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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所出《高昌书仪》刍议


施新荣
2006-01-09 21:43:46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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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所出《高昌书仪》刍议

【摘  要】本文对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出土的《高昌书仪》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该书仪是现存最早的一件写本书仪,而且其编排格式独特,疑与敦煌《朋友书仪》有共同的来源。

【关键词】土鲁番  高昌  书仪  南朝

自19世纪末年以来,吐鲁番晋——唐古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汉文文书,这些文书是了解、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吐鲁番盆地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材料。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出土了一件编号为72TAM169:26(b)的文书。文书整理工作者将之定名为《高昌书仪》。此件文书虽然前后缺损,存50行,800余字,但内容基本完整[1],是吐鲁番所出土文书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件。据笔者管见所及,迄今尚不见研究《高昌书仪》的专文。本文拟就该文书中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魏晋以降,随着世族政治及其重文之风的兴起,一种供人们写信时模仿和套用的程式与范本的书仪得以大量出现。迄今所知,留存于世的最早书仪是西晋索靖的《月仪帖》。此帖是否出自索靖之手,清人姚鼐曾有怀疑,认为该帖很可能是唐人摹写,文字也不是西晋人所撰[2]。周一良先生认为“以十二个月为纲来安排的,可以算是最早形态的书仪,其源可溯至西晋索靖的或更早的《月仪》。”就书仪的书法而言,周先生又说“现在书法专家的意见,也认为很可能是唐人摹写。”《索靖月仪帖》的“文字本身恐怕仍出于晋人之手”[3]。如此看来,索靖《月仪帖》是现存最早的书仪,但就该书仪的书法来说,当是唐人的摹写品。虽然敦煌文书中存有百余件写本书仪,但“撰写时间从武则天执政时期到五代沙州归义军曹氏执政时期”[4],也就是说,敦煌写本书仪至早是七世纪末八世纪初的遗物。

据赵和平先生研究,在已知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三件书仪文书,除了《高昌书仪》外,尚有一件《唐代残书仪》,以及一件《高昌吉凶书仪》[5]。《唐代残书仪》原件图版收录在日人香川默识编的《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第廿一种“唐书简断片”第(2)片[6],其时代为唐代无疑。赵和平先生认为:《高昌吉凶书仪》的“行文风格与伯三四四二杜友晋《吉凶书仪》相近”[7],而杜友晋《吉凶书仪》成书于唐开元末[[8]]。那么,《高昌吉凶书仪》的成书年代似乎不会早于唐开元天宝之际。如是,《高昌吉凶书仪》之定名拟为《唐代吉凶书仪》为妥。

关于《高昌书仪》的成书年代,前贤已有论及,或认为“抄成的下限当不晚于公元576年”[9];或认为在建昌四年二月九日前[10]。笔者以为后说更为准确。

出有《高昌书仪》的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还出土有《高昌建昌四年(558年)张墓表》[11]、《高昌建昌四年(558年)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和《高昌延昌十六年(576年)信女某甲随葬衣物疏》[12]等三件有纪年的文字资料。这对我们断定《高昌书仪》的年代非常有帮助。据《高昌建昌四年(558年)张■(辶+看)墓表》和《建昌四年(558年)张孝章随葬衣物疏》,两者的入葬年月日完全一致,都是建昌四年二月九日。由此可知,张■(辶+看)就是张孝章[13]

据《建昌四年(558年)张孝章随葬衣物疏》载,死者张孝章的随葬品中有“《孝经》一卷”[14]。该《孝经》,文书整理者将之定名为《古写本<孝经>》,编号为72TAM169:26(a)[15]。对比《古写本<孝经>》和《高昌书仪》的图版形状和编号,可知《古写本<孝经>》与《高昌书仪》写在同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作为张孝章(即张■(辶+看))随葬品的《古写本<孝经>》,其抄成之日不得晚于建昌四年二月九日,那么,《高昌书仪》的写成时间也应在建昌四年二月九日前。因此,王素先生将《高昌书仪》的年代定在建昌四年二月九日前,甚是。由此可见,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出土的《高昌书仪》,无疑是保存至今最早的一件写本书仪。就其时代而言,当属于麴氏高昌前期。

出有《高昌书仪》的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位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张氏坟茔,与之并排的还有一七〇号墓[16]。阿斯塔那一七〇号墓出土有《高昌延昌二年(562年)张洪墓表》[17]和《高昌延昌二年(562年)长史孝寅随葬衣物疏》[18]。据《高昌延昌二年(562年)张洪墓表》云:“延昌二年壬午岁十一月丁卯朔廿九日乙未……迁为长史,今如故”;《高昌延昌二年(562年)长史孝寅随葬衣物疏》曰:“延昌二年壬午岁十一月丁卯……长史孝寅”。两者所书时间、官衔相符。据此可知,长史孝寅即张洪[19],换言之,张洪又叫张孝寅。另外,一六九号墓与一七〇号墓并排,两墓主人当为亲属[20]。一六九号墓主人为张■(辶+看)(即张孝章),一七〇号墓主人为张洪(即张孝寅),两人都以“孝”字为辈。另据两人的墓表,张逝于558年;张洪逝于562年,他们的年龄也当相近,分明是兄弟俩。

