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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P. 2977所见早期舍利塔考——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


杨富学 王书庆
2010-05-24 17:51:37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原刊《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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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敦煌文献P. 2977记载了中国十九座阿育王塔的情况,内容可与唐代文献有关记载相印证,并可弥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以之为据,结合20世纪以来的考古资料,并参稽佛教典籍的及地方史志的有关记载,十九座阿育王塔的地理方位、兴建年代、演变历史及保存现状等,大都可以稽考。十九塔中,除曾经存在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崇教寺塔、敦煌市西大乘寺塔、武威姑臧寺塔及四川崇州怀远镇晋原县塔失考外,其余十五座都有遗迹可寻。这些塔据说都是根据印度阿育王塔原型仿制的。根据敦煌石窟壁画、云冈石窟雕塑,尤其是鄮县阿育王寺阿育王塔及近期于南京长干寺地宫出土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阿育王塔的原型应为宝箧印塔。

【关键词】敦煌文献;舍利塔;阿育王塔;佛教;考古

 

一、舍利与舍利塔

 

舍利是梵语Sārira的音译,又作舍利子,汉译为灵骨、身骨、遗身,是人往生后经过火化而遗留下来的结晶体。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所结成的珠状物,在佛经中称作舍利子。舍利子的形状千差万别,既有圆形,也有椭圆形,更有莲花形,甚至还有的呈佛或菩萨状;其颜色也呈七彩斑斓,有的像珍珠,有的像玛瑙,也有的似水晶,光彩照人,而且如钻石一般坚硬,锤打不碎。唐释道世编《法苑珠林·舍利篇·引证部》说:

 

舍利有其三种,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发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萨罗汉等亦有三种,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击便破矣。[1]

 

《浴佛功德经》中将舍利分为二种,其一为生身舍利,又称身骨舍利,是指佛的遗骨;二为法身舍利,又称法颂舍利,是指佛所遗留的教法,即《大藏经》中的经律论等。另外,舍利还有真身舍利与影骨舍利之别。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遗留下来的舍利,称真身舍利,为防止真身舍利被盗或遗失,用其它材料仿制或代用的仿制舍利,即影身舍利,一般置于真身舍利之前,起一种保护作用。如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四颗佛指舍利中,仅有一颗为释迦牟尼佛的真身指骨舍利,其余三颗为唐代用玉石等材料复制的影骨舍利。

舍利的形成,一般说来,系修行者的道力功底久年积累所致,可以“证信”。修行人在圆寂荼毗以后出现舍利的多少,可彰显修行人生前在践行戒定慧方面取得信仰成就的高低。《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云:“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2] 死后身出舍利不是出家在家修行人追求解脱的最终目标,但却是修行者追求解脱过程中之量化标准之一。舍利,并非佛菩萨在修行圆寂荼毗后所独享,一般肉体凡胎,达到一定修行次第,经过火化后也会有舍利出现,被称作舍利子或坚固子。高僧的舍利是佛教徒通过勤修戒定慧所证得的道果,而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则与之迥然有别。释迦牟尼为度化众生,解脱众生苦难,常现不同的法身、报身、化身,荼毗后的八万四千颗真身舍利便成为佛法身、报身、化身的标志,藉以激励修学者努力精进。

释迦牟尼灭度后200年左右,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公元前2世纪)统一古印度大部,国势大张。在其皈依佛教后,大兴佛教,在华氏城(今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举行了佛教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三次结集,编纂整理经、律、论三藏经典,并派遣僧侣四方传播佛教。阿育王还取出王舍城大宝塔阿阇世王分得的佛陀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尊者耶舍舒指放光,八万四千道。令羽飞鬼,各随一光尽处,安立一塔。[3] 在中国,共建造了19座舍利塔。《阿育王传》卷一对这一过程有详细记载:

 

王还于本处,便造八万四千宝箧,金银琉璃以严饰之,一宝箧中盛一舍利。复造八万四千宝瓮,八万四千宝盖,八万四千疋彩以为装校。一舍利付一夜叉,使遍阎浮提,其有一亿人处,造立一塔。于是鬼神各持舍利四出作塔……[]到于上座夜舍之前,合掌而言:“我今欲于阎浮提内造立八万四千宝塔。”上座答言:“善哉,善哉。王若欲得一时作塔,我于大王作塔之时,以手障日,可遍敕国界:‘手障日时,尽仰立塔。’”于是后即以手障日,阎浮提内一时造塔。造塔已竟,一切人民,号为正法阿恕伽王,广能安隐,饶益世间,遍于国界,而起塔庙。善得滋长,恶名消灭,天下皆称为正法王。[4]

 

阿育王到处建立塔寺,分奉舍利。按每亿户人家分得一份,计八万四千份,建八万四千宝塔,华夏得十九份,建十九处宝塔。阿育王朝时期佛教昌盛,以阿育王奉佛建塔有功,后世佛教徒为缅怀阿育王功德,多将瘗埋释迦牟尼舍利的塔称作阿育王塔,庶几成为释迦牟尼舍利塔的代名词。

 

二、敦煌文献P. 2977的内容与价值

 

关于中华十九塔的情况,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成书于麟德元年,664年)、《广弘明集》卷十五和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三十八《故塔部第六》(成书于总章元年,668年)均有记载。与之大致相同的记载又见于敦煌文献P. 2977中,可与上述三史的记载互相印证,且可补充以上三史记载之不足,对全面认识我国早期舍利塔的分布与佛教发展状况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惜一直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兹录全文如下:

 

第三明塔  佛灭度后一百八十六年,摩竭陀国铁轮王名阿育,开前故塔,取其舍利八万四千粒,使七宝为资,驱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宝塔,每一塔中安舍利粒,请鸡头末寺十六万八千僧中,第一座号曰耶舍尊者,于五指端放八万四千道光明,敕鬼神寻光尽处,安塔一所,大唐国内得一十九所也。

第一在明州县育寺

第二在金陵长干寺也

第三在青州临淄县 寺久无名

第四在河中普救寺

第五在凤翔法门寺

第六在瓜州 未知寺名

第七在州大乘寺

第八在故洛阳白马寺

第九在泾(凉)州姑藏寺

第十在州删丹县 未知寺名

第十一在晋州洪同县广化寺

第十二在代州香谷县圆果寺

第十三在益州福咸(感)寺

第十四在洛京蜜(密)县超化寺

(第十五原缺)

第十六在怀州武陟县妙药(乐)寺

第十七在北京明寺

第十八在北京榆杜(社)县 寺久无名

第十九在魏府潮城县 寺久无名

夫舍利者,唐言灵骨。恐滥凡人之骨,故取舍利之名也。

经云:舍利者,无量戒定慧之熏修,最上福田,甚难可得。夫在家出家者,须求无上菩提者,总须礼敬是塔,乃至瞻一礼一香一花,扫洒供养者,千返生天,不堕地狱,所在之处,毫遗尊崇,见佛开经,总证道深。[5]

 

P. 2977为唐代写卷,首尾皆残,值得庆幸的是“第三明塔”部分内容基本完整,只有少数几字残损,而且结合上下文,可以补出。文中注明十九处舍利塔的排位、地址及名称等状况。其中,P. 2977所列十九塔(漏第十五塔)之顺序与《法苑珠林》完全相同,《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所列与以上二者基本一致,惟十四塔与十五塔位置调换。《广弘明集》卷十五所载古塔顺序与之不同(见表一),而且漏掉了凉州姑藏(臧)寺塔。

以敦煌文献P. 2977与《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的记载相比较,详略各有千秋。如P. 2977所载为19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则为20塔,多出“杂明神州山川藏宝等缘二十”,《法苑珠林·故塔部》又增为21塔,比P. 2977多出“统明神州山川并海东塔”和“西域所造之塔”。就内容论,P. 2977尽管比上述三书都简略得多,但对塔名的记载却比三书更全面、更准确,如第四塔,《法苑珠林》和《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均失其名,《广弘明集》则称作蒲阪育王塔,学界仅知其位处蒲州,但到底是哪一座寺,长期无法确定。[6] 敦煌写本明确为“河中普救寺”,而今天蒲州正好有普救寺存在,其位置庶几乎可藉由此文献得到底定。再如写本第十一塔为晋州洪同县广化寺塔,第十二为代州香谷县圆果寺塔,都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的记载确切,诸如此类,比比皆是。现以P. 2977《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苑珠林》、《广弘明集》进行比较,对应情况如下:

