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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地区细石器文化遗址发现概述


卫斯
2006-04-12 20:57:21 阅读
作者提供,原载“中国考古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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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地区细石器文化遗址发现概述

众所周知:细石器文化与畜牧的起源,发展密切相关。细石器文化是研究人类社会由狩猎采集经济到畜牧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依据之一。新疆史称“西域”,我国西域地区的早期历史,是一部从狩猎采集经济到畜牧经济的发展史。

考古界把细石器分为几何形细石器和细石叶形细石器两大系统。几何形细石器主要分布于地中海、北欧、非洲、印度、澳大利亚等地。细石叶形细石器主要分布于亚洲东北部和美洲西部。我国西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基本上属于细石叶形细石器系统。不管属哪个系统,细石器作为狩猎采集和畜牧生产工具,这是所有细石器的共性。

从目前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细石器文化遗址遍布新疆各地(图一),从昆仑山北麓到帕米尔高原的山前地带,从罗布淖尔地区到吐鲁番盆地,从天山西部的伊犁河谷到天山东部的哈密地区,从阿尔泰山南麓到准噶尔盆地西部的克拉玛依市区,都发现有细石器文化遗存。这就为我们研究西域地区早期从狩猎采集经济到畜牧经济的发展形成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下面笔者拟就现以公布的资料对西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地点)作以概述,以飧读者。

一、西域地区细石器文化遗址发现概况

(一)三道岭遗址:位于哈密市西80公里的三道岭镇。遗址现已被一大型露天煤矿建设消灭。该遗址发现的细石器,包括用砾石打制成的刮削器、细长石片、锥形石核等。细石器的石料主要为玛瑙和石髓,石器均为地表采集。时代距今一万年左右。[1]最早发现于本世纪三十年代,曾经被杨钟建、德日进等调查过。

(二)七角井遗址:分两个点。第一地点位于哈密市七角井镇东约七、八百米处。地理座标:东经91°37′42″,北纬43°29′24″,海拔872米。第一地点又分八个小点,彼此同在一个小的地区范围,相隔10米100米间。第二地点位于七角井镇西10公里左右。[2]文化遗物主要有石核、石片石器及细石镞、石钻头、大量的细石叶、指甲形刮削器等。石核有锥形、柱状、船底形等。石核石器中有一件束腰带尖的石斧或称尖状器,形制硕大,长达31cm。石斧两侧边经两面修整,中部打出凹腰,也可作手斧使用,器型很具特性(图二)。七角井遗址的年代距今九千年左右。[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杨钟建、德日进发现了七角井镇西10公里的细石器地点,即第二地点。[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八十年代以后,先后有史树青、安志敏、王炳华等先生对七角井细石器遗址进行过调查。七角井遗址先后发现细石器700余件。

(三)七城子遗址:位于木垒县大石头乡南约20公里处,地处天山北麓低山地段。地理座标:东经91°08′27″,北纬43°34′42″,海拔高度1700米。文化遗物有石核、石叶、石片石器以及石片等。“细分器型,石核中有楔形石核、半楔形石核、半柱状石核;石叶有宽、中、细石叶之分,部分为加工石叶;石片石器中有扇形、龟背形、条形、三角形、弧形刮削器。此外还有尖状——圆刃刮削器及斧形器等”(图三)。[5]七城子遗址的年代早于七角井。一九八八年八月由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队调查时发现,采集细石器约160件。

(四)塔克尔巴斯陶遗址:位于木垒县城东北约32公里处 ,地属木垒县东城乡鸡心梁村二组戈壁牧业点的居住区和放牧区 。地理座标: 东经90°30′,北纬44°4′13″。文化遗物有锥状石核、平柱形石核、楔形石核、圆刃和弧刃刮削器、石片石器、加工石叶等(图四)。[6]塔克尔巴斯陶遗址其时代较七城子细石器遗址为晚,但之间似有渊源或影响关系。一九八八年由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队调查发现。

(五)木垒河遗址:位于木垒县县城南郊、木垒河东岸的草地上。文化遗物有:柱状石核、长条形石片、弧刃或直刃刮削器、三角形凹底镞,和打制的石锛、刮割器等。石质为隧石、石英、玛瑙、石英岩等(图五)。[7]木垒河遗址发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该遗址同时发现少量陶片。其时代可能为新石器时代中期。[8]

(六)伊尔卡巴克遗址:位于木垒县城北约38公里处。地理座标:东经90°26′25″,北纬44°08′26″,海拔高度约875米。细石器主要有细石核、小石叶、石镞及石片刮削器等。石镞通体压修、造型规整,呈凹底,十分锐利。(按:遗址内尚见彩陶片、磨石及小件铜器,但均属采集,其彼此关系不明 。)其文化面貌略同木垒河遗址,但晚于它。资料待发。[9]该遗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8年8月昌吉州文物普查队对该遗址进行过调查。[10]

