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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研究


萨仁高娃 杨富学
2010-03-15 18:10:35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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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敦煌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Abhidharma-kośa-bhāsya-tikā Tattvārtha-nāma)》是现存回鹘文献中篇幅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写本之一,原件藏于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 8212/75A-B。从回鹘文题记看,该写本的抄写时代应为元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写本末尾出现有蒙古文题记,称该写本写成于大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初一。这一题记表明,在该写本入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敦煌研究院编号第17窟)之前,原藏于伯希和编元代181窟(敦煌研究院编号第464窟),甚或已流落民间,再经蒙古人之手而留下了光绪三十年的蒙古文题记。后由王道士将其移到藏经洞中,再为斯坦因于1907年获得。这一史实为藏经洞晚期文献的来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例证。

【关键词】回鹘文文献;蒙古文题记;敦煌石窟;佛教;考古

 

Uighur Version of Abhidharma-kośa-bhāsya-tikā Tattvārtha-nāma from Dunhuang

by

Saren Gaowa and YangFuxue

 

Abstract: Uighur Version of 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Abhidharma-kośa-bhāsya-tikā Tattvārtha-nāma (Or. 8212/75A-B) unearthed from Dunhuang served as one of the largest and longest existing preserved in present. According to the Uighur inscription, the date when the manuscript was copied should be at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1271-1368). From the Mongolian inscription at the end of manuscript, the copy was finished in start October of the 30th year of Guangxu Era (1904) in the Qing Dynasty. It’s worth to absorb our attention. This inscription shows us that before the manuscript was kept in Library Cave of Mogao Cave in Dunhuang (Dunhuang Research Academy no.17), it was originally hidden in the cave no. 464, namely Pelliot 181, which was built in the Yuan Dynasty, Or even have been living o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n kept by Mongol collector who write the Mongolian inscription. To move it into Library Cave by Monk Wang, then it was taken by Aurel Stein in 1907.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manuscript itself  provide an important example for the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literature in Library Cave.

 

Key words: Uighur literature, Mongolian inscription, Dunhuang Grottoes, Buddhism, Archaeology

 

 

一、概 说

 

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Abhidharma-kośa-bhāsya-tikā Tattvārtha-nāma)》(以下简称《实义疏》)现存写本一卷,藏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 8212/75A-B(旧编号为Ch. xix. 001-002),1907年斯坦因发现于敦煌。为薄纸册子本,共二册。第一册149叶(298面),原写本上用汉字标叶码1149。第二册,首属残缺,81叶(162页),原写本上用汉字标叶码25105。共计230叶(460面),7015行,是现存回鹘文献中篇幅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写本之一。

纸质薄韧,纸幅大小约为17×13. 2厘米,每面书15行,文中常夹写汉字,边上有用汉字写的叶码。字体为晚期草体回鹘文。据字体,写本属元代,但拼写法基本为古典式的,即一般不见s和š、td交替使用的情况。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曾到英法国家拍摄敦煌文献,中有英藏Or. 8212/75A-B回鹘文文献。(图1)照片清晰,Or. 8212/75A-B二册均有上下栏,天头标有汉文页码,第一册(75A)除149叶外,含另一编页码至“十五”的回鹘文《观音经相应譬喻谭》(《譬喻谭》),中缺“二”、“三”叶,故计13叶。与前种文献同,亦一叶双面,除个别纸张外,大多一面15行。第二册(75B)首尾残,81叶(162面),原写本天头所标汉文页码从“二十五”起,迄“一百五”,中缺第86叶。王重民先生拍摄时从结尾开始拍照,将“一百五”当作第一叶来拍的同时,他所编页码中有两个“1”,故到最后时共“80”。