表一

序号

P. 2977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

《法苑珠林·故塔部》

《广弘明集》卷十五

1

第一明州鄮县育寺

西晋会稽鄮塔缘一

西晋会稽鄮县塔一

越州鄮县塔一

2

第二金陵长干寺

东晋金陵长干塔缘二

东晋金陵长干塔二

闰(润)州江宁长干寺塔七

 

3

第三青州临县(未知寺名)

石赵青州东城塔缘三

石赵青州东城塔三

青州临淄阿育王寺塔十

4

第四河中普救寺

姚秦河东蒲坂塔缘四

姚秦河东蒲阪塔四

河东蒲坂育王塔十一

5

第五凤翔法门寺   

周岐州岐山南塔缘五

周岐州岐山南塔五

岐山法门寺塔四

 

6

第六瓜州(未知寺名)

周瓜州城东古塔缘六

周瓜州城东古塔六

瓜州土塔九

7

第七沙州大乘寺

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缘七

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七

沙州城大乘寺育王塔

十七

8

第八洛阳白马寺   

周洛州故都西塔缘八

周洛州故都西塔八

洛州白马寺育王塔十五

9

第九泾(凉)州姑藏寺

周凉州姑臧县塔缘九

周凉州姑藏故塔九

10

第十州删丹县(未知寺名)

周甘州删丹县塔缘十

周甘州删丹县故塔十

甘州删丹育王古塔十六

 

11

第十一晋州洪同县广化寺

周晋州霍山南塔缘十一

周晋州霍山南塔十一

晋州霍山育王寺塔十八

12

第十二代州香谷县圆果寺

齐代州城东古塔缘十二

齐代州城东古塔十二

代州育王塔十四

 

13

第十三益州福感寺

隋益州福感寺塔缘十三

隋益州福感寺塔十三

益州成都福感寺塔五

14

第十四洛京蜜(密)县超化寺

隋郑州起化寺塔缘十五

隋郑州超化寺塔十五

郑州超化寺塔二

15

(原缺)   

隋益州晋源县塔缘十四(雒县塔附)

隋益州晋源(原)县塔十四

益州晋源(原)县塔六

16

第十六怀州武陟县妙药(乐)寺

隋怀州妙乐寺塔缘十六

隋怀州妙乐寺塔十六

怀州武陟妙乐寺塔八

17

第十七北京明寺

隋并州净明寺塔缘十七

隋并州净明寺塔十七

并州育王寺塔十二

18

第十八北京榆杜(社)县(未知寺名)

隋并州榆社县塔缘十八

隋并州榆社县塔十八

并州榆社育王寺塔十三

19

第十九魏府潮城县(未知寺名)

隋魏州临菑(黄)县塔缘十九

隋魏州临黄县塔十九

冀州临黄育王塔三

20

 

杂明神州山川藏宝等缘二十

统明神州山川并海东塔二十

 

21

 

 

明西域所造之塔二十一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及《法苑珠林·故塔部》之塔序编号完全一样,十四、十五都位处益州,书手误作同一寺,竟把“晋源(原)县塔”漏写。原本应为十五的超化寺塔被提前一位,成了十四。可以确定,敦煌写本依据的顺序无疑是《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及《法苑珠林》的记载,只是笔误才出现序列差异。三者相较,历史地名略有出入,由此可证该塔所在寺院的方位及名称的历史变迁情况,如第十二的“代州香谷县圆果寺”和“齐代州城东古塔”,二者相较,可清晰地知道代州古塔所在寺院为圆果寺,兴建于北齐时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将隋以前所存的十九处舍利塔的兴废历史刻划出了一个较为完整、明晰的轨迹。

写本时代不明。但其中所载“第十七在北京明寺”一语可为我们确定其时代提供线索。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因并州是武氏故里建为北都,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区。神龙元年(705年)废。开元十一年(723年),又因并州为唐高祖发祥地,复建为北都。天宝元年(742年),改北都为北京。上元二年(761年),停京号,次年又称北都。故而可以认为,该文献当写成于并州称北京时期(723761年之间)或其后,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大致要晚一个世纪左右。原来没有名称的舍利塔先后被命名,这可能就是晚出的敦煌写本对塔名的记载却比早出的三史更全面、更准确的缘由

 

三、十九塔杂考

 

关于中华十九座阿育王塔的状况,宋人志磐曾留下这样的描述:

 

摩腾谓汉明帝曰:阿育王塔,震旦有十九处。大士告刘萨诃:洛阳(圣冢)、建邺(长干)(玉几)、临淄、成都五处有阿育王塔。今十九处不可备知,而考之五处,阴之塔,显示世间可获瞻礼。[7]

 

这一记载说明,早在宋代,华夏十九塔中,除洛阳、建邺、鄮县、临淄、成都五处之阿育王塔外,其余大多已不为人所知。五塔之中,只有鄮县之塔“可获瞻礼”,其余也都被隐而不彰。有幸的是,敦煌写本P. 2977有对这些古塔的珍贵记录,考古资料及地方志文献也提供了丰富的佐证,结合佛教典籍的有关记录,十九塔的演变历史及现状大多尚可稽考。现依敦煌写本之次序,逐一考之如下。

1.明州鄮县育寺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与《法苑珠林》均作“明州鄮县阿育寺”。《广弘明集》卷十五称此塔在“越州东三百七十里”。鄮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古属会稽郡。“阿育寺”,又名阿育王广利寺,位处今宁波市东二十公里的鄞州区宝幢镇,是我国禅宗名刹,中华五山之一。由于寺内舍利殿中存有名闻天下的佛祖舍利宝箧印塔而饮誉海内外。

最早确切记载古鄮县舍利塔的是道宣,他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记载说:晋太康二年(281年),并州离石人刘萨何(诃)在宁波一个大山中掘得灵塔一座,“相状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8] 当时认为是古印度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中的一座,推崇备至,遂将此山命名为阿育王山。这种塔属于典型的宝箧印塔,亦即阿育王塔。

据新旧《阿育王寺志》记载,在舍利塔涌出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建塔亭,唐万齐融撰《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载:“阿育王灵塔寺者,晋义熙元年(405年)所置也。”[9] 这应是阿育王寺建寺之始。20年后,晋文帝增建祠宇,造三层木塔。大同六年(540年),梁武帝诏越州守臣重修阿育王塔,并重修寺院僧舍,赐额为“阿育王寺”。南宋咸淳末(1174年),魏王愷用黄金造护塔而藏舍利塔于其中。不久宋孝宗降旨送舍利塔入临安皇宫,并为阿育王寺题额妙胜之殿(今存)。入元之后,阿育王寺曾将舍利塔护送至遥远的上都(今内蒙古),又转北京各寺。明万历时,太后赐藏舍利的铜塔。凡此种种,足见历代对于宁波舍利塔崇拜至极。

今天所见的宁波阿育王塔有二座。一为地面建筑,高约37米,是一座砖构六角七层楼阁式塔。此塔始建于唐代,重修于元代,为宁波阿育王寺内著名建筑之一。(图1)二为木雕舍利小塔。据传,此塔即西晋和尚刘萨诃在宁波山中所获者。该阿育王塔曾几度转移。唐会昌灭佛之际,移往越州官库,宣宗时又移往越州开元寺,后又移回育王寺。贞明二年(916年),吴越王钱鏐及弟钱铧又将此塔迎往杭州罗汉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降宋,翌年僧统赞宁又奉此塔移往汴京,此后便下落不明。今天所见者应为宋代仿制之物,现存阿育王寺舍利殿内。舍利殿高15米余,内有石舍利塔一座,石塔内又有七宝镶嵌的小木塔一座。塔身呈青色,高1. 4尺,宽0. 7尺,五层四角,四面窗孔,每层雕菩萨神像,内顶悬宝磬,磬内悬舍利一颗,即为俗谓的佛真身舍利。舍利呈暗红色,因视角不同和光线强弱的变化,有时会发出红、黄、灰黑等不同色彩,被奉为镇寺之宝。(图2)文革期间,阿育王寺的舍利塔暂由国家库房保存,而木塔外护石舍利塔却被砸毁,于1979年重新修复。