(七)四道沟遗址:位于木垒县县城西南约10公里的东城乡的四道沟地区。地理座标:东经90°10′32″,北纬43°46′21″。这是一处原始社会村落遗址,面积很大,遗物丰富。其文化内涵,可分早、晚期,为氏族部落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生产工具方面,是以石器为主,也有数量较多的骨器、陶器和铜器。在石器中,磨制石器占石器总数的78%,而打石器和压制石器占22%,石器中的石锄、石球、石纺轮、磨盘、石杵等的磨制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有一些骨镞,还发现细石核,石核上有清晰的打剥石片后留下的痕迹。细石核在早晚期文化层中均有发现。四道沟遗址的年代据C14测定距今2400——3000年左右。20世纪80年代初 ,羊毅勇对其进行过调查。[11]1988年8月昌吉州文物普查队又对其进行过普查。[12]

(八)柴窝堡遗址:位于乌鲁木齐市东南约50公里的天山山谷中柴窝堡湖岸地带。该遗址有两个地点,一个地点位于柴窝堡湖东岸约1公里的戈壁湖滩连接地带。另一地点位于紫窝堡湖西南约1公里向东一直延续到湖边。第一地点曾采集到408件石器标本,第二地点采集到251件石器标本,器物类型有石核、细石叶、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镞、粗大石器等。原料为硅质岩、碧玉、隧石、玉髓等。石核类:有船底形石核、楔形石核、圆锥形石核、圆柱形石核(图六)。细石叶是以间接打击法产生的,剖面多呈三角形和梯形。石片主要有长条形和不规则形,为直接打击法产生,一般都带有一个小台面,有些石片背面还保留自然面,少数石片边缘有使用痕迹。刮削器中有长身圆头刮削器、短身圆头刮削器,半月形刮削器或圆刃刮削器、圆形刮削器、叶形刮削器、弧刃刮削器、长刮削器、复刃刮削器、双边刮削器、凹刃刮削器等。尖状器中有双尖尖状器、矩形尖状器、两端尖状器、鸟啄形尖状器。雕刻器有屋脊形雕刻器、凿形雕刻器、石镞用三棱或三角形石片在尖端向背面或错向加工出一个锐尖(图七) 。粗大石器中有板状石器和矩形硕砸器等(图八)。[13]柴窝堡遗址的年代初步推断为新石器时代,但也有人认为它可能早到中石器时代或晚到青铜器时代,时间跨度比较大。[14]20世纪80年代初邢开鼎等人对其进行过调查。

(九)迪坎尔遗址:位于鄯善县迪坎尔乡迪坎尔村东南约800米处。地理座标:东经89°54′—55′,北纬42°34′—35′。海拔高度—10米。文化遗物有石核、刮削器、细石叶等。石核中分锥形石核、半圆柱形石核。刮削器以圆刃刮削器最为典型。在采集的遗物中细石叶所占的比重较大,细石叶一般较宽。石器主要以细石器为主,器型的加工多以打击法为主,包括直接和间接打击法,还有的经过压剥法(图九)。[15]根据该遗址不见与陶器共存这一点,可断定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物。文化面貌与七角井遗址大体相同,1988年8月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调查发现。

(十)克孜勒库木遗址:位于鄯善县连木沁乡丘旺克尔村西南约3公里。地理座标:东经89°54′—55′,北纬42°50′—51′,海拔高度260米。文化内涵石器很少,石片量较大,比较典型的器物有加工的细石叶、石核、斧形器。斧形器高9.6,最大宽7.5,最大厚2.5厘米。台面保留砾石自然面弧形。形似宽刃斧、弧刃、刃缘由交互打击而成。柄部横剖面呈梯形,刃缘部横剖面呈三角形。通体纵剖面呈长茄形(图十)。调查者从该遗址采集到一些较典型的细石叶和细石核,但见到的是更多的加工过程中打击下来的石片,这些石片集中并且没有进一步加工痕迹和使用痕迹。由此推断,这里可能为一石器加工点,其时代可能属新石器时代早期。[16]该遗址由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1988年调查发现。

(十一)洋海阿斯喀勒买来遗址:位于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阿斯喀勒买来村西北约3公里的戈壁上。地理座标:东经89°39′—40′,北纬42°48′—49′,海拔高度—37米。文化遗物有石核、尖状器、刮削器、斧形器等,其中刮削器有鞋底形、五边形等。斧形器形状象靴,柄短,刃缘采用交互打击法制成。[17]该遗址与迪坎尔遗址发现时间相同,其时代为2500年以前。

(十二)塔西肯艾热克遗址:位于鄯善县鲁克沁镇三个桥村南约1.5公里。地理座标:东经89°48′—49′,北纬42°43′—44′,海拔高度—6米。文化遗物发现有:椭圆柱状石核、锥状石核、细石叶、石箭镞、小圆形刮削器、圆头刮削器、双刃刮削器、敲砸器等,还发现很少夹砂红陶片。石制品大多数石质为硅质岩。其中的细石叶和细石核为典型的细石器产物。从文化面貌上看,该遗址属新石器时代遗址。[18]1988年,为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所调查。

