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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吐鲁番新出《唐显庆元年(656)西州宋武欢移文》


刘安志
2007-05-21 14:41:58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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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唐缺名移文

2006年8月底,笔者赴吐鲁番参加“唐代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承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三位先生主持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以下简称“整理小组”)关照,得以见到一些他们正在整理的近几年新出的吐鲁番文书。其中一件名为“移文”的唐代文书引起笔者的特别关注,蒙荣新江教授等“整理小组”诸位先生厚意,不仅惠示了他们的录文及相关文献材料,而且允许笔者研究发表,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这件名为“移文”的唐代文书,2004年出土于吐鲁番市东郊苏公塔东北2公里处的木纳尔102号墓,编号为2004TMM102:4+2004TMM102:6,尺寸为28.6cm×19cm、28.4cm×21㎝。总存12行,兹引录如下:

1  移文  脚靡一具  脚赦一枚  穴艮里一具  根袴一具  氵旱

2  衫一领  朱衣笼管具  白绫褶袴十具  紫绫褶袴十

3  具  白练衫袴十具  白银朱带二具  锦被蓐(褥)三具  被

4  锦一千张  杂色绫练各一千段  布叠一千匹(疋) 金钱一万文

5  银钱二万文  金刀子具  牛羊一千头  奴婢十具  金眼

6  笼具  燕明一枚  孝经一卷  笔研(砚)具  石灰三斛五谷

7  具  鸡鸣一枚  玉坠一双  耳抱具  攀天丝万万九

8 千丈………………

9 正信佛弟子竟(敬)移………………

10 若欲覓海西辟==时………………

11度  不得奄葛(遏)留亭(停) 急急汝(如)律令…………

12悉  平生上條所用之物—上所求好去

本件由两件文书缀合而成,1-7行为一片,8-12行为另一片,据“整理小组”意见:本移文出土于墓室。无纪年和主名。前面一纸形态完整,但是后有接缝痕迹,且文字内容未完;后纸(2004TMM102:6)内容与前纸相接,书体一致,且两件文书接合处文字“攀天丝万万九”与“千丈”正好可以接续,故很可能为同一移文。前纸背面无字,后纸背有文字6行,内容为《唐永徽四年八月安西都护府勘印文书》(三),有“永徽四年八月廿日”纪年。推测移文一纸写毕,而内容未完,故用永徽文书背面续写。笔者曾查看过两件文书的原件,认为“整理小组”的这一缀合是完全成立的。

文书缺纪年和主名,但纸背存《唐永徽四年八月安西都护府勘印文书》(三)6行文字,有“永徽四年八月廿日”纪年,可据以推知文书年代的上限。据《唐令》:“文案不须常留者,每三年一揀除。”[1]从永徽四年(653)往后推三年,正当永徽六年(655)。据此,可初步判断文书的年代在永徽六年以后。而同墓所出《唐显庆元年(656)宋武欢墓志》(04TMNM102:12),则对进一步确定文书的年代及死者姓名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兹转录志文如下:

1  君讳武欢,字□,西州永安人也。君,兵

2  曹参军之嫡孙,司马之贵子。生

3  □□下,有反哺之心;长堪强仕,

4  □尽节之志。不骄不贵,出自衽

5  生;行恭行敬,廪(禀)其天性。我君光

6  武王尚其高行,拜从行参军

7  事。计当与金石同固,保守长

8  年,掩然迁化。春秋六十一。显庆元年

9  二月十六日葬于永安城北。呜呼哀哉。

 据“整理小组”意见:此墓志出土于木纳尔1号台地的宋氏家族茔院内102墓,出土时侧立于距墓道口1.2米处的墓道西壁, 字面向内。青砖,呈正方形,长35、宽34.5、厚4.2厘米。墨底,朱书,从右至左竖行排列,字迹漫漶,共9行,约115字。墓志铭文不见墓志主姓氏,但该墓志出土于宋氏家族茔院,故定此墓志为宋武欢墓志。铭文最后两字为“哀哉”,边有颠倒符号,录文据此订正。

