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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敦煌學研究概述


赵大莹
2007-11-23 17:26:27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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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敦煌學研究在去年的基礎上平穩發展,成果頗豐,大陸地區共出版敦煌學專著70餘部,公开發表相關論文720餘篇。這裡,筆者僅從大陸正式出版的刊物出發,分類擇要介紹。

一、概説

  本年度的對於敦煌學研究史的回顧、敦煌學理論探討、敦煌寫本的流散與收藏、整理與輯校、資料編目與評述和敦煌文獻數字化的成果較多。
  總結近百年的敦煌學研究,討論未來敦煌學研究走向,有饒宗頤《敦煌學應擴大研究範圍》(《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九卷,以下簡稱《敦煌吐魯番研究》),再次強調了敦煌學研究要突破時代和研究材料的局限,秦代、魏晉南北朝都要仔細研討,簡牘和石刻史料都有研究的必要。敦煌學對史學研究意義重大,李繡《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從土地、戶籍、經濟、財政、交通、官制、軍事和史部典籍等八個方面,介紹總結了中國學者利用敦煌吐魯番漢文文書研究隋唐五代歷史的成果,對一些影響學術進程的外國學者,尤其是日本學者的成果也加以介紹,反映了敦煌學在不同時代的研究特點及主要研究内容,客觀中肯地評述了百年來敦煌吐魯番文書學研究成果及其在唐史研究中的重大作用。郝春文《二十世紀的敦煌學》(上海古籍出版社),通過三組文章,概括了敦煌歷史、興衰原因和文化特徵,回顾与评述了20世纪敦煌学,介紹了莫高窟、莫高窟藏经洞、藏经洞出土文献与文物的流散等情況,並對利用敦煌文獻研究歷史,包括20世紀和部分21世紀以來的重要成果,以及敦煌寫本社邑文書的研究狀況作了詳細的述評,強調了唐史學者要增強利用敦煌文獻的意識和整理敦煌文獻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最後通過評介敦煌學研究史上有代表性的九部著作,展示了國内外敦煌學研究的歷史足跡。楊寶玉《敦煌文書的發現和研究》(《20世紀中國社會科學•歷史學卷》,廣東教育出版社)對20世紀學界利用敦煌文書進行的西北地區史、專門史,及中古史研究方面的情況及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對敦煌學人的研究。柴劍虹《王國維對敦煌寫本的早期研究》(《敦煌研究》6期)通過對王國維30篇敦煌寫卷專論文章的介紹和總結,認爲王國維的敦煌學研究,樹立了處理資料的獲取與交流、研究的兼容與辯證、中西學關係的楷模。馬格俠、張文超《论胡适对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敦煌學輯刊》3期),總結了胡適研究敦煌禪宗文獻的原因、成果及方法,肯定了胡適的敦煌禪宗研究的首創之功。白化文《周紹良先生的敦煌學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介紹了周紹良先生的敦煌學方面的學術貢獻。車振華《關德棟先生的敦煌俗文學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介紹關德棟先生的俗文學研究,如變文、曲子詞等。陳樂道《隴上學者慕壽祺與敦煌卷子》(《檔案》5期),介紹了慕壽祺對敦煌藏經洞文書發現之記載、敦煌卷子的收藏乃至敦煌舊小說的研究情況。    
  隨著敦煌文獻的不斷公布、整理和研究的深入,敦煌文獻及其研究成果的數字化工作一直受到國内外敦煌學者和信息技術專家的關注。2005年11月13—14日,由上海師範大學域外漢文古文獻研究中心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共同主辦的敦煌學知識庫國際學術研討會,就是以敦煌學知識庫的基本構想與技術規範、敦煌數據庫應用與實踐、敦煌學研究的數字化資源介紹與探討等幾個方面為主題。該研討會綜述由趙貞撰寫,載於《敦煌學知識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這裡這裡就不贅敍了。

二、歷史地理

  對敦煌地區政權的總體論述和考證。榮新江《敦煌歷史上的曹元忠時代》(《敦煌研究》6期),勾勒了10世紀敦煌曹元忠時代歸義軍政權以朝貢與中原王朝保持聯絡、編纂曆日、設軍鎮、還授土地、保障絲路暢通、促進文化交流、開窟造像、雕版印經等歷史活動,認為這些反映了處在相對穩定的時期内地方官員所作的歷史貢獻。榮新江、余欣《沙州歸義軍史事系年》(白化文主編《周紹良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將有關沙州歸義軍咸通三到六年(862—865)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宗教等各類敦煌文獻與傳統史料爬梳整理,考訂排比。
  敦煌法制文書研究一直是敦煌學的傳統課題。榮新江、史睿《俄藏Дx.3558唐代令式殘卷再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從唐代國家祭祀典禮的祠令神位、祠令圜丘條、圜丘從祀星官的變遷幾個方面,確定唐武德至開元年間歷朝所修《祠令》的特徵,重申Дx.3558文書第二、三條爲顯慶年間《祠令》,第一條為祠部式,而暫定該卷為令式彙編。王斐弘《敦煌寫本《S.1344開元戶部格殘卷》探微》(《法學評論》5期),将“残卷”定名《S.1344开元户部散颁格残卷》,利用文書内容,討論了格與其他法律形式的關係。
敦煌史實、地理的考證比較集中。楊寶玉、吳麗娛《P.3016v〈厶乙致令公狀〉考釋》(《敦煌研究》3期),否定了P.3016v所言“入京奏事”即為梁幸德遇害那次朝貢的說法,認為狀中所說的應是同光四年(926)到京的那次入貢,因該次入貢歸途中同行的回鶻使團成員安千葙被殺,甘沙關係驟然微妙緊張,瓜州刺史慕容歸盈遂致信曹議金以勸說調解,P.3016v書狀即為該信多年後的抄件,可定名為《天成二年(927)慕容歸盈致曹議金狀》。李軍《敦煌寫本〈歸義軍僧官書儀〉拼接綴合及相關問題研究》(《敦煌學輯刊》3期),將P.5015與P.3715、P.2729拼接綴合,分析了文書所提及的唐政府給予歸義軍收復涼州之功的各種賞賜,以及唐政府以派遣防秋兵馬為名遣鄆州兵駐守涼州的記載。錢伯泉《渥窪水天馬史事辯正》(《甘肅社會科學》3期),利用時間排比和地理考證,肯定漢武帝時渥窪水出天馬的史事是發生在武威郡。文夢霞《再論東陽王元榮領瓜州刺史的時間》(《敦煌研究》2期),認爲元榮統治瓜州是北魏孝昌元年至西魏大統八年(525—542),並沒有與西魏王朝共始終。孫占宇《馬圈灣漢簡所見一次發生在車師的戰爭》(《敦煌學輯刊》3期)對馬圈灣漢烽燧遺址第5號探方簡牘材料中反映的王莽時一次發生在車師的戰爭重新考訂,大致推定此役實與王駿征伐西域戰爭無關。李正宇《玄奘瓜州、伊吾經行考》(《敦煌研究》6期),考證了玄奘從瓜州趨西北、過莫賀延磧而抵伊吾的路綫,尤其是莫賀延磧道的取綫及沿途驛站位置關係。李並成《“昆侖”地望考》(《敦煌學輯刊》3期),考證“昆侖”的大體位置在古居延海之南,流沙近旁,怒江、瀾滄江之北,爲弱水(黑水)發源之地,其地望應爲今祁連山西段及其周圍一帶。李岩雲、傅立誠《漢代玉門關址考》(《敦煌研究》4期),全文公布了1998年敦煌小方盤城出土的一部分簡牘,認爲現小方盤城爲玉門都尉府,而漢代位於敦煌西北的玉門關址在小方盤城西側150米處的長城綫上。劉雁翔《王仁裕〈玉堂閒話•麥積山〉注解》(《敦煌學輯刊》2期),對《麥積山》加以解説,包括隋舍利塔和七佛閣等位置問題。康馬泰《“伐地”國地望考》(《敦煌吐魯番研究》,毛民譯),對漢文典籍中提到的與Vardana 地名有關的問題和各種爭論,從考古學、穆斯林典籍、漢文典籍、發音與翻譯、詞源學等角度對“伐地國”地望考證溯源,力主應為Vardana。張可輝《敦煌寫本〈諸山聖迹志〉所載揚州城考補》(《敦煌學輯刊》2期)認爲敦煌寫本《諸山聖迹志》所記揚州“四面十八門”乃楊吳都城城門數,基本遵循《周禮•考工記》的都城城門規則。
  經濟研究方面,姜伯勤《論敦煌“守莊農作”型外莊與“合種”制經營》(《敦煌研究》6期)討論了“莊田”用語在敦煌所體現的生産關係及其變革,認爲莊客或莊夫不是奴婢,是“撫恤類若家僮”而自有農具的依附性的“分種”戶。陸離《也談敦煌文書中的唐五代“地子”、“地稅”》(《歷史研究》4期),認爲吐蕃政權下徵收戶稅“突稅”與田畝稅“地子”,而“地子”也可能被稱爲“突稅”;歸義軍政權徵收田畝稅“地子”,徵收的“地稅”是從吐蕃的“突稅”演變而來,性質仍是戶稅。劉進寶《從敦煌文書看唐五代私有土地的發展途徑》(《中國農史》2期),認爲賣地契有關雙方權利義務的文本形式,已排除了交易雙方之外的各種干預,不再受國家制約,也不需要官府審核和裁決,土地已成爲人戶的私有財産,土地擁有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支配土地。潘春輝《唐前期敦煌農業開發述略——以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爲中心》(《開發研究》6期),對文書中所反映出的敦煌水利開發、麻的種植與使用以及鹽池、野谷利用等方面進行了研究。
  歸義軍研究。陳大爲《論敦煌淨土寺對歸義軍政權承擔的世俗義務(一)、(二)》(《敦煌研究》3、5期)從經濟支出、宗教外交、公共勞務、儒家教育角度進行分析,認爲淨土寺參與世俗政權的各種活動,以其特殊的方式服務於世俗政權。馮培紅《歸義軍鎮制考》(《敦煌吐魯番研究》),將歸義軍鎮制置於中古鎮制演變的大背景下,考察鎮制源頭,評述歸義軍“六鎮”、“八鎮”研究狀況,以及歸義軍壽昌等十多個鎮的設置和地理位置等内容。劉進寶《歸義軍時期的“音聲人”》(《敦煌研究》1期)指出沙州歸義軍政權的樂營由樂營使、樂營副使、都史組成,其演藝人員為音聲;音聲分番執役,上番時由官府提供衣糧,佔有部分土地,以供下番時生活。
  相關論文尚有:沙武田《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再探》(《中國史研究》3期)從莫高窟第16窟千佛變壁畫出發,聯係其末法思想與遼代“末法住世”思潮、敦煌曹氏與遼的交往關係,以及遼與敦煌末法思想結合的影響,指出藏經洞可能封閉於曹賢順初期(1014—1020)或稍後。