该书的原文作者为56世纪印度著名注释家安惠(Sthiramati)。据《成唯识论述记》卷一记载,安惠曾“即糅杂集,救俱舍论,破正理师。”[1] 所谓正理师是指众贤一派的有部学者。安惠的《实义疏》就是来驳斥正理师以挽救世亲之《俱舍论》的。此书的汉文本早已失传,仅在敦煌石窟中发现有五卷残本,现已收入《大正藏》第29册,从其内容看,当为节译本。最近发现的北图女40号等为第三卷完本。[2] 据说有蒙古语译本传世,但未知详情。现知者仅有藏文本比较完整,但也已不全。回鹘文本译者或编者为名叫无念(Asmrta)的法师。所依原文当为汉本,因为抄本中杂有不少汉字,卷首以汉字标明题目:“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卷第一。”其回鹘译文中也明显带有汉文文体特征,书手为生于沙州,名唤吐坎·铁木耳(Tükäl Tämür)的人。第一个对此写本作初步研究的是日本学者羽田亨。他在《回鹘文本安慧の俱舍论实义疏》中,对Or. 8212/75A-B文献结构进行分析,误认为Or. 8212/75A的第二种文献《观音经》为《实义疏》的一部分。文中注意到Or. 8212/75A中出现的所有纪年题识,包括蒙文“光绪三十年”题记。然而,羽田亨先生对所有题记无详细的分析,只做出了猜测,认为“光绪三十年”的书写是后人所为。[3] 由于该写本字迹潦草,加上其文义相当深奥,故研究者不多,直到1970年,才由土耳其学者特肯影印刊布了全部写本。[4] 深入全面的研究也是直到近年才得以完成的。[5]

 

二、关于回鹘文写本《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的发现

    

关于回鹘文写本《实义疏》发现的时间,学界都认定为1907年,由斯坦因于敦煌所发现,殆无异议。牛汝极先生更明确地指出,该文献系“1907年斯坦因发现于敦煌元代洞窟181窟”。[6] 而荣新江先生则认为:“Or. 8212共一千九百四十六个分号,主要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文书,其中Or. 8212/1-195专收各种文字写在一起的双语文书,出土点不一,包括部分重要的敦煌汉、藏、回鹘、于阗、粟特文文书。”[7]

如所周知,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于19131916年间进行,到达敦煌时间应该是1914年。我们翻阅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后所整理出的《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可以看到斯坦因在千佛洞的如下活动:

 

[王道士]现在的储藏室是一个凿在岩石中的佛龛。在那里他取出了两个大箱子,箱子里塞满了保存得很好的手稿卷子。我迅速翻阅了几份卷子。它们字体看起来都比较工整,纸张也很好看,看起来属于那些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大多是唐朝以来的佛教典籍。[8]

 

王道士想出手的这些卷子几乎都很大,而且保存得都特别好。经过几天的谈判,斯坦因花500两银子买到了这两箱经卷。但是,斯坦因所描述的经卷中无我们所谈的回鹘文文献,而且,图记所附中也未见该文献图录。此次探险,斯坦因似乎也没有去元代181窟(即敦煌研究院编464窟),他对当时的活动是这样叙述的:

 

做过这些交易后,在我回到长城线之前,还有一点时间,我就重新拜访了千佛洞数以百计的石窟中最著名的那几个。[9]

 

所以,如果仅根据Or.编号即认定该回鹘文文献系由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亚探险中所获得是不够准确的。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报告书为《西域考古图记》。在二十四章的“千佛洞的织物和写卷”中的专记回鹘文文献:

 

装订成书的写卷保存得都很好。罗斯博士辨认出,第一本Ch. xix. 001是对安慧的评论,整本书显然都是从汉文版翻译过来的。这一著作的另一部分见于小书Ch. xix. 002中,两本书加起来520……这些书的字体很像蒙古文,加上书的纸张很薄,与千佛洞其他写卷都不相同,于是我们一开始就觉得,它们可能年代较晚。是罗斯博士1912年研究一本书Ch. xix. 003题识中的日期相当于公元1350年。如此看来,回鹘文写卷可能年代较晚,但这与大量考古学证据证明的石室的封闭时间显然不符,上文我曾提到过该如何解释这一矛盾。我的观点于伯希和先生完全吻合。我认为,这些结构和字体都与藏品中其他回鹘文写卷大不相同的书,本来不是放在石室之中的,而是王道士在清理足有半英里远以北的小石窟时得到的。那些小石窟无疑是元朝时代开凿的。在其中两个尚无动过的小石窟中,伯希和先生本人就发现了13-14世纪的写卷和印刷品残件。在结尾,我还要添上一句:我在藏经洞中发现,卷轴一般都深埋在普通包裹里,而这些回鹘文书籍则是推开放在内容驳杂、堆放松散的包裹顶上。[10]