张洪生前历官:“新除明威,补为侍郎,转为财官校尉,洿林令,迁为虎威将军,转为广武将军,迁为长史”,死后“追赠振武将军、仓部郎中”。张生前历官:“王国侍郎,迁殿中将军”,死后“追赠凌江将军、屯田司马”。两人出仕之初都曾为侍郎。据侯灿先生研究,“侍郎”属第六等级,是麴氏高昌王国的高门世族子弟除官的基础职务[21]。据此可见,张■(辶+看)(即张孝章)和张洪(即张孝寅)兄弟出自高昌高门世家。

麴氏高昌建立前,高昌曾“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22],可见张氏在高昌的地位和影响力。据出土材料可知,高昌张氏在麴氏高昌王国时期,是仅次于王族麴氏的高门大姓,麴氏高昌的一些重要官职都由张氏成员充任[23]

西汉以降,因种种原因,中原汉人陆续迁入河西走廊。如前文提到的《月仪帖》的作者索靖,其先世本为钜鹿人也,西汉时徙边敦煌[24],“子孙因家焉,遂为敦煌人也。”[25]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原世家大族为躲避战乱,又纷纷迁往河西,有些大族甚至辗转远徙至高昌。据吐鲁番阿斯塔那二〇六号墓出土《唐永昌元年(689年)张雄夫人麴氏墓志铭》,以及二三〇号墓出土《武周长安三年(703年)张礼臣墓志铭》载,高昌张氏本“南阳白水人也”[26]。《唐永昌元年(689年)张雄夫人麴氏墓志铭》称:“英宗得于高远,茂族檀其清华,西京之七叶貂禅,东土之一门龙凤”。可见,高昌张氏早在两汉之际就是高门大姓。张氏移居河西后,“倚柱凉城”[27],即凉州(今之甘肃武威)。当“符(苻)坚肆虐,梃扰五凉”之际,张氏又“避难西奔,奄居右地”[28],“右地”当指高昌[29]。因之,张氏由河西而至高昌。

由于高昌居民多为内地迁入者,史称“汉魏遗黎”[30],而且其中有不少中原和河西大族。据对出土文书中姓氏的统计研究,汉人占高昌总人口的70%至75% [31]。因此,中原汉文化是高昌的主体文化,这在出土文书中也可以反映出来。阿斯塔那五九号墓出有北凉时期的古写本《毛诗关雎序》残片[32],说明中原儒家经典很早就已在高昌流传。麴氏高昌时期汉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麴氏高昌与中原南北各朝的文化交往十分密切,其开国者——麴嘉曾向北魏“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33],教授学生。麴氏高昌的第三代王麴坚甚至“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34],以显示其仁政。《周书·高昌传》称:高昌“文字亦同华夏……有《毛诗》、《论语》、《孝经》”。这些史乘记载均被出土文书所证明,如阿斯塔那五二四号墓出土有写本《毛诗郑笺》残卷[35]、阿斯塔那三一三号墓出土有写本《孝经解》残卷[36]。因此,《高昌书仪》和《古写本<孝经>》出自高昌张氏之墓,虽为偶然,实为必然。

下面,拟对《高昌书仪》的形式、内容和来源作初步的分析。赵和平先生认为,从《高昌书仪》所存留的五十行文字看,以内外族相问书为主,编排方式比较特殊,以月为别,在不同的月份安排“与伯书”、“与叔书”、“与姑书”等,既照顾了月侯寒温用语的全面,又照顾到受位人身份的不同,布局构思颇为精巧,只是由于抄手的原因,讹脱较多,读起来不够流畅[37]。可见,就外在形式而言,《高昌书仪》具有其独特的一面。

从书仪残留部分的称谓看,二月“与伯书”、三月“与叔书”、四月“与姑书”、五月与“兄姊书”、六月“与弟妹书”、七月“姑与兄弟子书”、八月“与外祖父书”。据此可见,二至六月为内族相问书,七月和八月是外族相问书。这种编排格式为现存传世或出土书仪所独见。

文书前端残,因此,正月不知与谁书,但第4行存有“尊体起居何如”。据P.3442杜友晋《吉凶书仪》,其内族凶书仪中《祖父母丧告父母伯叔姑书》,“不审尊体起居何如”句的“起居”下,注曰“伯叔姑不用起居字”;《伯叔祖父母丧告答父母伯叔姑书》,“不审尊体起居何如”句的“起居”下,也注曰“姑不用起居字”[38]。可见,就内族而言,问“起居”只能用于父母祖父母,而不能用于其他亲属[39]。据此,《高昌书仪》的正月当是“与祖父(母)书”或“与父(母)书”。