志文中的“光武王”,乃麴氏高昌国王麴文泰之谥号,西安所出《唐尼真如塔铭》记其祖麴文泰为“祖文泰高昌光武王”[2],吐鲁番所出《唐永徽六年(655)宋怀熹墓志》及《武周长安三年(703)张礼臣墓志》都有“光武王”之相关记载[3]。据志文,志主宋武欢在麴文泰统治时曾任过从行参军事之职,唐显庆元年卒葬于“永安城北”。“永安城”一称,不见于过去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和墓志,此处似为首见。关于其地理位置,过去学界曾有过一些不同的认识,但多属推测之辞,并无实证[4]。今据宋武欢墓志,可以确定,唐代的“永安城”,即位于今天吐鲁番市东郊的木纳尔墓的南面一带。

从前揭“移文”1-7行所记随葬衣物品名内容看,皆为男性所用物品;而且据纸背文书年代,可以判断“移文”的年代在永徽六年以后。而同墓所出宋武欢墓志记其葬于显庆元年二月,时间正前后衔接,因此,可以肯定,该“移文”实乃宋武欢之“移文”,年代也应在显庆元年二月[5],文书可据此订名为《唐显庆元年(656)西州宋武欢移文》。

文书首行所记“移文”二字,表明了文书的性质,这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明确标明其性质为“移文”的文书,为我们准确认识吐鲁番所出其他相关文书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参据。笔者曾在中日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吐鲁番所出数十件衣物疏进行过考察,认为吐鲁番所出衣物疏,根据其内容和性质可分为前后两期:以阿斯塔那169号墓所出《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孝姿随葬衣物疏》为分界,前期衣物疏继承了汉代以来的传统,既有单纯的随葬物品清单,又有虚拟、夸大并带有祈福色彩内容的随葬物品清单,地下神灵多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乃中国传统固有的神灵,可据汉代衣物疏的名称订其名为“衣物疏”或“随身衣物疏”;后期衣物疏则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大多采用了当时官文书“移文”的格式,并开始掺杂了佛教信仰层面的内容,行文遣词有着较为固定的程式,其性质应为“移书”或“移文”[6]。吐鲁番新出的这件《唐显庆元年(656)西州宋武欢移文》,以确凿无疑的事实证明了笔者已有的分析和判断。至此,我们似可以把吐鲁番所出公元543年以后的衣物疏都统一改订为“移文”。

吐鲁番所出543年以前的衣物疏,既无“敬移五道大神”、“持佛五戒,专修十善”之类的词句,也无“张坚固”、“李定度”之类的地下神灵;而在此之后,则统一使用了“移文”格式,以往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不复出现。这说明高昌丧葬礼仪在公元6世纪以后业已发生了某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高昌民众信仰变迁的若干轨迹。如佛教信仰及人死归于“东海”之冥世观念等等,都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7]

在丧葬礼仪活动中使用“移文”这样一种文书格式与地下神灵进行沟通,显然是借鉴了现实生活中官府之间往来的官文书“移文”的模式。对此,日本学者白须净真先生曾有过较为深入的探讨[8]。如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割据的时代,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南北政权长期对峙,各自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发展走向[9]。在这样一种历史大背景下,最先在丧葬礼仪活动中开创性地使用“移文”这样一种特殊的文书格式,究竟是南方或是北方呢?种种迹象表明,“移文”最先出现于南方。

据唐道士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卷15《入棺大殓仪第五》载[10]

 ……旧以白素书移文,今人纸书,亦得先条随身佩带于前,次送终物置后。道士移文:谨条某州郡县乡里观舍男女官三洞弟子某甲所受经法札目如左:……谨条三洞弟子随身寒夏衣裳及纸笔等札目:某衣某物。右件随身入棺中……维某年太岁甲子某月朔某日,天老移告天一地二、孟仲季、五路将军、蒿里父老、土下二千石、安都丞、里域真官、河伯水府、魂门监司、墓门亭长、山川泽尉、直符使者,今有三洞弟子某州郡县乡里男生某甲年如于今月某日某时,生期报尽,奄然舍化,魂升天府,形入地居……约勅所部,扶迎将送,不得留滞,令无障碍,迳至藏所。不使左右比庐、东西南北佗姓等鬼货名诈姓,妄生侵夺。明承符勅,不得有违。一如太玄都鬼法、女青诏书律令。

右移增损随时耳。

以上所记为道士卒葬时所用“移文”之范本。按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一书,分类抄录了道教各种科仪戒律,所引道书皆为六朝至唐初之三洞经戒科仪[11]。而且,从上揭道士“移文”所记“旧以白素书移文,今人纸书”及道士籍贯以“某州郡县乡里”标示亦可看出,这种道士“移文”应产生于隋唐以前。1977年长沙出土的刘宋元嘉十年(433)徐副墓券,从其内容和性质分析,极有可能就属于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所记的“移文”。为便于说明问题,兹先抄录徐副地券全文如下[12]

