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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与敦煌发现的突厥卢尼文文献


[俄]克里亚施托尔内 著 杨富学 王立恒 译
2011-05-30 08:57:01 阅读
译者提供,原刊《吐鲁番学研究》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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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俄罗斯地理学会移交给亚洲博物馆一袋由罗博罗夫斯基(В. И. Роборовский)和克孜洛夫(П. К. Козлов)探险队于18931895年间在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古代写本残片。[1] 该残片系伊万诺夫斯基(А. О. Ивановский)和奥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在清理吐峪沟附近佛教石窟寺遗址和高昌故城废址时发现的。及至189712月,拉德洛夫(W. Radloff)对这些残片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刊布了其中的4件回鹘文残片。[2] 由于残片太小而且难以确认,拉德洛夫遂将其分作两类,即难以辨认的草书文献和楷书佛经。

这批写本的发现使拉德洛夫、罗斯(V. R. Rozen)、塞尔曼 C. G. Salemann)都产生了兴趣,俄罗斯科学院遂派遣了一支科考队前往吐鲁番绿洲探察,主旨在于调查研究吐峪沟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扎和高昌故城,如果可能的话,同时兼及吐鲁番地区的其它古代遗址。[3] 拉德洛夫认为,此次考察的首要目标是回鹘佛教文化之都——高昌故城,探险队应该尽可能多地寻找到“最古老的突厥语文献”。[4]

1898年上半年,克列门茨(Д. А. Клеменц)离开了圣彼得堡,并在9月初抵达吐鲁番。[5] 克列门茨之所以被定为执行大型考古工作的人选,前往古迹丰富的地区进行调查,理由是很充分的。在19世纪80年代初,流亡在米努辛斯克的克列门茨,对藏品异常丰富的米努辛斯克博物馆进行了调查。1891年,他积极参与了由拉德洛夫组织的鄂尔浑河流域探察队,对蒙古北部地区古老的的突厥卢尼文碑铭进行实地考察与研究。自1894年至1896年,克列门茨联合Е. Н.克列门茨,在蒙古开展大规模考察活动,收获颇丰。[6]

克列门茨对吐鲁番绿洲的探察,可谓新疆探险活动的先驱。[7] 然而,直到10年之后,才有了第二次俄罗斯探险队的活动。“俄罗斯研究人员发起的探察工作成就巨大,此后,外国探险队接踵而至,其中以德国探察队首屈一指。多年之后,俄罗斯探险家才在克列门茨的率领下重返绿洲。”[8]

克列门茨探险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铭文和写本的发现。拉德洛夫将考察队发现的文字遗迹分为以下五类:

1)佛教石窟寺中的突厥卢尼文题铭;

2)在宫殿或佛寺建筑中的回鹘文题铭;

3)回鹘文佛教写本残片;

4)佛教文印刷品残片;

5)回鹘文经济文书。

以考古成果为基础,拉德洛夫率先刊布了新疆发现的突厥语文献,内含4则卢尼文题刻、2件回鹘文法律(经济)文件和2件回鹘文佛经小残片。[9]

克孜洛夫、罗博罗夫斯基、克列门茨的发现为亚洲博物馆古代维吾尔文献的收藏奠定了基础。截止1915年,该馆古代维吾尔语文献收集品数量的增加,途径有二,其一为考察所得,其二为俄罗斯驻新疆官员的收集与捐赠。目前,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有4228件回鹘文写本和残片,其中大多是俄罗斯外交官捐赠给亚洲博物馆者。19071909年间,亚洲博物馆收到科洛特科夫(Н. Н. Кротков)收集的4070件藏品。1912年,迪雅科夫(А. А. Дьяков)接替了科洛特科夫领事一职,又给亚洲博物馆捐赠了从吐鲁番绿洲阿斯塔纳遗址获取的28件写本和残片。1907年,俄罗斯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医务人员科喀诺夫斯基(А. И. Кохановский)又给亚洲博物馆捐赠了11件维吾尔文写本。

探险队所得有两大宗,其一是奥登堡收集品,他曾在19091910年、19141915年两度赴新疆探察;其二是马洛夫(S. E. Malov)收集品,他也曾两度深入新疆,时间分别在19091911年和19131914年。还有一件回鹘文残片是克孜洛夫于黑水城遗址发现的。

东方学研究所藏回鹘文文献主要由佛经写本和残片组成,其中有《金光明经(Altun Yaruq)》、《十方平安经(Dišastvustik)》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Kuan-ši-im Pusar)》的完整写卷。摩尼教文献数量很少,但圣彼得堡保存的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词(Xwāstwānīft)》写卷却是同一文献在世界各地最完好者,另外的两件写本,分别保存在伦敦和柏林,均用摩尼文字母书写。[10] 吐鲁番出土的22件法律与经济文书也是藏品中的珍要。[11]