 

 

1 宁波阿育王寺地面大塔

 

 

 

2 宁波阿育王寺舍利殿小木塔

 

2. 金陵长干寺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与《法苑珠林》均作“东晋金陵长干塔”。东吴赤乌年间,有西域康居国人康僧会领徒至长干里,弘法于吴大帝孙权,“权大叹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10] 该寺为江南第一座佛教寺院,被称为江南佛教的发祥地,后被孙皓毁掉。到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三年(282),刘萨诃得舍利于长干里,复建长干寺。[11] 东晋咸安元年(371年),交州合浦郡人董宗之……尝于海底见光照曜,往取,乃得佛光,即表上台。帝敕安阿育王像背,冥然即合。四十余年乃方具足,帝即于长干寺阿育王塔上,起三层木浮图。[12] 即此长干寺塔。又过二百年,梁武帝萧衍于天监年间将寺名改成长干寺(以位处金陵长干里而得名),在圯址上重新修复寺院、建造九级阿育王塔,名曰圣感塔。《梁书》卷五十四《扶南传》载:“[大同]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遂举办无遮大会,并且赦免了天下所有罪犯。遗址中曾出土舍利塔砖,砖面上有大同三年十月十五日“敕建长干寺如来舍利塔砖趁庆之造”十五字,可证《梁书》记载之不误。隋唐二代,都曾从此塔下取出舍利。《法苑珠林》卷三十八《故塔部第六·感应缘》载:

 

西京城内东南曲池日严寺,寺即隋炀帝造。昔在晋蕃作镇,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发长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于日严寺塔下,施铭于上……至武德七年日严寺废,僧徒散配,其舍利塔无人守护。时有道宣律师,门徒十人,配住西市南长寿坊崇义寺,乃发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少有黄色,并白发数十余,有杂宝琉璃古器等,总以大铜函盛之。检无螺发,又疑爪黄而小如人者。寻佛倍人,爪赤铜色,今则不尔。乃将至崇义寺佛堂西南塔下,依旧以大石函盛之。本铭覆上,埋于地府。[13]

 

北宋端拱元年(988年),僧可政得唐三藏玄奘大师顶骨舍利,于长干寺建塔瘗藏;宋天禧元年(1017年),长干寺重修,改称“天禧寺”,寺塔易名圣感塔。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忽必烈诏改天禧寺为元兴天禧慈恩旌忠教寺,改塔名为慈恩塔。永乐六年(1408年),寺塔均毁于火。永乐十年(1412年),成祖朱棣为报答母恩,在已损毁寺塔的旧址上,依大内图式,造九级一色琉璃塔一座,曰第一塔,以扬先皇太后之德。[14] 因此得名大报恩寺与大报恩寺塔(琉璃塔)。大报恩寺塔规模宏伟,九层八面,高达78.2,堪称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古建筑,曾被西方人士誉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15]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进逼南京,利用报恩寺琉璃塔“俯窥城内,架炮轰城”。[16] 翌年,清军攻克雨花台,太平军为防清兵占踞而放火烧塔,使这座闻名中外的琉璃塔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仅存一青铜色塔刹(1930年代后失踪)和8米高的石碑。1854530日美国海军助理军医法斯等人游大报恩寺琉璃塔,目睹了寺塔被被毁的惨状。[17] 遗址今存南京城南中华门(原聚宝门)外古长干里晨光机械厂内。

20081122日,北宋长干寺地宫出土了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鎏金七宝阿育王塔,塔高近1. 2米,重约50公斤,底部呈正方形,内部为木质胎体,山花蕉叶边长48厘米。(图3)塔内盛佛舍利十颗,并有佛顶真骨等。地宫建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修建者为演化大师可政和滑州助教王文,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其中供奉有金棺银椁、佛顶真骨和感应舍利10颗。文献记载与本次发掘出土情况完全吻合。[18]

 

 

 

3 北宋长干寺地宫出土阿育王塔

 

3. 青州临淄县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与《法苑珠林》均作“石赵青州东城塔”。P. 2977写作“在青州临□县,寺久无名”。原文缺一字,依考古发掘证据,应指“青州临淄县”,即今山东临淄市。例如南朝宋宗炳《明佛论》即称后赵在临淄城发现阿育王寺遗址。[19]《魏书·释老志》言:“灵骨分碎……今洛阳、彭城、姑藏、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20] 亦可为证。青州东城塔,即临淄市西关兴国寺阿育王塔。《高僧传》载石虎欲于临漳修治旧塔,缺少承露盘。佛图澄曰:“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随即画图与使者,石虎“依言掘取,果得盘像”。[21] 据《临淄县志》等史料记载,兴国寺即为石虎所建。北魏时又在寺后建大石佛,身高5.6米、宽1.8米、厚1米,面庞丰满,头饰螺髻,赤足袒胸,身披通肩袈裟,立于覆莲座上,雕刻手法呈现北魏风格(现存临淄石刻艺术馆)。至宋代,寺院经过修建,更名为广化寺。元代惠帝至正年间被毁。直到明代初年在光化寺旧址重新建寺,更名西寺,又名西天寺。临淄八景中的西寺楼头听晓钟即此。

4. 河中普救寺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作“姚秦河东蒲坂塔”,《法苑珠林》则作“姚秦河东蒲阪塔”。蒲阪/蒲坂,古地名,据宋永初《山川记》记载:“蒲阪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古蒲阪即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今蒲州一带寺院存塔众多,有河津觉成寺、中条山万固寺、中条山上栖严寺、猗氏妙道寺、猗氏永兴寺、安邑太平兴国寺和蒲州普救寺。普救寺位处永济(唐河东)县蒲州镇东门外三里,道宣、道世均言建于姚秦时期,但考古学证据显示,实际应建于北周建德年间(572577年),初名灵居寺,隋仁寿元年(601年)改今名。同年,隋文帝奉送舍利至三十州,诏令十月十五日同时起塔,此寺即为其一。文献有明确记载,而且寺内尚存仁寿舍利塔碑可资为证。唐代,释道积对寺院重新予以修缮,十年乃成。[22] 寺建于中条山巅,西临黄河,是一组塔殿并列布局的佛寺。普救寺塔在左侧,大雄宝殿建于右侧,塔的四周有回廊。抗日战争时期,寺宇被毁,唯存仁寿二年所立舍利塔铭碑及二十六座砖塔,其中即包括重修于宋代的舍利塔,密檐式,平面六角形,五层,高17米,其中第一层特高,檐下仿木构建筑雕斗栱及飞椽,二层以上迭涩出檐,简洁庄重。

5. 凤翔法门寺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与《法苑珠林》均作“周岐州岐山南塔即今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法门寺又名成实寺、无忧王寺、法云寺、重真寺等。法门寺佛舍利的特点是对佛指骨舍利的供养。法门寺塔的兴建,最晚不迟于西魏恭帝二年(555年)。唐人张彧撰《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载:“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以为□□□古名,同于今□,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闬闳,度僧以资之,刻名以纪之。[23] 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云:“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24] 元魏与大魏二年,均指西魏恭帝二年。隋文帝时又有郡牧李敏修葺供养。有唐一代,法门寺一直充任国寺、官寺、皇家内道场,唐肃宗、宪宗、懿宗等皇帝多次迎佛骨于内宫供养,每次迎佛骨都花费甚巨。[25]

关于法门寺塔,道宣是这样记载的:

 

