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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魯番出土的幾件佛典注疏殘片


劉安志
2007-05-21 13:52:32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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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吐鲁番出土的几件佛典注疏残片

我們在編撰《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的過程中,[1]在學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對日本所藏吐魯番文書中的佛典殘片(未經比定部分)進行了較爲詳實的核查和比對,從中發現了數件價值較爲珍貴的佛典注疏殘片,今把我們的比對結果公佈出來,並對相關問題略作疏釋,以饗讀者諸君。需要說明的是,筆者于佛學完全外行,寫作本文的目的僅在於爲學界提供一點可供研究的新資料而已。

一 孫吳支謙譯《維摩詰經》注疏殘片

日本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下卷佛典3-3刊有一件吐魯番哈拉和卓出土的佛典殘片,訂名爲“六朝寫佛典斷片”。[2]該文書書法古樸,前、後、上三部殘缺,有界欄,存6行,有雙行小字夾注,茲錄文如下:

(前缺)

1 ﹍﹍﹍求者兼

2 ﹍﹍﹍道(脩道福報其利最多随分布以施化 )守

3 ﹍﹍(【 】爲守菩薩【 】□爲守)无患清淨

4 ﹍﹍(【 】淨之【 】□也)以是依諸佛

5 ﹍﹍(【 】□行【 】)是食﹍﹍﹍

6 ﹍﹍(【 】世次甘【 】【 】) ﹍﹍﹍

           (後缺)

井ノ口泰淳主編《西域出土佛典の研究》收有本件的圖版和錄文,[3]但未比對出經文名。經我們再次比對,文書大字所抄實爲孫吳支謙所譯《維摩詰經》卷下《如來種品第八》中的一段頌文:“(前略)七寶貨之大  求者兼與法  得報利弘多  隨布分斯  如禪解教  無患清靜道  以是依諸佛  常勇志不搖  是食甘露者  以解味爲漿(後略)”。[4]而雙行小字夾注則爲頌文之注疏。

令人遺憾的的是,上件文書今已不知藏於何處。在日本書道博物館,亦藏有一件與此件相關聯的佛典。據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一書介紹,該文書長2尺7寸,存字46行,8分書,正文之下有2行小注,吐魯番出土。[5]是書所刊圖版僅有2行文字,並訂名爲“維摩經注”。茲據圖版錄文如下:[6]

1 人說法當建是意以爲說法(幻士為幻人所說法者當来本无以 )

2 隨人本德所應當善見爲現智(當善德本 )

本件亦有界欄,正文所抄同爲吳支謙譯《維摩詰經》卷上《弟子品第三》:“(前略)彼爲非說爲非聞爲未,譬若幻士爲幻人說法當建是意以爲說法隨人本德所應當善見爲現智以大悲不癡妄爲成大乘(後略)。”[7]此件書法古樸,與上件相近,又同出吐魯番,且經名相同,並有雙行小字夾注,二者似屬同一抄本。

《維摩詰經》在中國古代是廣受民衆歡迎的大乘佛典之一,漢唐時期該經曾有7次傳譯(一說有6譯),譯者先後有東漢嚴佛調、孫吳支謙、西晉竺叔蘭、竺法護、東晉祗多蜜、後秦鳩摩羅什、唐玄奘等,今存僅支謙、羅什、玄奘三本,其中羅什本影響最大,羅什弟子及後人對《維摩詰經》作注者,多據羅什本,觀敦煌所出《維摩詰經》諸注疏本即可知此點。[8]在羅什本譯出之前,其他諸本的注疏情況,傳世文獻記載極少,而上揭吐魯番出土的兩件支謙譯《維摩詰經》注疏殘片的發現,使我們對這一情況有了一些新的認識。敦煌所出P3006號寫本,亦爲支謙譯《維摩詰經》注疏殘卷,此點最早似爲日本學者臼田淳三氏所揭出,[9]其後,臺灣釋果樸氏對該寫經殘卷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出版《敦煌寫卷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一書。[10]釋氏認爲,P3006號卷子造注者乃釋道安,其著作時間可能是公元376至379年間,地點或爲湖北襄陽,所注之經文爲竺法護翻譯的《維摩詰經》,[11]並推測前揭書道博物館所藏文書可能爲北人所造之注,其年代爲鳩摩羅什前之般若學興盛之時。[12]吐魯番所出的《維摩詰經》注疏本與敦煌所出P3006號之間有無聯繫?二者是否出自同一底本?是否也都同爲道安所撰呢?都是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不管如何,吐魯番出土的支謙譯《維摩詰經》注疏殘片,畢竟爲考察該經在北方地區的流行與傳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資料。