(十三)阿克提热克遗址:位于鄯善县辟展乡开契克村东南约800米处。地理座标:东经90°11′—12′,北纬42°50′—51′。石制器采集到59件,其中有部分是没有加工和使用痕迹的石片。石器中有扇形刮削器、刀形刮削器、单刃刮削器和双刃刮削器、尖状器等。其中扇形刮削器和刀形刮削器较典型。调查者认为,该遗址为新疆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19]

(十四)二村遗址:位于鄯善县东巴扎回族民族乡二村,在乡政府东南约1公里。(二村又称作“阔什土尔”,“阔什”维语意谓“双的”、“双重的”,“土尔”是烽火台或了望塔的意思,因村里原有一双烽火台而得名。)地理座标:东经90°14′—15′,北纬42°51′。调查者在二村遗址调查时,曾采集到陶片28块,石制品6件。其中刮削器2件,石片3件,石核1件。陶片以夹粗砂灰褐陶为主。石核呈弧角形长方体,刮削器一件为盘状刮削器呈椭圆形,另一件为双直刃刮削器,石片均为石核上打下来的石片,很不规划。初步推测二村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春秋战国时期均有人活动。[20]

(十五)雅尔湖遗址:位于吐鲁番市亚尔乡亚尔湖交河故城土崖及与之邻近的西土崖之上,即交河故城西南三道沟与四道沟之间的台地上。遗址北面有古墓群。从该遗址采集的细石器标本有石核、石核制品、刮削器、尖状器、石片等。采集标本中打制石片占比重较大,一般石片宽大于长,形制不规整,边刃均见第二次加工及使用痕迹。遗物中相对比较,细石叶占比重较小,在这里见到有石镞。遗址内也见到早期陶片,但这里的细石器是否与陶器共存,很难准确说明。一些学者认为,雅尔湖遗址的年代上限可追溯至中石器时代,下限可延续到新石器时代。[21]文化面貌与七角井遗址大体相同。

(十六)阿斯塔那遗址:位于吐鲁番市三堡乡喀尔桑买亥来村西北戈壁砾石地带。地理座标:东经89°31′44″,北纬42°50′52″。海拔—25米。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先后有吴震、中科院考古所、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以及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对阿斯塔那遗址都进行过调查,共采集石器遗物760余件,石器中有打制石片石器和细石器,打制石器有:石片刮削器、修整石片及石叶、尖状器、斜歪形尖状器、锛形器、石核刮削器、石核尖状器、石核砍砸器等。细石器分为:石核、石核石片刮削器和尖状器、细石叶刮削器、压剥法制成的圆形、半圆形、刀形、舌形、双刃或单刃刀形刮割器。通体压制的折肩式、柳叶式、三角带铤式、阔刃式略呈桂叶形石镞等(图十一)。还有琢制石器:磨盘、石球和穿孔砾石坠,及少量夹砂陶片。阿斯塔那细石器遗址的年代属新石器时代。[22]

(十七)柯坪遗址:位于阿克苏地区柯坪县西南,属柯坪塔格山与艾外衣塔格两山之间的萨尔干盆地的东缘,在乌旦库勒泉水汇合苏巴什河流出口处,古干三角洲阶地表面。调查者在此采集细石器标本300余件。石料一般为灰绿色硅质岩、燧石。石器有细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刮削器边缘呈锯齿状,有细致加工痕迹。尖状器尖端可能经常使用,而似乎象磨制痕迹。石核上有明显的打击剥落痕迹。而小型不规则片状石器占比重较大。这里发现的石器一般器形都很小,长的约2——3cm,石器碎片散布在数百平方米范围之内,但不见与陶器共存。有关专家鉴定这是一处细石器文化遗址,材料尚未正式公布,可能为细石器早期遗存点。[23]时代与七角井遗址大体相当。[24]