宋元嘉十年太岁癸酉十一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辰时。新出太上老君符敕:天一地二,孟仲四季,黄神后土,土皇土祖,土营土府,土文土武,土墓上、墓下、墓左、墓右、墓中央五墓主者,丘丞墓伯,冢中二千石,左右冢侯,丘墓掾史,营土将军,土中督邮,安都丞,武夷王,道上游逻将军、道左将军、道右将军,三道将军,蒿里父老,都集伯伥,营域亭部,墓门亭长,天罡、太一、登明、功曹、传送随斗十二神等。荆州长沙郡临湘县北乡白石里界官祭酒代元治黄书契令徐副,年五十九岁,以去壬申年十二月廿六日,醉酒寿终,神归三天,身归三泉,长安蒿里。副先人立者旧墓乃在三河之中,地宅侠窄,新创立此。本郡县乡里立作丘冢,在此山堽中。遵奉太山诸君丈人道法,不敢选时择日,不避地下禁忌,道行正真,不问龟筮,今已于此山堽为副立作宅兆。丘墓营域,东极甲乙,南至丙丁,西接庚辛,北至壬癸,上极青天,下座黄泉。东仟佰,各有丈尺,东西南北地皆属副。日月为证,星宿为明,即日葬送。板到之日,丘墓之神,地下禁忌,不得禁呵志讶。坟墓宅兆,营域冢郭,闭系亡者魂魄,使道理开通,丘墓诸神,咸当奉板,开示亡人道地,安其尸形,沐浴冠带。亡者开通道理,使无忧患,利护生人。至三会吉日,当为丘丞诸神言功举迁,各加其秩禄,如天曹科比。若干禁诃,不承天法,志讶冢宅,不安亡人,依玄都鬼律治罪。各慎天宪,明永奉行。一如太清玄元上三天无极大道太上老君地下女青诏书律令。

关于徐副墓券的性质,学者们多视为“买地券”,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从汉到六朝的买地券内容可以看出,买地券一般包含买卖时间、地点、买卖双方、土地所在及四至、土地价格、证人或知见人等基本要素。而上揭徐副墓券除了记载坟墓之“四至”外,既无买卖双方,又无土地价格和相关证人,丝毫未见有关土地买卖的记载。因此,定其性质为“买地券”,恐怕还存在疑问。其次,把徐副墓券与上揭道士移文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有不少相近之处。不管是“天老移告”,还是“新出太上老君符敕”,首先列出的地下神灵都是天一地二和孟仲四季(移文中当漏一“四”字),而且不少神灵名完全相同,如蒿里父老、墓门亭长、安都丞、冢中(地下)二千石等。移文所记“魂升天府,形入地居”,与墓券所言“神归三天,身归三泉”,意思大致相近。移文要求地下神灵“约勅所部,扶迎将送,不得留滞,令无障碍,迳至藏所。不使左右比庐、东西南北佗姓等鬼货名诈姓,妄生侵夺”,墓券则云“板到之日,丘墓之神,地下禁忌,不得禁呵志讶。坟墓宅兆,营域冢郭,闭系亡者魂魄,使道理开通,丘墓诸神,咸当奉板,开示亡人道地,安其尸形,沐浴冠带”,都是要地下神灵不得对死者神魂有所阻滞,从而使其顺利到达所在之地。有趣的是,吐鲁番所出诸“移文”中“不得奄遏留停”一语,也具有这方面的含义,这说明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又如“明承符勅,不得有违”,与墓券中的“各慎天宪,明永奉行”,都具同样的口吻。移文最后一句为“一如太玄都鬼法、女青诏书律令”,墓券则为“一如太清玄元上三天无极大道太上老君地下女青诏书律令”,二者意思亦相近,且“太玄都鬼法”,即墓券中所记的“玄都鬼律”。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徐副墓券的性质绝非买地券,而是严格意义上的“移文”。2002年湖北鄂州郭家细湾8号墓出土的刘宋元嘉十六年(439)蕑谦墓券[13],可以更进一步证明笔者的这一判断。该墓出土砖质墓券三方,其中两方所记内容基本相同,涉及用钱若干买地之事,是典型的“买地券”无疑;另一方则两面书写,所记内容与前揭徐副墓券多有相同之处。原考古发掘报告发表了三券文字摹本,未有释文,鲁西奇先生《六朝买地券丛考》一文首先做了释文,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14]。今据摹本并参考鲁先生释文重录两面书写的墓券内容如下:

元嘉十六年太岁己……庚申二日……新出太……敕……天一地二,孟仲四季,黄神后土……土营土府,土文土武,上墓下墓,左墓右墓,中央墓主,丘丞墓伯,冢中二千石,左右□侯,丘墓掾史,营土将军,土中督邮,安都丞,武夷王,道上游逻将军,当道将□,横道将军,断道将军,道上将军,道左将军,道右将军,中道□军,三道将军,蒿里父老,都集伯伥,营域亭部,墓门亭长,天魁、地罡、太上、征明、功曹、传送随斗十二神□。武昌郡武昌县东乡新丰里男生蕑谦,年六十五岁,以今己卯岁二月九日巳时,醉酒命终,□□三泉,长安蒿里……下地宅夹迮,自徙祖父母来葬在此石龟环里……凭大道□正之法,不择日选时,不避地下禁忌,惟道是信。今已于此山罡为谦立作宅兆。丘墓营域,东极甲乙,南极丙丁,西极庚辛,北极壬癸,上极青云,下极黄泉。东仟西佰,各有丈尺,东西南北皆属副。日月为证,星宿为明,即日葬送。板到之日,丘丞墓伯之神,地下禁忌,不得禁呵志认。坟墓宅兆,营域冢郭,闭系亡者魂魄,使道理不通,丘墓诸神,咸当奉板,开示亡人道地,□其尸形,沐浴冠带。亡者谦□通道理,永无忧患,利宥生人。三会吉日,当为丘丞诸□言……若□禁诃,不承天法,志讶冢宅,不安……罪。各慎天宪,明承奉行。急急如太玄清……道……地下女青诏书律令。

本券内容与上揭徐副墓券相比,除文字略有增损外,余皆大致相近,二者性质显然是相同的。鲁西奇先生业已注意到了其与同墓所出两方“买地券”之区别,指出此券侧重于“镇墓”,相当于罗振玉以来学术界通称之“镇墓券”,而另外两方则侧重于“买地”,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买地券”[15]。果如是,则前揭徐副墓券也可视为“镇墓券”了。刘昭瑞先生曾指出:“所谓镇墓文,是指墓葬中出土的反映死者及其亲属所具有的一定宗教意识及信仰的文字。其基本形式应该是在西汉时已出现的告地册、买地券类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延续到南北朝之末乃至隋唐时期,格式逐渐划一且了无新意,融入到了虚拟的买地券中。”[16]吴荣曾先生亦指出:“镇墓文一般包括以下几个内容:一是纪年月日。二是天帝使者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为死者解适,为生人除殃;三是说死生异路,死人魂归泰山,接受冥间官吏的管束;四是说利生人或后世子孙之类的吉利话。有的镇墓文中,还讲东、南、西、北或青帝、白帝之类有关阴阳五行的话。”[17]上揭徐副墓券、蕑谦墓券中,所记内容反映的都是太上老君敕告地下神灵、令其不得阻滞死者魂神到达藏所,其性质恐怕不能与“镇墓文”等同,而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移文”。至于此种“移文”与“镇墓文”之间有无关联?还须另作研究。

广东始兴县都圹村所出的两方刘宋元嘉十九年(442)妳女墓券[18],亦颇值关注。其中一方文字较完整,是典型的“买地券”无疑,另一方则残损严重,仅存“□□元嘉十九年太岁壬午十一月癸卯□廿……子(季),黄神后地(土),地(土)里(皇)土祖,土……游罗将军,当道将军,横……地下女□□言(书)……”等文字。从残存文字分析,本件内容与前揭徐副墓券、蕑谦墓券相近,鲁西奇先生同样指出其属于“镇墓券”性质[19]。而笔者则认为,其属于“移文”性质。由此不难看出,同一个墓中出有“移文”与“买地券”两种不同性质的地券,此种现象在当时南方并不少见。这其实是已有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江苏南京江宁丁甲山1号墓出土的西晋太康六年(285)曹翌墓券[20],可说明这一问题。该券两面刻书,正面内容为:

太康六年六月廿四日,吴故左郎中、立节校尉、丹阳江宁曹翌,字永翔,年卅三亡,买石子岗坑虎牙之田,地方十里,直钱百万,以葬,不得有侵抵之者。券书分明。

 背面内容为:

 奴主、奴教、婢西,右三人是翌奴婢。故布褠一领,故练被一张。

诚如鲁西奇先生所言:“此券背面实可视为遣策(或衣物疏),其所记为随葬器物名单。”[21]本件正面所书为买地券,而背面则为衣物疏,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地券同刻写于一方铅质砖上,说明衣物疏与买地券可以并存于一墓之中。而“移文”又是在“衣物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22],因此,湖北蕑谦墓、广东妳女墓中既出有“买地券”,又出有“移文”,其实是有着历史渊源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方所出六朝墓券中,还存在有把“移文”与“买地券”两种不同性质的内容合在一起书写的情况,武昌东郊何家大湾193号墓所出南朝齐永明三年(485)刘觊地券即是如此。券文内容如下[23]

 齐永明三年太岁乙丑十一月甲子朔十二日乙亥,新出老鬼太山老君符敕:天一地二、孟仲四季、黄神后土,土皇土祖、土营土府、土文土武,墓上下左右中央墓主,丘丞墓伯,冢中二千石,左右墓侯,五墓将军,营土将军,土中督邮,安都丞,武夷王,蒿里父老,都集伯伥,营域亭伥,部墓门亭伥,功曹、传送、大吉、小吉、胜先、神后、太一、征明、天魁、天罡、从魁、太冲随斗十二神等,南阳郡涅阳县都乡上支里、宋武陵王前军参军事、□□□□□参军事刘觊,年卌五,以齐永明二年□□四月十五日□命□,□归三天,身归三泉,长安蒿里。父元山,宋衡阳王安西府主簿、天门太守,宋南谯王车骑参军事、尚书都官郎;祖肃,将军参军事、给事中,旧墓乃在荆州照心里。中府君今更新其丘宅,兆在江夏郡汝南县孟城山北。中府君敬奉太上老君,道行正直,不问龟蔡。封域之内,东极甲乙,南极丙丁,西极庚辛,北极壬癸,上极青天,下极黄泉。从此土神买地,价钱八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毕了。日月为证,星宿为明,即日葬送。丘墓之神、地下禁长,不得莫胡志记;坟墓千□,□濊不得随注。生人毋敢大意,明然奉行。一如泰清玄元、上三天无极大神、太上老君陛下之青诏书律令。

与前揭道士移文、徐副墓券(移文)、蕑谦墓券(移文)相比较,刘觊墓券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如有关祖父的名讳及仕宦、土地的买卖及价格等。又如“新出老鬼”一语,亦为过去墓券所无,颇值注意[24]。总之,刘觊墓券既有太上老君“符敕”地下神灵的“移文”,又有买卖土地的内容,这显然是“移文”与“买地券”二者的综合。应该说,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现象,但似乎并不具有普遍性。

1978年5月至1980年12月,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在资兴县旧市、厚玉等地发掘出三方陶质墓券,其中M413出二方,M474出一方,均置于亡人头部[25]。据原发掘报告,M413为双人合葬墓,所出墓券一属民女何靖,但纪年已残缺;墓券二纪年为梁普通元年(520),缺主名,当属何靖亡夫[26]。M474所出墓券纪年为梁天监四年(505),亦缺主名。原报告业已指出,此三方墓券并无买地内容,不能算作“买地券”;也没有衣物清单,更不是衣物券。其只有“护照”的性质。又指出三方墓券与徐副墓券、刘觊墓券的主要内容几乎完全相同,说明从宋到梁80余年的葬俗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墓券所反映的道教神仙迷信思想是广为流传的。这一揭示很有见地,颇值重视。从三方墓券所记格式及内容看,与前揭徐副墓券(移文)、蕑谦墓券(移文)基本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显然存在着前后的继承和因袭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其性质亦为“移文”,同时也说明刘觊墓券中兼具“移文”与“买地券”双重性质的这一现象并不普遍。