扶风岐山南古塔者,在平原上南下北高,东去武亭川十里,西去岐山县二十里,南去渭水三十里,北去岐山二十里……周魏以前寺名阿育王,僧徒五百。及周灭法,厢宇外级,唯有两堂独存。隋朝置之,名成实寺。大业五年,僧不满五十人者废之,此寺从废。入京师宝昌寺,其塔故地,仍为寺庄。[26]

 

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年)灭法之前,法门寺曾是一个拥有500僧徒的大寺。

法门寺塔原为四层木塔,下有地宫,除藏有佛骨之外,还有唐皇室施舍的大量金银珠宝、法器、锦缎衣饰等供品。1569年关中大地震,法门寺塔被震塌,明万历七年(1579年)神宗赐银数万两建塔,历时三十年建成。新建的塔为砖砌楼阁式,平面八角十三层,高60余米。第一层塔身八面,南面塔门,上有真身宝塔四字的石匾。1654年关中又发生大地震,法门寺塔开始倾斜,虽然多次整修无效。1976年松藩大地震波及到法门寺塔,19818月塔身大半坍塌。1988年重建钢筋混凝土砖塔,仿明式,十三级八角。

6.瓜州塔。《法苑珠林》写作“周瓜州城东古塔”。瓜州,一般来说指今甘肃省瓜州县,但并不尽然,如北魏正光六年(525年)设立的瓜州,治所即在今敦煌市西一公里处的沙州古城,领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五郡。隋初沿置,至大业三年(607年)始改为敦煌郡。唐武德五年(622年)改名西沙州,贞观七年(633年)省“西”字,另于晋昌县设瓜州。故唐以前瓜州实即唐沙州,初唐以后,瓜州在沙州东面,即今天的瓜州县。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说:“瓜州城东古基者,乃周朝阿育王寺也。废教已后,隋虽兴法更不置寺。今为寺庄,塔有舍覆,东西廊庑,周回墙匝。时现光相,士俗敬重。每道俗宿斋,集会兴福,官私上下,乞愿有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法苑珠林》均成书于7世纪中期,这时的瓜州与北朝至隋时期的瓜州已不是一码事了,二书却未予甄别,一仍旧名而把沙州称作瓜州,误。这里的城东古塔,指的其实是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莫高窟崇教寺内的舍利塔,依《广弘明集》卷十五,该崇教寺塔为土塔,完全符合莫高窟周围多土塔的状况。受道宣、道世记载的影响,有学者认为阿育王寺为“瓜州僧寺,在瓜州城东。”[27] 显然亦误。值得注意的是,在瓜州榆林窟第16窟外室洞口北壁有墨书《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住持窟记》载惠聪率弟子七人至榆林窟住十四日,看经疏,洗身三次。末署“国庆五年(1073年)岁次癸酉(应为癸丑)十二月十七日题记”。这里的阿育王寺,既有可能是凉州的姑臧寺,更有可能为删丹的阿育王寺。二地和敦煌一样,当时都处在西夏帝国的管辖之下,故都使用西夏年号。

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七收有仁寿元年《隋国立舍利塔诏》,其中列出全国建舍利塔的州30个,即岐、雍、嵩、泰、华、衡、定、廓、牟、吴、同、蒲、苏、泾、并、隋、益、秦、杨、郑、青、亳、汝、瓜、番、桂、交、相、襄、蒋。[28] 瓜州名列其中,但具体方位未予标明。在同卷所附王劭《舍利感应记》中言明“瓜州于崇教寺起塔”。据载,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诏诸州起灵塔供养舍利,遣法静寺僧智嶷持诏至瓜州崇教寺。[29] 原立于莫高窟332窟前室的李克让《莫高窟佛龛记并序》(勒立于唐圣历元年,698年)云:“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余岁,计窟室一千余龛,今见置僧徒,即为崇教寺也。”[30] 残碑现存于敦煌研究院文物陈列中心,碑文又见于敦煌写本P. 2551中。这些记载都表明,P. 2977中的瓜州指的就是敦煌,只是在各种材料中,未找到该塔建于北周时期的其它证据。其具体位置,也因无文字记载,不得而知。崇教寺之名至唐高宗时尚存,P. 2005P. 2695《沙州都督府图经》“祥瑞”条载:“黄龙。右唐弘道元年(683年)腊月,为高宗大帝行道。其夜,崇教寺僧徒都集,及直官等,同见空中有一黄龙,可长三丈以上,髯须光丽,头目精明,首向北升,尾垂南下。当即表奏,制为上瑞。”“为高宗大帝行道”一语表明,崇教寺具有官寺的性质。嗣后,该寺之名不复重现,[31]“约在开元、天宝年间,寺额改称,其名遂湮。”[32]

7.沙州大乘寺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苑珠林》均作“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大乘寺之名在敦煌历史文献中多见,具体位置应在今敦煌市西一公里处沙州故城内。隋唐之际沙州有三所石窟(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俗称三窟)及十六所僧尼寺院。其中僧寺十一所,尼寺五所,大乘寺属尼寺常住,且列为五所尼寺之首。自中唐至五代,多见于记载,不同时期所住尼数不一,少则30人,多时达210人。沙州地区权要及仕宦家庭之女出家,多入此寺,如瓜沙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之侄女就出家于该寺,在敦煌文献P. 3556《曹法律尼厶邈真赞并序》有载。只是在敦煌文献中,除P. 2977外,至今尚未发现其他有关大乘寺瘗埋佛舍利的确切文字信息。

在敦煌写本中,有一件文献直接涉及敦煌佛舍利的去向问题,即S. 1438《献舍利表》,文曰:

 

沙州寺舍利骨一百卅七粒,并金棺银椁盛全。

臣闻舍利骨者,释迦牟尼佛之身分也,化而为之,都八斛四升。在五印而成道,于双树而涅。龙天分之立祠,凡圣收之起塔。形圆粟粒,色映金砂。坚韧不碎于砧锤,焚漂罔灭于水火。神通莫测,变化无穷。或初少而后多,或前增而末减。有福则遇,无福则消。作苍生之休征,为王者之嘉瑞。沙州置经千祀,舍利出后百年,寺因莲花而建名,塔从舍利而为号。金棺银椁,葬于九地之中;月殿星宫,镇乎一州之内。昨者,官军压垒,朝见非烟之祥;人吏登陴,夜睹毫光之异。果得高僧远降,象驾来仪。表以精诚,无遗颗粒。自然灵物应代,照  赞普德化之年;圣迹呈祥,明像法重兴之日。不然,希有之事,岂现于荒陬?无为之宗,流行于海内。自敦煌归化,向历八年,歃血寻盟,前后三度。频招猜忌,屡发兵戈,岂敢违天,终当致地。彷徨依拒,陷在重围,进退无由,甘从万死。伏赖宰相守信,使无涂炭之忧;大国好生,庶免缧囚之苦。伏惟    圣神赞普,雪泽远施,日月高悬,宽违  命之诛,舍不庭之罪。臣厶诚欢诚喜,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其舍利骨,先附(付)僧师子吼等三人进。伏乞大赦所获之邑,冀以永年之优;广度僧尼,用益无疆之福。庶得上契佛意,下协人心。特望  天恩,允臣所请。臣厶限以守官沙塞,不获称庆  阙庭,无任喜庆,为国祈福之至,谨附表陈贺以闻。臣厶诚欢诚惧,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言。[33]

 

在吐蕃于贞元二年(786年)占领敦煌之时,当地“守官沙塞”的唐朝故吏为避免战乱,保护一方平安,将保存在“金棺银椁”中的“舍利骨一百卅七粒”拱手献于吐蕃。这些贡奉物被视作“镇乎一州之内”的宝物,当非一般舍利可比。以理度之,非佛骨舍利难以当之。故这些舍利应系大乘寺或崇教寺,甚或二寺全部之佛舍利。