(十八)乌帕尔遗址:位于喀什地区疏附县乌帕尔乡西南喀让古亚尔冲沟北岸的霍加阔那勒和乌帕尔乡西北索赛厄肯河北岸的苏勒塘巴俄两地,实为两个遗址。霍加阔那勒遗址地理座标:东经75°31′31″—32″,北纬39°16′30″—31″,海拔高度约1450米。苏勒塘巴俄遗址地理座标:东经75°30′29″—30″,北纬39°18′24″—25″,海拔高度1472米。这两处遗址共采集遗物400余件。主要是细石器,其次还有陶片、骨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铜器,另外还采集到零星的兽骨。霍加阔那勒遗址简称HC,苏勒塘巴俄遗址简称SC。[25]HC遗址发现的细石器有:楔形石核、半锥状石核、半柱状石核、柱状石核、细石叶及小石片、细石叶尖状器、舌形圆头刮削器、两端刮削器、尖状器、刮割器、棱柱形器和修整石片等(图十二、图十三)。SC遗址发现的细石器有:半锥状石核、柱状石核、两端刮削器、石刀、板状石器、石锥、圆底桂叶形、凹底石镞或者尖状器、修整细石叶等(图十四)。乌帕尔乡发现的这两处细石器不仅地域相近,而且文化遗存相似。从成形的石核和石器看,HC遗址比SC遗址丰富。其中楔形石核、石叶尖状器和尖端细石叶只在HC遗址有,舌形圆头刮削器,两端刮削器也只在HC遗址中发现。有学者认为:这些石器都具有中石器时代石器的特点。[26]乌帕尔乡发现的HC、SC两遗址,是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发现的最西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这里与苏联中亚毗连,从广义的中亚概念来讲,也属中亚范畴。如果根据SC遗址所见遗物同苏联中亚地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克尔捷米纳尔遗址文化内涵比较来看有些相似。其共同特点均属非几何形传统细石器,同时有石镞、骨镞、小铜器,其年代约公元前3000——4000年。[27]但SC遗址明显晚于HC遗址的年代,可不应晚于新石器时代中期。

(十九)巴什康苏拉遗址:位于于田县南约77公里处,克里雅河上游南岸的第三台地上,是一处河湾地带。文化遗物发现有:石核、细石叶、刮削器和石镞等,另外还有石片。石器以细石器为主,质地为硅质岩和叶岩等。石核有柱状石核和扁而宽的石核。细石叶一般两侧也近于平行,有单脊和双脊两种,横剖面呈三角形和梯形。刮削器分为圆头、直刃、凹刃、双刃等几种,石镞分凹底、带铤两种。发现者 认为:巴什康苏拉遗址属典型中石器时代细石器遗址。[28]其文化年代大约与七角井同期。

(二十)野牛泉遗址(简称:89AY):位于女若 羌县阿尔金山腹地祁曼格乡境内。地理座标:东经87°54′30″,北纬36°53′45″,海拔4530米,面积约12000平方米。文化遗物发现有成形石器46件,有楔形细石核、细石叶、刮削器等。这里的石器标本,总体看制作比较粗糙,石器的加工主要是由劈裂向背面,石核有表现早期特征的楔形石核(图十五)。[29]野牛泉遗址的年代大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该遗址1988年7月由宋炳轩 调查发现。

(二十一)喀尔墩遗址(简称:89KR):约在野牛泉遗址同纬度东200公里,遗址面积和文化面貌与野牛泉遗址基本相同,1988年7月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宋炳轩同志调查时,曾在此采集到较好的细石器17件,大致可分为圆头刮削器、鸟嘴状器、石柱、石片、小石叶等。喀尔墩遗址的年代与野牛泉遗址的年代大致相同。[30]

(二十二)辛格尔遗址:位于库鲁克塔格山南麓辛格尔村西一沙丘上,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和五十年代初,先后有瑞典学者贝格曼和中国学者王永炎在此进行过调查,贝格曼曾发现300余件石器和陶片共存,并见灶址。辛格尔遗址的细石器中有锥状石核。石器以石片器为主,主要有刮削器、石刀、锥钻等。同时发现少量残断的石磨盘和石杵,辛格尔遗址的细石器中以加工精致的桂叶形和叶形石镞最具特征。[31]辛格尔遗址的年代与阿斯塔拉细石器遗址的年代大致相同,属新石器时代。[32]

(二十三)罗布淖尔遗址:罗布淖尔是一个地域名称,范围很广,细石器遗存在这一地区有广泛分布,从考古调查结果来看,主要分布在孔雀河进入罗布淖尔的三角洲地带,以及孔雀河下游的小河,楼兰故城附近和距楼兰古城西南约50公里的LK海头古城周围。此外在现已干涸的罗布淖尔湖床西北边缘也有一些细石器较集中的点发现。[33]罗布淖尔遗址发现的细石器从制作技术上分,有打制的、压制的,从形态和用途上分,主要有圆锥形石核、楔形石核、圆柱形石核、半柱状石核、细石叶、石片石器、刮削器、尖状器、锥钻、石镞等,且以通体加工的桂叶形石镞或矛、投枪头最具特征(图十六)。石片石器多有二次加工痕迹,大型打制石器较少,加工较粗糙,主要为石斧、石锛、石磨盘、石杵、砺石等,但有的仅只局部磨制(图十七)。[34]罗布淖尔遗址的年代与辛格尔遗址的年代大体相同,其文化类型有人称之为辛格尔——罗布淖尔文化。[35]

