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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的古代印本


茨默著 桂林、杨富学译
2007-08-20 15:42:55 阅读
译者提供,原刊《陇右文博》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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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译按】此文介绍了柏林收藏的许多珍贵古印本,对研究印刷出版史颇为重要。但文中关于韩国发现的佛经是世界上迄今所见最早的印本一说,则与事实不符,因为我国新疆、陕西都已出土有更早的印本。印刷术发明于中国,这是肯定无疑的。

世界上的印刷品最早产生于何时何地,学界迄无定论。本世纪初,斯坦因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寻得印本《金刚经》一卷,尾题唐咸通九年(868),刻板地当在四川。[1]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视之为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

1966年,韩国在修复南庆州佛国寺释迦塔时,于一石塔内发现有木刻板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其时代不晚于751年。[2]早于敦煌本《金刚经》百余年,也比日本所谓宝龟本(770)百万塔《无垢净光经根本陀罗尼》早数十年。[3]

发明印刷术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前提:除了刻板外还需要各种印刷材料。早在公元前100年,中国人就发明了纸张,这一发现诱发了印刷事业的飞跃。[4]据考,早在7、8世纪间,中国的雕板印刷已有了相当的发展。随着古代东方地区其它文字的形成,中国的印刷术犹如春风吹遍了世界,率先得到沐浴的便是她的邻邦。

在人迹罕至的塔里木盆地,自19世纪始,其废墟陆续得到发掘,丰富的出土物引起了世界的轰动,人们籍此得以重新认识这里湮没已久的文化。成就尤为突出的是柏林民俗博物馆派往吐鲁番及周邻地区的探险队。除了工艺品和其它考古发现之外,他们还把大量的纸质和其它书写材料之文献残卷携至柏林,而那里正是1912年东方委员会建立以来研究吐鲁番写本的基地。德国科学院历史与考古中央研究所吐鲁番研究小组的工作先后由施坦尼茨(Wolfgang Steinitz)和哈蔡(Georg Hazai)担纲。在60年代,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中亚、东方古代历史、考古的研究之中,在国内外同仁的合作下,相继对藏品中的印度语、蒙古语、叙利亚语和藏语文献进行了编目,并陆续整理出版。此外,专题著作和论文也大量问世,并陆续整理出版。此外,专题著作和论文也大量问世,为中亚古代文化的研究起到了宝贵的奠基石作用,不管在宗教、文学还是在社会历史方面,莫不如此。

如所周知,雕板印刷术的出现与佛教的活动密不可分,柏林所藏的2000余件吐鲁番印本残片仅仅是佛教典籍之沧海一粟,其印成的时间应在9~14世纪之间,仅有一小部分回鹘文和蒙古文印本可依其尾跋而确定其准确日期,其时均在蒙元时代(13~14世纪)。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曾推断这些印本的印刷地点就是吐鲁番绿洲,[5]但至少仍缺乏直接证据。上有题跋的印本多称其书刻成于中都(即大都,今北京)或甘州,也有的来自中国南方的福建。[6]由是观之,吐鲁番出土印本的刻成地目前尚难定论。但有种推测似较可信,即在蒙元时代,首都寺院的印刷作坊及其它印刷点曾受托印制非汉文的印刷品,依中亚人书写的模板刻印经书。至于黑城,则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西夏印刷品当为当地所印,因为经过发掘,这里已有木雕板出土。这里值得说明的是,敦煌发现的上刻回鹘文字的木活字实证了活字印刷在当地的存在,并反映了当时的印刷水平,与北宋以来的中原活字印刷技术无二致。[7]

最早由葛玛丽(A. von Gabain)系统研究刊布的柏林吐鲁番印本残卷大都为木雕板。[8]装订形式以卷轴和蝴蝶装为主,但也有单叶的印刷品,它们是一些护身符、年历或图画之类。相对较晚的中亚诸语木雕板印刷品不少,但奇怪的是竟未发现一件用吐火罗语或粟特语印制的文书。

德国科学院藏品中的木刻印刷品语种甚多,包括:以婆罗谜文、波罗文、回鹘文拼写的梵语;以藏文拼写的藏语;以西夏文拼写的西夏语;以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方块字拼写的喀尔喀蒙古语;以婆罗谜文,主要是以回鹘文拼写的古突厥语和以汉文拼写的汉语。其中以后二者即古突厥语和汉语的应用最为广泛,有上千件印本残卷,而以西夏语印本最为少见,很可能是人们偶然携至吐鲁番的。蒙语、藏语印本数量不多,但较为完整,梵语印本也相对较少。截至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汉语印本残片已得到整理、确认并编目。

尽管古突厥语印本还未编目,但甄别与清理工作已初见成效,有关回鹘印刷术方面的不少问题已能得到总括性的、细致的解答。大部分蝴蝶装柏林残卷都可确认为佛教典籍之余留,还有一部分系据汉人所撰伪经译出。这些译本有的对原作有所改动,如《观无量寿经》中的阿弥陀佛赞文,在译为回鹘语时,译者即把其中的偈语改为押首韵的格律诗。[9]民间佛徒极崇拜具有禳灾除祸功能的《北斗七星经》。该经现有14世纪的古突厥语译本留存,转译自藏语,而藏译本又译自汉文。

