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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四大”学说与维吾尔医学之关系


杨富学
2010-12-13 17:02:18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西域文化论丛》第三辑《穿越苍凉:丝路中印文化交流展神韵》,中国文化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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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维吾尔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自古以来医学发达,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写本及各种传世文献对此多记载。从中不难看出,回鹘医学深受印度医学与佛教医学的影响。

915世纪间,佛教一直是维吾尔族祖先回鹘人所崇奉的主要宗教,对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的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今天的维吾尔族尽管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佛教的影响犹存,最明显的莫过于维吾尔族宇宙观及由此而派生出的维吾尔医学。11世纪中叶成书的伊斯兰文化名著《福乐智慧(Kutadγu Bilig)》对这一现象有着具体而生动的反映。从《福乐智慧》的有关内容可以看出,在古代回鹘人的观念中,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四大”,即火、气、水、土四种物质构成的,是“四大”运动、变化的结果。“四大”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维持着宇宙动态的平衡。这种理论在伊斯兰教经典中是找不到依据的,而且与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公元前490~前430年)所提出的生化万物的四根论也迥然有别,也与中原的五行(木、土、火、金、水)说大不相同。究其来源,直接可追溯至印度佛教的“四大”学说。以《福乐智慧》所载维吾尔族的宇宙观与《金光明最胜王经》所载的佛教宇宙观相比照,可以发现,其内容如出一辙。

“四大”学说代表着佛教宇宙观。人既为宇宙万物之一种,人体生理也必然受到“四大”的制约,由是而派生出相应的佛教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生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水火风四大不调。这一理论为古今维吾尔族所吸纳,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维吾尔医学。其理论认为人体是由“四大”组成的。“四大”在人体内则表现为寒、热、干、湿四种状态,经常保持或基本保持着平衡,如果关系失调,就会诱发疾病。这一理论显然是对佛教医学理论中地火水风四大物质运动不调而致病学说的借用。这种辨证、施治方法一直影响至今,成为今天维吾尔医的基石。

【关键词】医学;维吾尔族;吐鲁番回鹘文写本;佛教

 

一、维吾尔医学中的印度文化因子

 

回鹘是今天新疆维吾尔族与甘肃裕固族的共同祖先,悠久历史而文化灿烂,以善于兼容外来文明而著称于世。今天的维吾尔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在历史上却并非如此,他们曾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景教和祆教以及东来的中原道教,从公元10世纪中叶始,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中逐步得到发展,到15世纪以后,维吾尔族才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多种宗教的流行,对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在回鹘中流行了600多年,对古代维吾尔族的文化艺术、哲学思想、语言文字、科学技术都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1] 佛教“四大”学说对回鹘医学的影响就是突出的例证。

古代维吾尔族医学昌盛,有着为世人注目的成就,这在11世纪中叶成书的维吾尔族古典名著《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辞典》中都有着突出而集中的反映,国内外学术界也已有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但由于这二部名著都产生于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哈喇汗王朝时代,具有浓重的伊斯兰教文化色彩,这种文化色彩直到今天依然如故。然而,当我们审视今天的维吾尔族医学的辨证、施治方法时,却不难发现其中隐含有一定成分的印度佛教文化因子,引人兴趣。此前,笔者曾对这一问题有所论及,但由于当时资料未备,见解也有不尽妥当之处,[2] 故特撰此文再予申论。

这里需先从吐鲁番木头沟遗址出土的古代回鹘文医学文献说起。在编号为T III M 66的回鹘文写本中记载有这样的药方:

 

rasayan čurnï: pidpidi biš baqïr, murč tört baqïr, kürbi üč baqïr, qadïz iki baqïr, suksumur bir baqïr, bišïγ singir üč baqïr, bïdbul tört baqïr, qurnu bir baqïr, ardun bir baqïr, yangï tana üč baqïr. bu ot-lar-nï yumšaq soqup, mïr bilän yoγurup, ït bur[nï]-ča yumγaq-lap, on (?)…qïïn inč bolur. qïšamuq önüp, qarïnï ödmäsär, ingäk yaγïn särid[ip] ang-a birgü ol, ötär.