 

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还分别对Ch. xix. 001Ch. xix. 002进行描述,并附有3幅插图(见图234):

Ch. xix. 001,回鹘文写本。用的是浅黄色薄纸(每页为双面),用线装订在一起,并粘贴着纸做的封面。封面上有一行汉字和几个分散的汉字。书中内容有二。其一为对安慧《俱舍论》的评论,有149页。其二是各种评论,其中有摘自《法华经》的段落,还有用汉字写的文末题识和印章。共有15页,其中最后两页为空白。封面的内侧、开头、结尾有回鹘文题识。每页顶上有汉字和印章。

Ch. xix. 002,回鹘文写本。纸较薄,页为双面,装订在一起。不完整,没有封面。内容为Ch. xix. 001第一部分内容的继续。页码为25105页(用汉字标的页码)。保存较好。

显然,Ch. xix. 001-002是王道士从其他处拿来放到藏经洞(敦煌研究院编号第17窟)中的,后来当斯坦因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时,从莫高窟藏经洞获得,携回英国。所以,该文献系由斯坦因发现于敦煌元代洞窟181窟一说不够准确。

斯坦因所谓“半英里远以北的小石窟”应该指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11] 伯希和探访莫高窟时,曾到北区石窟进行编号并挖掘遗物。其中,伯希和编181窟应值得我们注意。该窟即敦煌研究院编第464窟,为北区崖面有壁画的礼佛窟之一,系元代改造西夏窟而成,而西夏窟又是在改造其前石窟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很多学者把伯181窟(今464窟)断代为蒙元时期,窟中所出文献也主要为有元一代的遗物。

1908年,伯希和曾对此窟进行挖掘,掘获的遗物有回鹘文木活字968枚,回鹘文文献363件,西夏文献200余件,此外,还有汉文、藏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婆罗迷文文献等。当时,伯希和曾这样描述到:

 

1本几乎是完整的蒙文小册子,写有从中加入的汉文词组短语,从而使人联想到了我在第163号洞中于经捆之外而发现的那个本子,我曾怀疑它是蒙古文而不是回鹘文的。如果它是回鹘文的,那末它就应该是自1900年以来才后放入第163号洞中的。这些书籍都已遭虫蛀和被撕毁了。[12]

 

文中所提163号窟,即后来所谓的藏经洞。可见,伯希和曾从他所编北区181窟(今464窟)中获得“蒙文”小册子,其特点是其中夹杂有汉文词组短语。如P. 4521,系册子装,背面有回鹘文书信,第一叶13行回鹘文后有一佛像,余有913行。每叶上标有汉字“一、二、三”等页码,显然没有把有佛像的13行回鹘文当作第一叶。第二十叶上有一佛像,第三十叶上有曼陀罗,最后一叶的前一栏是围纸边书写,后一栏的下方有曼陀罗图。经文中有汉字“菩萨、修行”等译文。由文末的汉字“大般若经”和“六”“终”等文字判断,此经为《大般若经》卷六。以草体书写。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先生曾对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尤其对伯希和所获回鹘文文献做过详细介绍。[13] 文中提到,P. 4521封面上有回鹘文“luu yïl aram ay(龙年正月)”题识,封底有另笔书写的12行回鹘文题记。[14] 可见,伯希和所谓出自181窟(今464窟)的蒙古文册子应该是回鹘文文献P. 4521(图5),属龙年本子。

根据纸质及书写风格,以及外形特征,森安孝夫判断P. 4521回鹘文书信与Ch. xix. 001-002回鹘文《实义疏》一样,同出自伯181窟(今464窟)。[15]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上文所述回鹘文《实义疏》原出自伯181窟,而后又被王道士带到了藏经洞中,最后入于斯坦因之手。

 

三、《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中的回鹘文题记

 

羽田亨先生曾一一列出该文献上出现的所有题记,并有简单分析。[16] 此后,土耳其学者特肯[17]、日本学者庄垣内正弘[18] 又对这些题记进一步做了研究。可以参考。

在《实义疏》(Or. 8212-75A)第一叶前,另有无标码的2叶。其中,在首叶背面有回鹘文题记称:

 

namo bud namo dram namo sang yükünürmän tonga buqa alqu burxanlar bodïstvlar qudïng(a)

