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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师考 ——兼论前、后二部的分化及车师六国诸问题


薛宗正
2009-09-21 18:46:40 阅读
作者提供,原刊《兰州学刊》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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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车师并非吐鲁番盆地的原居民,其原住地本为濒临大沙海而居的今鄯善县境,初译姑师,汉宣帝时期与匈奴激烈争夺西域,始出现了车师前后部的历史分化,新朝至东汉前期演变为车师后部为盟主的车师六部联盟,东汉再开西域,控制了车师前部,后部则隶属北匈奴,自此分道扬镳,分而不复合,自此,前、后二部各自走上不同的历史归宿。

关键词】西域;民族史;吐鲁番;中国古代史

 

车师乃古代西域重要族群,其临海之谜安解?这一古族的原居地究在哪里?何时才出现了前、后二部历史分化?又怎样进一步演变为“车师六国”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盟主究竟是车师后部还是车师前部?何以车师分而不再复合,其前、后二部归宿各异?凡此种种,迄今仍是一团学术迷雾,须加深入考证,逐一解决。兹分论如下。

 

一、车师临泽,临海之谜及其原居地

 

车师初名姑师,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谓其为临泽之国:

 

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当孔道,攻掠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赵破奴将属国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

 

《正义》云:“姑师即车师也。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姑”,攻乎切,见纽(k)、虞韵(ü)、上古入麻韵(a),师,霜夷切,穿纽(t∫),支韵(i)上古入鱼韵(o)、复原其上古音值皆为kaša,姑师、车师显然是同音异译。据此,姑师与楼兰为邻,当孔道,居于“盐泽”即今罗布泊沿岸。在《汉书》卷96《西域传》中也是楼兰、姑师并提,但没有明确提及“临盐泽”的记载,仅言及“楼兰、姑师当道”,即当汉通西域孔道。其后接记:

 

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数为楼兰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恢为浩侯。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

 

据此可知,姑师、楼兰并提,乃因二国同扼一条汉通西域“孔道”,未必国境相邻,《汉书•西域传》中盐泽这一湖名所涉国名仅有楼兰、于阗二国,并涉及姑师,且谓此湖盐泽又名蒲昌海,其水源来自遥远的于阗北河:

 

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1]。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

 

郦道元地理学名著《水经注》卷2《河水篇》[2]引先秦古籍《山海经》,记此湖名为泑泽,又名蒲昌海,而“蒲昌亦有盐泽之称也。”,则泑泽,盐泽、蒲昌海三名同指一湖,且其水源来自昆仑山积雪形成的于阗北河,所指无疑即清人称之为罗布淖尔[3]的今罗布泊。

     然在《释氏西域记》中又出现了第四个湖名牢兰海:“阿耨达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兰海者也。其水北流经且末南山,又北经且末城西,国治且末城,西通精绝二千里,东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种五谷,其俗(案近刻讹作兵俗)略与汉同,又自且末河东北,流径且末北,又流而左?南河?流东逝,通为注滨河。注滨河,又东径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楼兰王不恭于汉,元凤四年霍光遣平乐监傅介子刺杀之,更立后王,汉又立其前王质子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其后,史书上又出现了辅日海之名,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濮王)泰,大集文士,委任萧德言、顾胤、蒋亚卿、谢偃等集体编撰成堪称古代历史地理集成的巨著《括地志》,总550卷,原书虽佚,却仍有部分章节,被保存下来。颜师古为《史记•大宛列传》作正义,就引用了《括地志》以下一段文字:

 

蒲昌海一名泽,一名盐泽,亦名辅日海,亦名牢兰(海),亦名临海,在沙州西南。玉门关在沙州寿昌县西六里。

 

