往。[51] 其中史书记载最多的当为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五代至宋,回鹘与中原各王朝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常派遣使者朝贡,并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和回赐,同时也是通过朝贡的名义和方式,进行贸易活动。相关记载不绝于书,兹不一一赘举。

回鹘人向来以善于经商著称。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说:

 

回鹘自唐末浸微……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它,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其人]尤能别珍宝,番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52]

 

这一记载说明,当时在中原地区有不少回鹘商人存在,回鹘商人特别能够识别珍宝,当少数民族与汉人贸易时,需要回鹘人从中做媒介,否则就难以成交由此可以看出回鹘商人能力之强,对沟通中西商业贸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一些回鹘商贾往往散行陕西诸路,公然贸易,久留不归。[53] 一位田姓回鹘商人,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54] 辽朝政权为接待回鹘商旅而在京都南门设置了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55]

商业的发展又直接带动了回鹘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宋史》载龟兹国城有市井而无钱货,以花蕊布博易[56]。这里的花蕊布实际上就是吐鲁番出土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中经常出现的用作交换等价物的Böz——粗棉布。11世纪维吾尔族著名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所著《突厥语辞典》对这种货币的流通使用情况作了如下记载:

 

qamdu,长四挡子(挡子čäz,旧时用的长度单位,合0.71——引者),宽一(Υïrič)的一块粗棉布(böz),其上盖有回鹘汗王之印,在商业流通中起货币作用。如果用旧了,七年洗一次,重盖新印。[57]

 

 

回鹘文钱币

这是回鹘人最常用的货币。[58]《宋史》所谓龟兹无钱货的记载,要么有误,要么只反映龟兹一时一地的情况,因为从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看,回鹘人对钱货的使用还是相当频繁的,既有金、银,也有纸币。[59] 此外,还有数枚回鹘文钱币出土(由于这些钱币数量有限,且种类不一,故其是否用于流通是颇值得怀疑的)[60]

西域、河西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氐、羌、汉、匈奴、丁零、月氏、乌孙、塞种、铁勒、突厥、吐蕃,及族属不一的西域诸族都曾于这里繁衍生息,民族成分复杂多样,不同民族的文化交相辉映,水乳交融,对后来的回鹘文化带来了不同的影响。除此之外,西域、河西又是中原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等荟萃聚集之地,对回鹘文化的形成也都产生过不同的影响,尤其是汉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从敦煌、吐鲁番、龟兹、北庭、哈密等地发现的回鹘文化遗物,如文书、历法、石窟壁画、雕塑、钱币、丝绸、宗教作品中都可得到体现。

总之,9世纪中叶以后,回鹘西迁西域及河西走廊一带,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加上受当地高度发展的汉文化的影响,回鹘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由游牧向定居过渡,其经济类型也逐步实现了由草原型向农业型的转化,但同时又保留了部分旧有的历史传统。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也必然地随之产生变化,以与之相适应。如前所述,回鹘本是一个善骑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在西迁前,先以萨满教为国教,8世纪中叶以后,又奉摩尼教为国教。西迁西域、河西以后,他们逐步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在保留摩尼教信仰的同时,民众大都皈依了佛教;西迁前回鹘文化是单一的突厥文化传统,主要接受汉文化之影响,随着摩尼教的传入才开始与来自波斯的粟特文化有了接触,并接受其文字,据以创制了回鹘文。西迁后,这种文化氛围大为改观,在西域、河西诸地同时并存的多种文明,除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和来自印度的佛教外,更有来自希腊和来自阿拉伯、波斯的文化气息,使初到此地的回鹘人迅速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结构,形成了具有多种文明兼收并蓄之合成特色的新文化。

回鹘文字的广泛使用,佛教、景教的流行,音乐、舞蹈和石窟艺术的高度发展,文学的繁荣昌盛,以及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其实都可以说是随着回鹘西迁,其生产、生活方式由草原型向农业型转化而给文化发展带来的新气象,换言之,回鹘的西迁及随之而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给回鹘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使其文化在保留部分旧有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由草原型向农业型的转化。其文化类型由原来的以草原型文化为主、农耕文化为辅,转化为以农耕文化为主、草原型文化为辅。这种文化类型的转化与共存,基本上反映了回鹘文化的特质。

回鹘的这一文化特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两种文化类型兼而有之,使回鹘文化显得丰富多彩;其次,这一因素也使回鹘人接受外来文化更为容易,故来自中原的农耕文明、来自西藏的游牧文化,以至来自印度、波斯、中亚的各种文化,在回鹘那里都可以找到生长的土壤;再次,兼容并包了多种文化因素的回鹘文化比起汉文化来,更容易为北方草原民族所接受,这就是西夏、蒙古在立国之初都重用回鹘人,以回鹘人为师的基本原因。自宋至元,回鹘人长期充当着汉文化向北方民族传播的媒介。党项(西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等对汉文化的接受,无不受惠于回鹘人。这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1]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页。

