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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蒙古文卖身契约残片


敖特根
2010-03-15 18:21:19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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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编号B127: 11文书出自莫高窟北区第127窟。文书残宽12.1厘米,残高14.0厘米,残存墨书草体文字8行,内容为一件卖身契约末尾处的证明部分。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件蒙古文买卖人口文书。其书写年代有可能为14世纪中后期,至于其性质,应为“私契”。

[关键词] 莫高窟;北区;蒙古文;卖身契

 

编号B127 11文书出自莫高窟北区第127窟。此窟“属于北区崖面第三层石窟,亦属于E段崖面第三层石窟。”[1]此窟出土仅此一件蒙古文文书。[2]文书残宽12.1厘米,残高14.0厘米,残存墨书草体文字8行,内容为一件卖身契约末尾处的证明部分(见附图)。残存文字明显具有前古典文献字形特征,如环状d;词首qs相似;yi不分;γn不带音点等等。另外,据文书中出现的daruγači(“达鲁花赤”)、nišan(“画押”)等语推测,文书书于元代无疑。《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记:“标本B127: 11,卖身契约残片。白麻纸,泛黄,纤维交织不匀,有横帘纹,有透光。纸质柔软。文字为墨书,残存8行,残留买身者赤达尔,不存卖身者。元代文书。”[1][P177]此处“残留买身者赤达尔,不存卖身者”一语误。依据图版,“赤达儿”应为“卖身者”,而非“买身者”。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标音释读(一)》一文中作了纠正。[1][P375386]

这件文书为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件蒙古文买卖人口文书,故尤应重视。[3]此件虽严重残缺,但通过对残存文字进行具体的考察,我们也能够探寻出文书年代、性质等方面的一些线索。

 

一、关于“中证官达鲁花赤客德[]

 

文书第5行记[……] [ǰ/q]aγurmači daruγači Ked[…]。第一字,因首字母残缺,词义不易确定。嘎日迪读作ǰaγurmači,并训义作“中证官”。印第安纳大学G·卡拉(György Kara)教授读作qaγurmači(“虚假的、虚伪的”)。由于对该字的读法不同,出现该词的整个句子就有两种不同的译法。按前一读法应译作“中证官达鲁花赤客德[]”,按后一读法应译作“假达鲁花赤客德[]”。虽然这两种读法都有些问题,[4]但前者可能更符合其文意。

 “中证官”或许指的就是契约中的见证人,就是当时在场,可以作证的人。见证人,在敦煌契约文书中通常作旁人、时人、见人、知见人、证人或人证等。[3][4]敦煌契约中见人的身份虽较为宽泛,“上至节度幕府职官,下至村、里、乡官,乃至广大百姓村邻亲属等”,但一般情况下对见人的社会地位、威望的要求较高。“那些有地位、身份、威信、可信托的人才有可能做见证人。”因此,与契约中的保人相比,见人更注重身份、地位、威望和可信度,而保人则多注重与契约债务人的亲疏关系。[4]从这个角度来看,“达鲁花赤客德[]”充当卖身契约见证人一事不难理解。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蒙古文契约文书中把“证人”一般称作gereči[5]如柯兹洛夫(P. K. Kozlov, 1863-1935)黑城收集品中的编号G112蒙古文残文书:[6] gereči bi ČWNSWNW[7] gereči bi S’S-‘[8] gereči bi Luu Buyan-taš[6]我证人ČWNSWNW[7]我证人S’S-‘[8]我证人Luu Buyan-taš);编号G106文书:[20] gereči Suu Sarmbau (?), [21] gereči Čang Quang (?), [22] gereči Sod/Suun (?) Ši baγši[20]证人Suu Sarmbau (?)[21]证人Čang Quang (?)[22]证人Sod/Suun (?) Ši baγši)。[6][P18, 21][7][P153]而且,按惯例我们文书第78行中出现的[…]-yin nišan(“[]的手印”)和[…]či-yin nišan(“[]的手印”)才是契约证人的署名内容。如此一来,所谓的“中证官”是否与普通的证人有区别呢?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库特鲁克·铁木耳等卖子弟契”中写道:[5][P2123]

 