克列门茨也是新疆佛教石窟壁面上突厥卢尼文题铭的发现者。突厥卢尼文碑铭多发现于从东蒙古地区至多瑙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历五六个世纪,由多个不同民族使用。欧洲卢尼文与中亚卢尼文的含义是不同的。这些碑铭,对于存在于蒙古高原北部鄂尔浑河流域和叶尼塞河流域的突厥汗国、回鹘汗国及黠戛斯来说,都有着毋庸置疑的史料学价值。[12]

第一件突厥卢尼文碑铭是波兰人梅色尔施米特(D. G. Messerschmidt)和瑞典人斯特拉林别尔格(F. J. Strahlenberg)所率探险队在17211722年间于西伯利亚发现的。此后,雅德林采夫(Н. М. Ядринцевым)于1889年在蒙古北部发现了勒立于8世纪30年代的《毗伽可汗碑》和《阙特勤碑》,为研究并解读古代突厥文提供了新的材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突厥卢尼文碑铭的发现数目大幅增加,使得突厥卢尼文研究成为古突厥语言学中的一个独特领域。[13]

从新疆发现的文献中尽管没有见到任何史学著作,但对古文化,尤其是对古突厥人及其意识形态的研究,却殊为重要。

克列门茨在报告中写到:“在交河故城一带,用于居住的和无壁画的洞窟中,我们发现了卢尼文题刻,类似于石膏划。我们通过拓片和临摹对其进行了复制。在其他地方,我们还没遇到任何以这种文字写成的重要铭刻。个别的零星题刻在交河故城附近其它的石窟、木头沟石窟第28[14] 和胜金口附近的岩石上,以及在喀喇和卓河右岸的峡谷中也可以见到。”[15] 在另一份报告中,克列门茨对雅尔湖故城遗址进行如下描述:“在第6窟和第3号窟内之墙壁上覆盖着泥土,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涂鸦,从中我们发现了卢尼文题铭,我们提议做出摹本。”[16] 他还指出,在被毁坏的洞窟内,发现有完全被破坏的卢尼文残片,遂抄录下来。通过克列门茨的照片与拓片,拉德洛夫刊布了其中的4份题铭,但仅依这四个摹本难以充分再现铭文。[17]

 

克孜洛夫于吐鲁番北某地所拍摄卢尼文题刻

 

伯希和(P. Pelliot)在敦煌石窟第8[18]左壁内发现了多个卢尼文涂鸦,遗憾的是已损毁。据壁画内容推断,该窟当系8世纪下半叶开凿。[19]

19141915年奥登堡在新疆发现了卢尼文遗物,即出自吐鲁番的一面唐代铜镜,简短而遭受严重损毁的卢尼文题字依稀可认:“……ač aqyqyùyz……oγyuš……”,意为“常现我们的混乱……氏族)。从Aqyq(意为“通行”“流动”“骚动”)这一术语的使用判断,该题铭属佛教内容。[20]

应当指出,所有新疆卢尼文题刻更接近于叶尼塞类型碑铭,而非鄂尔浑碑铭,而且完全不同于卢尼文文本。[21] 所有的简短题铭都带有佛教成分。突厥佛教团体在蒙古和新疆的出现不晚于6世纪后半期。在此之前的45世纪间,西域诸国的佛教已有所发展,这些政权与阿史那王室间存在着联系。[22] 突厥汗国系统最早的碑铭,即582年左右为佗钵可汗(Tasper Qaghan572581年)而立的布谷特碑,在该碑之粟特语部分提到“一大新Sangha(僧伽)”,即佛教团体。[23]

在突厥信奉佛教的二十余年间,其部落联盟转化为强大的汗国,宗教生活也在6世纪70年代初变得异常复杂。他们敬奉太阳和大地,崇拜祖先和萨满教,经受了亚洲多种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强大冲击。从第一突厥汗国(551630年)的存在开始,其统治者就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对庞大帝国的控制,除了军事手段外,还需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在中亚、新疆及东亚广泛流行的佛教,在突厥可汗看来,自是一种普遍的宗教形式,有助于形成一种凝聚力,以推动强大帝国的形成。这一进程随着581年汗国的社会政治危机和政权的崩溃而终结。

木杆可汗(Mukhan Qaghan553572年)时期,突厥与佛教已有所接触,而佛教真正对突厥人产生影响,应自佗钵可汗始。佗钵可汗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追随者多为达官贵人与文化精英。他在位期间,一些佛经被译为突厥语。葛玛丽(A. von Gabain)认为,当时能够帮助翻译突厥语经典的只能是粟特人。[24] 此说是有充分理由的。