长年药散:长胡椒五钱、胡椒四钱、kürbi三钱、肉桂二钱、小豆蔻一钱、熟筋三钱、长胡椒枝四钱、qurnu一钱、苋蒿一钱、鲜芝麻三钱。将这些草药捣碎研细,和蜂蜜掺和在一起,做成状如狗鼻子的药丸……疼痛就会止住。若出麻疹或患便秘,炼好牛油用之,即愈。[3]

 

需引起注意的是,该文献虽短,但药方中使用的梵语借词却相当多,药方首题rasayan čurnï,应来自梵文rasāyana cūrna,意为长年药散。其中,Rasāyana是生命吠陀的八个分之之一。在《耆婆书》中也有以rasāyana 直接命名的药方。[4] pidpidi借自梵语的pippali,意为长胡椒,古代汉语多写作筚拔suksumur借自梵语的sūksmqilqmsūksma elā,意为小豆蔻。从这些借词及特殊的药方名称长年药散(rasayan čurnï诸因素看,该文献当译自梵语,至少应受到印度医药学的深刻影响。

印度著名医学家日藏(Ravigupta)所著《医理精华(Siddhasāra)》在13世纪以前便被译为回鹘文。20世纪初在吐鲁番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曾出土有回鹘文《医理精华》残片11件(编号分别为T II Y 17T II Y 18T II Y 27T II 2T II Y 46T II Y 59T II Y 66T II D 296等)。[5] 此外,吐鲁番胜金口遗址也有用婆罗迷文回鹘语书写的《医理精华》残片出土,一叶,编号为T II S 49Mainz 208)。[6] 这些文献体现了印度医学对回鹘医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无疑是印度佛教在回鹘中广泛流行的结果。

宋元时代,在印度、中原乃至波斯等多种医学文化的交互影响下,回鹘医学不管在理论上还是施治手段上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二、“四大”学说与佛教医学

 

古代回鹘人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四大”,即火、气、水、土四种物质的运动、变化生成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维持着动态的平衡,并产生周期性变化,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究其来源,可追溯至印度佛教的“四大”学说。

佛教所言“四大”,指的是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是沿用印度固有的思想而再加以深化及佛教化的。这种理论认为地、水、火、风是宇宙物理,是形成一切物质现象的种子。一切的物象,都是通过“四大”的调和与分配而完成的。比如山岳土地属于地大,海洋河川属于水大,阳光炎热属于火大,空间气流属于风大。如把它们化为人体生理的,比如毛发骨肉属于地大,血液分泌属于水大,体温属于火大,呼吸属于风大。若从“四大”的物性上说:坚硬属于地大,湿润属于水大,温暖属于火大,流动属于风大。“四大”和谐,便会欣欣向荣;“四大”矛盾,便会归于毁灭。物理现象是如此,生理现象也是如此。所以佛教把病人生病,称为“四大违和”。

概言之,“四大”学说代表着佛教宇宙观。人既为宇宙万物之一种,人体生理也必然受到“四大”的制约,由是而派生出相应的佛教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生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水火风“四大”不调,如三国时代竺律炎共支越译《佛说佛医经》载:

 

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7]

 

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一亦云:

 

地火水风,合集成立,随时增减,共相残害,犹如四蛇,同处一箧,四大蛇,其性各异,二上二下,诸方亦二,如是蛇大,悉灭无余,地水二蛇,其性沈下,风火二蛇,性轻上升。[8]

 

除了印度佛经的记载外,隋代著名佛学家、天台宗开祖智顗讲述,由其弟子灌顶所笔录的《摩诃止观》卷八对佛教医学“四大”理论也有叙述:

 

四大不顺者,行役无时强健担负,棠触寒热,外热助火,火强破水,是增火病。外寒助水,水增害火,是为水病。外风助气,气吹火,火动水,是为风病。或三大增害于地,名等分病,或身分增害撒大,亦是等分,属地病。此四既动,众恼竞生。[9]

 

唐代著名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卷九十五病苦篇》中更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说

 

夫三界遐旷,六道繁兴,莫不皆依四大相资、五根成体。聚则为身,散则归空。然风火性殊,地水质异,各称其分,皆欲求适。求适之理既难,所以调和之乖为易。忽一大不调,四大俱损。如地大增则形体黝黑,肌肉青,症瘕结聚,如铁如石;若地大亏则四支损弱,或失半体,或偏枯残戾,或毁明失聪;若水大增则肤肉虚,满体无华色,举身萎黄,神颜常丧,手脚潢肿,膀胱胀急;若水大损则瘦削骨立,筋现脉沉,唇舌干燥,耳鼻焦闭,五藏(脏)内煎,津液外竭,六消耗,不能自立;若水大增,则举体烦镬,焦热如烧,痈疖疽肿,疮痍溃澜(烂),脓血流溢,臭秽竞充;若火大损,则四体羸瘠,腑藏(脏)如水,瞧隔凝寒,口若含霜,夏暑重裘,未温慰,食不消化,逆;若风大增则气满胸塞,隔。手足缓弱,四体疼痹;若风大损则身形羸瘠,气裁如线,动转疲乏,引息如抽,咳嗽噫哕,咽舌难急,腹厌背偻心内若水,颈筋喉脉,奋作鼓胀。如是种种,皆是四大乍增乍损,致有屙疾。[10]