从刘宋元嘉十年(433)徐副墓券(移文)到梁普通元年(520)何靖亡夫墓券(移文),历时近百年,在墓券的书写格式及内容上大都相同,并无本质的差别,其间的因袭与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这说明南朝时期南方民众在丧葬礼仪活动中,业已较为普遍地使用了“移文”这一特殊的文书格式。从徐副、蕑谦、刘觊、何靖诸“移文”内容看,明显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徐副身份为天师道道徒,蕑谦、刘觊身份为官员,何靖则为一般平民女姓,但他们或“遵奉太上诸君丈人道法”,或“敬奉太上老君”,或“惟道是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道教的信仰。湖南长沙所出刘宋元嘉十年(433)徐副“移文”表明,“移文”在刘宋统治时期的南方业已出现,而同地所出的石质《东晋升平五年(361)六月周芳命妻潘氏随身衣物疏》[27]又昭示我们,东晋时期当地沿用的仍然是汉代以来的传统[28]。据此可以推断,南方地区由“衣物疏”向“移文”的转变,当在公元4、5世纪之交。易言之,“移文”最先出现于南方,是在4世纪末到5世纪初这一段时间内。而南方这种“移文”的产生,又可能与道教有一定的关联,这从上揭诸移文可以看出某些端倪。

北方使用“移文”的时间则比南方稍晚,在内容及所体现的民众宗教信仰特征方面,也与南方有着较大的差异。吐鲁番所出“移文”最早时间是公元543年,比南方晚了100多年。除吐鲁番地区之外,山东临朐县亦出有《北齐武平四年(580)七月高侨妻王江妃移文》[29],甘肃敦煌莫高窟北区B228窟也出有《河西大凉国安乐三年(619)郭方移文》[30],这说明北方地区“移文”的使用也较为普遍。比较南北双方使用的“移文”,可以发现,北方“移文”多记有各种衣物品名,而南方“移文”则未见有相类似的记载,南方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是未有发现还是本来就无这方面的内容,并不是很清楚;另外,北方“移文”多为佛教僧人如果愿“敬移五道大神”,而南方“移文”则多为“太上老君符敕天一地二”诸地下神灵或“天老移告天一地二”。而且,北方“移文”多强调亡者在生时“持佛五戒,专修十善”,与南方“移文”中所记“遵奉太上诸君丈人道法”、“敬奉太上老君”、“惟道是信”,都有很大的差异,这或许反映了两地在丧葬礼仪中所受宗教影响程度的不同。易言之,北方民众在丧葬礼仪活动中,可能较多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而南方则可能较多受到了道教的影响,这是南北双方在丧葬礼仪文化中的一大差异,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从湖南长沙出土的宋元嘉十年徐副“移文”看,南方至迟公元433年业已在丧葬礼仪中使用了“移文”这一特殊的文书格式,而同一时期的北方,仍在行用自汉代以来的传统的“衣物疏”形式,如吐鲁番所出的《北凉缘禾五年(436)缺名随葬衣物疏》[31]、《北凉缘禾六年(437)翟万随葬衣物疏》[32]、《北凉承平十六年(458)武宣王且渠蒙逊夫人彭氏随葬衣物疏》[33]等,知见人或见证人多为传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灵。直至公元6世纪以后,吐鲁番地区才开始行用“移文”。从时间的前后关系看,北方“移文”的使用,很有可能受到了南方“移文”的影响,或者说是渊源于南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吐鲁番所出诸“移文”中,知见人或见证人已由原来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灵一变而为张坚固、李定度。而张坚固、李定度二神灵名又最先出现于南方。上文业已指出,湖北鄂州蕑谦墓中还出有两方严格意义上的宋元嘉十六年(439)蕑谦“买地券”,券中已记有张坚固、李定度二神灵名。鲁西奇教授业已指出,这是目前所见资料中最早有张坚固、李定度共同出现者[34]。说明至迟公元439年,南方业已出现了张坚固、李定度之类的地下神灵名,而吐鲁番地区直到6世纪才开始有了此类神灵名的出现,在此之前皆为传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灵,很显然,吐鲁番所出诸“移文”中的张坚固、李定度二神灵,系由南方传播引进而来。当地民众把南方“买地券”中的神灵引入“移文”之中,这其实是一种新的创造和发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昌文化的特色。总之,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所使用的“移文”,显然受到了南方“移文”及“买地券”的影响,而且有可能直接从南方传播而来。

南北朝时期,尽管南北政权双方长期对峙、分裂割据,西域与江南之间的交通并没有因此而有所阻隔,仍然通过吐欲浑居住的青海地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这条名为“河南道”的著名交通要道上,朝聘使节、求法僧侣及商旅行人络绎不绝,从而密切了江南与西域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35]。吐鲁番出土文书表明,在高昌地区就有一些来自江南的“吴客”。《北凉承平七年(449)凉王大且渠安周供养〈持世〉第一题记》载[36]