1……[yï]l üčünč ay tört yangï

2. [-qa manga] qut[luγ] tämür är toγïš

3. toγtamïš olar-qa yonglaq-lïγ yarmaq

4. kümüš kärgäk bolup sängä ktaz aq-a-tïn

5. altmïš altun alïp mubäräk qoč atlïγ

6. oγlum-nï män atasï qutluγ tämür aq-a

7. -sï är toγmïš aq-a-sï toγtamïš üčägü birlä

8. bo[lup to]γuru tomlï-tu sattïm män bu

9. oγul-qa mïng yïl tümän kün-kä-tägi

10. säng äktaz aq-a ärklig bolzun

11. taplasar özi tut zun taplamasar

12. adïn kiši-kä ötkürü sat zun biz

13. -n[ing o]n-luγumuz yuz-lügümüz alïmčimiz

14. birim-čimiz aqamïz inimiz kim kim

15. m-a bolup čam čarïm qïlmazun-lar

16. abam birök čamlasar-lar bu kiši

17. tänginčä iki kišini birip söz-läri

18. yo[rï maz]un-lar tanuq som-a tanuq

19. qaraqunaz tanuq qïpčaq bu nišan biz-ning

20. ol män asïq bulmïš olar

21. -qa inčkä ayïtïp bititim bu bitig

22. a……nïng bägi adar-nïng tigräsin

23. -tä bititim

24. bu nišan män tanuq som-a-nïng ol

25. bu nišan män tanuq qaraqunaz-nïng ol

26. bu nišan män tanuq qïpčaq-nïng ol

 

汉译文:

1.……年三月初四

2.我库特鲁克·铁木耳(和)艾尔·托合迷失

3.(以及)托合塔迷失等人,因需要通用的钱

4.银,从桑格塔孜·阿喀那儿

5.拿了六十(个)金(币),我的名叫姆百热克·柯奇的

6.儿子,由他的父亲我库特鲁克·铁木耳、他的哥哥

7.艾尔托合迷失(和)他的哥哥托合塔迷失三人一起

8.(把他)合情合理地卖了。我这个

9.儿子将千年万日(即:永远)地

10.归桑格塔孜·阿喀所有。

11.如果合意,他就自己使用;如不合意,

12.任其转卖给他人。我们的

13.十个人、我们的百人、我们的债权人、

14.我们的债务人,我们的哥哥(和)弟弟,无论谁

15.都不得制造纠纷,

16.如果闹事,就得交出跟这个人

17.相等的两个人,他们(说别的什么)话

18.皆无用。证人:索玛,证人:

19.喀剌昆纳斯,证人:克普恰克。这(些)手印儿是我们

20.的。我阿斯克·布里迷失

21.根据他们的详细陈述书写的。该文书

22.是我当着……的长官阿达尔的面儿

23.写的。

24.这个手印儿是我证人索玛的

25.这个手印儿是我证人喀剌昆纳斯的

26.这个手印儿是我证人克普恰克的

 

古往今来,买卖人口非同寻常,一不小心则便会惹出很多纠纷或麻烦。上引文中为了提高契约的有效性,除了证人索玛、喀剌昆纳斯、克普恰克之外,还请了一位“长官”到场作证。但他只是作为旁证的身份参与此事,并没有在契约书上署名、画押。

吐鲁番出土另外一件“昆尼·库孜解放男孩遗言”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当一个名叫昆尼·库孜的人临死前立遗言解放一个名叫不花·库里的男孩儿时除了四名证人外,还有男孩儿的哥哥卜克桑道人在场作证。[5][P5456]说明在敦煌、吐鲁番契约中为了保证契约的有效性,除了一般证人之外还请地方权贵人物或契约当事人亲属中有地位、可以信托的人到场作证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人只是作旁证,一般不会在契约书上署名或画押。估计我们文书中的“中证官达鲁花赤客德[]”很可能也是以这种旁证的身份参与此次“赤达尔卖身契约”签订一事的。