 

随着佛教的东传,佛教“四大”医学理论越过帕米尔高原、新疆、河西走廊而传入中原地区,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大致在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古代医籍就已经开始引入佛教医学的“四大”理论了,如唐人王涛在其所著的《外台秘要》卷二十一中即曾就西国胡僧授于陇上道人的疗眼方做了如下记载:

 

夫眼者,六神之主也;身者,四大所成也。地、火、水、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愧然处,是地大也;血泪清津之处,是水土也;生气温暖,是火土也;举动行来,曲伸俯仰,喘息视瞑,是风土也,四种假合。

 

大致相同的记载,又见于610年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和682年孙思邈的《千金翼方》等古代医学著作中。

 

三、“四大”理论与维吾尔族宇宙观

 

佛教“四大”宇宙观在西域也曾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最突出的例证可见于古代维吾尔族文学名著《福乐智慧(Kutadγu Bilig)》一书中。该书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Yusuf Has Hajib,约10191080年)是喀拉汗王朝时期著名诗人、学者和思想家,于1070年写成的《福乐智慧》是一部具有浓重伊斯兰教色彩的伟大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竟然也有对“四大”理论进行描述的内容:

 

 三者属春天,三者属夏时,三者属秋天,三者为冬天所有。三者为火,三者为水,三者为气,三者为土,由此构成了宇宙。它们之间,互相敌对,互为制约,上天以敌制敌,从而了结了怨仇。[11]

 

以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谓的“四大”(即火、水、气、土)与汉族的五行(木、土、火、金、水)说进行比较,不难看出,二者之间虽有一定的联系,但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然以之与佛教宇宙观与佛教医学理论中的“四大”(Mahābhūta)说相比,我们就可发现它们的内容竟几无二致。这里且看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相关内容:

 

三月是春时,三月名为夏,三月名秋分,三月谓冬时,此据一年中,三三而别说。[12]

譬如机关由业转,地水火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同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居一箧,此四大蛇性各异。[13]

 

回鹘“四大”中的气相当于佛教所谓“四大”中的风,而土则又与地对应,水、火,二者完全一致;它们在《福乐智慧》中被称为“四敌”,《金光明最胜王经》则喻之为“四蛇”,其义一也。古代回鹘人认为,由于“四大”同“居一箧”,“互相敌对,互为制约”,由此而形成了世间万象。

《金光明经》是大乘佛教中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在东亚地区流传广,影响大,有多种译本传世,其中以唐武周长安三年(703年)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三十一品最为完备,为后世通行的本子。回鹘文《金光明经》译本就是以义净本为底本的。

回鹘人对《金光明经》是极为崇奉的,此可由西域、河西诸地出土的大量回鹘文写本为证,如仅吐鲁番一带出土的回鹘文《金光明经》写本就多达583件,其中,高昌故城76件;木头沟遗址163件;吐峪沟遗址17件;葡萄沟废寺遗址2件;吐鲁番山前坡地12件;交河故城11件;具体出土地点不详者302件。吐鲁番出土的这些写本、印本大多都已非常残破,惟有甘肃酒泉文殊沟发现的本子保存比较完整,现存399叶,对于研究《金光明经》的翻译与流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4]

至于该经的被译成回鹘文的具体时代,学术界众说纷纭。俄国的拉德洛夫和马洛夫认为该书译于1314世纪,同时承认该书的用词与语法又与89世纪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之语言相似,[15] 而德国的茨默则认为该经应译自10世纪,[16] 学术界多倾向于10世纪说。文殊沟本《金光明经》在跋尾中明确地记录了它的翻译过程:

 

y(ä)mä qutluγ öngdün uluγ tabγač ilinčä tayšing siwšing alγu šasatarlarïγ nomlarïγ qalïsïz ötkürmiš bodisataw gitso samtso atlïγ ačarï änätkät tilintin tawγaš tilinčä äwirmištä yana bu biš čöbik käbik kälyük bulγanyuq yawaz ötdä qoluta kinki boš-γutluγ biš-balïqlïγ sïngqu säli tutung tawγač tilintin türk uyγur tilinčä ikiläwirmis altun önglüg yaruq yaltrïqlïγ qopta kötrulmiš nom iligi atlïγ nom bitig bitiyü oquyu yätildi sadu ädgü ymä qutluγ bolz-un!