三、社會
  張弓主編《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上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將敦煌典籍置於唐五代的歷史背景之下,設緒論、儒學(儒典、蒙書)、佛典、道典、史地、文學、書儀、雜占、科技、藏文典籍等九章,對敦煌典籍歷史源流、學術文化價值以及所蘊含的社會歷史信息等加以考察,探討了其形式和內容特點與社會變動的關係、四部籍的穩定傳承等問題。
  社會結構和組織等傳統研究又有新的視角。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私社的教育與教化功能》(《敦煌吐魯番研究》),討論了社邑所具有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教育功能的内容、範圍和方式,認爲其教育的價值取向與當時主流意識形態一致,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鞏固等級制度、利於文化傳承。他的《再論敦煌私社的“春秋坐局席”活動》(《敦煌學輯刊》1期)分析了敦煌私社“春秋坐局席”活動的含義、社會功能和象徵意義,以及與官府“春秋二社”的差異。孟憲實《論唐宋時期敦煌民間結社的社條》(《敦煌吐魯番研究》),從稱謂、結構與内容、制定與修改、作用等幾個方面討論了民間共同制定與遵守的社條,指出社條作爲結社的最高準則,是全體社人共同的契約。他的《國法與鄉法——以吐魯番、敦煌文書爲中心》(《新疆師範大學學報》1期),討論了在民間契約問題上的國家立場,認為鄉法與國法之間,都有針對對方的預設,雙方的關係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變動。鄭炳林《晚唐五代河西地區的居民結構研究》(《蘭州大學學報》2期)分析了河西地區少數民族分布和結構特點。
  婚姻和家庭研究。陳麗萍《敦煌籍帳中夫妻年歲差距過大現象初探——兼論敦煌地區收繼婚存在的可能性》(《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期),对敦煌户籍所见 “老夫少妻“和主要老妻少夫”現象作了討論。她的《唐宋時期敦煌地區非正式婚姻子女現象略考》(《敦煌研究》4期)對敦煌“非正式婚姻子女”的身世來源、構成狀況、財產繼承與分割原則以及家庭生活的倫理觀等進行了探討。趙跟喜《敦煌唐宋時期的女子教育初探》(《敦煌研究》2期),指出女性雖然被排除在正規學校教育之外,但一些正面婦道教育的文書顯示,當時的敦煌社會還是很注重女性的家教。楊秀清《社會生活的常識、經驗與規則及其思想史意義——以唐宋時期敦煌地區爲中心》(《敦煌研究》4期)利用敦煌文獻中的通俗讀物,考察了社會生活的經驗與規則在唐宋時期對於敦煌大眾的意義。
  民間信仰研究也是近年的熱點。余欣《神祗的“碎化”:唐宋敦煌社祭變遷研究》(《歷史研究》3期),討論了歸義軍時期敦煌社祭逐漸衰落乃至消亡的原因,即社神的職能被諸多新興神祗所取代或其他傳統神祗所侵奪,使社神存在的合法性被抽空而淡出歷史舞臺。余欣《唐宋時代敦煌的鎮宅術》(《敦煌吐魯番研究》)將敦煌文書中的鎮宅法分成石鎮法、解厭法、符鎮法、丹藥法、誦經法、復合法六种,對整個過程、鎮物和禁呪等一一考辨。他的《唐宋敦煌醮祭鎮宅法考索》(《敦煌研究》2期),認為敦煌的醮祭鎮宅法雖然與道教有很深的淵源關係,但並非完全是道教的儀式,而是道教儀軌與民間雜信仰的混合物。他的《神道人心——唐宋之際敦煌民生宗教社會史研究》(中華書局)一書中提出了“民生宗教”的概念,深入研究了敦煌的神靈譜系,從居住和出行兩大方面考察了各種宗教信仰對人們日常生活的精神層次的影響。〔日〕關尾史郎《莫高窟北區出土〈大涼安樂三年(619)二月郭方隨葬衣物疏〉的兩三個問題》(《敦煌吐魯番研究》),認爲本件衣物疏顯示了在隋唐之際隨葬衣物疏已在敦煌用於死者鎮魂,和内地信仰在六世紀中葉以後在敦煌吐魯番的流行情況。  趙貞《敦煌文書中的“七星人命屬法”釋證——以P.2675bis爲中心》(《敦煌研究》2期)介紹了“七星人命屬法”的含義和流行狀況,認爲P.2675bis吸收了兩部佛經有關七星特徵的內容,而在世人命運的推占中滲透著濃烈的佛教因素。金身佳《敦煌寫本宅經中的陰陽宅修造吉日》(《敦煌研究》2期),認為敦煌寫本宅經中陰陽宅的修造吉日是依天道運行而定的,而其修造忌日是據太歲出遊而定的。金身佳《敦煌寫本P.4930〈相塚書〉中的六對八將試釋》(《敦煌學輯刊》3期)認爲P.4930《相塚書》中的六對八將是形法相地的理氣相法,並分析其用途。
  研究禮儀和社會習俗。吳麗娛《正禮與時俗——論民間書儀與唐朝禮制的同期互動》(《敦煌吐魯番研究》)以S.1725、P.3637、S.6537v、P.3900、P.2646、P.2622等書儀為例,説明書儀内容上吸收禮制内容,製作者很多是朝廷大臣,因此很大程度上能夠忠實反映朝廷主流意向和做法,帶有官方色彩,被官僚階層和百姓當作樣本,成爲朝廷儀制與民間習俗交接的橋梁,在傳播當代禮制和維護朝廷統治方面,意義重大。王祥偉《歸義軍時期敦煌寺院的吊孝活動》(《敦煌學輯刊》2期)利用敦煌寺院會計文書,結合書儀,從對象、物品上分析歸義軍時期敦煌寺院所進行的吊孝活動。譚蟬雪《敦煌民俗:絲路明珠傳風情》(甘肅教育出版社)結合敦煌壁畫、藏經洞出土文獻、有關歷史資料,對敦煌民俗作了較爲全面的介紹。楊森《敦煌唐宋時期的“助供”》(《敦煌研究》5期)指出唐代敦煌僧尼互贈物品所用辭彙多用“助供”、“助”(吐蕃佔領時期),而五代、宋時期不見用或少用,但卻形成一種寺院內外的贈納習俗。