佛教在回鹘诸部中的传播也相当早。628629年,回鹘药罗葛部出现了名为“菩萨”的首领。[25] 在漠北回鹘汗国初期,佛教在回鹘中享有一定地位,与其传统的萨满教并行不悖,直到牟羽可汗于762763年间将摩尼教引入回鹘为止。[26] 在第二突厥汗国时期(687[27]744年),佛教有复兴之势,但在8世纪初头一个十年之末和第二个十年之初便烟消云散了,[28] 但佛教团体在突厥中持续存在则是毋庸质疑的,东蒙古发现的一枚硬币上有卢尼文佛教题辞即堪充其证。[29] 这一铭文极有可能写成于7世纪晚期或8世纪上半叶,至今尚无可靠的证据表明卢尼文的使用可追溯到6世纪或7世纪上半叶。763年以后,佛教在回鹘汗国,亦即蒙古高原销声匿迹。[30]

直到10世纪,佛教才成为新疆、敦煌地区回鹘人的主导宗教,而且对北方的突厥语诸部形成了既深且巨的影响力。[31] 有证据表明,在基玛克(Kimaks[32] 和黠戛斯[33] 居地都有佛教徒的存在。

叶尼塞黠戛斯人在准噶尔和塔里木盆地的军事存在,不同文献中均有记载,但这种存在可能是零星的,从未引起居民的迁移。[34] 顺便说一句,在蒙古高原西部发现的叶尼塞卢尼文文献,并非均属于回鹘。[35] 考虑到叶尼塞碑铭时代相对较晚,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断言,在911世纪间,在吐鲁番绿洲,也可能在敦煌一带,曾存在操突厥语的佛教团体,他们并不完全属于回鹘人,极有可能是回鹘北部或东北部的邻居。

除卢尼文题刻外,在新疆和敦煌还发现有少量的卢尼文写本。最早的此类发现物是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探险队于1902年在考察高昌故城时发现的,不久便由勒柯克(A. von Le Coq)释读刊布。[36] 19051906年间,勒柯克探险队又找到了用卢尼文书写的摩尼教书籍残片。当时,他对高昌故城东15公里处吐峪沟河岸边的石窟寺进行了发掘,找到了两部卢尼文书籍的残页。[37]

1909年,奥登堡从喀喇和卓当地农民手中收购了一本卢尼文书籍小残片(其中一纸存不完整的6行文字),纸本,出土于高昌故城。该文书由拉德洛夫出版,只是由于残破过甚而无法明了其内容,可明确的一点是用十二生肖纪年,其中出现有“蛇年”。[38]

最迟发现的卢尼文写本出自斯坦因(A. Stein)第三次新疆探察(19131916年)。[39] 从不完整且被撕裂的文本来看,卢尼文文字用黑、红两种墨水书写,分作两列。左列15行和右列起首部分尚存。现存者为叙事的一个段落,讲述王子匐·森库尔特勤(Alp Synkur-Tegin)皈依摩尼教之故实,他被称作niγošaq(听众),是摩尼教团体中级别层次最低者。

在吐鲁番绿洲出土的几件粟特文和回鹘文写本中,字里行间夹写有卢尼文文字。按照勒柯克的看法,一本粟特文摩尼教书籍中曾提到“用突厥卢尼文书写的简短突厥语授记”。[40] 该粟特文摩尼教由缪勒刊布,其中的一则题记中含有两个幸存的词汇“…er bitidim”,意为“[这是][名字]书写的”。[41]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回鹘文佛经《天地八阳神咒经(sekiz yukmak)》伦敦抄本背面的卢尼文题记(授记?)。该题记由两个词(12个字符)组成。[42] 自第二个词的第一个字符始即模糊不清。邦格(W. Bang)和他的合作者将第一字解释为kürüg(侦探),但未将二字作为整体来解释。伯恩施坦(А. Н. Бенштам)建议读作“kürüg bitidim”,意为“我Kürüg书写”。[43] 这似乎是最合适的读法。关于该写本的日期,邦格从语音学入手,推定其为1112世纪之物,然而卢尼文题记的存在却让人对此说生疑,伦敦抄本晚于10世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44]

德国科考队在吐鲁番绿洲发现了一件回鹘文公函,背面有7行不完整的卢尼文文字。回鹘文公函已由茨默(P. Zieme)和铁兹江(S. Tescan)释读刊布,然而,他们未能读出书写粗心而不规整的卢尼文文字。克劳森(G. Clauson)给出了解读,称之为“卢尼文涂鸦”。这是卢尼文在晚期已发生退变的明证。