时幸福的东方之伟大的桃花石国(即中国——引者)中洞彻大乘[与]小乘一切经的菩萨义净三藏从印度语译为汉语。时此五浊恶世之中别失八里后学胜光法师(Sïngqu Säli Tutung)又从汉语译为突厥—回鹘语,定名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写讫。善哉!善哉!祝福! [17]

   

此跋告诉我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18] 依大唐三藏义净法师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而转译的。

此外,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我们还可看到回鹘人颂赞《金光明经》的诗篇与偈语。可以说,《金光明经》是目前所知存留写本最多的回鹘文佛教经典之一,由此可见该经在回鹘中的盛行。故而可以说,《福乐智慧》的作者曾受到《金光明最胜王经》宇宙观的影响自为情理中事。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古希腊哲学家、医学家、经验主义的创始人、西西里医学派的创立者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公元前490~前430年)所提出的生化万物的四根论。他在《论自然》一书中指出:宇宙万物是由水、火、气、土四元素构成的,而这些元素的结合与分离,其动力来源于元素之外。他把元素的生、克称作“爱”与“恨”。爱使几种元素结合起来,恨使各种元素分离开来。[19] 四元素按相生可分为水火,因为水生气,火生土。水火是互不相容的两种要素。石油、煤气、酒精是水的范畴,却能生火,可以说水是本原。科学证明,有水就有生命。水的特性是柔弱,代表女性即母性。因此,万物之母水也。水的沉淀物是土,水的纯净物是气。水、土、气结合产生火。但是,须在时空、数量、度量及质量上得到平衡,才能生长、生存万物。

这一理论与印度佛教及回鹘人所说的“四大”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如恩培多克勒把四元素的生与克表述为“爱”与“恨”,《福乐智慧》则称之为“四敌”,佛经喻之为“四蛇”。相较而言,“四敌”“四蛇”意义相同,与希腊人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论相去较远。故可以认为,维吾尔族的“四大”理论当直接来源于佛教,而佛教的“四大”理论有可能曾受到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论的影响。

 

四、“四大”说与古今维吾尔医学

 

基于上述宇宙观,古代回鹘人把人也视为宇宙万物之一种,认为人体也是由“四大”组成的。“四大”在人体内则表现为寒、热、干、湿四种状态,经常保持或基本保持着平衡,如果关系失调,就会诱发疾病。这种思想在吐鲁番木头沟遗址出土的编号为T III M 190U 496的回鹘文佛经《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译本之回向文中即有着非常明确的表述:

 

mn sïlïγ tigin[]-ig aγrïγ öz-ä bastïqmaq tïltaγ-ï[] bu yitikän sudur-nung yig-in daruq äšitip.

我色利的斤……由于地、水、火、风失调而生病……我想从不同〔地方〕听到此《七星经》的妙音,以摆脱病魔。[20]

 

由上可见,回鹘医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较为完整、独立的医药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后来逐步发展成熟,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医学理论。尽管今天的维吾尔族已全民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佛教医学理论却被维吾尔医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依其理论,人的生、老、病、死都和自然界的四大物质(火、气、水、土)和人体自身产生的四要素(血液质、黏液质、胆液质、黑胆质)的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此为基本理论来解释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创立了一整套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方法。诊断疾病重视查脉、望诊和问诊。内科疾病以内服药为主,多用糖浆剂和膏剂,并重熏药、坐药、放血、热敷、拔火罐、饮食疗法等十多种疗法。

在今天的维吾尔族医学中,气质失调,可以说是维吾尔族医学的辨证大纲。用于调整失调气质的方法,自然也就成了维吾尔族医学的治疗大法,从整体言,其疗法庶几乎可分为非体液型失调气质调整法和体液型失调气质调整法二种。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均与佛教思想、佛教医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非体液型失调气质调整法主要包含以下四种方法:

1.寒法,采取寒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清除热症,用于治疗因外来热性因素过多而引发的非体液型热性气质失调疾病。

2.热法,以热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清除寒症,适治受外来寒性因素影响过多而形成的非体液型寒性气质失调疾病。

3.干法,利用干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清除湿症,可治因外来湿性因素影响而发生的非体液型湿性气质失调疾病。

4.湿法,用热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清除干症,适用于外来干性因素过多影响而导致的非体液型干性气质失调疾病。

很显然,这一辨证方法讲的是人体内气质失调而形成的寒、热、干、湿四种状态。这种气质失调现象都不是由体液引起的,而是“四大”,即火、气、水、土四种物质在人体内运动、变化的结果。

体液型失调气质调整法则包括致病体液成熟法、致病体液排泄法和失调体液平衡法。其中失调体液平衡法包括以下几种疗法:

湿寒法,用湿寒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清除干热性病症,对受热性因素影响而发生的体液型干热性气质失调疾病有效。

干寒法,以干寒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清除湿热性病症,适治于受湿热性因素过多影响所诱发的体液型湿热性气质失调疾病。

干热法,采用干热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消除湿寒性病症,适用于因湿寒因素过多影响而发生的体液型湿寒性气质失调疾病。

湿热法则是用湿热性治疗措施和药物来消除干寒性病症的一种疗法,可治疗因干寒性因素过多而形成的体液性干寒性气质失调疾病。

这一系列辨证施治方法都没有脱离古代回鹘人对寒、热、干、湿四种状态的理解与运用,其理论基础仍然是佛教医学所谓的四大物质运动与互相制约的学说。虽然疾病的变化很多,治疗法相应地也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在佛教医学思想支配下形成的寒、热、干、湿医学理论,始终是维吾尔医辨证、施治的基本方法。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随着佛教与印度文化的传播,佛教“四大”理论与印度医学在古代回鹘人中也得以流行与发扬光大。回鹘人摄取了佛教宇宙观的地、水、火、风理论,吸纳佛教医学之合理内核,结合本民族的医学经验与历史文化传统,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医学理论体系。这种理论认为宇宙万物皆由火、气、水、土四种物质构成,这四种物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维持着动态的平衡。人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种,其身体同样也受到这四种物质运动规律的制约,从而维系着平衡。然而,这种平衡一旦出现失调,身体内就会酿成各种疾病,故而在治疗时就必须考虑火、气、水、土所导致的寒、热、干、湿四种状态。这种辨证、施治方法代代相传,一直影响至今,构成了今天维吾尔族医学的基石。


 

[1]  杨富学:《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325351页。

[2]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63365页;《高昌回鹘医学稽考》,《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第133134页。

[3]  G. R. 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I, Berlin, 1936, S. 33-34;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61362页。

[4]  参见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5]  G. R. Rachmati, Zur Heilkunde der uiguren. II,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32, S. 418-431. 参见H. W. Bailey, Medicinal plant names in Uigur Turkish, Mélanges Fuad Köprülü, Istanbul, 1953, S. 51-56.

[6]  D. Maue, Sanskrit-uigurische Bilinguen aus de Berliner Turfanfunden, Giessen, 1981 (unpbl.), S. 210-227; D. Maue,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 Dokumente in Brahmī und Tibetischer Schrift, Stuttgart 1996, S. 128-134.

[7] 《大正藏》第17册《经集部四》No. 793,页737a

[8] 《大正藏》第16册《经集部三》No. 663,页340b

[9] 《大正藏》第46册《诸宗部三》No. 1911,页106c-107a

[10] 《大正藏》53册《事汇部上》No. 2122,页984a-b

[11]  尤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关中、张宏超、刘宾译《福乐智慧》,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12]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大正藏》第16册《经集部三》No. 665,页448a

[13]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七,《大正藏》第16册《经集部三》No. 665,页424b

[14] В. В. Радлов - С. Е. Малов, Suvarnaprabhāsa. 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 Тексть уйгурской редакши ( = Bibliotheca Buddhica XVII), Delhi, 1992.

[15]  В. В. Радлов - С. Е. Малов, Suvarnaprabhāsa. 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Тексть уйгурскойредакши ( = Bibliotheca Buddhica XVII), Delhi, 1992, стр. 14-15.

[16]  П. Циме, О Второй щпаве сутры “золто-йблеск”, Turcologica. Festschrift zum 70. Geburtstag von A. N. Kononov, Leningrad, 1976, стр. 341.

[17]  F. W. K. Müller, Uigurica,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Wissenschaften, Berlin 1908, Nr. 2, S. 13-14.

[18]  胜光法师,回鹘文作Sïngqu Säli Tutung以前学界多音译作僧古萨里详古萨里。后来,匈牙利学者哈蔡(Georg Hazai)在一份回鹘文木刻本中发现一位以汉回鹘两种文字书写的大译师名字,其确切写法为ŠYNKQW S’LY Tutung,而在每页的注码处都标有汉文胜光法师字样,显然,二者是相通的,故以“胜光法师”称之。见Georg Hazai, Fragmente eines uigurischen Blockdruck-Falt-buches,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3, 1975, S. 91-92, pl. 9, 11, 13, 15, 17

[19]  [希腊]恩培多克勒:《论自然》(残篇),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74页。

[20]  参见G. R. 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texte.VII, Berlin, 1936, S. 52;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8页。

编辑:l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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