二 前秦僧伽跋澄譯《鞞婆沙論》注疏殘片

《西域考古圖譜》下卷佛典3-2還刊有一件同樣出自吐魯番哈拉和卓的佛典殘片,訂名爲“六朝寫佛典斷片”。[13]該件書法古樸,四面殘缺,有界欄,存5行左右文字,並有雙行小字夾注,茲錄文如下:

(前缺)

1 ﹍﹍(【 】□亦尔也上來雖【 】【 】□以五情對五□【 】)﹍﹍﹍﹍

2 ﹍﹍﹍( 【 】種礙者唯界礙【 】作論得中非馀二種也 )大□﹍﹍

3 ﹍﹍﹍﹍﹍障礙何入(問十二入中【 】共相障礙□【 】)﹍﹍

4 ﹍﹍(【 】色香味細【 】□ )餘入不可觸﹍﹍

(後缺)

《西域出土佛典の研究》亦收有本件的圖版和錄文,[14]同樣未比對出經名。經仔細核查,本件正文所抄爲前秦僧伽跋澄譯《鞞婆沙論》卷七《有對無對處第二十四》:“(前略)重說曰,謂大障礙者即是能捨,謂能捨者即是有對,餘者無對。重說曰,微合是有對。重說曰,陰是有對。重說曰,覆虛空是有對。重說曰,微合者即是陰,陰者覆虛空;覆虛空者即是有對,餘者是無對。問曰,何入障礙何入?有一說者,五入障礙內中身入,外色香味細滑,餘入不可觸。更有說者(後略)。”[15]雙行小字爲該經注疏。文書2行經文有一“大”字,今本《鞞婆沙論》未見此字,不知是否有脫漏?4行夾注“色香味細”,顯然是對經文“外色香味細滑”的注疏。

十四卷的《鞞婆沙論》,爲佛教毗曇部小乘經典,印度阿羅漢尸陀槃尼撰,罽賓三藏僧伽跋澄于前秦建元十九年(383)于長安譯出。釋道安撰有《鞞婆沙序》,敘及此經撰作、翻譯之緣由。[16]有關該經在南北朝時期的流傳和注疏情況,文獻記載極少。吐魯番出土的這件《鞞婆沙論》注疏殘片,大概是目前所知敦煌吐魯番所出佛典中並不多見的一件珍貴文獻,對研究高昌時期的小乘佛教信仰極有幫助。從書法看,其抄寫年代與上揭兩件《維摩詰經》注疏殘片相差不遠,很有可能在公元五、六世紀之間。至於爲此經作注者爲誰,筆者未能考出,存此以待方家。

三 後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疏殘片

小田義久教授主編《大谷文書集成》第三卷所收大谷8121號文書,是一件兩面書寫的唐代寫本,吐峪溝出土,四面缺,書法爲楷體,正面存7行文字,最早刊佈在《西域考古圖譜》下卷經籍10,訂名爲“唐鈔古書斷片”;背面存7行文字,有大小兩種字體,現錄文如下:[17]

(前缺)

1 ﹍﹍﹍﹍﹍﹍﹍﹍副車□

2 ﹍﹍﹍﹍﹍﹍﹍問博陸配

3 ﹍﹍﹍﹍□大逆爲罪未得

4 ﹍﹍﹍□吳蜀曰君臣并載

5 ﹍﹍﹍﹍﹍□避地東南達

6 ﹍﹍﹍﹍﹍﹍曰自古京師

7 ﹍﹍﹍﹍﹍﹍﹍﹍□□□

(後缺)

背面:

(前缺)

1 ﹍﹍﹍﹍﹍如來有佛﹍﹍

2 ﹍﹍﹍﹍□□名爲肉眼見□

3 ﹍﹍﹍﹍爲惠眼了見真性

4 ﹍﹍﹍覺名爲佛眼且存其五

5 ﹍﹍□脫唯證能知故偈云雖

6 ﹍﹍﹍﹍﹍﹍﹍意云何恒□

7 ﹍﹍﹍﹍﹍﹍﹍﹍□□﹍﹍

(後缺)

本件正面所抄內容似爲某種典籍,但究竟是何書,未能查出。而背面所抄大字,經比對,實爲後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18]小字是對“肉眼”、“惠(慧)眼”、“天眼”等詞的解釋,顯然是對該段經文的注疏。可以肯定,本件所抄爲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注疏。從所抄格式看,疏文似爲單行夾注。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又名《金剛經》、《金剛般若經》,乃印度大乘佛教經典。除羅什譯本外,尚有北魏菩提流支、南朝陳真諦、隋達摩笈多、唐玄奘及義淨等多種譯本,而羅什譯本流傳最廣,影響最大,後人依據羅什本進行注疏的也最多。經初步核查,吐魯番所出的這件《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疏內容,並不見於傳世或敦煌所出的其他注疏本,因此,它無疑應是另一種已佚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疏,儘管內容不多,但仍極珍貴,是我們研究《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諸注疏本及古人對該經認識、信仰狀況的又一新資料。