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余通迦不花(Tonga Buqa)膜拜诸佛菩萨尊位。

 

第二叶正面又有回鹘文题记曰(图6):

 

luu yïl ikinti ay bïš ygirmikä män tükäl tämür bu nomnï bidigäli tägdim yamu sadu bolzun

龙年二月十五日,余吐坎·铁木耳(Tükäl Tämür)写毕此经。善哉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书手名字又出现于《实义疏》写本第一册后面所附的《譬喻谭》中。该卷连同《实义疏》一起庋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同为Or. 8212-75A(旧编号为Ch. xix 001)。写本共15叶(用汉字注明叶码116,其中缺45二叶,外加叶数不明的一叶),346行,多处夹写汉字。另有两叶散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号分别为T2T3,存50余行,均属同一写卷。[19] 该文献页码用汉字表示,在第十一叶背面第5行,有回鹘文题记称(图7):

 

tükäl tämür tu-qya čïzïndïm qoyn yïl onunč ay biš otuzqa saču balïqta善哉

余吐坎·铁木耳·吐喀雅(Tükäl Tämür Tu-qya)书写。羊年十月二十五日于沙州城。善哉。

 

从字体判断,写本应属元代。从该文献写本的大小、纸质及文字的字体看,都与《实义疏》相同,故可推定《譬喻谭》与《实义疏》的缮写者当为同一人。第一册《实义疏》首行下和《譬喻谭》末行下均有同一印章,说明此两种文献是同一人同一时期抄写的。依题记,抄写者为吐坎·铁木耳·吐喀雅。由于上述诸因素的存在,招致羽田亨早年曾把《譬喻谭》错判为《实义疏》的一部分。[20] 1970年特肯发现羽田氏之误,认为它为另一用押头韵的四行诗形式写成的作品,但又误将其列入“本生故事”。[21] 这一错误后来又由庄垣内正弘作了纠正,才使写本的真相得以表露。[22]

在《譬喻谭》16叶之后,另有无标码的一叶,正面有回鹘文题记5行(图8):

 

1) bu čaγsï män tükäl dämür-ningol tip bir käzig-kyä bitimiš boldum čin

2) män tonga buqa šabï oqïyu tägindim

3) satu satu bolzun qudluγ bičin yïl ikint(I ay)

4) biš yangïqa saču balïq ödig

5) qïlïp biditim kinki körgü bolzun tip

这个册子是余吐坎·铁木耳的,只写了一行,正确。我通迦不花沙弥读了。善哉!善哉!幸福的猴年二月五日于沙州城发愿书写。以后应该见到。

 

按题记的顺序来看,龙年二月十五日题记为最早。写本出土地为蒙元时期的伯希和181窟(今464窟),因此龙年应该是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我们可以认为吐坎·铁木耳是此时开始抄写《实义疏》。这样,此书与P. 4521以及森安孝夫先生所介绍的伯希和另一文书[23] 一同皆为龙年(1352年)写本。对第一册的全部《实义疏》和部分《譬喻谭》的抄写工作可能持续了三年,故在《譬喻谭》第“十一”叶背第五行出现了羊年(1355年)十月二十五日的题记。至此,吐坎·铁木耳的抄写工作告一段落。余下,且不看蒙文题记,看看最后的猴年(1356年)二月五日题记。其中的“册子”应该是汉文册子的音义,正是当时回鹘人在抄写佛经时常借用汉文现象的具体反映。[24] 对于《譬喻谭》来说,虽说吐坎·铁木耳只写了“一行”,可考虑到羊年题记前的多行《譬喻谭》内容,所以羽田亨先生所译的“一部分”[25] 是比较恰当。《譬喻谭》剩下部分,则由通迦不花来抄写,至“猴年(1356年)二月五日”,不到四个月时间,抄毕《譬喻谭》。

 

四、《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中的蒙古文题记

 

在《譬喻谭》结束后,第“十五”叶背面前端又出现了回鹘式蒙古文题记(图9):

 

bad(a)raguldu taičing ulus-un bad(a)raguldu tůrů-iyn gučidugar un-a arban sarain sine-iyn nigen-ů edůr degedů bogda lama-iyn ulimar(?) bad(a)tdatgu(?)-iyn