daruγači,蒙元时期的官职,意为“镇压者”、“镇守者”,汉译作达鲁花赤、答鲁合臣等。《蒙古秘史》第263节载:“成吉思汗占领回回国后,降旨在各城设置答鲁合臣。”[8][P454]答鲁合臣,即指达鲁花赤。成吉思汗出征回回国,即花剌子模(Khwārazm)为1219年至1223年间的事,也许daruγa(“达鲁花”)或daruγači制度始于此时。他们是“帝国的特派员”,[9][P217]监临官,“掌握最后裁定的权力。”[10][P732]这也正是余大钧说的 “蒙古在被征服的各国,各族的主要地区,城市,投降的非蒙古军队中皆置答鲁合臣监治,掌实权。”[8][P454]的情况。至于他们的具体职责很可能是像格鲁塞(René Grousset)说的一样,“以负责编制人口统计册,招募军队的附属人员,成立帝国通讯驿站,征收各种应向汗廷交纳的税款和贡物。”[9][P 199]另外,诸王、太子、公主、驸马、勋臣等在他们的投下食邑,“也分别派出陪臣充任达鲁花赤”。[10]分地达鲁花赤基本上由领主自辟。如《元史》所记,分地“达鲁花赤听其自辟”(卷26,《仁宗纪三》),“郡邑长吏听其自用”(卷138,《马扎儿台传》)等说的正是这个情况。至元二年(1265),朝廷明确规定,各路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汉人任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在蒙古人出缺时,允许由门第高贵的色目人充任。[10]

元朝建立以后,“路、府、州、县等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置达鲁花赤,品秩与路总管、府州尹和县令相同,但实权大于同级官员。”[10]蒙思明氏在其《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中引《元文类》说:“国朝之制,州,府,司县各置监临官,谓之达鲁花赤。”又同书引《东维子文集》说,“国朝监官,郡邑咸设达鲁赤,于官属于最长;其次有令,有丞,有薄尉,又有案牍官,以领乎六曹之吏,凡事会之来,令与丞得相可否议论,然后白之达鲁赤”。[11][P7778]上引文中之“达鲁赤”显然指的是达鲁花赤,而且有几点说的很明确: = 1 \* GB4 ㈠、元代达鲁花赤是地方最高长官; = 2 \* GB4 ㈡、仅督察监临而不直接参与民间事宜; = 3 \* GB4 ㈢、民间事宜可能由“六曹之吏”具体负责。另外,“元朝规定,各路达鲁花赤由蒙古人充任,总管由汉人、同知由回回人充任,府、州、县也要按此原则办理。诸王、勋贵的五户丝分邑,达鲁花赤则由他们委派自己的陪臣充任,不入流官迁转。”[12][P743750]总之,在蒙元时期,达鲁花赤官职多种,而且,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也有相同之处,例如,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他们是地方首长、仅督察而不直接参与民事等等。可见,我们文书中出现的“达鲁花赤客德[]”很可能为蒙古人。他以旁证人的身份参与卖身契签订一事,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身份、地位等有直接关系。至于他“达鲁花赤”官衔的品级,目前却无法确定。

Ked[…],亦可释读为Ket[…]。该词后半部分缺,似是人名。[6]嘎日迪读作Ked(“客德…”)。见于史料中的以Ked/t开头的蒙古人名并不多见,兹列举其要者,以资参考。

1.《蒙古秘史》所载术赤之辅佐大臣,千户长名叫“客帖”。柯立夫(F. W. Cleaves)、巴雅尔、亦邻真等学者复原为Kete[14][P142, 176][15][P938, 1163][16][P190]其意应该是“火镰”。关于此人《蒙古秘史》有两处记载:1206年的大忽里勒台上成吉思汗宣告蒙古帝国成立之后,授共同建国有功者九十五人为千户长。这九十五个功臣里面的第五十位就是“客帖”(《蒙古秘史》第202节)。日本人村上正二认为“客帖”即《史集》所载术赤的千户长许慎氏人“旭失台”的本名。[8][P338]这显然是把《秘史》与《史集》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载:“撒勒只兀惕部人蒙古儿千户。……轻吉惕部人轻吉台·忽丹那颜千户。……孛斡儿出那颜的族人、许慎部异密旭失台千户。……许慎部人拜忽千户。……成吉思汗将上述四名异密及四千军队分给了术赤汗。”[17][P375376]而《蒙古秘史》第243节则记:“把忽难、蒙客兀儿、客帖三人委派给了拙赤。”[8][P402]拙赤即术赤。根据上述情况来看,《蒙古秘史》所记“客帖”,是孛斡儿出那颜的族人,蒙古建国(1206)后,受封为功臣千户长,其后被委派给术赤为辅佐大臣。[7]