四 唐圓暉撰《俱舍論頌疏論本》注疏殘片

經認真比對,吐魯番所出大谷1045號、3945號、8117號、8119號四件文書,俱屬唐圓暉所撰《俱舍論頌疏論本》的注疏殘片。爲便於說明問題,茲先錄文如下:

大谷1045號:[19]

(前缺)

1 已閑省也安也器量寬遠猶如虛空﹍﹍

2 紳龜鏡之士也蓋者覆也過﹍﹍

3 牽各了駕遂置四相前丞後疑左輔右弼﹍﹍

4 常立其前莊束衣服令用大帶若无大典﹍﹍

5 □此曰蓋縉紳龜鏡之士也公前任﹍﹍

6 曰公也禮部侍郞者礼□□□□奉於□﹍﹍

7 曾者前職任是礼部侍郞也省司多﹍﹍

8 也司者曹司也多暇者多閑□而﹍﹍

9 臺司之□□務司司事分﹍﹍

10談義□請造略﹍﹍

11 遂者辭□者求也造者﹍﹍

12 越五典遂求□而製造頌□﹍﹍

13 大﹍﹍﹍﹍﹍﹍□懷遠□﹍﹍

14 □﹍﹍﹍﹍﹍﹍﹍﹍□﹍﹍

(後缺)

大谷3945號:[20]

(前缺)

1 ﹍﹍﹍﹍﹍﹍﹍﹍賈曾爾

2 ﹍﹍惟公者稱君尊也特謂殊

3 ﹍﹍□馬精□□神靈精明也

4 ﹍﹍﹍﹍﹍﹍﹍﹍﹍達

(後缺)

大谷8117號:[21]

(前缺)

1 □爲人也披之﹍﹍

2 不惑者不疑也尋﹍﹍

3 其猶執鸞鏡﹍﹍

4 其猶者相似也執者把也﹍﹍

5 者權也龍泉者劍之名也□﹍﹍

6 □□□□无事不見无理﹍﹍

7 ﹍﹍﹍﹍﹍﹍□□﹍﹍

(後缺)

(四)大谷8119號:[22]

(前  缺)

1 惻其聖﹍﹍﹍﹍

2 士詳﹍﹍﹍﹍

3 察也識也詳者看也見也正者改也焉﹍﹍

4 誤者後求明識之士請尋看而改而﹍﹍

5                         歲丁大荒洛月□﹍﹍

以上四件文書書法相近,除大谷3945號外,餘皆存大小兩種書體。其中8117、8119兩件圖版最早刊佈在《西域考古圖譜》下卷經籍9,訂名爲“唐鈔古書斷片”,並標明出自“吐峪溝”。需要說明的是,日本張娜麗女士在《西域發見の的文字資料——「大谷文書」中の的諸斷片について(二)》一文中,[23]業已比定出上揭1045、8117、8119三件同属圓暉《俱舍論頌疏論本》序記的注疏残片,而3945號則未能比對出。按3945號雖只有一種書體,但書法與其餘三件的小字完全一樣,細審其內容,所抄亦爲圓暉《俱舍論頌疏論本》序記的注疏。據圓暉序記載:[24]

至如七支無表之說,作傳律之丹青;三科蘊界之談,與弘經爲潤色。光光佛日,寔在茲焉。有正議大夫、晉洲刺史賈曾,惟公特稟異氣,別授精靈;文蓋雲間,聲雄日下;器宇冲邈,容止清閑,蓋縉紳龜鏡之士也。公前任禮部侍郎,省司多暇,歸心正法,乃相命談義,遂請造略釋。有大聖善寺懷遠律師者,清以戒珠,涼以風儀。既勤勤於法門,亦孜孜以勸誘。志存兼濟,故有請焉。在圓暉多幸,遭茲像化,咀以真詮。狎以蘭室。喜朝聞於夕殞,荷嚴命以斯臨。課以庸虛,聊爲頌釋。刪其枝葉,採以精華。文於廣本有繁,略敘關節;義於經律有要,必盡根源。頌則再牒而方釋,論乃有引而具注。木石以銷,質而不文也。冀味道君子,義學精人,披之而不惑,尋之而易悟。其猶執鸞鏡而鑒像,持龍泉以斷物。蓋述之志矣。愚見不敏,何必當乎。庶通鑑之士詳而正焉。將啓論端,六門分別。