斯坦因第二次新疆探察时(19061908年)在敦煌和米兰两地都发现了卢尼文写本,内含12件残片和一个完整的文书。应斯坦因的请求,汤姆森(V. Thomsen)对其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和释读。[45]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也发现了一纸卢尼文小残片(编号为PT 2132)。[46]

在所有纸本卢尼文文献中,首要者为敦煌所出册子本,由29大张对折纸粘贴而成,面积13. 2×8厘米,有文字104行,包含65个简短的预兆,末尾有跋,用朱笔书写,其后又有墨书汉文佛经加于其上。[47] 该文献无标题,不过在紧接尾跋之后记中提及此书书题:“bu ïrk bitig”,意为“预知命运之书”。该文献由是而得名为《占卜书(Ïrk bitig)》。[48]

《占卜书》是当之无愧的最难理解的古突厥语文献。先有汤姆森(W. Thomsen)整理出版,至今仍是唯一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整理本。汤姆森不仅对原文进行了转写、翻译、解释,而且用特殊的符号标志,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本的图形。随后,又出现了新的转写本,标音与汤姆森整理本不够一致,[49] 有的完全忽略了转写。[50] 尽管人们对该文献的整理大费周章,但时至今日,文书中的65个预兆几乎都存在着不确定的地方,所有的翻译,都仍被视作暂时性的。

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些文献与鄂尔浑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不仅表现在所崇奉的萨满教主题相同(正如马洛夫所指出的那样),而且语言学、文风和结构特点都保持一致。葛玛丽指出,这些文献的某些内容曾受到摩尼教和基督教文学的影响,[51] 斯泰布莱娃(И. В. Стеблева)也认为其中含有摩尼教善恶思想的因子。[52] 哈密顿(J. Hamilton)的观点则相反,他认为该卢尼文占卜书的形成曾受到一度在新疆流行的吐蕃文占卜书的影响,而吐蕃占卜书又受到印度的影响。[53] 总之,该占卜书汇集了古突厥社会中广为流传的预言术,涉及人们共同关心的社会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信仰。

该占卜书之预言含有突厥/回鹘最高统治者“为信仰而战”的意味。突厥/回鹘统治者原本尊奉萨满教,摩尼教是外来异教,为萨满教的对头。摩尼教之根本教义和世界观在于二宗三际论,其中二宗,指世界的二个本原,即黑暗与光明、善与恶,三际指世界发展的三个过程,即初际(过去)、中际(现在)和后际(将来)。三际思想,在萨满教中表现为上、中、下三个世界,其中居住着萨满神祇。在古代突厥语文献中,二宗三际分别用iki jyltyz(二宗)、üčöd(三际)来表述。

占卜书之摩尼教痕迹并不明显,应属于民俗类而非宗教类著作,尽管它产生于摩尼教寺院,从其所用文字——卢尼文而非回鹘文或摩尼文——的选择上,即可反映出当时西域回鹘摩尼教的衰落,其写成时代应在10世纪上半叶靠后,最可能的年代应在930年或942年,正如巴赞(L. Bazin)所说的那样。[54] 高昌回鹘佛教势力逐步增强,及至元代臻至极盛,与此同时,其他古老信仰和观念也处于觉醒之中,加上受新生活环境的影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也在城市及居民点相互交融,彼此之间都产生了影响。

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现象同样也反映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突厥卢尼文文献中。该文献为斯坦因所获,现存大英图书馆,编号Or. 821278)和(79),[55] 主要由7个小残片组成,保留了810世纪中国官方文件的标准宽度:2830厘米。[56] 写本的正面写有汉文,这一因素被突厥卢尼文文本的刊布者汤姆森所忽略,因为他当时只有每个残片背面的照片。汤姆森公布了其中最完整的段落,并认定其内容与宗教有关。[57]

哈密顿和巴赞对该文献进行了再研究,确认正面文书为同光三年(925年)十二月下旬郭崇韬奉后唐庄宗(923926[58]在位)之命伐蜀时的奏文。翌年正月,郭崇韬被处死。[59] 926[60],庄宗驾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帝王档案才有可能由内府流入沙州(敦煌),进而被作为废物重新利用。由此可见,该突厥文之时代庶几乎可定为10世纪[61] 中期或后半期。[62]

学界的研究表明,该卢尼文写本之内容系最古老的突厥格言集[63](仅晚于此的格言汇录见于马赫穆德·喀什噶里于1070年撰写的《突厥语大辞典》)。该写本的保存状态虽不足以对突厥史进行任何明确的判断,但从格言中可以看到突厥古老传统的影子,游牧民族之文化气息跃然纸上。