辉煌的大清朝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一,为上圣喇嘛题写。[26]

 

光绪三十年系1904年,值龙年。紧接着下一叶标页码“十六”,可认为与《譬喻谭》为一体。“光绪三十年”为藏经洞发现后的第四年。羽田亨先生认为,光绪三十年时“蒙古文或者操蒙语的人见到《实义疏》,留下了此题记”。[27] 在无法看到原件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蒙文题记是与原件一同书写的或者后人写的。

在数以万计的回鹘文文献中,时代最晚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一般被认定为酒泉文殊沟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有题记称:

 

kang-si yigirmi altinč yïl altïnč aynïng säkiz yungïsï, či tigma tutmaq kün sim sičqan kün üzä bašlayu bitip, säkizinč aynïng ay tolunï biš yigirmis-intä bitiyü tolu qïldïm kinki-lär-kä ulalmaq bolz-un! sadu ädgü!

我从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八辛鼠日开始写,至八月十五日满月时写竟。让其流布后世吧!善哉!善哉![28]

 

康熙二十六年即1687年。题记表明,该写本的缮写者为Bilgä Talui ŠabïRatna Vijra ŠabïČaxsapat Manggal Toyin等人,抄经地点在敦煌。

在三位书手中,两位姓名中都出现有Šabï一词。在为数众多的回鹘文佛教题跋中,该此很少见,在上引《譬喻谭》第16叶之后的回鹘文题记中出现有tonga buqa šabï(通迦不花沙弥)。那么,Šabï究竟为何意呢?从回鹘语文中得不到正解。然蒙古语中有该词,其意有二:一指僧侣的徒弟,二是指隶属于寺庙或大喇嘛的属下人,即僧官管辖下的属民。无疑,该词应为汉语“沙弥”的假借(源自梵语Šrāmanera)。故笔者考虑,抄写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这些书手很可能是蒙古人,抄写《譬喻谭》的通迦不花沙弥也可能是蒙古人。况且,康熙二十六年(1687)时,回鹘文早已在回鹘人中不再行用了,而蒙古人却仍在继续使用这种文字,加上当时敦煌是否还有回鹘佛教集团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故由蒙古佛教徒来抄写这种文字应是不无可能的。

蒙古人对沙州地区的统治始于1227年,1286年,“甘肃行省”成立,治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州归属之。1368年元朝灭亡,明朝开始经略河西,但敦煌仍为元朝残部所守。1404年,明朝设沙州卫,仍以蒙古后裔统辖。1446年,沙州内乱,明将率军入沙州,把沙州卫下二百余户,一千二百三十余人迁入关内,沙州仍由蒙古后裔占据。清时,“官师之更置,纪著沿革者详矣。敦煌由卫改知县;由协改参将,民之有贤令;兵之有主将,犹婴儿之依父母。”[29] 所设沙州营参将中也见有普德(镶蓝旗人,嘉庆七年任)、祥顺(镶白旗人,嘉庆二十四年任)等蒙古人。可见,敦煌地区,自元代以后,蒙古人的活动从未中断,他们从敦煌获取经卷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里还存在一疑问,即除Ch. xix. 001-002回鹘文《实义疏》写本外,上述P. 4521等众多元代回鹘文写本都出自伯181窟中。那么,如果王道士清理该窟时,何以只把Ch. xix. 001-002等文献携出,而把P. 4521等文献仍留在原处,成为1908年伯希和的收获物。况且P. 4521号文献保存得非常完整,并有佛画,至少从外观及内容的丰富性看,比Ch. xix. 001-002要好很多。按照王道士的审美标准,宁可选P. 4521也不会拿Ch. xix. 001-002。更不用说在伯181窟中还出土有回鹘文、西夏文、汉文、藏文、蒙文、婆罗迷文等多种文字的文献甚多,另有极其珍贵的回鹘文木活字968枚。[30] 这种现象的出现很难解释。故而笔者推测,Ch. xix. 001-002《实义疏》有可能并非直接被王道士在窟中发现而直接携带至藏经洞的,而是先从伯181窟中流散出去,在民间被蒙古人获得,留下了“光绪三十年”的题记,其后才被王道士获得,带至藏经洞,终被斯坦因劫获,存于大英图书馆。