四、宗教

  佛教研究有僧人現象、道德觀念、法會研究、理論研究、石窟與佛教關係研究等内容。
  李正宇《晚唐至宋敦煌聽許僧人娶妻生子——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五》(《敦煌吐魯番研究》),分析了敦煌僧人可有妻室、子女、收養義子義女等現象和形成原因,認爲是敦煌世俗佛教特有的内容。潘春輝《從戒律自身原因看唐宋敦煌僧人之違戒》(《新疆社會科學》4期),從戒律之繁複、前後矛盾以及戒律的讓步等方面分析唐宋敦煌僧人違戒的原因,認爲佛戒尺度逐漸放寬是佛教進一步中國化的表現。
  鄭炳林、屈直敏《歸義軍時期敦煌佛教教團的道德觀念初探》(《敦煌學輯刊》2期),認為世俗的君臣關係、忠孝之儒家道德觀念,成為佛教知識及其價值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歸義軍時期敦煌佛教教團所遵守的基本準則。聖凱《真妄與心識——攝論師的心識思想》(《敦煌學輯刊》2期)指出道基是綜合、概括真諦所有的譯典,屬於完全繼承真諦的心識論;而《攝大乘論章》則融合地論師的心識思想,但仍以攝論學派爲主,作者是受地論學派影響的靈潤。李尚全《戒行合一:從敦煌禪籍透露出的達摩禪的真實內涵》(《敦煌學輯刊》2期)認為敦煌本《二入四行論》的菩提達摩禪學思想實際是小乘佛教聲聞戒與大乘佛教般若“六度行”,被《楞伽經》的如來藏理論整合,成為漢傳佛教禪宗在唐代南北分流的源頭。楊富學、王書慶發表了一系列研究禪宗、禪法的文章,《蜀地禪宗之禪法及其特點——以敦煌寫本〈歷代法寶記〉爲中心》(《周紹良先生紀念文集》),《〈傳法寶記〉所見達摩祖衣傳承考辨》(《敦煌學輯刊》3期)和《〈傳法寶記〉的作者及其禪學思想》(《敦煌研究》5期),分別就禪宗的特點、傳承脈絡和思想等方面加以討論。趙和平《兩件高宗、武則天時代“敦煌藏經洞出宮廷寫經”辨僞》(《敦煌研究》6期)從官制等角度出發,認爲北圖0623劉幼雲藏《金剛般若經》(散0659)和日本三井八郎右衛門藏《妙法蓮花經》卷第二是贗品。
  謝生保、謝靜《敦煌文獻與水陸法會——敦煌唐五代時期水陸法會研究》(《敦煌研究》2期),用敦煌文獻和明清時期的水陸畫爲資料,論證了敦煌遺畫和水陸畫的關係,認爲敦煌遺畫中的一小部分大型挂畫,可能是唐五代時期水陸法會上懸挂的水陸畫。李小榮《水陸法會源流略說》(《法音》4期),利用敦煌文獻中的施水陸冥道齋法與水陸齋文的記載,提出雖然在敦煌文獻中至今未發現有題爲“水陸齋文”一類的文書,但S.0663 及Дx.06746+Дx.06746V兩件疏文明確指出施食的物件是水陸生靈,故應是宋代水陸儀文的先導。
  王志鵬《敦煌寫卷中佛教偈頌歌讃的性質及其內容》(《敦煌研究》5期)認為佛教用於禮佛儀式中表示歌歎、讚頌,配樂歌唱的偈贊,在隋唐之後,其韻文體式、歌唱的性質,都有一定的改變。楊學勇《敦煌陰氏與佛教的關係及相關問題研究》(《敦煌學輯刊》3期),從陰氏與佛教的關係出發,探討石窟由佛窟到祠堂功能的轉變。張子開《敦煌普賢信仰考論》(《山東大學學報》4期)指出普賢變中普賢跏趺坐法與後世有所區別,《普賢菩薩說證明經》識別有訛,包括了兩種不同時代、不同性質的小經。
  道教方面,文獻研究比較突出。王卡《敦煌本〈升玄內教經〉殘卷校讀記》(《敦煌吐魯番研究》),對Дx.2063、1888、2008三件俄藏抄本加以綴合,認爲Дx.2678、Дx.901可以綴合,但不能與Дx.517綴,BD.9780可與S.107綴和,P.3810是《昇玄經》卷四殘抄本。劉屹《敦煌所見〈洞淵神咒經〉卷二十(S.8076+9047v)殘卷及相關問題》(《周紹良先生紀念文集》),對二殘卷綴合成的《神咒經》卷二十的位置,二十卷本出現時間、後十卷來源等問題加以探討。
  劉永明《敦煌道教的世俗化之路——敦煌〈發病書〉研究》(《敦煌學輯刊》1期)討論了以P.2856為核心的敦煌《發病書》之形成、內容結構、文本特點及其與道教之間的密切關係。他的《盛唐時期敦煌的道觀問題——兼論經戒傳授盟文中的題名方式》(《敦煌學輯刊》4期)指出盛唐時期敦煌經戒傳授盟文中求法弟子題名所見州縣鄉里是求法弟子的籍貫,其道觀名反映了隋唐以來以道觀爲核心的經教化道教的發展,及其與傳統科儀之間的矛盾。
  摩尼教研究主要有:劉屹《唐開元年間摩尼教命  景教和祆教研究較少。林英《拂菻僧:關於唐代景教之外的基督教派別入華的一個推測》(《世界宗教研究》2期)分析了7世紀前後拜占庭帝國內部的宗教紛爭、阿拉伯帝國崛起後敘利亞的基督教派別面臨的情況,以及唐代拂菻貢品的產地,推測拂菻僧可能是東遷至中亞的敘利亞邁爾凱特派。滕磊《關於在華祆寺的幾點認識》(《敦煌研究》5期)總結了在華祆教寺院(祆祠)的一些特徵,如位置、形制結構,內部設置、奉祀内容及形式、管理者等。

五、語言文字
  敦煌寫本的語言文字通論性研究。鄭阿財《論敦煌俗字與寫本學之關係》(《敦煌研究》6期)通過對寫本學(手稿學)的界定,論證敦煌寫本研究的意義,包括對研究敦煌文獻、日本古寫經,乃至於漢字文化圈中的韓國、越南漢文寫本等重要作用。〔日〕高田時雄《敦煌遺書與漢語史研究》(《敦煌研究》6期),通過分析敦煌遺書中的語言材料,如古逸文獻,對音資料以及河西語言史料,梳理了學界由敦煌文獻為漢語史和河西語言史研究帶來的新見解。方廣錩《敦煌遺書與奈良平安寫經》(《敦煌研究》6期),比較了敦煌遺書和奈良寫經的異同,並分析說明,認為敦煌遺書與奈良寫經可以互為印證補充。
  字詞考釋類研究較多。趙鑫曄《敦煌願文詞語考釋劄記》(《敦煌學輯刊》2期)考釋了六铢、东郭之毫、峻洽、长生、盂耕、生界、魂路、神道等詞在願文中的含義。周俊勳《敦煌詞語劄記》(《西北民族大學學報》6期)考釋了5個西部俗語詞和方言詞:“安不離危”的“離”當是“慮”,西北方音同音;“服子”就是“腫塊”;“慘面”就是“刺面”;“峻削”、“頭尖”就是“聰明”。李若暉《敦煌文獻字義劄記二則》(《敦煌研究》2期)對敦煌文獻中所見“空”“簡”之義進行補充考證。汪泛舟《敦煌俗別字新考(上)》(《敦煌研究》1期)從僧詩、蒙書、願文、題記等中又輯錄一些,如“群、郡”、“接、妾”、“狩、嘼(手)”、“翻、幡”、“受、壽”、“沙、涉”、“西、惡”、“享、烹”、“聖、政”、“唐、堂”等俗別字並加以校正。
  語法研究,朱鳳玉《敦煌本〈正名要錄〉中“連文釋義”初探》(《敦煌研究》6期),重點介紹了《正名要錄》中的“音同義別”字和“連文釋義”訓詁方式,指出敦煌寫本《正名要錄》與《時要字樣》,開後世“連文釋義”、“錯別字”專書之先河。肖從禮《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數詞和數量表示法》(《敦煌學輯刊》3期),歸納分析了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數詞和數量表示法的種類和各自的使用特點,認爲數量詞出現的時代應是兩漢時期。陳明娥《敦煌變文辭彙計量研究》(百花文藝出版社)在校勘整理和辭彙考釋的基礎上,對變文的辭彙語義特點和發展演變規律進行了分析和探討,總結了敦煌變文辭彙系統的基本特點。

六、文學
  2006年出版的文學整理成果主要有張錫厚主編《全敦煌詩》(全20冊)(作家出版社),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全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項楚《敦煌變文選注》上、下(增訂本)(中華書局)。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中華書局)是一部资料丰富、论述详尽、“考订按断,富有创见”的學術著作,並具有工具書的性質。>的轉折——以敦煌本〈老子西昇化胡經序說〉和〈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認爲道教《化胡經》中出現“老子化摩尼”是唐代道教要用極端化的“道本論”將摩尼教也歸為出於本教,分析了《儀略》產生的背景和《序說》成書時間;並總結了摩尼教在唐代的傳教歷程。此外,還有《尋根》1期上發表的3篇文章:榮新江《西域——摩尼教最終的樂園》,林悟殊《明教——扎根中國的摩尼教》,芮傳明《佛耶、魔耶——略說摩尼教在中國古代社會中的兩種角色》。
  景教和祆教研究較少。林英《拂菻僧:關於唐代景教之外的基督教派別入華的一個推測》(《世界宗教研究》2期)分析了7世紀前後拜占庭帝國內部的宗教紛爭、阿拉伯帝國崛起後敘利亞的基督教派別面臨的情況,以及唐代拂菻貢品的產地,推測拂菻僧可能是東遷至中亞的敘利亞邁爾凱特派。滕磊《關於在華祆寺的幾點認識》(《敦煌研究》5期)總結了在華祆教寺院(祆祠)的一些特徵,如位置、形制結構,內部設置、奉祀内容及形式、管理者等。

五、語言文字
  敦煌寫本的語言文字通論性研究。鄭阿財《論敦煌俗字與寫本學之關係》(《敦煌研究》6期)通過對寫本學(手稿學)的界定,論證敦煌寫本研究的意義,包括對研究敦煌文獻、日本古寫經,乃至於漢字文化圈中的韓國、越南漢文寫本等重要作用。〔日〕高田時雄《敦煌遺書與漢語史研究》(《敦煌研究》6期),通過分析敦煌遺書中的語言材料,如古逸文獻,對音資料以及河西語言史料,梳理了學界由敦煌文獻為漢語史和河西語言史研究帶來的新見解。方廣錩《敦煌遺書與奈良平安寫經》(《敦煌研究》6期),比較了敦煌遺書和奈良寫經的異同,並分析說明,認為敦煌遺書與奈良寫經可以互為印證補充。
  字詞考釋類研究較多。趙鑫曄《敦煌願文詞語考釋劄記》(《敦煌學輯刊》2期)考釋了六铢、东郭之毫、峻洽、长生、盂耕、生界、魂路、神道等詞在願文中的含義。周俊勳《敦煌詞語劄記》(《西北民族大學學報》6期)考釋了5個西部俗語詞和方言詞:“安不離危”的“離”當是“慮”,西北方音同音;“服子”就是“腫塊”;“慘面”就是“刺面”;“峻削”、“頭尖”就是“聰明”。李若暉《敦煌文獻字義劄記二則》(《敦煌研究》2期)對敦煌文獻中所見“空”“簡”之義進行補充考證。汪泛舟《敦煌俗別字新考(上)》(《敦煌研究》1期)從僧詩、蒙書、願文、題記等中又輯錄一些,如“群、郡”、“接、妾”、“狩、嘼(手)”、“翻、幡”、“受、壽”、“沙、涉”、“西、惡”、“享、烹”、“聖、政”、“唐、堂”等俗別字並加以校正。
  語法研究,朱鳳玉《敦煌本〈正名要錄〉中“連文釋義”初探》(《敦煌研究》6期),重點介紹了《正名要錄》中的“音同義別”字和“連文釋義”訓詁方式,指出敦煌寫本《正名要錄》與《時要字樣》,開後世“連文釋義”、“錯別字”專書之先河。肖從禮《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數詞和數量表示法》(《敦煌學輯刊》3期),歸納分析了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數詞和數量表示法的種類和各自的使用特點,認爲數量詞出現的時代應是兩漢時期。陳明娥《敦煌變文辭彙計量研究》(百花文藝出版社)在校勘整理和辭彙考釋的基礎上,對變文的辭彙語義特點和發展演變規律進行了分析和探討,總結了敦煌變文辭彙系統的基本特點。