还有两件用卢尼文书写的公文,一出敦煌石窟,一出米兰古戍堡。敦煌写本内容为向过往军人供应羊只与酒的账目,[64] 时属9世纪到10世纪早期。据文书可知,当时来的有30人,每人每日可领取的生活补贴为一只羊、二桶酒。最后由巴土尔刺史(Baghatur chigshi)签名。[65] 这份文件的写作特点是元音省略较多,应是受回鹘文草书影响所致。

米兰所出为军需文书,由三部分组成。米兰扼控塔里木盆地通往敦煌的道路,9世纪被毁。斯坦因认为,从文书中偶然发现的这条通往米兰的道路,将敦煌和龟兹联结起来。[66] 这个假设有其合理性。这里没有理由怀疑文件的年代——8世纪下半叶或9世纪初,当时漠北回鹘汗国正为争夺塔里木盆地北部绿洲主导权而与吐蕃进行拉锯战。由于文书中提到九姓乌古斯之拔野古(Baiarku)和屈罗勿(Kürabirs[67],并且提到马匹是在帐篷内进行交换的,可证当时回鹘汗国军队保持着纪事传统。该文件记载的主要是军事装备的分配,如铠甲、头盔、剑,乃至士兵中的马匹。

新疆及敦煌所出最著名的古代突厥卢尼文文献差不多就有上述这些。毫无疑问,在各种突厥语书写文献中,它们仅占很小的份额。文献实物的发现,证明卢尼文在不同生活领域中的使用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用于记录宗教、公共事务、军事,乃至独特的民间传说和文学艺术。回鹘文在上述领域的使用要比卢尼文晚得多,不早于11世纪下半叶。正是在新疆、敦煌地区,卢尼文的使用不再局限于铭刻,而且用于书写纸本文书。突厥卢尼文的书写中规中矩,不适宜在纸本上书写,又不能因时而变,与草书无法竞争,这就决定了其最终必然走向消亡的命运。[68] 及至1011世纪,卢尼文已不太可能在新疆的文化中心使用,故而11世纪在喀什噶尔形成的两大突厥文化巨著,即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中都没有提到这种文字。只有13世纪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在写到蒙古北部鄂尔浑流域回鹘旧都斡耳朵八里(今哈喇巴喇哈逊遗址)时,曾提到当时尚无人认识的碑铭,即用突厥卢尼文、汉文和粟特文合璧镌刻的《九姓回鹘可汗碑》。[69] 据称,有一些Kams(萨满)成功地解释了碑文,但志费尼所载的这个故事与普通的碑铭文献研究毫无共同之处。

突厥卢尼文在中亚的流行不超过三个半世纪。然而,在这三个多世纪中,突厥人已经为书写文化的发展打好了基础,故而,如何评估突厥卢尼文的作用,都是不为过的。

 

(译者单位: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译者按:本文原文用俄、英两种文字发表,原题作“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руниче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из Востчного Туркстана (Old Turkic Monuments of Runic Writing from Eastern Turkestan)”,原刊波波娃(I. F. Popova)编《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之中亚探察(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 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 the Century)》,圣彼得堡,2008年,第50-64页。本译文以英文本为依据,唯注释部分所引用参考文献,凡俄文著述,均依俄文原题,以便读者检索、利用,英文本不准确者,也依俄文本纠正。本文作者克里亚施托尔内(S. G. Klyashtorny)为俄罗斯著名的中亚史与突厥史学者,生于1928年,195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现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AS)研究员。本译文曾得作者授权发表,特此致谢。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百年敦煌学史研究07JZD0038)阶段性成果。

[1] 罗博罗夫斯基(В. И. Роборовский):《18931895年中亚探察初步报告(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й отчет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о в 1893-1895 гг.)》,《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ИРГО)》第34卷,1898年,第12页。

[2]  拉德洛夫(W. Radloff):《吐鲁番出土的古代回鹘语文书(Altuigurische Sprachproben aus Turfan)》,载《1898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所获吐鲁番调查资料(Nachrichten über die vo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 Petersburg im Jahre 1898 ausgerü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第1册,圣彼得堡,1899年,第5556页。

[3]  奥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1898年克列门茨探险队在吐鲁番的调查(Экспедиция Д. А.Клеменца в Турфан в 1898 г.)》,《俄罗斯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部会刊(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ГО)》第45卷,伊尔库茨克,1917年,第219220页。

[4]  前引拉德洛夫:《吐鲁番出土的古代回鹘语文书》,第56页。

[5]  前引奥登堡:《1898年克列门茨探险队在吐鲁番的调查》,第220223页。

[6]  有关克列门茨(Д. А. Клеменц)的信息,请参见波波夫(И. И. Πопoв):《克列门茨的生平与活动(Д. А. Клеменц, егo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ъность)》,《克列门茨回忆录(Клеменц, Д. А. Из прошлого. Вoспoминaния)》,列宁格勒,1925年,第763页。