大谷3945號第1行殘存有“賈曾也”三字,此賈曾,即序記中的“正議大夫、晉洲刺史賈曾”;第2行“惟公者,稱君尊也;特,謂殊……”數字,與3行“……□馬精□□神靈精明也”之記載,正是對序記中“惟公特稟異氣,別授精靈”一句的注疏,因此,可以斷言,3945號與其餘三件俱屬圓暉序記的注疏殘片,四件的前後順序爲3945+1045+8117+8119,同出自吐魯番吐峪溝。

按圓暉乃唐代前期著名高僧,《宋高僧傳》卷五列有其專傳,稱其“精研性相,善達諸宗。幼於《俱舍》一門,最爲銳意”。[25]所著《俱舍論頌疏論本》一書,在當時十分盛行,史稱:“兩河間、二京道、江表、燕、齊、楚、蜀盛行暉《疏》焉。”[26]吐魯番亦出有十餘件《俱舍論頌疏論本》殘片,說明是書在唐代西州也十分盛行。[27]關於圓暉《俱舍論頌疏論本》的撰寫和成書時間,日本學者上山大峻氏認爲在718-727年間,也就是唐玄宗開元六年至十五年之間。[28]此論似嫌寬泛。據上揭圓暉序記及《宋高僧傳》卷五圓暉本傳,圓暉撰寫此書,是在唐代著名文人賈曾的請求之下進行的,賈曾時任禮部侍郎。據嚴耕望先生考證,賀知章於開元十三年(725)由少太常選任爲禮部侍郞,次年四月十九日丁卯蓋五月換工部侍郞,賈曾蓋是年由少光祿遷任禮部侍郞,開元十五年(727)卒。[29]因此,圓暉開始撰寫此書,最早也應在開元十四年下半年。書成後,賈曾爲之作《阿毗達磨俱舍論略釋記》,[30]敘其原委。此時賈曾的官銜爲“正議大夫、持節諸軍使、晉洲(州)刺史”,說明賈曾已由禮部侍郎改官晉州刺史。前揭圓暉序記所說“有正議大夫、晉洲刺史賈曾,惟公特稟異氣,別授精靈;文蓋雲間,聲雄日下;器宇沖邈,容止清閒,蓋縉紳龜鏡之士也。公前任禮部侍郎,省司多暇,歸心正法,乃相命談義,遂請造略釋”,亦表明賈曾任禮部侍郎在先,任晉州刺史在後。按賈曾開元十五年卒,而《俱舍論頌疏論本》總有數十萬言,是書在開元十四年撰畢的可能性並不大。因此,筆者傾向于認爲,圓暉是書成於開元十五年的可能性最大。應該說,圓暉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撰寫成數十萬言的《俱舍論頌疏論本》,與其長期精研《俱舍論》有著深厚的學術積累是分不開的;同時,是書的撰寫,還得到了聖善寺懷遠律師的大力協助,這在圓暉序記及圓暉本傳中都有明確的記載。

如張娜麗氏前揭文所指出的,圓暉書成後,爲之注解者,有崇廙《金華鈔》十卷、《俱舍論頌疏義府鈔》二十卷(一說乾廣述),慧暉《俱舍論頌疏義鈔》六卷,遁麟《俱舍論頌疏記》二十九卷,後唐法盈《俱舍論頌疏序記》一卷等。[31]其中崇廙所著今已不存。上揭四件文書所抄內容不見於慧暉、遁麟、法盈著作,因此,其有可能爲崇廙已佚之《金華鈔》或《俱舍論頌疏義府鈔》。

關於上揭四件寫本的抄寫年代,大谷8119號文書末行“歲丁大荒洛月□……”數字,頗值注意。張娜麗氏業已正確指出,此指丁巳年,但推測此丁巳年可能爲唐文宗的開成四年(837)或唐昭宗的乾寧四年(897),則有欠妥當。據榮新江教授研究,803年以後,回鶻最終取代唐朝勢力,成爲吐魯番盆地的主宰。[32]而回鶻的曆法,據楊富學先生研究,有十二生肖紀年法、干支紀年法、七曜曆、五行與十二生肖相配的紀年法等。[33]“歲丁大荒洛(落)”乃漢民族所使用的太歲紀年法,《爾雅》卷中《釋天第八》“歲陽”條載:“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醜曰赤奮若。”[34]此爲典型的漢民族文化傳統。回鶻統治西州時期,當地不可能使用這樣一種太歲紀年法。又據敦煌所出P2132號《禦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卷下題記載:[35]