六、文學
  2006年出版的文學整理成果主要有張錫厚主編《全敦煌詩》(全20冊)(作家出版社),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全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項楚《敦煌變文選注》上、下(增訂本)(中華書局)。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中華書局)是一部资料丰富、论述详尽、“考订按断,富有创见”的學術著作,並具有工具書的性質。

  《程毅中文存》(中華書局)收錄了作者數十年來有關學術研究和古籍整理研究的文章,其中與敦煌文學有關的有《唐代俗講文體制補說》,《敦煌俗賦的淵源及其與變文的關係》,《再論敦煌俗賦的淵源》,《關於變文的幾點探索》,《敦煌本〈孝子傳〉與睒子故事》,《〈舜子變〉與舜子故事的演化》等。
  伏俊璉《狐嗥狼顧怖殺人 老幼家家血相視——敦煌本《秦將賦》簡析》(《蘭州學刊》10期) 判定了敦煌本《秦将赋》的创作时间,分析其描写手法、结构及創作來源。陳允吉《論敦煌寫本〈王道祭楊筠文〉爲一擬體俳諧文》(《復旦學報》4期)指出該寫本為一擬體俳諧文,在摹襲祭文的體制形式同時,又賦予作品同文體要求毫不相干的滑稽嘲諷內容,與文體的應用目的實現了完全隔離。楊雄《敦煌文學中的駢體文》(《敦煌研究》4期)總結了敦煌文多为骈体的原因和影響。張涌泉、張新朋《敦煌寫卷〈須大拏太子本生因緣〉新校》(《周紹良先生紀念文集》)比較了相關的8個寫卷,指出北8531號與《太子須大拏經》最爲接近,認爲俄藏諸卷可能另有來源,最後以北8531號為底本,重新錄校。
  文獻校補及考釋有,馬德《敦煌新本Дх.02822〈雜集時用要字〉芻議》(《蘭州學刊》1期)從來源與收藏地、裝幀形式、寫本時代、定名、性質、内容分類等方面研究了該寫卷,認爲其具有方言特點和有助於壁畫識讀的研究價值。馬新欽《〈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之〈毛詩鄭箋〉標點獻疑》(《敦煌學輯刊》1期),對《毛詩鄭箋》的標點,提出27個不同意見。李建軍《敦煌變文〈廬山遠公話〉校注拾遺》(《蘭州學刊》8期),校补阙漏十四条,另有楊小平《〈廬山遠公話〉校注拾補》(《廣州大學學報》11期),景盛軒《王梵志詩〈危身不自在〉之“脆風壞”應爲“脆瓦壞”》(《文獻》4期),李倩《〈敦煌變文校注〉注誤兩則》,《圖書館雜誌》3期。張秀清《〈敦煌變文校注〉補注(一)、(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4期)等校補文章。

七、藝術
  本年度出版的大型圖冊主要有:段文傑、樊錦詩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之01《敦煌北涼》,03《敦煌北周》,05《敦煌初唐》,07《敦煌中唐》,09《敦煌五代》,共5冊(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附有簡略的介紹和説明。
  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幾種敦煌藝術方面的研究著作,分別是:沙武田《敦煌畫稿研究》,按照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類別,對敦煌的各種畫稿進行研究,分析其特徵、來源及影響等;殷光明《敦煌壁畫藝術與傳統文化—以疑僞經爲中心》,對敦煌壁畫藝術中與疑偽經有關的圖像作了梳理,展現了疑偽經及圖像在佛教中國化、世俗化過程中產生的影響;梁曉鵬《敦煌莫高窟千佛圖像研究》,對敦煌莫高窟千佛圖像進行了定義和分類,從圖像學和語言學的角度分析了千佛圖像的結構和特點,探討了千佛圖像的地位和功能。此外,圖像研究著作還有賀世哲《敦煌圖像研究:十六國北朝卷》(甘肅教育出版社)分别对北凉三窟造像及性质、北朝洞窟图像、千佛图像、三世十方佛图像、本生故事图、第249窟窟顶主要图像以及第285窟图像进行了专题研究,分析彩繪題材的不同及選擇原因。
  研究論文主要有殷光明《敦煌的疑僞經與圖像上、下》(分載於《敦煌研究》4、5期)考察了敦煌石窟中的疑偽經及圖像,認爲疑偽經及其圖像在佛教與敦煌世俗間起到橋樑作用,佛教不斷地中國化、世俗化。沙武田《〈金光明最勝王經變〉在敦煌吐蕃時期洞窟首次出現的原因》(《蘭州大學學報》3期)認爲《金光明最勝王經》首先出現在吐蕃洞窟的原因在於其所宣揚的護世護法的思想主旨應合了當時敦煌人渴望和平的心願。
  《敦煌研究》1期上刊登了一組敦煌藝術與中國美術研究的文章。趙聲良、劉波《對話敦煌:敦煌美術對中國美術史觀的影響》,張新英《無聲的莊嚴——敦煌與20世紀中國美術》,趙聲良《常書鴻對中國現代美術發展的貢獻》,魏學峰《論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的時代意義》,劉曦林《血染丹青路——韓樂然的藝術里程與藝術特色》,陳湘波《關山月敦煌臨畫研究》,陳俊宇《尋新起古今波瀾——關山月臨摹敦煌壁畫工作的意義初探》,余明涇《敦煌莫高窟北朝時期佛陀造像袈裟色彩分析》等,分別闡述了敦煌美術對中國美術的影響、敦煌美術史與敦煌藝術家等問題。
  法華經等經變的研究比較集中。張元林《敦煌北朝時期〈法華經〉藝術及信仰考察》(《敦煌研究》5期)考察了“二佛并坐”题材的洞窟的信仰來源。他的《〈法華經〉佛身觀的形象闡釋——莫高窟第285窟北壁說法圖新解》(《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冊)認爲285窟北壁七鋪説法圖應定名為“釋迦多寳+過去七佛+無量壽佛”,分析了該圖與《法華經》的關係,認爲是“法華三昧觀”禪法的具體體現。潘亮文《法華經相關之美術作品研究——以敦煌地區初期至盛唐的發展爲中心》(同前),介紹了敦煌地區現有法華經變作品從單品到多品構圖確立的過程。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金剛經變研究》(《敦煌研究》6期)指出,敦煌陷蕃前後,敦煌壁畫中也相應地出現了金剛經變,修正第31窟南壁原為盧舍那佛的定名,認爲應該是金剛經變。
  壁畫研究,有器物、場景、繪畫等方面。路志峻《論敦煌文獻和壁畫中的兒童遊戲與體育》(《敦煌學輯刊》4期)收集了敦煌文獻與壁畫中有關兒童生活習慣、遊戲、體育的蹴鞠、藏鈎、聚沙、舞蹈、童技等材料,認爲體現了競技體育的完全藝術化、倫理化。于倩、盧秀文《敦煌壁畫中的婦女花鈿妝》(《敦煌研究》5期),認爲該妝起自漢代,與佛教盛行後的面部點丹無關,而與繪面的歷史有一定聯係,與敦煌藝術的源流、技法、風格等緊密相連。董曉榮《敦煌壁畫中的固姑冠》(《敦煌研究》3期)認爲敦煌壁畫中的固姑冠是元代中期至晚期流行的式樣,説明固姑冠與烏桓婦女的“句決”有關係。  
  供養人像的研究也比較豐富。鄭炳林《敦煌寫本邈真讃所見真堂及其相關問題研究——關於莫高窟供養人畫像研究之一》(《敦煌研究》6期)探討了敦煌邈真像的作用,影堂與真堂設置的地點,功用及其作為真堂所反映出來的佛教世俗化人間化傾向。他的《敦煌寫本相書理論與敦煌石窟供養人畫像——關於敦煌莫高窟供養人畫像研究之二》(《敦煌學輯刊》4期),認爲粟特、吐谷渾、吐蕃、回鶻等在敦煌石窟繪製的供養人像表現出明顯的千人一面的傾向,主要受敦煌地區審美觀即敦煌寫本相書好相理論的影響。沙武田《敦煌石窟于闐國王畫像研究》(《新疆師範大學學報》4期),討論了于闐國王供養像出現在敦煌石窟的原因,指出圖像位置、題材的變化與洞窟窟主的關係下的政治意義。
  其他圖像研究還有陳明《慕容家族與慕容氏出行圖》(《敦煌研究》4期)探討了榆林窟第12窟的慕容氏出行圖的繪製原因,考證了該幅出行圖題記中涉及到的幾個慕容家族的人物關係。岳鋒《圖像學和符號學:敦煌藝術史學的方法論前景》(《新疆藝術學院學報》4期),介紹了西方學術研究中的圖像學和符號學理論,認爲可以應用於敦煌藝術研究成果中,圖像學和符號學方法的介入,能夠對敦煌藝術史學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八、考古與文物保護
  石窟形制和裝飾研究。趙聲良《敦煌北朝石窟形制諸問題》(《敦煌研究》5期)以莫高窟北朝石窟禪窟和中心柱窟為例,比較印度、中亞以及中原地區同類洞窟形制的異同,探討了敦煌禪窟和中心柱窟的源流和特點。王潔、趙聲良《敦煌北朝石窟佛龕形式初探》(《敦煌研究》5期),對敦煌北朝時期佛龕的圓券龕、樹形龕和闕形龕進行樣式分析,比較印度、中亞及中國內地石窟中龕的形式特徵,分析了敦煌和雲岡石窟所流行的不同形式佛龕的表現和原因。孫毅華《敦煌石窟中帳形佛龕的表現形式》,《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總結了自北朝開始的佛帳形式由帷幔式到仿木構式的演變過程和各階段特點。
  石窟個案研究角度多樣。張景峰《敦煌莫高窟的影窟及影像——由新發現的第476窟談起》(《敦煌學輯刊》3期),認爲敦煌影窟和影像,是為河西都僧統或敦煌的高僧大德專門修建的,具有真堂的性質和專有性,影窟是莫高窟家廟窟的一種特殊形式。倪潤安《敦煌隋唐瘞窟形制的演變及相關問題》(《敦煌研究》5期),在推定莫高窟北區隋唐瘞窟建造年代後,分四期討論其形制特點,並與同時期的龍門瘞窟進行比較,分析瘞窟出現和逐漸消亡的原因。沙武田《莫高窟第138窟智惠性供養像及相關問題研究》(《敦煌學輯刊》3期),分析了智惠性與該洞窟的密切關係,認爲此智惠性與《陰處士碑》所記陰嘉政妹安國寺法律並非同一人。張景峰《莫高窟第138窟及其影窟的幾個問題》(《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冊),對138窟建造年代、窟主、造窟背景以及第139窟現存塑像展開討論,認爲139窟為海晏影窟。白天佑、沙武田《莫高窟第231窟陰伯倫夫婦供養像解析》(《敦煌研究》2期),分析了東壁門上的陰伯倫夫婦等供養像全為唐裝的原因,並指出東壁門位置在沖淡政治陰影上的意義。陳明《關於莫高窟第156窟的幾個問題》,(《敦煌學輯刊》3期),推斷該窟的始建時間有可能在大中五年(851),出行圖中的題記則是咸通二年(861)張議潮收復涼州後的補(改)題,文章還對第156窟的選址問題、窟內的《莫高窟記》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于向東《莫高窟第45窟佛龕的設計意匠——兼談與該窟觀無量壽佛經的關係》(《敦煌研究》1期)認爲此龕的塑、繪內容和主室南壁觀音經變體現了較明顯的法華思想。
  討論石窟與信仰關係是近年的新動向。楊明芬《莫高窟早期淨土思想表現——以北涼三窟爲中心》(《敦煌學輯刊》4期)以第268、272、275三窟爲例,從佛教義學及禪法等出發,結合北涼涅槃思想和彌勒系信仰,考察其構圖中透露出的淨土思想和隋唐以前敦煌淨土思想之源流與發展脈絡。〔日〕久野美樹《試論初唐莫高窟的信仰內容》(《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對初唐50個莫高窟洞窟的主室和中心柱的各壁面、壁龕中心的尊格加以判定,分成9個系統來分別考察石窟的信仰内容。賴鵬舉《唐代敦煌以華嚴思想爲中心的北傳密法尊像開展》(《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冊),以敦煌莫高窟諸窟中出現的早期密教十一面觀音等造像及北傳密法的諸菩薩像與佛像等為切入點,分析了北傳密法在石窟中的表現。汪泛舟《敦煌石窟天王信仰考論》(同前),将北魏至清季的164个洞窟中的天王形象加以总结,分析不同时期的变化,包括壁画、彩塑、绢画、版画、文献與祭賽等。郭祐孟《敦煌隋代法華主題洞窟初探》(《蘭州大學學報》4期),認爲第420窟頂是法華經變和涅槃經變的組合,反映出法華與涅槃思想並重,且有以法華融攝涅槃的情形,早期以二佛並坐爲主題的禪觀圖像,到隋代並未出現在法華經變;兩窟反映了當時的義學結構和法華雙美的路徑。〔日〕荒見泰史《關於地藏十王成立和演變的若干問題——以大足石窟地獄變龕爲中心探討》(同前),通過有關地藏信仰、十齋日信仰等系列敦煌文獻、大足石窟、道藏等相關資料,討論十王信仰的演變。〔日〕東山健吾《敦煌莫高窟第275窟主尊交腳菩薩像》(同前),分析了圖像和塑像構成、樣式和製作年代,以及來源等問題。〔美〕賴主惠《悲願犧牲與安樂允諾:試論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同前),從圖象學和佛教教義方面討論275窟主尊、南壁出遊四門佛傳故事壁畫、北壁本生故事畫、與賢愚經關係、供養人形象等,討論彌勒、淨土等與它們的關聯。張小剛《敦煌摩利支天經像》(同前),對敦煌流傳的摩利支天經、像進行討論,認爲S.4059《摩利支天修法》等文獻反映出摩利支天信仰在敦煌社會各個階層流傳,反映了敦煌佛教的世俗化與功利化。張清濤《武則天時代的敦煌陰氏與莫高窟陰家窟淺議》(同前),簡要介紹了陰氏家族在敦煌的活動和影響。
  石窟保護文章近年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既有理論探討,亦有研究總結和保護史回顧。黃克忠《任重而道遠的莫高窟文化遺産保護》(《敦煌研究》6期)從莫高窟的自然生態環境、社會各方需求、可持續發展和管理創新四個方面,提出了莫高窟保護應思考、注重和研究的一系列問題。汪萬福等《空鼓病害壁畫灌漿加固技術研究》(《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1期)總結了空鼓病害壁畫灌漿加固的基本原則、材料與修復工藝,討論了灌漿孔與錨固孔位置選擇的標準、注漿管的埋設,水灰比與灌漿量的控制,壁畫支頂防護的作用,灌漿結合錨固補強的技術要求,補色的標準與原則,灌漿效果的評價及灌漿設備的研製與開發等關鍵的技術問題。孫儒僩《我經歷的敦煌石窟保護——上世紀40至60年代》(《敦煌研究》6期),回顧從40年代到60年代所進行的石窟保護——除沙治沙、石窟加固、壁畫和塑像的修繕保護的案例和經驗,以及保護方法探索與實踐等。徐勇《晚唐五代敦煌地區所用顔料研究》(《敦煌學輯刊》4期),認爲晚唐五代敦煌地區所使用的植物顔料大部分生産於敦煌地區,而礦物顔料有的出產於敦煌地區,還有很多從敦煌以外地區貿易而來。
  敦煌文書的修復是近年來國際敦煌學研究的熱點之一。林世田、薩仁高娃《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金光明最勝王經〉古代修復簡論》(《敦煌研究》6期),詳細地著錄了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金光明最勝王經》的古代修復信息,從加裝護首及卷尾、配紙、劃欄補字、漿糊等四個方面初步評價,認爲當時的修復匠人水平低下,強調的僅是牢固耐用的實用性,尚沒有注意美觀。