(二十四)克拉玛依遗址:位于克拉玛依市区东南约20公里。地理座标:东经85°05′16″,北纬45°28′23″,地处玛纳斯河下游的枯河道岸边及不远的范围内。石器分布得较分散,调查者在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700米的范围内共采集石器200多件。从石器的外观上看,其选料主要是硅质岩、玛瑙石等。石器主要有:石核、石片、细石叶、细石叶双边刮削器、细石叶鸟喙形尖状器、长身圆头刮削器、短身圆头刮削器、长刮削器、短刮削器、双边刮削器、凹刃刮削器、弧刃刮削器、复刃刮削器(图十八)、鸟喙形尖形尖状器、戈形尖状器、两端尖状器、三棱形尖状器、双尖尖状器、杏核式尖状器、三角形尖状器、叶形尖状器、矩形尖状器、尖状刮削两用器、鸟喙形雕刻器(图十九)、屋脊形雕刻器、棒形敲砸器等。石器普遍较小,不见新疆典型细石器遗存中的一些典型器类。加工比较粗糙,有相当一部分石器刃口加工所留下的疤痕,显得较深、较短,刃缘相对也较陡,其规律性差。有相当多的石器是采用直接打法的工艺技术加工修整的。石器类型的成型化、典型程度低,如圆头刮削器是细石器遗存中常见的典型器物,但在这里往往表现出石片不规则,加工得不标准。克拉玛依遗址的年代大致为新石器时代。[36]

除上述细石器遗址外,尚有以下地点或地区发现过细石器遗物。

(二十五)吉木萨尔:位于天山北部的吉木萨尔县境内曾经发现过细石器遗存,采集到各类细石器标本。[37]

(二十六)克尔木齐:位于阿勒泰山南麓的阿勒泰县克尔木齐村,在一批年代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古墓中,曾有一批细石镞出土。[38]

(二十七)焉耆:1928年黄文弼先生在焉耆县城南约10公里的沙渍中曾发现1件石镞。[39]

(二十八)巴楚:1913年,斯坦因在巴楚县附近曾采集到一批细石器标本。[40]

(二十九)克里阳:位于昆仑山西北,皮山县克里阳村东南约10公里的塔斯洪河左岸。在此曾发现有刮刻痕迹的石料。[41]

(三十)且末:在且末县城南80公里的车尔成河谷,贝格曼曾经发现过细石器遗址,采集到细石核、刮削器、细石叶等。[42]

(三十一)英都库什:位于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在辛格与罗布淖尔之间,是吐鲁番去罗布淖尔的必经之路,黄文弼先生在此曾采集到细石核、细石叶等。[43]其年代大致与七角井遗址相当。

(三十二)韦曼布拉克:位于托克逊县河东乡韦曼布拉克村。在该村布于烽火台附近发现一件通体加工的桂叶形残器、似镞、刃、茅之类的石器,和一件方形石叶。[44]

(三十三)小普鲁:在于田县城南直线距离72公里处的克里雅河主支流流水河,普鲁河交汇处的三角台地上,曾采集到细石器标本10多件。[45]

(三十四)齐德喀仁:在哈巴河县加依勒玛乡齐德喀仁渡口北100米处,曾采集到细石器180余件。[46]

(三十五)XYF—87地点:位于哈烟达克以南约10公里的玉龙喀什河右岸,在此曾发现打制石锤、石片、砍斫器8件。[47]

(三十六)XLF—87地点:位于和田市以东洛甫与羊达克勒克之间的第三级洪积扇地面,西北方离洛甫镇约25公里,在此曾发现打制石核和石片2件。[48]

(三十七)XNF—87地点:位于尼雅河两主源汇合点以北约15公里,纳格日哈纳西北第三级洪积扇地面,在此曾发现5件锤击石片。[49]

(三十八)XNM—87地点:位于尼雅河东源乌鲁克萨依与西源汇合点以南的三角地带,海拔2500米左右。此地有丰富的细石器遗存,调查者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范围内,即采集到楔形细石核、细石叶、加工细石叶、石片等140余件。[50]

(三十九)XDM—87地点:在于田县城东17公里,南疆公路北侧1公里处,曾发现细石叶1件。[51]

(四十)XKM—87地点:位于于田县水交站南4公里的克里雅河左岸,这里曾发现圆柱形石核、细石叶、石片等。[52]

(四十一)西洪沟:位于石河子莫索湾一五O团团部西侧3—4公里处,这里曾发现两处细石器遗存地点,调查者在此采集到石镞、石叶、石镰等。[53]

(四十二)沙乐村:位于石河子莫索湾一五O团团部西北约20公里处,一东西长约百米的沙丘下,在此发现细石器石片数枚。[54]

(四十三)阿什库勒:在于田县南直线距离115公里左右,地理座标:东径81°28′,北纬35°49′,海拔高度5040米,属高寒漠地,地处昆仑山中段的喀拉塔什山南麓洪积坡上,在此曾采集到细石叶、刮削器和尖状器等。[55]

二、西域细石器文化的类型及所反映的经济面貌

新疆地处亚洲中部,远离海洋,降雨量稀少,属干旱区地理环境。河流水源主要来自降水较多的高山地带,综观新疆所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在一个如此广阔的空间地带,时间上又延用如此之久的细石器工具,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新疆地区的特点与时代的差别。从一个侧面,也充分说明了新疆地区的土著居民,在向大自然进行斗争过程中,是斗争中求生存,生存中求发展。曾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的历程。