1 持世第一

2 岁在己丑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经

3 吴客丹阳郡张休祖写

4 用帋廿六枚

 张休祖身份为“吴客”,其籍为丹阳郡,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表明张休祖来自江南。唐长孺先生曾指出:“而此经题记却不记年号,不称臣,表明张休祖是来自江南的寓客,不是北凉的臣民。他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从丹阳到达高昌无从查考,但由此可证高昌和江南不仅有官府的使命往来以及僧徒行踪,也还有普通人较长期的流寓。”[37]不管张休祖来到高昌的目的和原因是什么,他能够进入凉王且渠安周的王府,为其抄写《持世经》,说明他是有知识文化的人,他由江南来到高昌,恐怕也并非孤身一人,与他一起同来的当还有其他一些人,只不过不见记载而已。1997年在吐鲁番洋海1号墓出土一件大约永康九、十年(474-475)所写高昌送使的记录,其中往来的使者就有从南朝的吴客[38]。又吐鲁番哈拉和卓90号墓所出永康年间《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中,就有“……匹,付得钱,与吴儿折胡真”[39]的记载,这说明在公元6世纪以前,由江南来到高昌的“吴客”、“吴儿”并不少见。像张休祖一类的“吴客”,他们作为有知识文化的人,如果在高昌的流寓时间较长,是有可能会把江南的一些文化习俗带到高昌来的。吐鲁番所出的宋昇明元年(477)竟陵郡开国公萧道成供养《妙法莲华经·普门品》题记[40]及某经题记[41],即表明这些原本抄写于江南的佛经或佛经题记,是由人从江南带到吐鲁番盆地的。吐鲁番文书中的“吴客”、“吴儿”,可能即与这些北传的佛经或佛经题记有关。因此,笔者推测,高昌地区公元6世纪以后在丧葬礼仪方面所使用的“移文”,很有可能即经由这些“吴客”、“吴儿”由江南传播而来。至于北方其它地区如敦煌、山东等地“移文”的使用,是直接来自江南还是通过其它地区传播而来,并不是很清楚,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唐长孺先生的《论南朝文学的北传》[42]、《跋吐鲁番所出〈千字文〉》[43]等论文,深刻揭示了南朝文学、蒙书的北传及对北方的深远影响。而南朝丧葬礼仪中的某些方面,如“移文”的使用,张坚固、李定度等地下神灵名,同样也传播到了北方,并对北方地区的丧葬礼仪产生过影响。本文的研究。或许可作为唐先生宏论的一点补充和说明。

论及高昌的制度与文化,学者们多认为其源自汉魏之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南朝制度文化对高昌的影响亦不容小视。吐鲁番出土麴氏高昌王国重光三年(622)文书记当时有官名“儒林祭酒”[44],据王素先生考证,此“儒林祭酒”为东晋南朝将军府和校尉府的属官,麴氏王国所设之“儒林祭酒”,乃麴坚与梁朝交通,从梁朝移植过去的[45]。本文的粗浅探讨也表明,公元6世纪以后,高昌的丧葬礼仪亦深受南朝的影响。由此可见,高昌的制度文化中,除汉魏之制这一主要因子外,南朝因子亦是一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1]《唐律疏议》卷19《贼盗》“即盗应除文案者”条,中华书局1993年版,351页。

[2]参杨兴华《西安曲江发现唐尼真如塔铭》,载《文博》1987年第5期。

[3]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481页、611页。

[4]参见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77页。

[5]笔者曾仔细比较过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移文)与同墓所出墓表、墓志的时间,发现二者多为同时,极个别衣物疏(移文)时间则比墓表所记时间稍早数日。

[6]拙文《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研究二题》,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2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5年版。

[7]拙文《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研究二题》第2节曾对吐鲁番所出诸“移文”中的“东海”一词有过探讨,认为“东海”是阴间、冥世的所在地,人死归于“东海”是6世纪以来高昌民众的普遍信仰。

[8]白须净真《随葬衣物疏付加文言(死者移书)の书式とその源流》,《佛教史学研究》第25卷第2号,1983年,72-99页。

[9]参见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2篇《论南北朝的差异》,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0]《道藏》第6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996-997页。

[11]参见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298页。

[12]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出土南朝徐副买地券》,《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岳麓书社1982年版。原报告未获读,此处录文据王育成《徐副地券中天师道史料考释》(载《考古》1993年第6期)、鲁西奇《六朝买地券丛考》(载《文史》2006年第2辑)二文中的录文综合而成。