8.故洛阳白马寺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苑珠林》均作“周洛州故都西塔”,即今天洛阳白马寺门外东南角之齐云塔,又称释迦舍利塔。因该塔在古都城之西而得名西塔。白马寺号称中国第一大丛林,也是中国最早的一座佛寺。杨之《洛阳伽蓝记》卷四云:“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胡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以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34] 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35] 由这段文字可知,在创建白马寺的同时,就已经修建佛塔(佛图)了。另据今白马寺内保存的宋代天禧五年(1021年)刻石《摩腾入汉灵异记》所载,汉明帝曾于“己巳之岁”敕令所司“崇建浮图”,“凡九层,五百余尺,岌岩岳峙,号曰齐云”。己巳之岁,即公元69年,也就是建造白马寺的第二年。易言之,东汉明帝曾在公元69年创建了一座“齐云塔”。

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第一次颁诏分舍利,其中有白马寺之名,遂起塔供养。后该塔屡经雷火电击,现存之齐云塔为金代大定十五年(1175年)重修。今齐云塔旁保存的《大金国重修河南府左街东白马寺释迦舍利塔记》碑石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洎五代之后,粤有庄武李王,施己净财,于[白马]寺东又建精蓝一区,亦号曰东白马寺,并造木浮图九层,高五百余尺……又一百五十余年至丙午岁之末,遭劫火一炬,寺与浮图俱废,唯留余址,鞠为瓦子堆、茂草场者,今五十载矣……彦公大士,自浊河之北底此,睹是名刹,荒榛丘虚,彷徨不忍去……因塔之旧基,剪除荒埋,重建砖浮图一十三层,高一百六十尺。[36]

 

由这方碑刻可知,今存之塔重建于金。而在砖塔之前,宋初建有九层木塔。然而该木塔仅存一个半世纪后便被烧毁(今塔座四周之巨大石柱础可能就是原木塔之柱石);又过了半个世纪,始有砖塔(今齐云塔)修建。齐云塔又称金方塔,为四方形密檐式,十三层,高35米,其外轮廓,由下而上,略呈抛物线状,其塔身周长之最大处,是在塔的中腰,即第四、第五层塔檐处,线条显得柔媚流畅,在古塔中独具特点,不可多得。有中国第一释迦佛舍利塔之美称。[37]

9.凉州姑藏寺塔。在P. 2977写本中,“凉”被误写为“泾”。《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作“凉州姑臧塔”,《法苑珠林》则作“周凉州姑藏故塔”。姑藏,多作姑臧,原名盖臧,为匈奴所筑,后音讹为姑臧,即今甘肃武威市。《西河旧事》云:“姑臧者,秦月氏戎所据,匈奴谓之盖臧城,语讹为姑臧也。”[38] 该地自古文化昌盛,同时又是佛教东传的咽喉要地。昙无谶在此曾译出《大般涅槃经》等十几部经典。姑臧后来亦称凉州。《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载:“依检诸传,咸云姑臧有育王塔。然姑臧郡名,今以为县,属州。《汉书》河西四郡,则张掖、姑臧、酒泉、炖煌也。然塔未详。”说明至7世纪中期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时,此塔早已湮灭不存了,故而《广弘明集》卷十五在记载中华十九塔时,此塔之名已不复出现。

10.删丹县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作“甘州删丹塔”,《法苑珠林》作“周甘州删丹县故塔”。删丹县即今甘肃之山丹县。唐道宣撰《广弘明集》卷十五称其位处“甘州东百二十里删丹县城东弱水北土堆”。[39] 即今甘肃省山丹县山丹培黎学校院内。塔早已损毁不存,明代在发现的塔基上复建,称为发塔。清修《甘州府志》卷十三《艺文志》载有明人陈敏撰《重修山丹县发塔寺碑记》,称该“发塔寺”原名“育王塔寺”。[40] 据载,“明洪武间取土筑城,得铁佛五,石函一,内藏发。又有石炉,镌字曰‘发塔’。”[41] 因年久失修,在1954年的地震中倒塌了。2004年,在山丹县南湖公园南侧重建发塔,高五丈多,呈瓶状,为喇嘛塔式样。

11晋州洪同县广化寺塔。《法苑珠林》作“周晋州霍山南塔”。依敦煌写本,可知塔的所在地为广化寺,位处今山西省洪同县东北17公里位处霍山(古称中镇山)之巅,为广胜寺的前身。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称:“晋州北霍山南原大堆塔者,远近道俗咸称是育王塔。” [42] 现存于寺内的唐代大历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敕建广胜寺牒》记载说:“晋州赵城东南三十里,霍山南脚上,古育王塔院一所。”《广胜寺舍利塔序》云:“霍山塔,阿育王十九塔之一也。”此塔原名霍山阿育王塔,亦称飞虹塔。该塔屡经重修,今存者为八角十三层楼阁式塔,全高47. 6自上而下周身遍贴五彩璃,俗称琉璃塔。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始建,嘉靖六年(1527年)完工,历时12年建成的,是国内现存最大最完整的琉璃塔。内部构造为“扶壁攀登式”,与国内现存的阿育王式塔迥然有别。

 广胜寺建于东汉桓帝永和年间,那时就已经有塔了。《平阳府广胜塔兴修考据》言:“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创建卢舍寺,寺有故塔,乃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之数,在震旦国中者十有九,而此其一也。”如果此载不误,那么,广胜寺塔的前身在汉代即已存在了。

12.代州香谷县圆果寺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苑珠林》均作“代州城东古塔”。代州即山西代县,古塔位处代县旧城东北隅圆果寺中。塔建于北齐,圆果寺后建,始于隋代仁寿初年(601年),时称龙兴寺,内有阿育王木塔一座。唐武宗“会昌灭法”时被毁。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重建,宋元丰二年(1097年)遭雷击又毁。宋崇宁元年(1102年)再次修建,元兵南下时,毁于兵燹。现存阿育王塔为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复建后的遗构。寺内曾存《塔志》,详载其情,后于文革中遗失。圆果寺总平面规模很大,前后有五个院落,主要殿宇都布置在中轴线上。塔在殿后,有一所很大的塔院。圆果寺在七七事变后曾被日军拆毁,惟塔幸存。

明释大闻辑《释鉴稽古略续集》曰:“山西圆果寺是古迹道场,为国祝圣之所。”[43] 元初藏传佛教流行,代县圆果寺阿育王塔遂被改修为喇嘛塔状,塔基平面呈长方形,长51米,宽26米,高1.5米。塔座的叠涩砖两层,上施莲花座一层,再上施曲尺形须弥座。塔身为圆形覆钵。与北京妙应寺的大白塔,同为中原地区今存喇嘛塔之早期作品。只是该塔塔基大,塔肚小,在元以后的喇嘛塔中很稀见。[44]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写本P. 2977有“第十二在代州香谷县圆果寺”的记载,至于“香谷县”,遍检史籍,均未见载,存此待考。

13益州福感寺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与《法苑珠林》均作“益州郭下福感寺塔”《法苑珠林》卷三十八《故塔部第六》载该寺“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传云:‘是鬼神奉育王教,西山取大石为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初有诜律师,见上起九级木浮图,今见在焉。”[45] 益州,即四川成都市,辖境内新都县宝光寺现存舍利塔一座。宝光寺相传建于东汉,隋代名大石寺,唐代臻至极盛。唐末黄巢起义,于广明元年(881年)攻占长安,唐僖宗逃亡四川,曾住于此。为了报答“佛恩”,命悟达国师负责重修庙宇,并改名为宝光寺。明末,毁于兵燹。清康熙九年(1670年),临济宗第三十五代祖师破山海明派弟子重修宝光寺,形成了今天所见一塔、五殿、十六院的建筑群。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修宝光寺浮图记》对此有如下记载:

 

唐僖宗幸蜀,舍利放光,掘出石函,有如来舍利十三颗,莹澈明洞,不可方物,乃召悟达国师为建浮图十三级,以精蓝名曰宝光。

 

在明、清两代的一些地方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全唐诗》卷八三五有贯休《蜀王登福感寺塔三首》,记蜀王登塔事,为贯休于蜀中所作,足证福感寺就在益州。宋代,宝光寺一度更名为“大觉寺”,僧众三千余人,香火极盛。明正德年间,新都名士杨升庵父子捐款资助维修。寺内之塔自隋建成后,迭经培修,现存者为清代之物,为十三级密檐式方形砖,塔高30。此塔与寺平面布局,塔在寺前,居于寺院的中心位置,体现出原始的特色。从塔的整体形制看,虽经过多次维修,局部已有改动,但仍保持了唐代密檐式塔的基本风貌,是四川境内现存时代最早的古塔之一。[46]