现有的资料表明:我国西域地区的细石器遗存,多见于河岸阶地、湖岸及有泉水涌出的地方。它们有的在山区高寒地带,海拔位置很高,如阿什库勒遗址,海拔高度5040米,野牛泉遗址,海拔4530米。有的却处于海平面以下,如吐鲁番盆地的迪坎尔遗址海拔高度低于海平面10米,洋海阿斯喀勒买来遗址低于海平面37米,阿斯塔那遗址低于海平面25米等等。这些遗存无论分布在高山、平原、盆地或沙漠,虽然不少遗存地点远离现有河床或湖面,但大多数可以在它不远的地方找到水源。很明显,当时的人们一般都选择离水源较近的地方活动或安扎营地,这是新疆细石器遗存地点的地理环境特征。

从工艺技术和文化类型学上来看,以现有的资料分类,笔者采信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的研究结论,将新疆的细石器文化分为四类:

第一类:以柴窝堡遗址为代表,细石器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散布面积较大,是以细石器文化遗存为主要特征。细石器具备传统特征,其中船底形石核具有细石器早期特征,圆锥形、楔形、圆柱形均为细石器中常见石核。石片的产生是用直接打击法和间接打击法来获得的。石片主要有长条形和不规则形,为直接打击法所产生,均有一个小台面,这里表现出石器打制的原始性。所见细石器是利用间接打击法和压剥法只是在石片的边缘进行第二步加工修整,有些细石器的加工可能是用直接打击法。细石器器类虽然较丰富,但在同一类标本中、则形制较为单调。石器以单面加工为主,个别采用了错向或两面加工的方法。除长身圆头刮削器、短身圆头刮削器、半月形刮削器(有人称指甲形刮削器)等石器类型较固定外,其它石器类型还不太固定,加工上远远不如下川文化细石器加工的精致。柴窝堡细石器中双尖尖状器、半月形刮削器表现了这个遗址的特色,这类石器在我国其它地区很少发现。大型石器加工粗糙,而且很少。从宏观角度观察分析:不论在细石器工艺技术和一些石器类型上,柴窝堡细石器都表现出较为原始的形态,说明其工艺技术还不完备。从石器的分类用途上分析,石器主人当时生活在山前地带的湖边,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渔猎活动可能也是其生产活动中的一部分。类似柴窝堡遗址文化性质的还有三道岭遗址、野牛泉遗址、喀尔墩遗址、克拉玛依遗址。以克拉玛依遗址为例,应该说克拉玛依石器的主人其经济生活同遗存点周围的地理环境是协调的。该遗址处在玛纳斯河下游的枯河道岸边和不远的地方,周围地区都是风水作用的沙土和粘土沉积,河道有的地段宽达二、三十米,深约二、三米左右,有的河湾沉积中能见到不少淡水螺壳,河道的断壁上除沙土、粘土外,还有青灰色土层,说明这里有一个时期水草丰茂、林木丛生。据当地一位建设兵团的老团长介绍:解放前后(1949年前后)玛纳斯河流域,这里仍是林木茂密,人难穿行,野鸡多的象内地树上的乌鸦。野猪也多,有父子二人以狩猎为主,养二百多条狗,加长矛和火枪,一次狩猎就可获一卡车。鱼多,在玛纳斯河的引水渠旁,建设兵团的一些人不到一天仅用筐子就能捞到半卡车。黄羊多,兵团的货郎挑着担子到连队售货,常受黄羊骚挠,黄羊常在货郎担前嗅来嗅去,很讨厌,货郎经常回手一杖就打死一只黄羊。这充分说明,玛纳斯河流域以前的一些生态环境状况,可以说在五六十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狩猎、捕鱼、畜牧的好地方。克拉玛依细石器遗址,属玛纳斯河流域下游地带,这样的地理环境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石器主人的经济生活面貌。前面我们在介绍柴窝堡遗址时将它的年代初步推断为新石器时代,同时指出:“但也有人认为它可能早到中石器时代或晚到青铜器时代,时间跨度比较大。”还有学者指出:“柴窝堡的时代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向中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比较合适,但下限不可能晚到中石器时代以后。”[56]在这里顺便声明:笔者是不同意“有中石器时代”说法的。1999年12月在我国广东省英德市举行的“中石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共识是:“各地是否存在中石器时代以及中石器时限问题应视各地情况而定,不可能定出统一的时限”。[57]作为人类进化过程中标志性的产物,一个“文化时代”概念提出来,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在一个国家范围内,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限”概念,其存在的可能性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类:以哈密七角井遗址为代表,该遗址不仅面积大,而且细石器相当丰富,除船底形石核、圆锥形石核、石片石器较多外,一般利用石片经二次加工成长刮削器、尖状器等。细石叶的发现数量也相当可观,其长度达7厘米,宽仅0.3—0.4厘米,以细石叶进一步加工的小石镞、石钻、尖状器、雕刻器占相当比重,两面压琢修整,加工精细,制作工艺十分成熟。该遗址发现的以石片为料加工的指甲形刮削器。无论造型,还是制作方法,均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同类器物一致,大型石器发现有束腰带尖两面加工的石斧或尖状器。在这里,虽然有相当典型的细石器和比较成熟的细石器工艺技术,但目前还没有发现通体压制加工的石器,同时不见磨制石器和陶片。石制器中也不见一件与农业有关系的工具。由此推断,它应是以狩猎采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形态。类似七角井遗址的还有迪坎尔遗址,英都库什遗址、雅尔湖遗址、阿克苏地区的柯坪遗址、于田县的巴什康苏拉遗址。这些遗址出土的细石器均与七角井遗址相似。同样不见陶片和磨制石器共存。很显然,七角井类型的遗址年代明显晚于柴窝堡类型遗址的年代。