[7]  克列门茨:《吐鲁番与古代文书(Turfan und seine Alterhümer)》,《1898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所获吐鲁番调查资料(Nachrichten über die vo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 Petersburg im Jahre 1898 ausgerü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第1卷,圣彼得堡,1899年,第153页。

[8]  前引奥登堡:《1898年克列门茨探险队在吐鲁番的调查》,第231页。

[9]  前引拉德洛夫:《吐鲁番出土的古代回鹘语文书》,第5785页。

[10]  对圣彼得堡藏回鹘文写本的收藏与研究,见《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818-1918年),彼得勒格,1920年,第3437页,由萨莫伊洛维奇(А. Н. Самойловичем)执笔;季米特里耶娃(Л. В. Дмитриев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回鹘文书写本(Древнеуйгур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уигрским письмом) в Институт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东方的国家和人民(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ы Востока)》1969年第8期,第222228页;克里亚施托尔内(С. Г. Кляштрный):《苏联对古回鹘文文献的研究(Об изучнии древнеуйгур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в СССР)》,《维吾尔语研究(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уйгурскому языку)》第2 卷,阿拉木图,1970年,第5456页;纳西洛夫(Д. М. Нaсилoв):《俄罗斯东方学界对回鹘文遗物的研究(Изучение пaмятников древнеуйгурского языкa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м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и)》,《突厥文文献研究(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ий сборник)》(1970年卷),莫斯科,1970年,第93110页。

[11]  据阿拉特(R. Arat)估计,世界各地现存的回鹘文法律经济文书约有400件,见阿拉特:《古代突厥文法律文书(Eskitürk hukuk vesikalari)》,《突厥文化研究(Türk kültürü arastirmalari)》第1 卷,安卡拉,1964年,第38页。尽管有人尝试把其中的一部分归为1011世纪之物,但克拉克(L.Clark)和茨默(P. Zieme)经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这些回鹘文法律文书都属于蒙古统治时期,即1314世纪。

[12]  克里亚施托尔内:《古代突厥卢尼文碑铭——中亚史原始文献(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е рунические пaмятники кaк источ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Сердней Aзии)》,莫斯科,1964年,第4470页;阔南诺夫(A. Н. Кононов):《79世纪突厥卢尼文语法(Грaммaтикa языкa тюркских рунических пaмятников VII-IX вв.)》,莫斯科,1980年,第1422页。

[13]  克里亚施托尔内、利夫希茨(B. A. Лнвщииц):《中亚古代突厥文和粟特文遗迹的发现与研究(Открытие и изучение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х и cогдийских эпигрaфических пaмятников Центрaльной Aзии)》,《蒙古考古学与人种学(Aрхеология и этногрaфия Монголии)》,新西伯利亚,1978年,第3760页;克里亚施托尔内:《突厥文文献与中亚人民的文化——以19681969年蒙古田野调查资料为依据(Древнетюркскa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культурa нaродов Центрaльной Aзии (по мaтериaлaм полевых исследовaний в Монголии, 1968-1969 гг.))》,《突厥文文献研究(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ий сборник)》(1972年卷),莫斯科,1973年,第254264页;前引阔南诺夫书,第713页;瓦西里耶夫(Д. Д. Вaсильев):《亚洲地区的卢尼文遗物(Памятники тюркской руниче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азиатского aреaлa)》,《苏联突厥学(Советская тюркология)》1976年第1期,第71819298页。

[14]  译案:木头沟石窟第28窟,即柏孜克里克石窟第41窟。

[15]  东方学研究所东方学家档案全宗号28,目录号1,第126件:克列门茨:《新疆写本文化状况之主要数据简报(Краткий перечень главнейших сведений о состоянии культуры в Восточном Туркестане (рукопись)》,第52页,见前引克列门茨书,第47页。

[16]  东方学研究所东方学家档案全宗号28,目录号1,第137件:克列门茨:《1898年探险队在吐鲁番古镇和石窟发现的写本(Описание древних городов и пещер в Турфанской земле, сделанное во время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898 г.)》,第35页。

[17]  译案:交河故城石窟,即今天学界习称的对雅尔湖石窟,其中第3窟之突厥卢尼文题记,冯家昇先生曾作研究,参见《1960年吐鲁番新发现的古突厥文》,《文史》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45156页。

[18]  译案:伯希和编号第8窟,即敦煌研究院编号第146窟。

[19]  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Peintures et sculptures bouddhiques des epoques des Wei, des T’ang et des Song)》第1卷,巴黎,1920年,图版18