在木板印刷的初始阶段肯定出现过带有插图的单叶印刷品。在木板上凸雕的佛像可重复印刷,既可印成单身,又可使数像并列,吐鲁番发现的一佛二菩萨式尊像画印本残片即为多像之例证。敦煌发现的这类单叶印刷品为数也不少。

图文并茂这种形式最初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在书的开首印上一叶或多叶图画。这类书籍卷首的插图描述的均为经中的主要人物,恰如卡特发表的那副木刻画一样。[10]罗勒·桑德尔(Lore Sander)和我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件印刷品实为《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名号经(Ārya-Aparamitāyurjmāna- mahayāna-sūtra)》古突厥语译本之卷首插图。[11]这部依据藏文译本而转译的经典显系蒙元时代(13~14世纪)之遗物。除其第一叶(对折叶,四面)比较完整外,其它部分都甚为残破。关于书籍卷首插画的例子还可举至今尚未确认的伪《如来藏经(Garbha-parimocana-sūtra)》。这一插图似乎带带有另外的作用,因为画中表现的是佛弟子阿难如何运用佛祖传授的魔法使一怀孕牡鹿顺利生产的故事。

印制插图最复杂的过程在于把图和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常用的办法是把图置于每页上部,约占版面三分之一左右,并画出边框。但也经常有图文各占一半的情况,只是文书中尚未发现图画占满全面的情况。在散乱的木刻印刷品残片中,迄今为止仅有两本带有插图的书籍可以复原,且均为短篇故事。其中之一为回鹘语译之佛本生故事汇编,《须大拏太子本生》在该汇编中占有尤为突出的位置。须大拏太子的故事在佛教国家颇受欢迎,他施舍一切,被视为无私和慷慨的象征。这一生动故事后来又可见于蒙古文文献中,图文并茂,极富可读性。

梵语在蒙元时代是回鹘佛教徒经常使用的一种语言。很多木刻本蝴蝶装书籍都用其文字给回鹘语中出现的印度语词汇标音。吐鲁番出土的梵一回鹘语对照本《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Mañjuśrīnāmasamgīti)》印本的发现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非佛教作品中用木刻本印制的为数甚少。柏林藏品中蒙古历书印本残卷基本是依照汉文的范本印制的,这种情况也同样可见于回鹘文历书残卷,只是二者依自己的情况对汉文的年历形式稍有变通。今天我们知晓回鹘人在元代和汉、蒙古、藏诸族一样拥有自己的历法,还得归功柏林吐鲁番写本中这类印本的发现。

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语文献残卷堪称印刷品中的精品,内容为著名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班·页噶坚赞(1182~1251年)之《萨迦格言(Subhāsitaratnanidhi)》,系用八思巴遵忽必烈旨所创制的方块字印成。要从中亚文献中找出更多的印刷品实证,以解决人类印刷史上之悬案,我们应把萨班·贡噶坚赞的名言作为座右铭:

即使明早要死,也要学习知识。

满足一知半解,终将一事无成。[12]

本文译自德国《古代(Das Altertum)》第35期,1989年,第185~190页


[1]  杜希德(D. Twitchett):《中世纪中国的印刷与出版(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伦敦,1983年,第32页。

[2]  戴仁(J. P. Drège):《写本与印本之兴(Le livre manuscr1it et les dèbuts de la xylographie)》,《远东南亚的书籍与印刷(Le livre et l’imprimerie en Extrême-Orient et en Asie du Sud)》,波尔多,1986年,第36页。

[3]  同上。

[4]  伯希和(P. Pelliot):《中国印刷术的初兴(Les debuts dé l’imprimerie en chine)》,巴黎,1953年,第18页。参见T. Pokora:《世界上最古的纸张及其相关问题(Das àlteste Papier der Welt und seine Probleme)》,《古代(Das Altertum)》第31期,1985年,第113~119页。

[5]  卡特(Th. Fr. Carter):《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纽约,1925年,第102页以下。

[6]  卡尔梅(H. Karmay):《早期汉藏艺术》,沃敏斯特,1975年,第48页。

[7]  马奎恩(F. Macouin):《论回鹘活字印刷(A propos de caractères d’imprimerie ouigours)》,《法兰西书史评论(Revue Francaise d’histoire du livre)》第42期,1984年,147页以下。

[8]  葛玛丽(A.von Gabain):《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残卷(Die Drucke der Turfan­-Sammlung)》,柏林,1967年。

[9]  茨默、百济康义:《回鹘文观无量寿经》,京都,1985年。

[10]  前引卡特书,58页。参见梯楼(Th. Thilo):《东亚汉文系统之分布范围(Die Ausbreitung des chinesischen Schriftsystems in Ostasien)》,《古代》第31期,1985年,105页。

[11]  桑德尔(Lore Sander):《〈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名号经〉扉页之甄别(Towards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Frontispiece of the Aparimitā-yurjnānāmahazanasūtra)》,《戴瓦拉米特拉纪念集(Devalamitrā- Festschrift)》,新德里(待刊)。

[12]  包逊(J. E. Bosson):《格言宝库—萨迦班智达〈萨迦格言〉藏蒙文本(A Treasury of Aphoristic Jewels:The Subhāsitaratnanidhi of Sa-skya Pandita in Tibetan and Mongolian)》,布鲁明顿,1969年,202页。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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