九、少數民族歷史語言
  吐蕃研究主要有語言文字、社會組織、官制、法制、經濟、曆法等方面的成果。周季文、謝後芳《敦煌吐蕃漢藏對音字彙》(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一書,整理了敦煌石窟中所藏藏文寫卷與漢文對音的文獻,以及碑文等18種,正文分爲漢藏古今字音對照表,藏漢古今音對照表,漢藏對音語料。對古藏語、古漢語的語音、語彙、音韻學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格桑央京《敦煌藏文P.T.351占卜文書解讀》(《敦煌學輯刊》1期)對P.T. 351寫本加以轉寫、漢譯和疏証,分析了該占卜文書的書寫特徵。馬德《“特蕃”考》(《蘭州大學學報》5期)分析了“特蕃”的含義,9世紀中期至10世紀後期吐蕃文、吐蕃贊普形象的流行狀況,以及吐蕃文化對敦煌地區的影響。
  陸離發表了一系列吐蕃研究文章,陸離《敦煌吐蕃文書〈吐蕃官吏申請狀〉所見zar can與zar cung詞義考》(《蘭州學刊》11期),指出P.t.1089号《吐蕃官吏申請狀》中記載的stagi-zar-can和stagi-zar-cung是《賢者喜宴》中吐蕃六勇饰之zar chen和zar chung,分別為虎皮緞韉和虎皮馬鐙緞墊,是吐蕃王朝獎給立有戰功者的兩種不同規格的虎皮製品;《吐蕃統治敦煌的基層組織》(《西藏研究》1期)分析了吐蕃文書中“ (崗)”的含義,認爲是一定面積的耕地,其基層負責人將頭的另一稱謂是“ (五十崗)”,又稱“ (百戶長)”,管理承種50崗地的民戶;《吐蕃統治河隴時期司法制度初探》(《中國藏學》1期)認爲吐蕃的司法制度繼承和發展的本民族的法律傳統,同時又一定程度上模範和借鑑了唐制,對歸義軍證券產生深遠影響;《吐蕃統治河隴西域時期職官四題》(《西北民族研究》2期)和《吐蕃統治河隴西域時期的軍事、畜牧業職官二題》(《敦煌研究》4期)討論了吐蕃時期所設稅務官,文書官,營田官和水官,扎論(軍事官員)和上、下部牧地大管理長、畜産大管理官,副牧地管理長,畜産小管理官等畜牧業官員的設置、職掌、特點及對歸義軍職官的影響;《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官府牧人》(《西藏研究》4期),考察了吐蕃時期的官府牧人的來源,所牧畜种和官府的管理方式,認爲是吐蕃本部的傳統,對歸義軍政權的官營畜牧業產生了重要影響。陸離《吐蕃統治河隴西域時期的市券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指出吐蕃文的奴婢牛馬交易契約文書中記載的吐蕃河隴、西域政權的官員姓名以及他們召開節度使盟會的地點和日期,表明他們與這類民間買賣交易存在某种較密切的關係,是模仿唐朝的市券制度。
  研究吐蕃告身等官制的,有陸離、陸慶夫《關於吐蕃告身制度的幾個問題》(《民族研究》3期)討論了吐蕃告身制度的形成和作用,認爲授予中下級官員大藏、果藏的職位也是告身,且可能鐵文字告身。格桑央京《敦煌文獻所見吐蕃時期的告身》(《敦煌研究》1期)分析了吐蕃告身的演變和吐蕃告身的章飾的形制,即用瑟瑟、金、金塗銀、銀、銅5種字樣,各分大小,嵌在3寸的褐上,戴在臂前以辨級別,指出敦煌藏文文獻中最早的告身並非如上所述那樣的完整。楊銘《新刊西域古藏文寫本所見的吐蕃官吏研究》(《中國藏學》3期)討論了將軍(dmag-dpon)與節兒(rtse-rje)、都護(spyan)與薩波(spa)、岸奔(mngan)與守備長(dgra-blon)等吐蕃諸軍和職官問題。
  鄧文寬《“吐蕃紀年法”的再認識》(《敦煌研究》6期)再次論證了“吐蕃紀年法”始於吐蕃民族,認爲木雅•堅參白桑創造的“吐蕃紀年法”是積極吸收漢族的干支紀年法並加以改造的結果,糾正了將這種紀年法認爲是“漢族僧侶紀年法”的觀點。
  對藏文寫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藏品介紹、研究回顧和寫本校正幾方面。金雅聲、束錫紅《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獻與吐蕃早期文化》(《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期)介紹了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獻的情況,並評述了國內外藏學界對吐蕃早期文字與文化的研究成果。張延清等《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古藏文寫經敘錄》(《敦煌研究》3期)以文獻敍錄方式介紹了94件出自藏經洞的藏文寫卷,其中卷軸式73件,貝葉式21件計88張,其中一件《般若心經》上有吐蕃第三代法王赤德祖贊的王妃貝吉昂楚的署名,非常珍貴。馬德《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概述》(《敦煌研究》3期),簡要介紹甘肅各地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獻,重點説明敦煌市博物館藏梵夾式經頁《十萬般若頌》,並指出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的價值、意義。俄軍《甘肅省博物館藏敦煌藏文文獻補錄》(《敦煌研究》3期)公布了甘肅博物館藏的12件出自藏經洞的藏文文獻,其中卷軸式《大乘無量壽經》9件,社會文書3件。勘措吉、黎大祥《武威市博物館藏敦煌藏文寫本》(《敦煌研究》3期)介紹了武威博物館藏敦煌藏文文獻2件,撰寫並翻譯,指出其中一件願文的研究意義。孫宏武、寇克紅《張掖甘州區、高臺縣兩博物館藏敦煌藏文 〈大乘無量壽經〉敘錄》(《敦煌研究》3期)介紹了張掖市甘州區、高臺縣兩個博物館藏敦煌藏文卷軸式寫經《大乘無量壽宗要經》4件。張耀中《酒泉博物館古藏文〈大乘無量壽經〉敘錄》(《敦煌研究》3期)介紹了酒泉市博物館藏的19件敦煌藏文卷軸式寫經《大乘無量壽宗要經》。房繼榮《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獻述要》(《西北民族研究》2期)對英藏敦煌古藏文文獻的收藏、整理及研究情況作了介紹。趙心愚《敦煌古藏文寫卷中的“vjang》(《中國藏學》3期),以藏文寫卷中吐蕃與vjang關係的記載,對照傳世史料,認爲vjang是指唐代雲南一帶的南詔。
  回鶻研究角度較多,既有歷史、文獻方面的梳理,也有宗教、社會方面的研究。趙貞《回鶻歸義軍始末》(《西域研究》2期)考察了回鶻歸義軍的建立、發展和解散過程,認爲它的短暫存在不失時機地增加了唐北部重鎮的防禦力量,影響着唐對漠南回鶻的態度和立場,是唐朝最終解決回鶻問題的重要一環。耿世民《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搜集整理了收录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129件,從回鶻史、回鶻文獻及其傳播、文書格式、回鶻語法等方面開始,細分6類文書,對每一件加以撰寫和漢譯,並附錄研究狀況。楊富學《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佛教願文研究》(《敦煌研究》2期)介紹了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11件獨立回鹘文佛教愿文和以题跋形式出现的愿文内容及形制,認爲较多地受到了汉传佛教文化的影响。
  西夏文、蒙文、于闐文等寫本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藏品介紹和文獻釋讀與比較上。
  束錫紅《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考論》(《敦煌研究》5期),分析了法藏西夏文文獻和俄國收藏的關係,認爲法國、敦煌研究院的西夏文藏品是同宗同源的。俄軍《甘肅省博物館館藏西夏文獻述略》(《考古與文物》6期)分佛教典籍和世俗文獻兩個方面介紹了甘肅省博物館的西夏寫本藏品。戴忠沛《法藏西夏文〈占察善惡業報經〉殘片考》(《寧夏社會科學》4期)對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的一件存字最多的经折装刻本西夏文書加以考察,認定其為《占察善惡業報經》卷一。
  薩仁高娃《伯希和洞窟筆記所見少數民族文字題記》(《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下)》),對伯希和洞窟筆記所載的少數民族語言題記,尤其是蒙文題記加以統計和研究,分析了以往統計中數字差異的原因和伯希和筆記對於了解洞窟的意義。薩仁高娃《蒙文〈天地八陽神咒經〉與漢藏文本比較研究》(《周紹良先生紀念文集》),通過比較蒙文、漢文本、藏文本《天地八陽神咒經》,以考察它們的相互關係和翻譯過程。敖特根《莫高窟北區出土“阿剌忒納失裏令旨”殘片》(《敦煌學輯刊》3期),認爲該文書很可能是1324年出鎮沙州的諸王阿剌忒納失里頒發給吐蕃地區某個招討司的令旨,寫於阿剌忒納失里駐鎮沙州期間.基本內容爲對招討司有關軍事事務的請示的答復。
  其他民族語言研究,還有段晴《新發現的于闐語〈金光明最勝王經〉》(《敦煌吐魯番研究》),考訂新見的兩件于闐文寫卷《金光明最勝王經》,認爲其一《散脂品》的發現再次證明于闐曾經有一部《金光明經》比現存梵文本在内容上更豐富、更接近于義淨的以及藏譯本中長部《金光明經》,並對兩件寫本加以轉寫、翻譯和漢藏譯本比較。另外,還有張俊民《敦煌懸泉出土漢簡所見人名綜述(二)》(《西域研究》4期)簡單分析了悬泉汉简羌人和西域诸国人名。