1 金剛般若宣演卷下   建中四年(783)正月廿日,僧義琳寫勘記。

2         貞元十九年(803),聽得一遍。

3         又至癸未年(803)十二月一日,聽得第二遍訖。

4         庚寅年(810)十一月廿八日,聽第三遍了。

5                                         義琳聽

6         常大德法師說。

榮新江教授據P2041《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下題記“廣德二年七月四日僧義琳於西州南平城城西裴家塔寫訖故記”,[36]判定義琳乃西州和尚,並據題記中“貞元十九年”之記載,指出該經應是在西州寫成,後則攜至沙州。[37]這一揭示表明,P2132號文書雖發現于敦煌藏經洞,卻可視爲西州寫經。該題記表明,在紀年問題上,同在803年,一個使用唐朝的貞元九年年號,另一個則使用癸未年,說明回鶻入主西州後,當地的漢文紀年已改用干支了。因此,張氏認爲上揭四件文書寫於回鶻統治西州時期,是有疑問的。再從四件文書所抄寫的書法來看,也並非屬回鶻統治西州時期之物。池田溫先生即據大谷8119號的書法,斷其年代約在公元8世紀。[38]總之,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分析,我們認爲,上揭四件文書的抄寫年代,斷在唐德宗大曆十二年(777)的丁巳年,方較合理。


[1]陳國燦、劉安志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

[2]香川默識《西域考古圖譜》,國華社,1915年。此據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版影印本,114頁。

[3]井ノ口泰淳責任編集《西域出土佛典の研究》,法藏館,1980年,10頁,圖版PL.IV。

[4]《大正藏》第十四冊,530頁,a欄。

[5]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李德範譯,中華書局,2003年,48頁。

[6]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49頁,圖版32。

[7]《大正藏》第十四冊,522頁,a欄。

[8]參閱《敦煌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675-677頁。

[9]臼田淳三《ぺリォ三○○六番漢文佛典注釋書斷片めぐつて——鳩摩羅什譯以前の維摩經注釋書》,《佛教史學研究》23-2,1938年。原文未獲讀,此據論文題目推知。

[10]釋果朴《敦煌寫卷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臺北法鼓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紙本未獲讀,此據網上下載之電子本:http://www.chibs.edu.tw/publication/LunCong/016/016.htm

[11]參見釋果朴《敦煌寫卷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第八章“結論”部分。

[12]參見釋果朴《敦煌寫卷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第二章第三節。

[13]《西域考古圖譜》,114頁。

[14]井ノ口泰淳《西域出土佛典の研究》,9頁,圖版PL.IV。

[15]《大正藏》第二十八冊,463頁,a欄。

[16]梁釋僧佑《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1995年,381-382頁。

[17]《西域考古圖譜》,226頁。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第三卷,法藏館,2003年,243-244頁,圖版四六。

[18]《大正藏》第八冊,751頁,b欄。

[19]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第一卷,法藏館,1984年,10頁,圖版一一五。

[20]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第二卷,法藏館,1990年,176-177頁,圖版九二。

[21]《西域考古圖譜》下卷經籍9,225頁;《大谷文書集成》第三卷,242頁,圖版四六。

[22]《西域考古圖譜》下卷經籍9,242頁;《大谷文書集成》第3卷,243頁,圖版四六。

[23]張娜麗《西域發見の的文字資料——「大谷文書」中の的諸斷片について(二)》,《學苑》第753號,2003年5月,22-23頁。

[24]《大正藏》第四十一冊,813頁,b、c欄。

[25]宋贊寧《宋高僧傳》,中華書局,1987年,95頁。

[26]《宋高僧傳》,96頁。

[27]參見劉安志、石墨林《〈大谷文書集成〉佛教資料考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二十輯,武漢大學文科學報編輯部,2003年,281頁。

[28]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法藏馆,1990年,392页。

[29]嚴耕望《唐仆尚丞郞表》,中華書局,1986年,117-118頁。

[30]《大正藏》第四十一冊,813頁,a欄。

[31]張娜麗《西域發見の的文字資料——「大谷文書」中の的諸斷片について(二)》,23-24頁。

[32]榮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傳》,原載柳洪亮主編《吐魯番新出摩尼教文獻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227頁;後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383頁。

[33]楊富學《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323-335頁。

[34]周祖謨《爾雅校箋》,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78頁。

[35]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311頁。

[36]《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308頁。

[37]《吐魯番新出摩尼教文獻研究》,227頁;《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383頁。

[38]《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327頁。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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