2.成吉思汗所封九十五位功臣千户长里面的第五十七位为“客台”(《蒙古秘史》第202节),学者们复原为Ketei。此人,《元史》有记载。[19]据余大钧先生说:[8][P339]

 

客台,又译怯台、可忒、迄忒、纥忒。尼伦蒙古兀鲁兀惕氏人。第六位功臣主儿扯歹之子。袭父位为千户长。1213年秋,与弟薄察同奉旨率军攻打居庸北口,后又奉旨与哈台驸马围中都。元太宗时,封德清郡王,受封德州民二万户。

 

3Ket Buqa Noyan“乞忒不花那颜”。此人为“拥有宝儿赤职衔的乃蛮部人”,于12528月率领旭烈兀汗的先头部队出征伊朗地区。他是旭烈兀汗手下的一员猛将。1259年,因蒙哥合汗去世,旭烈兀汗从叙利亚撤军时,“将乞忒不花留下守卫叙利亚”。后来乞忒不花那颜远征密昔儿(埃及),战败后被密昔儿人俘获,旋即被杀。[20][P3082]

4.吐鲁番出土TM79号蒙文文书中出现一位Kedmen/Kedme-Baγatur(“客都门把阿秃儿”)的人,此人亦见于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B16342蒙古文文书。经笔者研究,他很可能为也里牙思火者汗(Ilyās Khwājah Khan)统治时期(1363—1369?)东察和台汗国的一名高级官员。[21]

上述四人中的第四位Kedmen/Kedme-Baγatur(“客都门把阿秃儿”)有可能是我们文书(B12711)中出现的[ǰ]aγurmači daruγači Ked[…] (“中证官达鲁花赤客德[]”)。如前文所述,此人下达给哈喇火州等地军民有关“和林国师”出访西域一事的令旨文书出土于莫高窟北区第163窟。[8]此窟就在B127窟上面,两个窟均属于北区E段崖面,相距只有几米。因此,二窟所获蒙古文文书应该有一定的联系。如果这种推测成立,那么莫高窟北区出土B12711号文书,即“赤达儿卖身契约”文书的年代应该是14世纪中后期。

 

二、关于“卖身者赤达儿”

 

文书第6行记[……]beyeben qudalduγdači CYD’R-ta,意为“[]向卖身者赤达儿”。

beyeben qudalduγdači,可直译为“被卖其身者”。指的应该是卖身者,即被卖者。CYD’R 可读作ČidarČiderČitarČiter,但词义与来源均不明,是蒙古人,还是畏兀儿人,或者是唐兀人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证据。[9]我们暂且音译作“赤达儿”。[10]此人很可能是个奴婢。陶宗仪《辍耕录》“奴婢”条中提到:“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妇,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又有曰红契买到者,则其原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故买良为驱者有禁。”[23][P208]说明元代奴婢来源主要是战俘及其子孙。除此之外,元代虽说“买良为驱者有禁”,但贫苦的下层民众迫于生计,“鬻其妻妾子女为奴者”也不乏其例。《心史》载:“入北愈深……处处有人市数层,等级其坐,贸易深盛皆江南赤子,至易十数主,今贫乏人甘绝售与其子女……所虏所买江南赤子转徙深入鞑靼回回极北,实莫数计。”[24][P91]不管什么来源,奴婢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主人手中。如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买卖人口文书中所常见的类似于“该奴隶将永远归薛赛大师所有。如果合意,他就自己留用;如不合意,任其转卖与他人”(至元十七年〈1280〉“斌通卖身契之二”)、“我这个儿子将千年万日(即:永远)地归桑格塔孜·阿喀所有。如果合意,他就自己使用;如不合意,任其转卖给他人。”等语,便是证明。

由于文书严重残缺,卖主及买主的具体情况已经无从考释了。但文书所书文字为回鹘蒙古文,从这一点来看买主很可能是蒙古贵族。

 

三、关于文书性质

 

    买卖田宅奴婢要中间人(即保人)的规定,不知起始于何时,然而,官方的参与却始于东晋南朝。当时,“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25][26]这种制度,经过近千年的演变过程,到了元代已趋于完备,然而,手续却变得更加复杂了。如“红契”、“白契”、“赴官投税”等等。关于元代出卖田宅人口的这种复杂手续前人已进行了详细的研究。[27][P255263][25][26]现将其大致情况略做介绍:

元代“典卖田宅人口头匹”,必须预先向官府状告。典卖人口,“陈告来历根因”;[28]出卖田宅,向官方证明“不是盗卖房亲兄弟叔伯及他人之业并不诸般违碍亦无重张典挂外人财务”。根据卖主自述,官府还要派专人,即“官牙人”到当地进行调查,并核实此事。如果情况属实,官给公据,方可成交。[11]

卖主得到官给公据之后,或“立帐目一纸前去为用者”,或托人打听买主。元至元二年泉州路麻合抹卖地契约第一件及至正二十六年泉州路蒲阿友卖地契约第一件均有类此“愿者酬价不愿者批退今恐无凭立此帐目一纸为照者”字样;至元二年地契第三件记,“今得蔡八郎引到在城东隅住人阿老丁前来就买”;至正二十六年第三件地契则有“庙东住人徐三叔作中引至在城南隅潘五官前来承买”的记载,是其明证。通过“官牙议定时价”,说合成交后,就书立文契。这种文契叫做“私契”或“白契”,未经政府正式承认,不具法律效力。此种文契的格式,正如施萍亭先生所说“最后都有‘恐人无信,故立此契,用为后凭’之类的话,还得有当事人,知见人(或保人)等的姓名及画押”。例如元至元二年泉州路麻合抹卖地契约第三件文契:

 

[前略]

… …今恐□□难信立卖契一纸付买主印税收为用者

元至元二年十月    日文契

                  情愿卖花园屋基人    麻合抹

                  同卖花园母亲         

                  引进人             蔡八郎

                  知见卖花园屋基姑夫     何暗都剌

                                    林东卿

 

从上录文字中可以看出,在当事人双方立契时,只有卖主署名,买主却没有署名,[12]而且文契由买主留存,为日后“赴务投税”时所用。

立契成交之后,应即“赴务投税”。按“三十分取一”的比例交纳税钱,官府则“给以印凭,谓之税契”,即“红契”。关于这最后一道手续,杨际平先生在其文章中说,“若是赴务投税,务司核实官给卖主公据与买卖双方所订立的文契后,便出给税契公据——契本,并将契本与文契粘连在一起,加盖官印(既盖于契本,又盖于契本与文契的粘连骑缝),交买主收执。”这也是买主日后转卖这些田宅奴婢,或领此奴婢过关进度口为用。

现在将B127窟所出卖身契约与上述帐目、官给公据、私契和税契进行比较,它显然不是帐目或官给公据,文书中出现的“卖身者赤达尔”和两个证人的签押记号能证明之。也不是税契,因为税契必须有官司的红印以及有关官吏的署名。然而,此文书不管怎么说没有这些东西。又,据《元典章》记,四川,甘肃,中兴行省以及陕西宣慰司所辖地域所用契本始终由户部印发,[31]说明元代契本应该是印本。因此,我们认为B127窟所出卖身契很可能为私契。杨际平先生说,“在民间,这种‘私契’实际上比‘红契’更通行。由于驱口价高,按三十分之一的比例交契税,为数甚巨,故只要不是申请过所等等,就极力避免税契。东晋南朝以来,全都如此。”

总之,莫高窟北区第127窟所出卖身契约残片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件蒙古文买卖人口文书。其书写年代有可能为14世纪中后期,至于其性质,应为“私契”。

 

原文转写

 

[1][……] […]ǰu/r b[…] [……]

[2][……] […]n-a en-e YYB[…] [……]

[3][…///…]

[4][……] […]n-u(签押记号)

[5][……] [ǰ]aγurmači (?) daruγači Ked[…] [……]

[6][……] beyeben qudalduγdači CYD’R-ta(签押记号)

[7][……] […]-yin nišan(签押记号)

[8][……] […]či-yin nišan(签押记号)

 

译文

 

[1][……]

[2][][][……]

[3][……]

[4][]的(签押记号)

[5][]中证官(?)达鲁花赤客德[……]

[6][]向卖身人赤达儿(签押记号)

[7][]的手印(签押记号)

[8][]的手印(签押记号)

 

词汇表

 

beyeben6)“把身体、把自己”

CYD’R6)“赤达儿”

daruγači5)“达鲁花赤”

en-e2)“这”

[ǰ]aγurmači (?)5)“中证官?”