十、古籍
  這部分内容以介紹敦煌文獻的刊布與整理爲主。
  敦煌寫本圖錄的影印出版,主要有中國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6-43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該圖錄以國圖收藏的全部敦煌遺書為底本影印出版,總計約16000件,是迄今為止披露該館敦煌遺書藏品最大最全的一部圖錄,全部出齊計劃為150冊,每冊分上下兩欄,重要文獻通欄放大,並於每冊書後附有新舊編號對照表和對圖版內容提要的“條記目錄”。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纂《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1、2)》(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冊,收錄1-46號,內容以藏文佛經為主,包括許多未收入《甘珠爾》的佛教經典、論述及贊文、祈願文等,還有少量信函、藥方等世俗文獻,以漢藏文雙語編輯,另附彩色圖版42幅;第2冊收錄伯希和藏文文獻第47-96號,均為敦煌莫高窟吐蕃時期文獻,有佛經、經咒偈語、供養儀軌、占卜願文,藏文經卷背面亦存漢文文獻,並有本教繪畫,第47號卷首為漢文《雲謠集》。全部法藏藏文文獻為Pelliot tibétain 0001-3358號,將編為8開本通欄或上下兩欄,總量約為10-15冊。
  敦煌寫本編目和考古檔案整理方面,有王素、任昉、孟嗣徽《故宮博物院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目錄》(《敦煌研究》6期)刊布了故宮博物院所藏敦煌吐魯番文獻92件的目錄,有簡單的考察與說明。楊寶玉《〈英藏漢文佛經以外敦煌文獻總目索引•總目錄〉補正》(《周紹良先生紀念文集》),對該目錄所收《英藏敦煌文獻》第1-14卷的部分定名加以訂正,列出了修改較大的條目,並析分出混入斯坦因編號的敦煌漢文文獻中的敦煌以外地區的出土文獻。邰惠莉、範軍澍《蘭山范氏藏敦煌寫經目錄》(《敦煌研究》3期)介紹了山東籍蘭州人范耕球先生收藏的23件敦煌寫本,其中藏文20件、漢文3件,系上世紀40年代後期在蘭州收購所得,漢文寫本據收藏印鑒可知為汪宗瀚舊藏。方廣錩《敦煌已入藏佛教文獻簡目》(《敦煌研究》3期)以《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為入藏標準,在調查、整理、著錄北京圖書館、英國圖書館、法國圖書館及部分散藏敦煌遺書共計36000餘號的基礎上,清理出已入藏佛教文獻391部,編纂成簡表。王冀青《英國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藏斯坦因亞洲考古檔案文獻調查報告》(《敦煌學輯刊》2期),对斯坦因手稿第1~458号分成9組,對每組的内容、数量、形态等加以介绍。張俊民《敦煌懸泉出土漢簡所見人名綜述(二)》(《西域研究》4期)簡單分析了悬泉汉简羌人和西域诸国人名。
  敦煌寫本的整理、校釋成果主要有郝春文、金瀅坤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四卷)、(第五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截至到第五卷,已經整理到S.1380號。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專題輯校著作,有陳于柱《敦煌寫本宅經校錄研究》,金身佳《敦煌寫本風水文書校錄研究》,金身佳《敦煌寫本宅經葬書校注》,李應存、史正剛《敦煌佛儒道相關醫書釋要》。
  對於敦煌寫本相書的研究,王晶波發表了系列文章。《許負〈相書〉的作者與源流》(《敦煌學輯刊》4期)和《敦煌寫本許負相書的系屬與類別》(《敦煌研究》5期)分別從作者、源流、殘卷篇目、內容等加以考察,理清許負系統相書的5個寫本系屬來源,抄寫年代並比較異同。
  金瀅坤《敦煌社會經濟文書定年拾遺》(《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期)對敦煌社會經濟文書中12件文書的年代進行了考訂。他的《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綴合拾遺》(《敦煌研究》2期)對十余件殘破敦煌社會經濟文書進行了綴合,形成六件相對完整的文書,並探討了斷代、定名等問題。王惠民《敦煌寫本〈請賓頭盧疏〉考察》(《敦煌學輯刊》2期)通过对11件《请宾头卢疏》的考察,總結了《设供疏》的種類和適用情況。鄭炳林、李強《敦煌寫本〈籯金〉研究》(《敦煌學輯刊》2期)將敦煌文獻中保留的九個卷號《籯金》殘卷分爲五類,對各種《籯金》的寫本特徵、抄寫時間及相關問題加以考察。
  對四部典籍的校勘、辨偽,仍是今年較爲集中的研究成果。錢宗武、陳楠《論敦煌寫本〈尚書〉的異文類型及其特點》(《古籍整理研究學刊》3期)用今傳本《尚書》對照敦煌寫本《尚書》,歸納出八種異文類型,考量文本狀態,推演文字雅俗流變的規律和敦煌寫本《尚書》異文的特點。韓鋒《幾件敦煌寫本〈論語〉白文殘卷綴合研究》(《敦煌學輯刊》1期)將Дх..2144與S.966、S.5756、S.6023拼接綴合,並標點、校勘。許建平《跋國家圖書館藏〈春秋穀梁傳集解〉殘卷》(《敦煌研究》1期)移錄了BD.15345《春秋穀梁傳集解》殘卷原文,並考定該寫卷抄寫於秘書省,又以《唐石經》及清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對勘,闡明寫卷之校勘價值。寧鎮疆《英藏敦煌寫本〈孔子家語〉的初步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期)指出敦煌寫本《孔子家語》的“十”卷並非“七”卷之誤,認爲早期《孔子家語》很可能就是二十一卷,敦煌寫本的文字、內容及注文與今本差別並不大,說明《孔子家語》在唐以後的流傳形態是基本穩定的。張涌泉、江學旺《〈三國志•步騭傳〉非僞卷辨》(《敦煌研究》1期)從寫卷中的字的寫法入手,論證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寫本287號《三國志•步騭傳》並非偽卷。湯君《黑水城文獻〈莊子義〉考》(《敦煌學輯刊》2期)指出黑水城出土的《莊子義》殘本實際尚存110頁,其卷5第28頁《天  佛教文獻的校訂、綴和及研究,成果較多。張錫厚《〈詠臥輪禪師看心法四首〉補正與敦煌本〈菩提達摩論〉定名》(《敦煌研究》1期)以S.0646、P.2885、P.3018等為校本,對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詠臥輪禪師看心法四首》重校,並增補《菩提達摩論》附詩7首。張志清、林世田《S.6015〈易三備〉綴合與校錄——敦煌本〈易三備〉研究之一》(《敦煌吐魯番研究》),對S.6015《易三備》進行綴合校錄,指出《英藏敦煌文獻》、《敦煌寶藏》、IDP網站排序的錯誤。張志清、林世田《S.6349與P.4924〈易三備〉寫卷綴合整理研究》(《文獻》1期)利用王重民先生所攝英國圖書館敦煌遺書照片,對比《英藏敦煌文獻》的圖版第二紙,發現正面的《中備》“需”、“比”兩卦和背面的“謙”卦都是殘缺不全的,正背兩面比王重民照片少65字;並將S.6349與P.4924寫卷進行綴合整理。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出土的漢文佛經考述(二)》(《敦煌研究》4期),考述《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3卷)中所介紹的27件漢文佛經殘頁的出處,並比較它們與《大正藏》不同。張涌泉、李玲玲《敦煌本〈金光明最勝王經〉研究》(《敦煌研究》6期),將四百多件載有該經經音的敦煌寫卷加以比勘校錄,對其內容、作者、撰作時代等作了介紹和考定,認爲這些經音的價值在於糾正傳本抄刻之誤,辨認傳本異體俗字,考鏡漢字源流演變和探知經文注音特例。黃征《南師大文學院藏敦煌寫本〈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卷上〉的鑒定與斷代》(《敦煌研究》6期),對其中一卷《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卷上)》作出真偽的鑒定和產生時間的斷代。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出土〈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殘葉研究》(《新疆大學學報》3期)對該殘葉進行轉寫、翻譯和注釋,並與柏林藏本進行比較,認爲均譯自同一個漢語原典。馬德《敦煌冊子本〈壇經〉之性質及抄寫年代試探》(《敦煌吐魯番研究》),依據敦博77號《禪籍》的冊子本裝幀形式推定其抄寫年代,認爲該卷是曹元深親筆所寫,上博45應抄寫於曹元深執政前的937—939年間,且上兩种冊子本都應該是曹元深使用過的。
  蔣宗福《敦煌佛教文獻部分寫卷的著錄及定名問題》(《宗教學研究》1期)對S.3017、S.5996、S.2165、P.3360、S.4556、P.2690、P.2901、北圖海51(8412)、P.2923、S.2715、P.4795、P.3913、北圖鳥10(8440)、S.5809、S.6042等寫卷的著錄和定名問題一一加以考訂。>》殘篇,未能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采入,此外,分析了黑水城本《莊子義》的付雕時間、版本價值。
  佛教文獻的校訂、綴和及研究,成果較多。張錫厚《〈詠臥輪禪師看心法四首〉補正與敦煌本〈菩提達摩論〉定名》(《敦煌研究》1期)以S.0646、P.2885、P.3018等為校本,對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詠臥輪禪師看心法四首》重校,並增補《菩提達摩論》附詩7首。張志清、林世田《S.6015〈易三備〉綴合與校錄——敦煌本〈易三備〉研究之一》(《敦煌吐魯番研究》),對S.6015《易三備》進行綴合校錄,指出《英藏敦煌文獻》、《敦煌寶藏》、IDP網站排序的錯誤。張志清、林世田《S.6349與P.4924〈易三備〉寫卷綴合整理研究》(《文獻》1期)利用王重民先生所攝英國圖書館敦煌遺書照片,對比《英藏敦煌文獻》的圖版第二紙,發現正面的《中備》“需”、“比”兩卦和背面的“謙”卦都是殘缺不全的,正背兩面比王重民照片少65字;並將S.6349與P.4924寫卷進行綴合整理。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出土的漢文佛經考述(二)》(《敦煌研究》4期),考述《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3卷)中所介紹的27件漢文佛經殘頁的出處,並比較它們與《大正藏》不同。張涌泉、李玲玲《敦煌本〈金光明最勝王經〉研究》(《敦煌研究》6期),將四百多件載有該經經音的敦煌寫卷加以比勘校錄,對其內容、作者、撰作時代等作了介紹和考定,認爲這些經音的價值在於糾正傳本抄刻之誤,辨認傳本異體俗字,考鏡漢字源流演變和探知經文注音特例。黃征《南師大文學院藏敦煌寫本〈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卷上〉的鑒定與斷代》(《敦煌研究》6期),對其中一卷《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卷上)》作出真偽的鑒定和產生時間的斷代。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出土〈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殘葉研究》(《新疆大學學報》3期)對該殘葉進行轉寫、翻譯和注釋,並與柏林藏本進行比較,認爲均譯自同一個漢語原典。馬德《敦煌冊子本〈壇經〉之性質及抄寫年代試探》(《敦煌吐魯番研究》),依據敦博77號《禪籍》的冊子本裝幀形式推定其抄寫年代,認爲該卷是曹元深親筆所寫,上博45應抄寫於曹元深執政前的937—939年間,且上兩种冊子本都應該是曹元深使用過的。
  蔣宗福《敦煌佛教文獻部分寫卷的著錄及定名問題》(《宗教學研究》1期)對S.3017、S.5996、S.2165、P.3360、S.4556、P.2690、P.2901、北圖海51(8412)、P.2923、S.2715、P.4795、P.3913、北圖鳥10(8440)、S.5809、S.6042等寫卷的著錄和定名問題一一加以考訂。