无论如何,Ch. xix. 001-002号文献并非斯坦因从181窟(今464窟)直接获得,而是从藏经洞获得的,是由王道士将其放入藏经洞中的。该文献进藏经洞之前,经过蒙古人之手,从而留下了“光绪三十年”的蒙古文题记。这一史实为我们研究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见晚期文献的来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1 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经首

2《西域考古图记》附图Ch. xix. 001(1)

3《西域考古图记》附图Ch. xix. 001(2)

4《西域考古图记》附图Ch. xix. 002

5 回鹘文写本P. 4521

6 回鹘文龙年题记

7《观音经》第11叶背面羊年题记

8 回鹘文猴年题记

9 蒙文光绪三十年题记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09BZS011)阶段性成果。

[1] 《大正藏》第43卷《论疏部四》,No. 1830,页231b

[2]  苏军:《敦煌本安慧〈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发现汉译新本》,《佛学研究》第2期,1992年,第270286页;又见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69250页。

[3]  羽田亨,“回鹘译本安慧の俱舍论实义疏”,《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言语·宗教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第148182页。

[4]  S. Tekin, Abhidharma-kośa-bhāsya-tikā Tattvārtha-nāma. The Uigur translation of Sthirmati's Commentary on the Vasubhandu's Abhidharmakośāśastra: Abidarim koşavardi şastr I, New York, 1970.

[5]  庄垣内正弘:《古代ウイグル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の研究》第Ⅰ~Ⅲ卷,京都:松香堂,19911993年。

[6]  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9页。

[7]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796页。

[8]  []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2页。

[9]  同上,第514页。

[10]  []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西域考古图记》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12页。

[11]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前言。

[12]  []伯希和著,耿昇、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3页。

[13]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语文献”,山口瑞凤编《讲座敦煌 6 敦煌胡语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年,第198页。

[14]  同上,第6页。

[15]  Takao Moriyasu, 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 (Supplement to "Uigurica from Tun-huang"),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40, 1982, pp. 1-18. 汉译文载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67288页。

[16]  羽田亨,“回鹘译本安慧の俱舍论实义疏”,《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言语·宗教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第167169页。

[17]  S. Tekin, Abhidharma-kośa-bhāsya-tikā Tattvārtha-nāma. The Uigur translation of Sthirmati's Commentary on the Vasubhandu's Abhidharmakośāśastra: Abidarim koşavardi şastr I, New York, 1970, pp. x-xii.

[18]  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ウイグル语文献研究I—“观音经相应しい三篇のAvadāna”及“阿含经”について—》,神户,1982年,第910页;庄垣内正弘:《古代ウイグル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の研究》第Ⅲ卷,京都:松香堂,1993年,《序论》第24页。

[19]  照片刊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00301页及彩版17

[20]  羽田亨,“回鹘译本安慧の俱舍论实义疏”,《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言语·宗教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148182页。

[21]  S. Tekin, Abhidharma-kośa-bhāsya-tikā Tattvārtha-nāma. The Uigur translation of Sthirmati's Commentary on the Vasubhandu's Abhidharmakośāśastra: Abidarim koşavardi şastr I, New York, 1970, p. ix-x.

[22]  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写本·‘观音经相应’——观音经に关する‘avadāna’”,《东洋学报》第5812号,1976年,第01037258222页);同氏:《ウイグル语·ウイグル语文献研究I—“观音经相应しい三篇のAvadāna”及“阿含经”について—》第12卷,神户,19821985年。

[23]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语文献”,《讲座敦煌 6 敦煌胡语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年,第6769页。

[24]  参见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02411页。

[25]  羽田亨,“回鹘译本安慧の俱舍论实义疏”,《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言语·宗教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第169页。

[26]  同上,第165页。

[27]  同上,第165页。

[28]  В. В. Радлов-С.Е.Малов, Suvarnaprabhāsa. 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 (=Bibliotheca Buddhica XVII), Delhi, 1992, S. 343; 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Leipzig, 1950, S. 258.

[29] [道光]敦煌县志》卷四。

[30]  百济康义,“天理图书馆藏ウイグル语文献”,《ビブリア》第86号,1986年,第127180页;Yang Fuxue, Uighur Wooden Movable-Types from Dunhuang and Related Problems, 段文杰、茂木雅博主编《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6350页。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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