[20]  克里亚施托尔内、列斯尼琴科(Е. И. Лубо-Лесниченко):《新疆出土卢尼文铭文铜镜(Бронзовое зеркало из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с рунической надписью)》,《冬宫博物馆报告(Сообщ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第39卷,列宁格勒,1974年,第4548页。

[21]  同上,第47页。

[22]  克里亚施托尔内:《古代突厥卢尼文碑铭——中亚史原始文献(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е рун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莫斯科,1964年,第106114页。

[23]  克里亚施托尔内、利夫希茨:《布谷特发现的粟特语碑铭(Согдийская надпнсь из Ъугута)》,《东方的国家和人民(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ы Востока)》第10卷,莫斯科,1971年,第140页;克里亚施托尔内、利夫希茨:《布谷特发现的粟特语碑铭修订(The Sogdian Inscription from Bugut Revised)》,《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第26卷第1期,1972年,第8687页。

[24]  葛玛丽(A. von Gabain):《佛教在突厥人中的使命(Buddhistische Türkenmission)》,《亚细亚研究(Asiatica)》,莱比锡,1954年,第196页。

[25]  比丘林(Н. Я. Ъичурин):《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第300302页;前引葛玛丽文,第169页。

[26]  葛玛丽:《中亚佛教(Der Buddhismus in Zentralasien)》,《东方学家手册(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第一部分,第1卷第2册,莱登,1961年,第506507页。

[27]  译按:687年,俄文与英文原本皆如此,或为682年之误,未可知也。学界一般认为第二突厥汗国,即后东突厥汗国建立于682年。见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50页。

[28]  葛玛丽:《中亚佛教》,第506507页。

[29]  克里亚施托尔内:《蒙古出土的一枚卢尼文硬币(Монета с рунической надписыю из Монголии)》,《突厥文文献研究(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ий сборник)》(1972年卷),莫斯科,1973年,第334338页。

[30]  前引葛玛丽:《中亚佛教》,第169页。

[31]  前引葛玛丽:《中亚佛教》,第506509页。

[32]  阿斯拉诺瓦(Ф. Х. Арсланова)、克里亚施托尔内:《额尔齐斯河上游出土卢尼文镜铭(Рунические надписи на зеркале из Верхнего Прииртышья)》,《突厥文文献研究(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1972年卷),莫斯科,1973年,第306315页。

[33]  托玛斯(F. Thomas)、克劳森(G. Clauson):《第二件用藏文字母书写的汉语佛经(Second Chinese Buddhist Text in Tibetan Characters)》,《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RAS)》,1927年,第282283页。

[34]  克兹拉索夫(Л. Р. Кызласов):《图瓦中世纪史(История Тувы 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莫斯科,1969年,第95页。

[35]  克里亚施托尔内:《蒙古卢尼文岩刻(Наскальные рунические надписи Монголии)》,《突厥文文献研究(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1975年卷),莫斯科,1978年,第154页。

[36]  勒柯克(A. von Le Coq):《吐鲁番出土的突厥卢尼文文献——吐鲁番绿洲吐峪沟和高昌故城出土的突厥卢尼文写本残片(Köktürkisches aus Turfan. Manuskriptfragmente in Köktürkiscen Runen aus Toyoq und Idique-Schähri, Oase von Turfan)》,《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1909年,第10471061页。

[37]  同上,第1050页。

[38]  拉德洛夫:《古代突厥语研究之三——突厥卢尼文写本残片(Alttürkische Studien. III. Ein Fragment in türkische Runenschrift)》,《帝国科学院会议录(ИИАН)》,1910年,第10251036页。

[39]  汤姆森(V. Thomsen):《喀喇和卓发现的Kao. 0107突厥卢尼文写本残片(Fragment of a Runic Turkish Manuscript Kao. 0107 from Kara-Khoja)》,载斯坦因(A. Stein):《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第2卷,牛津大学,1928年,第10821083页,图版124

[40]  勒柯克:《高昌出土突厥语摩尼教文献(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第3卷,1919年,第4页。

[41]  缪勒(F. W. K. Müller):《粟特语文献(Sogdische Texte)》(二),《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第21卷,1934年,第548页。

[42]  邦格(W. Bang)、葛玛丽、热合马提(G. R. Rachmati):《吐鲁番突厥文书(Türkische Turfantexte)》第6卷《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Das buddhistische Sutra Säkiz Yükmäk)》,《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第10卷,1934年,第97页。

[43]  伯恩施坦(А. Н. Бернштам):《回鹘语写本中的卢尼文题记(Руническая надпись в уйгурской рукописи)》,《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报(Записки ИВ АН СССР)》1939年第7期,第303305页。另见拉普逊(M. Rabsänen):《回鹘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中的突厥卢尼文题记(Zu dem türkischen Runenschriftenitrag in der uigurischen Ubersetzung des buddhistischen Sutra Säkiz yükmek)》,《东方研究(Studia Orientalia)》第6卷第1期,1936年,第12页。