[2]  林梅村、陈凌、王海城:《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欧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51171页。

[3]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71276页。

[4]  ペーター·ツイーメ、百济康义:《ゥイグル语の观无量寿经》,京都,1985年,第31页。

[5]  赵和平:《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P. 3931号写本为中心》,《九州学刊》第64期(敦煌学专辑),1995年,第91页。

[6]  李正宇:《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献》1989年第4期。

[7]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2页。

[8] 《全唐诗》卷七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978页。

[9]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49页。

[10]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11]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4页。

[12]  胡振华、黄润华整理:《高昌馆杂字——明代汉文回鹘文分类词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48页。

[13]  栾秉敖:《中国宝石和玉石》,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3页。

[14]  郭淑云:《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5]  杨富学:《回鹘宗教史上的萨满巫术》,《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第123132页。

[16]  耿世民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维吾尔族古代史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页。 

[17]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译:《突厥语大词典》第3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67页。

[18]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等译:《福乐智慧》,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页。其中的Tängri一词被径译作真主

[19]  关于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称号的问题,可参见朱振宏:《唐代“皇帝·天可汗”释义》,《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003年,第413433页;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氏著《唐代文化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5487页。

[20]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21]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22]  杜曼·叶尔江:《浅议裕固族的萨满教遗迹》,《裕固族研究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23]  钟进文:《裕固族文化研究》,北京:中国航天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

[24] 《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第14116页。

[25]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

[26]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6204页。

[27]  []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6147页。文中的蕃学院汉学院,原书作蕃字院汉字院,今依聂鸿音考证改。见其所著《蕃汉二字院辨证》,《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第6869页。

[28]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王克孝、景永时译:《西夏书籍业》,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86页。

[29] A. von Le Coq, Chotscho. 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 Berlin 1913;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7年;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年;贾应逸:《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特色》,《新疆艺术》1989年第1期;张宝玺:《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文物》1992年第2期,等。

[30]  李进兴:《西夏陶模》,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859页。

[31]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5页。

[32] []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二《诸蕃马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461549页。

[33] []杜甫:《杜甫全集》卷二《北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34] 参见刘义棠《回鹘马研究》,《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第321371页。

[35] Д. И. Тихонов, Хозяй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Уйгу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X-XIV вв. М. -Л., 1966, стр. 2930.

[36] 耿世民译:《回纥突厥文碑铭译文》,载林幹、高自厚《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4页。

[37] 《全唐文》卷六九九《赐回鹘书意》,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7182页。

[38] С. В. Киселев, Древние города Монголии,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57: 2, стр. 45—46.

[39] V. Minorsky, Türk, Iran, and the Caucasus in the Middle Ages, Vol. 1, London,1978, p. 295.

[40] 《磨延啜碑》第44行载:“我让粟特人和汉人在色楞格河建造了富贵城。”同上引林幹、高自厚:《回纥史》,第381页。

[41]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第1卷,第181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六,第7282页。

[42] 樊保良:《维吾尔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第32页。

[43]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第14111页。

[44] 《宋史》卷四九〇《龟兹传》,第14123页。

[45]  []陈诚:《陈竹山文集》内篇卷一,嘉庆乙卯刻本。

[46]  王治来、周锡娟译:《世界境域志》,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编印,1986年,第65页。

[47] 《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第916页。

[48] 《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第916页。

[49]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第14113页。

[50]  []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辽海丛书》第1册,辽沈书社,1985年,第204页。

[51]  参见樊保良:《回鹘与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第1921页;樊保良:《中国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9223页。

[52]  []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辽海丛书》第1册,辽沈书社,1985年,第204页。

[53] 《宋会要辑稿·番夷》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7720页。

[54]  []孟珙:《蒙鞑备录·征伐》,王国维《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北平,文殿阁书社,1936年,第35页。

[55]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第441页。

[56] 《宋史》卷四九〇《龟兹传》,第14123页。

[57]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辞典》(现代维吾尔文版)第1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46页。

[58] 杨富学:《古代新疆实物货币——粗棉布》,《中国钱币》1989年第3期,第1417页。

[59] 杨富学:《回鹘文书所见高昌回鹘王国的纸钞与铸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814页。

[60] 杨富学:《吉木萨尔文管所收藏的一枚回鹘文钱币》,《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第1116页; Two New Uighur Coins, East and West, 45-1/4, 1995, pp. 375-380;《回鹘“日月光金”钱考释》,《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第5961页;蒋其祥:《一枚回鹘钱币》,《新疆文物》1990年第2期,第6670页;林梅村:《日月光金与回鹘摩尼教》,《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81392页。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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