据《高昌书仪》载:

3  正月十五日拜疏,厶言:便及春日,伏

4  尊体起居何如?未奉近□,夙夜

二月四日拜疏,厶言:便及春中,伏惟增怀渐暄,不审

10 伯尊何如?不奉动止,下情须驰。即日,厶自所顺所

16 三月八日具疏,厶言:便(及)春末,伏惟增怀转暖,不审从

17 叔尊体何如?未奉近诲,下情恋,即日厶粗可行。谨

22 四月廿五日具疏,某言:便及维(?)夏,惟增怀薄暑,不审

23 姑尊体    何如?不奉旨告,下情驰。即日某粗可行。谨

从上所引《高昌书仪》的套语看,随季节月份的不同,晚辈问候长辈的套语,用词有所变化。如:第3行“便及春日,伏”;第9行“便及春中,伏惟增怀渐暄”;第16行“便及春末,伏惟增怀转暖”;第22行“便及维(?)夏,(伏)惟增怀薄暑”等。然后是问安,一般用“不审某尊体何如?”的套语。其后的用语大同小异,没太大的差异。

又,据《初学记》卷三引《梁元帝纂要》载:

……正月孟春,亦曰……上春、初春、开春、发春、献春、首春、首岁……。二月仲春,亦曰仲阳。三月季春,亦曰暮春、末春、晚春。……(四月)孟夏,亦曰维夏、首夏、季夏……[40]

可见《高昌书仪》的季节套语与《梁元帝纂要》有某些相似性,只不过《高昌书仪》的套语较《梁元帝纂要》简单了许多而已。因此,《高昌书仪》与《梁元帝纂要》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另据敦煌所出《朋友书仪》载:

正月孟春(亦云启春、首春、初春、早春、春首、献春、时寒、余寒、尚寒)。二月仲春(春中、春景、时渐暖、已暖、月晚可为极暖)。三月季春(亦云暮春、晚春、时暄、极暄、暄景、次云已暄、甚暄、极暄)。四月孟夏(首夏、初夏、维夏、夏首、微热、执(?)热、渐热、已热)……[41]

《高昌书仪》与敦煌所出唐五代时期的《朋友书仪》,在季节月份变化时所用术语基本相同。据赵和平先生研究,敦煌《朋友书仪》主要来源于南朝[42]。我们认为,吐鲁番所出土麴氏高昌前期的《高昌书仪》似与南朝的《梁元帝纂要》同源。因之,疑《高昌书仪》与敦煌《朋友书仪》具有共同的来源。


[1]《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233-235页;录文本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74-278页。

[2]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此据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2页。

[3]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此据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2页。

[4]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5]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59-462页。

[6][日]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影印,第210页。

[7]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62页。

[8]赵和平:《杜晋友<吉凶书仪>及<书仪镜>成书年代考》,《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此据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44页。

[9]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456页。

[10]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161页。

[11]新疆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图72,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穆瞬英、王炳华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9页;侯灿:《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录注11,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569页;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64-65页。

[12]《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207-208页;录文本第二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215-218页。

[13]《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207页注释[一];录文本第二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216页注释[一]。

[14]《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207页;录文本第二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215页。

[15]《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230-232页;录文本第二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268、273页。

[1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区平面图》,《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

[17]穆瞬英、王炳华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24页;侯灿《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录注11,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569-570页;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78-79页。

[18]《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145页;录文本第二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64-66页。

[19]《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45页注释[一];录文本第二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16页注释[一]。

[20]吴震认为在“同一茔地内,墓葬布列长幼有序:祖辈的墓居于最后一排,父辈居其前一排,以下按辈分依次延伸。”见《麴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文物》1981年第1期,第38—40 页。

[21]侯灿《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原载《文史》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此据作者《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9页。

[22]《魏书》卷一百一《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243页。

[23]侯灿《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原载《文史》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此据作者《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24]据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载:钜鹿索氏移居敦煌者分北、南二支,分别于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和新莽天风三年(公元16年)迁入敦煌。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02-103页。

[25]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96、152页。

[26]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586、611页。

[27]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586页。

[28]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611页。

[29]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612页。

[30]《魏书》卷一百一《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244页。

[31]杜斗城、郑炳林:《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32]《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2年,25页;录文本第一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57页。

[33]《魏书》卷一百一《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245页。

[34]《隋书》卷八十三《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第1848页。

[35]《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137-142页;录文本第二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50-58页。

[36]《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290页;录文本第二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354页。

[37]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56-457页。

[38]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195、201页。

[39]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页。

[40]  [唐]徐  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4-50页。

[41]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73-74页。

[42]赵和平:《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整理及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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