第三类:以喀什地区疏附县乌帕尔乡的霍加阔那勒遗址(简称HC)和苏勒塘巴俄遗址(简称SC)为代表。这两处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相似。但HC略早于SC,比如霍加阔那勒遗址的有楔形石核、半锥状石核、半柱状石核和柱状石核,这类石核是细石器遗址中常见遗物。同时该遗址中还多见细石叶及加工细石叶。石片石器中以刮削器为主,但器形一般均不太规则,简单而粗糙,石器制作工艺技术保留有一定的原始性。虽然在遗址中与细石器共存有夹砂粗红陶片,但很破碎,且看不出器形,通常认为这种夹砂红陶片为新石器时代年期遗物。苏勒塘巴俄遗址与霍加阔那勒遗址不同的是,出现了交互打制而成的圆底桂叶形、凹底石镞或者尖状器。还有磨制的石刀、骨镞及小件铜器。由此推断,时代上可能要比霍加阔那勒遗址延续时间要长。类似这样的遗址还有巴楚遗址和土垒河遗址。陶片、骨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铜器,在这类遗址中的出现,说明这类遗址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但从这些遗址采集的遗物分析,仍然未见到一件与农业有关的工具。说明当时仍是以狩猎采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形态。

第四类:以阿斯塔那遗址为代表,这类遗址延续时间很长。阿斯塔那遗址石器十分丰富,石器以石片石器为最多,从石核上获得细石叶的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例如:有的小石核在剥去细石叶后直径不到0.7厘米的圆锥形和柱状石核,这在其它遗址中均不见。而以加工细石叶占相当比重,压制的细石器种类比较多,有半月形石刀、柳叶形、桂叶形及三角形带铤石镞,另有锯齿形石器在中国其它地区也很少见。琢制石器有石磨盘、石球和穿孔砾石坠,同时还发现夹砂红陶片和少量彩陶片。虽然遗址中细石器均与狩猎畜牧经济有关,但农产品加工用具和陶器中出现彩绘装饰,显示出阿斯塔那遗址农业经济因素的存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阿斯塔那细石器遗存的时代可能属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通体压制的石器加工精致,形态稳定,数量也较多,这也许反映了新疆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细石器遗存的一大特征。另外在同一地表采集面上,还发现相当数量的陶片。还有多种多样的石磨(石磨盘),如马鞍形、船形和上下均有磨面的石磨(石磨盘)。还有磨棒以及一些手持的研磨用的磨具。还发现有重量在1市斤至1公斤左右的一些石球。这些石球虽然不是直接的农业生产工具,但有的很可能是加工谷物的用具。从这些用具和相当数量陶器的发现,初步反映出阿斯塔那细石器遗存的经济似乎可能已经有了农业的成分,但畜牧和狩猎仍占重要的地位。”[58]

类似阿斯塔那遗址文化面貌的还有罗布淖尔地区遗址、辛格尔遗址、伊尔卡巴克遗址、焉耆遗址等。从罗布淖尔地区发现的细石器与磨制石器来看,罗布淖尔地区居民当时以狩猎采集为主,渔猎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到后期可能出现农业经济,目前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小麦标本,就是出土于罗布淖尔西北的古墓沟墓葬中的。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3800年左右。[59]

关于木垒县四道沟遗址、鄯善县东巴扎回族民族乡二村遗址、和阿勒泰县克尔木齐村古墓中出土的细石器,只能认为是一种古老技术的残留。因为它们的年代均为2400年—3000年或2000—2500年,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尽管西域地区在历史早期与内陆文化发展不太平衡。但至少也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一时期,西域地区的文化面貌,基本上可以分为草原游牧文化和绿洲农耕文化两个类型。这一文化格局的形成,完全是由新疆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决定的。

综上所述,从西域地区的细石器遗存来看,第一类和第二类细石器遗址所反映的内容是狩猎采集经济为主,兼有一定的渔猎经济。第三类和第四类细石器遗址所反映的内容是以狩猎、畜牧经济为主,渔猎存在,以至后来农耕文化的出现。