Ked[…]5)“客德[]

nišan78)“花押、手印”

qudalduγdači6)“被卖者”

ta6)“向、给”

 

注释

 

3行:这一行字无法辨识。嘎日迪认为其中有一字“ǰunghai(人名)被涂掉”。

4行:根据契约文书惯例推测,这一行行末出现的签押记号可能是卖主的。

5行:CYD’R,该词嘎日迪读作Čidar,并认为“这一人名可能还有Čider, Čitar, Čiter的读法。”

78行:nišan:“花押、手印”。嘎日迪误作nigen(“一个”)。其后面部分应为签押记号。嘎日迪读作人名,似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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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24] 高文德. 蒙古奴隶制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25] 施萍亭. 延祐三年奴婢买卖文书跋[J].敦煌研究,1989,(2).

[26] 杨际平. 元代买卖奴婢手续—从敦煌研究院藏元延祐三年永昌税使司文书谈起[J].敦煌研究,1990,(4).

[27] 施一揆. 元代地契[A]. 元史论集[C].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

[28] 元典章:卷57[M]. 刑部·禁诱略·应卖人口官为给据.

[29] 陶广峰. 文明的脚步—丝绸之路繁荣与法律文化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

[30] 刘戈. 回鹘文买卖文书的格式套语与断代问题[J]. 西北史地,1999, (1).

[31] 元典章:卷22[M]. 户部·契本·就印契本.
 


作者简介:敖特根(1965 ~ ),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敦煌学与蒙元史研究。

[1] B127窟为一前室双后室,是属于僧房窟附设的禅窟。南室为禅窟,东西向狭长形平顶窟,面积大约为5平米。北室为僧房窟,南北向脊的人字披顶方形窟,面积大约9平米左右。“北室壁面装饰不同于其他僧房窟”,南北两壁面绘有云气纹,花草和动物图案,西壁壁面上部周围绘红色边框,有三条红色界栏把西壁上部分为四栏。这些东西仅仅是些好看的图案还是有什么特殊之含义,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能感觉到草原民族所特有的审美情趣,或许绘于蒙元时期。关于此窟更多的情况,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71-179页。

[2] B127: 10号文书原释读文有误,此文书为回鹘文残文书,非蒙古文文书。

[3] 元代契约,存世不多。其中买卖人口文书更是少见。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敦煌研究院藏延祐三年奴婢买卖文书一件。除此之外,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奴婢买卖文书大多为元代文书。参见杨富学:《宋元时代维吾尔族农奴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创刊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4-106页。

[4] ǰaγurmači似是来自副词ǰaγur-a(“中间、中途”)或ǰaγurm-a(“半途而废、未成年地”),然把ǰaγurmači一词训作“中证官”,不免有些费解。ǰaγurmači,在现代蒙语中的意思是“(皮袄下摆)里子”,如örgen ǰaγurmači -tai tegel (“下摆里子宽的皮袄”)。[2][P840] qaγurmači daruγači(“假达鲁花赤”)具体含义不明,是否指的“代理达鲁花赤”呢?

[5] 回鹘文作tanuγ(“证人”)。如“台特迷里克等买卖妇女契”:[24] tanuq türädü tanuq[25] turur mungsuz tanuq torčï tanuq toyin[24]人:吐热杜;证人:[25]吐鲁尔·蒙苏斯;证人:托尔奇;证人:道人);元代“斌通卖身契之一”:[3] tanuq bačaq toγrïl[4] [tanu]q ilabu[3]证人:巴恰克·托合里利;[4]证人:亦剌卜);“斌通卖身契之二”:[11] tanuq yapïγ tanuq bačaq[12] toγrïl·tanuq bayačuγ·tanuq quduq-čï asan qïtay[11]证人:雅皮克;证人:巴恰克[12]托合里利;证人:巴雅楚克;证人:淘井匠阿三·契丹);“斌通卖身契之三”:[17] tanuq tort maγarač t(ä)ngri-lär yiti äkä baltïz tarïm-lar…im…[tan]uq, [18] qušdïn tanuq ïlabu tanuq quduqčï asan tanuq tarïnč baqšïngtu[17]证人:四大天王神和七姐妹迭林;证人:[18]库西丁;证人:亦剌卜;证人:掘井匠阿三;证人:塔林奇·博克星图)等。[5][P4, 32, 34-35, 38]