[13]黄义军、徐劲松、何建萍《湖北鄂州郭家细湾六朝墓》,载《文物》2005年第10期。

[14]鲁西奇《六朝买地券丛考》,载《文史》2006年第2辑,140-142页。

[15]鲁西奇《六朝买地券丛考》,142页。

[16]刘昭瑞《汉魏石刻文字系年》,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版,262页。

[17]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载同著《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363页。

[18]廖晋雄《广东始兴发现南朝买地券》,载《考古》1989年第6期。

[19]鲁西奇《六朝买地券丛考》,144页。

[20]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21]鲁西奇《六朝买地券丛考》,132页。

[22]笔者曾考证指出,在隋唐以前,与死者一同埋入地下的随葬物品清单,经历了遣策、衣物疏、移文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参拙文《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研究二题》。

[23]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载《考古》1965年第4期;又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期)附有刘觊买地券拓本及郭沫若手书之释文。此处录文参考了鲁西奇《六朝买地券丛考》中的释文,145-146页。

[24]刘昭瑞先生对此曾有过解说,参见作者《“老鬼”与南北朝时期老子的神化》,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25]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晋南朝墓》,载《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26]鲁西奇《六朝买地券丛考》一文把二墓券合并为一,由此认为何靖墓券的纪年亦为梁普通元年,当误。149-150页。

[27]李正光《长沙北门桂花园发现晋墓》,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28]长沙出土的《东晋升平五年(361)六月周芳命妻潘氏随身衣物疏》,与吐鲁番所出早期衣物疏极为相近,说明南北双方都在继承着汉代以来的传统。参拙文《吐鲁番衣物疏研究二题》。

[29]端方《陶斋藏石记》卷13,叶六至叶八。《文物》1965年第10期刊有其图版(图8)。池田温《中国古代墓葬の一考察》(载《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第6号,1960年,55-56页)、韩森《中国人是如何皈依佛教的?——吐鲁番墓葬揭示的信仰改变》(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7页)、余欣《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载《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1期,64页)三文俱有录文。对其内容和性质的分析与判断,参见拙文《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研究二题》,

[30]樊锦诗、彭金章《敦煌莫高窟北区B228窟出土河西大凉国安乐三年(619)郭方随葬衣物疏初探》,载《敦煌学》第25辑,2004年,516页。

[31]《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1册,98页;图录本第1册,47页。

[32]《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1册,176-177页;图录本第1册,85页。

[33]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0-22页。

[34]黄义军、徐劲松、何建萍《湖北鄂州郭家细湾六朝墓》,载《文物》2005年第10期。鲁西奇《六朝买地券丛考》,143页。

[35]参见唐长孺先生《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载同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168-195页。

[36]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版,图11,86页。

[37]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190页。

[38]参见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简介》,提交“唐代与丝绸之路——吐鲁番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与作用”学术研讨会论文,吐鲁番,2006年8月,3-4页。

[39]《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2册,17页;图录本第1册,122页。本件缺纪年,但同墓所出有永康十七年(482)文书,其年代亦相当。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即系于460-488年之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265页。

[40]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91页。

[41]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91-92页。

[42]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载《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

[43]唐长孺《跋吐鲁番所出〈千字文〉》,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4]《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3册,271页;图录本第1册,423页。

[45]王素《麴氏高昌职官“儒林祭酒”考略》,载《文物》1986年第4期。

 

后记:在《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研究二题》(载本《资料》第22辑)及这篇小文中,笔者曾依据唐人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卷15所载“道士移文”及南方所出徐副墓券等相关资料,推断古代丧葬礼仪活动中“移文”的使用,应最先出现于南朝,时间大致在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承刘屹先生赐教,日本学者小林正美教授在其《唐代の道教と天师道》第2章《天师道における受法のカリキュラムと道士の位阶制度》中指出,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卷15、卷16《道士吉凶仪》,是根据南朝梁代道士孟景翼、孟智周的《丧礼仪》等书编纂而成。“道士移文”在二孟的《丧服仪》中也被记载了,其做成年代可以推定为梁代初期(日本知泉书馆2003年版。李之美汉译文《天师道的受法教程和道士位阶制度》,载程恭让主编《天问》丙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96-330页)。小林教授的研究,可从侧面进一步证明笔者对“移文”出现时间和地点的基本判断大致不误。另外,这篇小文亦曾得到侯旭东先生的赐教,在此谨向二位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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