 
十一、科技
  科技類論文以醫藥類、曆日和紀年類寫本研究居多。
  于賡哲《〈新菩薩經〉、〈勸善經〉背後的疾病恐慌————試論唐五代主要疾病種類》(《南開學報》5期),分析了寫本中病名的含義,據此判斷時人健康威脅最大的疾病是傳染病,討論了寫本中體現出來的地域特徵下疾病種類與自然環境及唐代歷史進程的關係。
  醫藥類寫本的錄校成果比較突出。王杏林《敦煌本〈傷寒論〉辨證》(《敦煌學輯刊》1期)在《S.202(傷寒論)寫本校證》一文的基礎上,對S.202與P.3287《傷寒論》寫本進行整理與校正,有劄記12條。李應存《新發現Дх.01325v爲敦煌〈張仲景五臟論〉又一寫本》(《敦煌研究》1期),從内容比對上,認爲Дх.01325v殘卷為《張仲景五臟論》的又一寫本。此外,李應存等還校錄了Дх.08644、Дх.01325v、Дх.00924等俄藏醫藥類寫本,分別載於《俄藏敦煌文獻Дх.08644〈脈經〉節選本錄校》、《俄藏敦煌文獻中新發現Дх.01325v〈張仲景五臟論〉錄校》、《俄藏敦煌文獻Дх.00924錄校》(《甘肅中醫》1期、3期、5期)。
李應存等《俄羅斯藏敦煌醫藥文獻的學術價值初探》(《中醫藥通報》3期),從六個方面分析了俄藏敦煌醫藥類文獻的學術價值。他們的《俄藏敦煌文獻Дх.02822“蒙學字書”中之醫藥知識》(《甘肅中醫學院學報》4期)對該卷的斛豆鬥部第四、果子部第五、身體部第八、藥物部第十進行了錄校與述評。  
  對敦煌文書藥方的研究,張輝、張如青《敦煌寫本〈張仲景五藏論〉中有關藥對及方劑之探析》(《上海中醫藥雜誌》11期),對《張仲景五藏論》中所論述的藥物七情配伍和五首方劑的功用加以介紹。僧海霞《敦煌文書中的藥用酒研究》(《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期),以敦煌文書藥方為基礎,探討中藥用酒的類型、用酒方式、用酒量及藥用酒使用注意事項等問題。李應存《以佛書為主的敦煌遺書中的兒科醫方概要》(《中醫兒科雜誌》1期)總結了敦煌醫方中兒科醫方的12個治療特點。
  對氣象、曆日、紀年等問題的研究,主要有鄧文寬、劉樂賢《敦煌天文氣象占寫本概述》(《敦煌吐魯番研究》),將19件敦煌天文氣象占寫本分成天文雲氣書、《玄象西秦五州占》、佛教天文書三類,對其内容和研究價值加以討論。鄧文寬《莫高窟北區出土〈元至正二十八年戊申歲(1368)具注曆日〉殘頁考》(《敦煌研究》2期)將莫高窟北區第464窟出土的一件版刻印本曆日殘片考訂爲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印本曆日,並分析了殘曆所注晝夜時刻的情況。華瀾《9至10世紀敦煌曆日中的選擇術與醫學活動》(《敦煌吐魯番研究》,李國強譯),結合傳統典籍和敦煌寫本對曆日中的日遊、人神兩种與醫學相關的選擇術、曆日中的日常選擇活動和醫事活動等加以研究,認為這些知識掌握在術士群體和其周圍人群手中。李樹輝《“陰陽•五行•十二獸相配紀年法”非吐蕃所創》(《敦煌研究》1期)認爲汉文、粟特文和回鹘文文献的记载表明“阴阳•五行•十二兽(地支)相配纪年法”为汉族道家所创,是汉族僧侣所习用的纪年形式,非吐蕃所創。