[6] 吐鲁番出土元代回鹘文《斌通卖身契之二》第六行第二字为kädäki。冯家昇等释为“kädäkikäd--ä,再加-kikäd-是粟特文kād,意为‘很’,‘好’,‘有效的’。”回鹘文中的käd-用蒙语写的话应该是ked-。中古蒙语中的ked[]这类人名或许来自回鹘文,只是需要详细考证。李经纬先生认为冯家昇等的转写和释义有误。kün kädäki应改为kün-kä tagi。然而,依据图版,冯家昇等的原转写文正确。[13][P458463][5][P35]

[7] 术赤大约死于12272月,先于成吉思汗六个月去世。1227年,术赤系的代表人是他的儿子拔都。所以,按理说,术赤的臣僚应该由其儿子拔都接管。又据《元史》卷六十《地理志》载:“元太祖二十二年,破其城(沙州城)以隶八都大王。”说明1227年,“蒙古占领敦煌(沙州)之后,将其划入八都大王的封地。”[18][P32]“八都大王”,即成吉思汗的长孙拔都。这样一来,拔都委派其父亲的辅佐大臣客帖管理其新受封地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还需要有力的证据。

[8] 这件文书(B16342)书于14世纪末甘肃行省北部瓜、沙等州及哈密一带。这是下达给哈喇火州、八儿思阔和别失八里等地军民的官方文件。基本内容是晓谕上述地区军政官员、平民百姓等当“和林国师”,即“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 与其徒弟们一起前往哈喇火州等地时在往返路途中不得使其中途耽搁,不得强夺其所属一切物品。

[9] G·卡拉教授言,在突厥人名列表中见有Čidär这个名字,如若读音正确,其蒙古语对音应该是Čider。前引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库特鲁克·铁木耳等卖子弟契”中出现的“长官”的名字叫Adar(“阿达尔”)。其实,词缀-dar在唐兀、畏兀儿以及蒙古诸部人名中均出现。《元史》卷195所记“明安达尔”,为唐兀氏;卷132所记“桑忽答儿”为彻兀台氏;“忽都答儿”为答答里带人;卷67所记“匣答儿密立”为匣剌鲁人;“阿蓝答儿”为札剌儿台氏。另外,察合台的儿子Baidar(《新元史》作“贝达尔”);忙忽惕氏人Huildar(《元史》作忽余勒答儿)等。据《清史稿》载,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巴图蒙克达延汗的后裔中有一个名叫“齐达尔巴拉”(Čidarbal)的人。[22][P58]“齐达尔”即“赤达儿”,是属同名异译。

[10] 在此我们保留了嘎日迪先生的译文。如果译作“齐达儿”、“齐答儿”等可能更为确切。

[11] 在蒙古帝国时期,征收课税事宜由诸路税使所负责。《元史》卷二《太宗本纪》载,“[太宗]十二年庚子春正月,以奥都剌合蛮充提领诸路课税所官”,是其证也。到了元代,具体由各路税使司或录事司负责。如“延祐三年永昌税使司文书”,“至大元年徽州路总管府祁门县在城税使司契尾”以及至元二年和至正二十六年泉州路地契足以证明之。至于“官牙人”的身份条件,在蒙元时期有无具体规定,不得而知。但宋代已出现了专门管理牙人的法律条文:“须召壮保三两名及递相结保,籍定姓名,各给木牌子随身别之,年七十以上者不得宠。”居间买卖时,“只可令系籍有牌子牙人交易”。[29][P160]说明牙人由“专职人员”充当。估计元代的情况不可能与此有太大出入。

[12] “在汉文买卖文书中,当事人署名画押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6世纪以前的汉文买卖文书中不见当事人署名画押,9世纪以前的文书中既有买方署名画押的情况,也有卖方署名画押的情况,只有13-14世纪宋元两代汉文买卖文书中是青一色的卖方署名画押,这种流行情况与回鹘文同类文书相同。”[30]估计蒙古文文书的情况理应如此。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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