14洛京县超化寺塔。“密”在敦煌写本中误作“蜜”。《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与《法苑珠林》均作“郑州超化寺塔”,排列第十五位。敦煌写本因漏写原排列在十四位的隋益州晋源县塔而误将超化寺塔前提了一位。

超化寺是超化阿育王寺的俗称,建于东汉桓帝初年(147年),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明代这里曾出土北齐和清三年(564年)残石碑一方,碑上刻有“维那昙鸾”四字。[47] 昙鸾为净土宗二祖,维那为寺院三纲之一。至于超化寺塔的兴建,据史料记载,应始于隋开皇元年(581年),坐落于河南省新密市南7. 5公里超化寺村白云山上。唐中期兴盛一时,超化寺规模宏大,僧众约两千人,舍利塔名列当时全国第十五位,寺额存有“十五超化寺”字样。中国净土宗初祖菩提流支曾在此地译经,并传法于二祖昙鸾。超化阿育王寺在中国孕育了一个至为重要宗派——净土宗,被誉为净土第一祖庭。

超化寺原有舍利塔1座,位处超化下寺西南坡,名超化塔,又名中寺古塔,建于唐开元二年(714年),为十三级方形砖塔,高30余米。砖质地坚硬细腻,经千余年仍坚实完好。1969 11月塔被拆除时,出土有汉白玉舍利函、北齐造像碑头、唐碑等文物。其中汉白玉舍利函内装舍利盒2个,盖上有铭文纪年,现存河南博物院。今所见超化寺舍利塔,系当地人根据历史照片,于2003年前后重新兴建的。

15.漏写之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法苑珠林》均作“隋益州晋源县塔”,排列在第十四位,P. 2977漏写。《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载该塔位处益州(今四川成都市)西南一百余里,“今号为等泉(众)寺,本名大石。”如所周知,“晋源”作为县名出现甚晚,1947年,改太原县而置,治晋源(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区)。1949年迁治太原市,1951年撤销,并入太原市。所以,笔者认为这里的“晋源县”应为“晋原县”之误。晋原县初置于北周,属犍为郡,治所在今四川崇州市西北六十里怀远镇。位置正与《法苑珠林》的记载相合。只是遗迹已无从寻觅。

16怀州武陟县妙乐寺塔。P. 2977误“乐”为“药”。《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与《法苑珠林》均作“隋怀州妙乐寺塔”。妙乐寺塔,又名妙乐寺真身舍利塔,位于河南焦作市武陟县城西7. 5公里处古怀城遗址。后周苏允平撰《妙乐寺重修舍利塔碑并序》载:佛祖舍利灵骨,“造塔起八万四千,此土一十九所塔,是其一数也”。现存之塔为后周时期奉周太祖敕而修,建成时间,《嘉庆重修一统志》记为后周显德二年(955年),[48] 学界多采纳此说。然苏允平谓:“自大周广顺三年癸丑岁(953年)兴工,至显德元年甲寅岁(954年)毕功。不二载,塔。身高一百尺,相轮高二十三尺,纵广相称,层层离地,岌岌耸空。”[49] 则完成于显德元年。应以此说为准。现存之塔高34. 19米,塔身自下而上每层高度均匀递减,外轮廓呈优美的抛物线形。塔二层以上南、东、西壁佛龛内置佛像,计17尊,其中有两尊为铁佛,其余均为玉佛。妙乐寺塔整体设计、砌作工艺及建材质量均属上乘,千余年来,虽历地震、洪水等各种自然灾害,但塔体及木结构保存完好。妙乐寺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五代御塔。

17.北京明寺塔。“净”在敦煌写本中非常模糊,无法辨认。同一塔,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作“并州子城东净明寺塔”,《法苑珠林》写作“并州净明寺塔”。故而拟补“净”字。并州即今山西省太原市。

并州净明寺,原名开化寺,位处太原市西南17公里的金胜乡寺底村北的蒙山山麓。始建于北齐天宝二年(551年),初名“法华寺”,隋仁寿元年(601年)改名“净明寺”。唐高宗时赐额“开化寺”。[50] 此寺内有两座砖构舍利塔,南北对峙,基座相连,形制相同,被称作连理塔。建于北宋淳化元年(990年),与本文所谓“并州净明寺塔”晚得多,且与阿育王塔大相径庭,故可排除其可能性。

那么,真正的净明寺塔应在何处呢?P. 2977载“在北京明寺”,记塔所在位置不言“并州”而作“北京”。如所周知,并州改称北京是在开元十一年(723年)至上元二年(761年)之间,故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区。今天的晋源区东北古城营村有惠明寺,寺内有净明塔耸立,相传即为阿育王所建十九塔之一。目前所存之塔,为洪武十八年(1385年)重建,正德十六年(1521年)及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都曾进行过重修。现存于寺内的康熙四十九年岁次庚寅六月癸未吉日立之《重修惠明寺碑记》称:惠明寺已建,其来久矣。历考碑志,以为建于隋仁寿之初。而其中宝塔,相传为阿育王所造舍利塔,气象庄严,为太原古刹。今存之塔高25米,为清代流行的喇嘛式塔,呈宝瓶状,平面为正方形,基座甚高,座上施五层梁式台基,其上置圆形覆莲座。塔肚收分很锐,置七重仰莲瓣,上承十三天。全然没有阿育王塔之痕迹。

18北京榆社县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作“并州大榆社塔”,《法苑珠林》作“隋并州榆社县塔”。“谷”当为“太谷”之讹。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阳邑县为太谷县。唐武德三年(620年)置太州,六年州废,以县属并州P. 2977称其“寺久无名”,可见在敦煌文献书写之时(742761年),只有孤塔存在,“而榆社县塔”所处的寺院名称已被历史所遗忘了,宋元时期又被重修。清乾隆八年(1743年)《榆社县志》记载,该舍利塔“在县东南大同寺,天下第十八塔,《大藏经》所云辽州榆社塔是也。不知建于何代。宋治平四年(1067年)重修,元大德年间改为毗卢殿。”该书大同寺条云:“大同寺,在城外东南。元时建中殿,即舍利塔。”2002年文物工作者在大同寺遗址发掘出宋治平四年重修该舍利塔的碑记,有“大宋辽州榆社县重修释迦舍利并序稽夫大雄氏之垂教”等文字,足证《榆社县志》记载之不虚。现存该县文峰塔内之清雍正元年(1723年)《郡宋王太尊新建文峰塔记》云:“尝览东部大同寺碑志,志称毗卢殿建处,即系古舍利塔旧址。”该舍利塔原坐落于今山西省榆社县东南大同寺内。寺内原有一座八角形石塔,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飞机炸毁,大殿亦毁于是时。[51]

19魏府潮城县塔。《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与《法苑珠林》均作“魏州临黄县塔”。该塔位处今山西孝义市大孝堡乡大孝堡村东临黄舍利律院内该律院原来规模很大,前后有数重大殿,佛事昌盛,僧尼众多,但目前大部分建筑已经倾汜。清人孔广熙《续修孝义县志》记载,普化寺(即临黄舍利律院)之塔曾于永乐二年(1404年)重修。清代曾进行过维修。现存舍利塔为楼阁式实心砖塔,塔身平面八角,塔体分八级,其形制上细下粗,高20米,周长10米,一至七层皆嵌镶砖雕边框与砖雕文字。由于塔基倾斜,塔体错位,于2004年至2006年间得到加固维修。

 

四、阿育王塔的原型

 

分布在中国的十九座阿育王塔,据传说是根据印度佛教徒送来的图样制作的,与印度的阿育王塔几无差异。《阿育王传》卷一载:阿育王取阿阇世王所埋舍利,造八万四千宝箧,一箧盛一舍利,复造八万四千宝盖,八万四千疋彩,建八万四千宝塔[52] 后来,高僧法显与玄奘先后于5世纪初、7世纪初造访印度,目睹了当时还存在的阿育王塔并分别予以记载。如《大唐西域记》卷二载:

 

城东南三十余里,至醯罗城……复有重阁,画栋丹楹。第二阁中有七宝小堵波,置如来顶骨。骨周一尺二寸,发孔分明,其色黄白,盛以宝函,置堵波中。[53]

 

至于八万四千宝塔,即所谓的真正的阿育王塔究竟应是什么样子的呢?长期以来却无法说清。

据载,五代时期,吴越王钱弘俶(929988年)曾仿照印度阿育王故实建造八万四千塔,埋之于国内名山之中。南宋志磐《佛祖统记》卷四十三《法运通塞志》有如下记载:

 

吴越王钱,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塔,中藏《宝箧印心咒经》,布散部内,凡十年而讫功。[54]

 

其事发生在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十月。因这些塔的形状好似一个宝箧,内藏《宝箧印心咒经》,故称宝箧印塔,又称阿育王塔。又因其大都为金属铸造,外涂以金,所以又称金涂塔。

日僧道喜于965年撰《宝箧印经记》,记载这种塔高“九寸”余,内藏经卷,经卷上有题记称:“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本宝箧印经卷八万四千卷之内安宝塔之中供养,回向已毕。显德三年丙辰岁记也。”显德三年即956年。清代以来,在江南地区的浙江、福建、湖南、广东等地出土了不少金涂塔实物,其中有题记者多件,宋人王昶辑《金石萃编》卷122录其一件,题记为:“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1957年浙江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金涂塔15件,塔铭不一,有的铭文同于《金石萃编》所录,有的则为:“吴越国王俶敬造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55] 此外,苏州虎丘云岩寺塔以及近年的杭州雷峰塔都出土了多尊方形小塔。同一类型的塔在日本发现多尊,如大正七年(1918年)和歌山县东牟娄郡那智的经冢遗址即出土了一尊,据同出物分析,应为平安时代后期,即11世纪之物。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福冈市今津誓愿寺、京都府相乐郡金胎寺、大阪长野金刚寺等也均收藏有传世的此塔。[56] 因这些塔之底部刻有吴越王造塔的铭文,可推断这些小塔应即当年吴越王所造的八万四千塔的一部分。这些实物的发现,印证了佛教史籍的记载。从出土物可以看出,钱弘俶所造塔均为用金铜材料铸造的宝箧印塔。既然钱弘俶仿效的是阿育王,以理度之,其所建塔也应以印度阿育王塔为模式,易言之,阿育王塔之本始应为宝箧印塔式样。

宝箧印塔是由古印度“窣堵波”的基本原形发展而来的,而且较多地受到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均为平面方形,其高度从一层到三层、五层不等,因其位置及性质而异,是一种实心塔,由基座、塔身(包括塔檐)与塔刹三部分组成,为藏《宝箧印陀罗尼经》之用,属于一种纪念性、功德性建筑。五代之前,这种形制的塔在我国早已存在。北魏时期云冈石窟石窟壁面雕刻之塔,即是此类塔的雏形。如云冈石窟第14窟主室西壁所见浮雕之塔,已用山花蕉叶包着覆体,其形象与今天所见实物基本相同。[57] 类似的用山花蕉叶作成的宝箧印塔在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也有发现。故城内原有67世纪高昌国时期的大型佛寺,后塌毁,仅有宝箧印塔塔群留存。塔群平面布局为方型,中心为一座特别大的塔(图4),四周每角二十五座,共计一百零一座。目前这些塔大多都已坍塌,仅仅留下当中的一座大塔和西南区一座尚保存完整的塔。在敦煌石窟壁画中,多有阿育王拜塔的故事,其中的塔也都是宝箧印塔式样(图5)。

 

 

4 吐鲁番交河故城宝箧印塔

 

 

5 莫高窟第323窟北壁宝箧印塔

 

20081122日,长干寺地宫出土了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鎏金七宝阿育王塔(见前)。长干寺地宫四壁由四块80厘米宽的石板围成,在地宫中发现有石碑一通,书“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其中提到圣感舍利十颗佛顶真骨(释迦牟尼)诸圣舍利,这些记载在出土物中均得到了证实。在此次长干寺七宝阿育王塔被确认之前,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古代的阿育王塔的形制,杭州南屏山雷峰塔地宫中阿育王塔的命名只是一种推测,但是此次碑文与实物相印证,终于使阿育王塔的形制得以正名。由此发现,结合钱弘俶所造八万四千塔,可以证实,阿育王塔本应为宝箧印塔式样。

现存的这种塔型的实物,分作小型的和大型的两种。其中,造型小者,可以放在佛台、香案上或供于佛龛之内;大者在地面上独立建造,这种塔是佛教寺院建筑的一部分,也是我国佛塔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西晋时代的鄮县阿育王寺舍利殿中的阿育王塔即属于小型宝箧印塔。该小木塔之形制与佛典所载之塔有些相似。塔身系印度风格,与钱弘俶所造八万四千宝箧印塔极为相似。[58] 南京北宋长干寺地宫发现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宝也属于小型宝箧印塔。而建于地面之上的塔都属于大型塔,如长干寺塔及其后身大报恩寺塔,以及宁波阿育王寺内的阿育王塔等皆是如此。不管大型塔还是小型塔,都被后世改造得差不多完全没有原来的面貌了。佛塔建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步与我国的建筑艺术相结合,进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体系,成为我国古塔中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类型。

 

五、结论

 

综上所述,敦煌文献P. 2977记载了中国早期存在的十九座舍利塔,内容可与《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法苑珠林》及《广弘明集》等古代佛教史传著作相印证,而且可互相补缺。通过考证,我们大致可以明了我国早期舍利塔的基本状况。各种佛教典籍及相关历史文献对中国早期的十九座的地址、名称大同小异,详略也有所不同。通过勘对,结合地方史志的有关记载与地下考古发掘证据,可对早期十九塔的兴衰演变及地理方位形成较明晰的认识。

上文逐一对中国境内的十九处阿育王塔进行了考证。这些古塔,有的历史脉络比较清楚,如南京长干寺塔、陕西扶风法门寺塔,有的则因为塔早已损毁不存,史籍缺载而所知甚少,如武威姑臧故塔、崇州晋原古塔等。为清楚起见,现将十九处阿育王塔的历史信息及兴废状况列为下表。其中,旧塔名以敦煌写本P. 2977及道宣、道世的记载为主,同时增入地方史志与考古材料中出现的塔名;始建年代部分以《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和《法苑珠林》卷三十八《故塔部第六》的记载为纲,若具体年代可考,则在括弧内注明;现塔名包括于近世损毁的古塔。

 

表二

序号

旧塔名

旧址

始建年代

今址

现塔名

兴废状况

现塔时代

1

县塔/阿育王塔

会稽/会稽

宝箧印塔:西晋(义熙元年)

浙江宁波市鄞州区阿育王寺舍利殿内

阿育王舍利塔

 

 

宋代

地面大塔:唐代

浙江宁波市鄞州区阿育王寺内

阿育王寺塔

历代重修

元代

2

阿育王塔

金陵

宝箧印塔:东晋(咸安元年)

南京市中华门外长干里晨光机械厂内北宋长干寺塔地宫内

七宝阿育王塔

 

 

北宋大中祥符四年,阿育王塔被掩埋于地宫。

北宋大中祥符四年

长干寺塔/圣感塔/慈恩塔/大报恩寺塔

地面大塔:东晋

南京市中华门外长干里晨光机械厂内

大报恩寺塔

经历代重修,永乐十年建琉璃塔,1854年被太平军炸毁

 

3

东城塔/阿育王塔

青州临淄县/青州

后赵

山东省临淄市西关兴国寺

阿育王塔

宋、明重修

4

蒲阪塔/普救寺塔

河中/河东蒲阪/河东蒲坂

姚秦(实建于北周建德年间)