(此文作于1999年冬,原有附图十九幅,此略。)


[1]参见于志勇:《新疆地区细石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新疆文物》1996年4期67页。

[2]参见伊第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存》、《新疆文物》1993年4期17页、图2。伊第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文引自:TEILHARDDE  CHARDINP.et  YOUNGC.C.(1933)On.Some  Neolithic  Finds  in  Mongolia,Sinkiang  and  West  China。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13:PP.83—104。

[3]王炳华:《新疆细石器遗存初步研究》、《干旱区新疆第四纪研究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74—182页。

[4]同注2。

[5] a、新疆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昌吉州文物普查队:《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89年3期49—50页、图一;51页、图二。b、《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两处细石器遗址》、《考古与文物》1993年4期。

[6]同注5。

[7]参见伊第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存》、《新疆文物》1993年4期18页、图3。

[8]吴震:《新疆东部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4年7期333—341页。

[9]王炳华:《新疆细石器遗存初步研究》、《干旱区新疆第四纪研究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74—182页。

[10]见昌吉州文物普查队:《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89年3期54—55页。

[11]羊毅勇:《新疆木垒县四道沟遗址》、《考古》1982年2期113—120页。

[12]见昌吉州文物普查队:《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中附表《昌吉州文物概况一览表》序号33,分类号A3,《新疆文物》1989年3期。

[13] a、邢开鼎:《新疆柴窝堡湖边细石器遗存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1989年2期1—16页;b、伊第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存》、《新疆文物》1993年4期19—26页,图五、图八。

[14]于志勇:《新疆地区细石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新疆文物》1996年4期67页。

[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88年3期3—10页。

[16]同上注15。

[17]同上注15。

[18]同上注15。

[19]同上注15。

[20]同上注15。

[21] a、王永炎:《西北史前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10期155页。b、《新疆文物》1988年3期1—2页;1993年4期26—27页。

[22] a、吴震:《新疆东部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4年7期333—341页;b、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队:《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88年3期2页。

[23]伊第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存》、《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29页。

[24]于志勇:《新疆地区细石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新疆文物》1996年4期,66页。

[25]“霍加阔那勒遗址”和“苏勒塘巴俄遗址”在喀什地区文物普查队提供的资料中分别称“霍加库纳尔”细石器遗址和“苏里坦巴赫”细石器遗址,明显属于音泽上的差别,参见《新疆文物》1993年3期5—6页。

[26]伊第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存》、《新疆文物》1993年4期,29—34页。

[27]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克尔捷米纳文化”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版,257页。

[28]王博、张铁男:《新疆石器时代考古有新发现》、《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11期35—36页。

[29]塔克拉玛干沙漠综考队考古组、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阿尔金山细石器》、《新疆文物》1990年4期14—18页,图一、图二。

[30]同注29。

[31]参见伊第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存》、《新疆文物》1993年4期37页、35页。伊第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原引文献:a、BERGMANF.(1939)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ly  the  Lop—Nor  Region。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7。Stockholm:Bokforlags  Aktiebolaget  Thule。b、王永炎《西北史前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10期155页。

[32]于志勇:《新疆地区细石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新疆文物》1996年4期,67页。

[33]参见楼兰文物普查队:《罗布泊地区文物普查简报》、《新疆文物》1988年3期85—94页。

[34]伊第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存》、《新疆文物》1993年4期,37—41页,图16。

[35]于志勇:《新疆地区细石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新疆文物》1996年4期,67页。

[3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克拉玛依文化局:《新疆克拉玛依市细石器遗存》、《新疆文物》1996年2期1——9页。

[37]伊第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存》、《新疆文物》1993年4期,19页。

[38]王明哲:《新疆克尔木齐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期23—32页。

[39]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47)(48)(49)(50)(51)(52)

[40] STELNM.A.(1928)Lnnermost  Asia.  Oxford:Clarendon  Press.

[41]于钟琪:《新疆几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简介》、《干旱区新疆第四纪研究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42]同注31。

[43]同注31。

[44]同注15。

[45]黄小江、吴州:《克里雅河上游地区新发现的两处石器地点》、《克里雅河及塔克拉玛干科学探险考察报告》、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11年出版。

[46]王博:《哈巴河县齐德喀仁细石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47]黄尉文等:《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新发现的石器》、《人类学报》1988年11月第7卷4期。

[48]同注47。

[49]同注47。

[50]同注47。

[51]同注47。

[52]同注47。

[53]郭婧:《石河子文物考古新发现》、《新疆文物》1997年1期54—55页。

[54]同注53。

[55]同注45。

[56]伊第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新疆地区细石器遗存》、《新疆文物》1993年4期37页。

[57]见张森水:《在“中石器文化国际研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农业考古》2000年第1期6页。

[58]邢开鼎:《新疆细石器初探》、《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69页。

[59]见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117—128页。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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