       [44]  前引克里亚施托尔内:《古代突厥卢尼文碑铭——中亚史原始文献(Древетюркские рун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Указ.соч),第50页。另见《古代突厥语词典(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й словарь)》,列宁格勒,1969年,第36页。

[45]  汤姆森:《斯坦因博士在米兰和敦煌发现的突厥卢尼文写本(Dr. M. A. Stein’s Manuscripts in Turkish “Runic” Script from Miran and Tun-huang)》,《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RAS)》,1912年,第181227页。然而,文本的复制只限于5页,照片可参见斯坦因:《西域:中亚和中国极西地区详细探察报告(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ternmost China)》第2 卷,牛津大学,1921年,第921924页。

[46]  哈密顿(J. Hamilton):《敦煌石窟发现的古代突厥文写本(Les manuscripts turcs ancients de grotte murée de Touen-houang)》,《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第269卷第12期,1981年,第16页。

[47]  哈密顿:《古突厥文占卜书题记(Le colophon de l’Irq bitig)》,《突厥学(Turcica)》第7卷,1975年,第1011页。

[48]  邦格、葛玛丽:《吐鲁番突厥文书(Türkische Turfan-Texte)》(一),《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1929年,第242243页;前引哈密顿:《古突厥文占卜书题记》,第89页。

[49]  奥尔昆(H. N. Orkun):《古代突厥文碑铭(Eski türk yazitlari)》第2卷,伊斯坦布尔,1939年,第7391页。

[50]  马洛夫(С. Е. Малов:《古代突厥语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年,8092页。

[51]  葛玛丽:《古代突厥语文学(Die alttürkische Literatur)》,《突厥语言基础(Philolgia Turcica Fundamenta)》第2卷,第215216页。

[52]  斯泰布莱娃(И. В. Стеблева):《论突厥宗教和神话体系的重构(К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религиозно-мнф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突厥文文献研究(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ий сборник)》(1971年卷),莫斯科,1972年,第222223页。

[53]  前引哈密顿:《古突厥文占卜书题记》,第910页;另见阿洛托(A. Arlotto):《古突厥文占卜书(Old Turkic Oracle Books)》,《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第29卷,19701971年,第685636页。

[54]  巴赞(L. Bazin):《古代突厥历法研究(Les calendriers turcs ancients et medievaux)》,里尔大学,1974年,第296页。

[55]  斯坦因:《西域:中亚和中国极西地区详细探察报告》第2卷,第294295页。

[56]  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述(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a general description)》第一部分,《人文(Zinbun)》第1期,京都大学,1966年,第28页。

[57]  前引汤姆森:《斯坦因博士在米兰和敦煌发现的突厥卢尼文写本》,第215217页。

[58]  译案:俄文及英文原本皆作936年,误,径改。

[59]  译案:郭崇韬本传见《旧五代史》卷57《列传九》。

[60]  译案:俄文及英文原本皆作936年,误,径改。

[61]  译案:俄文及英文原本皆作9世纪,误,径改。

[62]  哈密顿、巴赞:《敦煌出土的汉文与卢尼文写本(Un manuscrit chinois et turc runiforme de Touen-houang)》,《突厥学(Turcica)》第4卷,1972年,第2528页;前引巴赞《古代突厥历法研究》,第292页。

[63]  译案:该文献之汉译文见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48页。

[64]  前引汤姆森:《斯坦因博士在米兰和敦煌发现的突厥卢尼文写本》,第218219页。

[65]  译案:该文献之汉译文见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49250页。

[66]  前引斯坦因:《西域:中亚和中国极西地区详细探察报告》第1卷,第471476页。文献刊布,见前引汤姆森书,第182190页,图版12。令人遗憾的是,对该文献的整理,汤姆森未能参考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故而不能准确反映写本的具体内容。

[67]  译案:屈罗勿,汉文史料均写作咄罗勿。在突厥语文献中,与之相对应的词汇是Kürabirs,可见,“屈”当为“咄”之误,故恒宁(W. Henning)改“屈”为“咄”,从而将屈罗勿复原为突厥语Kürabirs。见其所著《阿耆尼与吐火罗语(Argi and the “Tokhaians”)》,《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通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第9卷第3期,1938年,第545571页。

[68]  劳法(W. V. Ralpha)、爱略特(M. A. Elliot):《卢尼文(Runes)》,剑桥大学,1959年,第62页。

[69]  [波斯]志费尼(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著,波叶尔(A. Boyle)英译:《世界征服者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第1卷,伦敦,1958年,第5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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