十二、學術動態與紀念文
  2006年與敦煌學相關的學術會議主要有:
  4月27日,“絲綢之路佛教岩彩壁畫理論研討會”在敦煌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召開,參見《絲綢之路佛教岩彩壁畫敦煌研討會》(《新疆藝術學院學報》3期)。
  6月11—12日,“敦煌•武當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學術研討會”在湖北十堰市武當鎮舉辦,魏迎春《敦煌•武當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學術研討會側記》(《敦煌学辑刊》2期)和陳瑞青《“敦煌•武當世界文化遺産保護研討會”綜述》(《高校社科動態》5期)有具體介紹。
  7月2—3日,“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召开,參見魏迎春《敦煌佛教與禪宗學術研討會綜述》(《敦煌學輯刊》3期)。
  8月1日-3日,“絲綢之路與文明的對話”學術討論會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市舉行,參見買玉華《“絲綢之路與文明的對話”學術討論會》(《西域研究》4期)。
  9月8—11日,“轉型期的敦煌學———繼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召開。參見張先堂、楊秀清(《“轉型期的敦煌學———繼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敦煌學輯刊》4期)和趙鑫曄《國際敦煌學研討會紀勝》(《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4期)。
  11月20—22日,“西域文獻學術座談會”,在國家圖書館(北京)舉行。會議收到論文24篇,討論範圍涉及《金光明經》的源流與演變、保護與修復及寫本數字化等內容。
  11月27—29日,“中國古文獻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香山舉行。
  其他研討會介紹,有陳明《“絲綢之路的醫藥:傳播與轉化”研討會簡述》(《2006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和薛揚《“敦煌的發現與20世紀中國美術史觀的變化和美術語言的發展”研討會綜述》(《國畫家》1期)。
  研究綜述與論著目錄主要有:陳麗萍《2005年敦煌學研究概述》(《2006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有所側重地介紹了2005年的敦煌學研究成果。而分專題評述各類研究成果的,有杜冰梅《敦煌寫卷〈老子〉研究綜述》(《蘭州學刊》9期),唐明貴《敦煌及吐魯番出土唐寫本〈論語〉注本研究概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期),楊梅《中國佛教僞經研究概述》,(《2006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趙青山《70年來敦煌寺院經濟研究概述》(《敦煌學輯刊》4期),曾義青《近年來國內佛教寺院經濟研究概述》(《2006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莎日娜《20世紀敦煌變文的發現與研究》(《國際關係學院學報》2期)等。黃文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冊)對石窟寺的研究做了簡短的回顧,介紹了石窟保護、文物保護和文物資料出版情況。陳麗萍《2005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2006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和張善慶、張景峰《2005年敦煌學論著目錄》(《敦煌學輯刊》1期)是對2005年敦煌學研究成果的目錄臚列。王惠民《彌勒信仰與彌勒圖像研究論著目錄》(《敦煌學輯刊》4期),介紹了100多年來有關彌勒信仰起源、形態與發展過程的研究論著和相關論文。〔日〕百橋明穗《日本敦煌百年間美術史研究的軌迹》(《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下冊)介紹了日本敦煌學藝術史的研究成果。
  2005年,啓功先生、張錫厚先生、周紹良先生、〔俄〕孟列夫先生先後逝世。為紀念幾位前輩學者,2006年學界發表了一系列紀念文章。2006年是常書鴻、潘重规先生百年诞辰,《敦煌研究》出版100期,也有相應的紀念文發表。      
  《周紹良先生紀念文集》刊載了系列回憶、追念周紹良先生的文章。如程毅中《重讀〈唐傳奇箋證〉——追思周紹良先生》,柴劍虹《懷念周老》,鄧文寬《我與周大德的忘年交》,黃永年《回憶我和周紹良先生的交往》,方廣錩《懷念周紹良先生》,郝春文《周紹良先生二三事》,李方《懷念周紹良先生》,李經國《記周紹良先生》,辛德勇《我與紹良先生的書緣》,徐自強《憶紹良師》,張弓《周老與〈英藏敦煌文獻〉》,趙和平《永遠的師恩》,王三慶《有關周先生〈敦煌文學“兒郎偉”並跋〉一文的貢獻及補實》,谷輝之《周紹良先生主持編纂〈中國漢傳佛教文獻綜錄〉側記》,王堯《兩位學術大師:周叔迦與于道泉》等文章,從不同角度追憶周先生的生平和學術成果。府憲展《紀念孟列夫》(《2006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和柴劍虹《悼念孟列夫先生》(《敦煌吐魯番研究》)也回憶了與孟列夫先生的交往,以資追念。顔廷亮《新時期敦煌文學研究卓有成就的開拓者——悼摯友張錫厚》(《敦煌吐魯番研究》),介紹了張錫厚敦煌文學和中國古代文學方面的成就。
  《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收入了紀念常書鴻的系列文章。樊  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下),2006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該論文集收錄了“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上國內外學者提交的120餘篇論文。論文主要圍繞兩個方面:一是紀念常書鴻先生對敦煌石窟保護、敦煌石窟考古和藝術研究,以及對新疆石窟藝術探索所作的貢獻;一是從各地石窟的建築、造像、壁畫等方面討論與石窟考古、石窟藝術研究相關的學術問題,探討石窟研究工作在新世紀面臨的問題及其對策。其中部分論文,本文已予以介紹。
  總體看來,2006年敦煌學的研究在傳統題目上又有進展,敦煌藝術、保存保護方面成果較多,民族學在新資料的研讀上扎實進步,敦煌文獻數字化探討仍是學界的熱點,將信仰與石窟研究相結合也可視爲一個新動向,而介紹性、評述性文章的增多,也反映了轉型期敦煌學自我省視的特點。

說明:本文未收入吐魯番學研究成果。又,為行文簡潔,學者名后不加先生,期刊、書籍不加“2006年”一詞。
  >詩《紀念常書鴻先生》,追憶了常書鴻對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創建與發展、藝術創作與學術研究方面的貢獻和成果。從藝術成就、石窟保護等不同角度追憶常書鴻的紀念文還有馮法祀《常書鴻的藝術人生——紀念常書鴻先生誕辰100周年》,柴劍虹《論“常書鴻精神”——在常書鴻先生100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姜伯勤《爲弘揚敦煌藝術宏大的精神而獻身——常書鴻先生讃》,〔日〕上原和《敦煌石窟人類的至寶——難忘的常書鴻先生之語》,常沙娜《不能忘卻的記憶》,常嘉煌《懷念我的父親常書鴻》等。榮新江《關於北大所藏常書鴻致胡適的一封信》,則介紹了常書鴻舉辦敦煌藝術展覽和《敦煌藝展目錄》的情況,強調了常先生對於敦煌藝術研究的臨摹方法和分類研究的意見。
  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下),2006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該論文集收錄了“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上國內外學者提交的120餘篇論文。論文主要圍繞兩個方面:一是紀念常書鴻先生對敦煌石窟保護、敦煌石窟考古和藝術研究,以及對新疆石窟藝術探索所作的貢獻;一是從各地石窟的建築、造像、壁畫等方面討論與石窟考古、石窟藝術研究相關的學術問題,探討石窟研究工作在新世紀面臨的問題及其對策。其中部分論文,本文已予以介紹。
  總體看來,2006年敦煌學的研究在傳統題目上又有進展,敦煌藝術、保存保護方面成果較多,民族學在新資料的研讀上扎實進步,敦煌文獻數字化探討仍是學界的熱點,將信仰與石窟研究相結合也可視爲一個新動向,而介紹性、評述性文章的增多,也反映了轉型期敦煌學自我省視的特點。

說明:本文未收入吐魯番學研究成果。又,為行文簡潔,學者名后不加先生,期刊、書籍不加“2006年”一詞。
  
编辑:李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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