山西永济蒲州镇普救寺

栖严寺塔

隋、宋重修

5

岐山南塔/法门寺塔

凤翔/岐州岐山

北周(最晚不迟于西魏恭帝二年)

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

法门寺塔

历代重修,明万历七年所修塔于1981年坍塌

1988

6

城东古塔

瓜州

北周

甘肃省敦煌莫高窟

 

不存

 

7

大乘寺塔

沙州

北周

甘肃省敦煌市西一公里沙州故城内

 

不存

 

8

故都西塔/白马寺塔/齐云塔

洛阳/洛州

北周(公元69年已建塔)

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

齐云塔/释迦舍利塔

历代重修

金大定十五年

9

姑藏故塔

凉州姑藏/凉州姑臧

北周

甘肃省武威市姑臧寺

 

不存

 

10

删丹县塔/阿育王塔

删丹县/甘州删丹县

北周

甘肃省山丹县山丹培黎学校院内

阿育王塔/发塔

原塔早毁,明代重修,1954年震毁

2004

11

广化寺塔/霍山南塔

晋州洪同县/晋州霍山

北周(东汉永和年间已建塔)

山西省洪洞县东北17公里处广胜寺

飞虹塔/阿育王塔/广胜寺塔

历代重修

明嘉靖六年

12

城东古塔/舍利塔

代州香谷县/代州城

北齐

山西省代县城东圆果寺

阿育王塔

唐、宋、元重修

13

福感寺塔

益州/益州郭下

成都市新都县宝光寺

宝光塔

宋、明、清重修

14

晋原古塔

益州晋原县

四川省崇州市西北六十里怀远镇

 

不存

 

15

超化寺塔

洛京/郑州

隋(开皇元年)

河南省新密市白云山超化寺

超化寺塔

唐代重修,1969年被拆

2003年前后

16

妙乐寺塔

怀州武陟县/怀州

河南省武陟县城西妙乐寺

妙乐寺塔

后周显德元年重修

后周显德元年

17

净明寺塔

北京/并州子城东/并州

隋(仁寿元年)

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区惠明寺

净明塔

明、清重修

清康熙四十九年

18

榆社县塔

北京榆社县/并州太榆社/并州榆社县

山西省榆社县大同寺

舍利塔

宋元代重修,元塔抗战时期被日军炸毁

 

19

临黄县塔

魏府潮城县/魏州临黄县

山西省孝义市临黄舍利律院

舍利塔

原塔早毁,明永乐二年重修,清代以来多次维修

明永乐二年

 

在遗迹尚留的十五座地面建筑的阿育王塔中,时代最早者为唐代遗物,如河南新密超化寺塔建于唐开元二年(714年);其次为五代遗物,如河南武陟妙乐寺塔;有宋代作品,如山西永济普救寺塔,也有金代遗物,如河南洛阳白马寺齐云塔,其余之塔则多为元明清时代之物。遗憾的是,这些古塔有的毁于近世,如南京大报恩寺塔被太平军炸毁于1854年,山西省榆社县大同寺舍利塔抗战时期被日军飞机炸毁,甘肃山丹县发塔震毁于1954年,河南新密超化寺塔被拆于1969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于1981年自然坍塌。现存或一直保存到近世的这些古塔,大都经过多次重修,全然已非原来阿育王塔的式样,只不过有些还在继续沿用“阿育王塔”的名称而已。佛塔的中国化,是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的深入逐步完成的,可以说是我国佛教史标志性的重要成就之一,为我国建筑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十九塔中,除曾经存在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崇教寺塔(瓜州城东古塔)、敦煌市西大乘寺塔、武威姑臧寺塔及四川崇州怀远镇晋原县塔现已无遗迹可寻外,其余均可按图索骥,一一落实。这些古塔,绝大多数都早于隋文帝三次颁诏在全国诸州建113座舍利塔之前,堪称中国舍利塔之先驱。


 

[1] 《大正藏》第五十三卷《事汇部上》,No. 2122,页598c

[2] 《大正藏》第十六卷《经集部三》,No. 663,页354a

[3]  []志磐:《佛祖通纪》卷三十三,《大正藏》第四十九卷《史传部一》,No. 2035,页318b

[4] 《大正藏》第五十卷《史传部二》,No. 2042,页102a-b

[5]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1302页。

[6]  张驭寰:《佛教寺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

[7]  []志磐:《佛祖通纪》卷三十三,《大正藏》第四十九卷《史传部一》,No. 2035,页327c

[8] 《大正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四》,No. 2106,页404b

[9] 《全唐文》卷三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98页。

[10]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页。

[11]  []孙文川撰,陈作霖编:南朝佛寺志》卷上,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第2124页。

[12]  []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三,《大正藏》第四十九卷《史传部一》,No. 2034,页39a

[13] 《大正藏》第五十三卷《事汇部上》,No. 2122,页586a

[14] 《江南报恩寺琉璃塔全图》,嘉庆七年报恩寺内僧刻。

[15]  经盛鸿、胡华:《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毁灭与重建》,《档案与建设》2002年第8期。

[16]  []汪士铎《光绪江宁府志》卷八。

[17]  茅家琦译:《18546l日法斯就漫游天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给麦莲的报告》,《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二辑(《南京大学学报丛书》)1980年。

[18]  祁海宁等:《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暨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地宫发掘》,国家文物局主编《200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38139页。

[19]  []僧佑:《弘明集》卷十一,《大正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四》,No. 2102,页72a

[20]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8页。

[21]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1352页。

[22]  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考辑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8页。

[23] 《全唐文》卷五一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22页。

[24]  李发良:《法门寺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25]  韩金科:《从佛指舍利到法门寺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26] 《大正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四》,No. 2106,页406b

[27]  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敦煌史地新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第70页。

[28] 《大正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四》,No. 2103,页213a-b

[29]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智嶷传》载:智嶷“入关中,住法静寺,仁寿置塔,送瓜州崇教寺”。

[30]  P. 2551,原碑石现存敦煌研究院,录文见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1年,第5660页。

[31]  清代敦煌市三危乡甘家堡仍有“崇教寺”之设,但与本文所论无涉。参见张玉茂、张瑞峰:《敦煌清代崇教寺碑》,《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第9192页。

[32]  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敦煌史地新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第72页。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3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页。参见王惠民:《〈董保德功德记〉与隋代敦煌崇教寺舍利塔》,《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第6983页。

[34]  [北魏]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1页。

[35]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9页。

[36]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十五卷《白马寺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6页。

[37]  洛阳市文化局编:《洛阳市文物志》(征求意见稿),1985年,第165167页;《洛阳市志》第十五卷《白马寺志》,第4546页;罗哲文:《中国古塔》,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

[38]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991页。

[39] 《大正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四》,No. 2103,页202a

[40]  []钟赓起著,张志纯、郭兴圣、何成才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卷十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62页。

[41]  []杨春茂著,张志纯等校点:《重刊甘镇志·祠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210211页。

[42] 《大正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四》,No. 2106,页408a

[43] 《大正藏》第四十九卷《史传部一》,No. 2038,页944a

[44]  张驭寰:《佛教寺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62页。

[45] 《大正藏》第五十三卷《事汇部上》,No. 2122,页587b

[46]  罗哲文:《中国古塔》,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193页。

[47]  []袁宏道:《游超化寺记》,《(嘉庆)密县志》卷七。参见刘建洲:《密县超化寺北齐造像碑》,《中原文物》1994年第1期,第109112

[48]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三《怀州府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983

[49]  []陆心源编:《唐文续拾》卷九(《全唐文》附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50]  李安保、崔正森主编:《三晋古塔》,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51]  张驭寰:《佛教寺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52] 《大正藏》第五十卷《史传部二》,No. 2042,页102a

[53]  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8页。

[54] 《大正藏》第四十九卷《史传部一》,No. 2035,页394c

[55]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金华市万佛塔塔基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第42页。

[56]  金申:《吴越国王造阿育王塔》,《东南文化》2002年第2期,第4651页。

[57]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11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3年,图91117

[58]  罗哲文:《中国古塔》,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290291页。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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