该书最先将盐泽、泑泽、牢兰海、蒲昌海、辅日海、临海诸名混而为一。为诸家所宗,影响至今。其中“临海”,不过是滨临大湖的意思,似乎并非湖名,即使如此,罗布泊仍有五个不同的名字:盐泽、泑泽、牢兰海、辅日海、蒲昌海。内之盐泽、泑泽二名显为意译汉名,盐泽意为咸水湖,泑泽意为低洼的湖,牢兰海、辅日海、蒲昌海三名皆为胡名音译。古鄯善国初名楼兰,后都扜泥,其国境确实滨临罗布泊。而牢兰海名音同楼兰,又上古汉音“日”纽归“泥”,辅日海名音近扜泥。以上四个湖名确实都同罗布泊相关。唯蒲昌海名则同古国楼兰、鄯善找不到相应的历史联系,而同后来汉军屯垦于车师前国故境的比胥鞬、蒲昌等城名有关,令人困惑。

2004年以前,我只是从文献和地图上远距离地了解古史,此年之后因工作需要,数次踏勘今鄯善县境,发现本县根本没有足够规模的大湖。我国古籍所载楼兰、姑师同临一湖并非事实。这两国虽为邻邦,却一南一北,隔碛为邻,楼兰确临罗布泊,罗布泊古名盐泽、泑泽、牢兰海、辅日海应是事实,蒲类海名则似与古车师前国故境的比胥犍,高昌国境的蒲昌城,唐西州境内的蒲昌县等名存在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而与古楼兰国无干。由此可以确定,蒲昌海绝不是牢兰海,不是罗布泊,此海必在昔车师、高昌故境,即今鄯善县境内。所有史书中所记“广轮四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减[4]”的蒲昌海,实际上都是牢兰海的误记。而今鄯善境内无湖,蒲类海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海”,而是特指“大沙海[5]”。《元和郡县志》卷40《西州柳中县》条明确记载:“大沙海在县东南九十里”,可见“大沙海”,亦即蒲昌海。所指乃由横亘于敦煌至车师前部之间的大沙漠,又作莫贺延碛,广泛见于古代文献记载非止一处,例如:

1、《史记·大宛列传》“盐水中数败”下,《正义》引裴矩《西域记》:“西州高昌县东,东南去瓜州(按指敦煌)一千三百里,并沙碛之地。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记,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以其地道路恶,人畜即不约行,曾有人于碛内时闻人唤声,不见形,亦有歌哭声,数失人,瞬息之间不知所在,由此数有死亡,盖魑魅魍魉也。”

2、《周书》卷50《高昌传》:“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又有魍魉怪异,故商旅来往多取伊吾路云。”

3、《隋书》卷83《高昌传》:从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碛千余里,四面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

4、《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唯望骨聚马粪等渐进。”

5、《唐会要》卷78引崔融奏疏:“莫贺延碛者,延袤二千里,中间寸草不生。”

6、《册府元龟》卷398《将帅部·冥助》:“唐裴行俭麟德中为安抚大食使,册送波斯王,途经莫贺延碛,属风沙晦冥,导者益迷,行俭命下营虔诚致祭,令告将吏,井泉非遥,俄而风收雨静,行数百步,水草甚丰。后来之人,莫知其处,众皆悦服,比之贰师将军。”

7、岑参《日没贺延碛作》:“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悔向向里来,功名是何物。”又赋《过碛》:“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碛中作》:“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所记皆为过莫贺延碛事。

以上4567条史料皆明确记载古为车师前部或高昌国东境的“大沙海”又名莫贺延碛。  

大沙海是意译汉名,蒲昌海或莫贺延碛是音译胡名。案“蒲”,上古音并纽、鱼韵ba,《广韵》薄胡切,并纽、模韵、合口一等、平声遇韵。音值为bu,“昌”,上古音昌纽阳韵,音值为siang,《广韵》尺良切,昌纽阳韵,开口呼,平声,宕韵。据此,蒲昌上古音值baksiang[6],“莫贺”乃突厥人常用的名号,古汉语对译为突厥语时,mb二音常互易,莫贺即突厥语baγa,“延”,广韵中古音诸盈切,章清开平梗tÇiεη,上古音章纽耕韵tÇieη,则莫贺延,上古音为baγa(tk)ieη,同“蒲昌”古音 baksiaη出现了惊人的类似,显然是同音异译。

以上蒲昌海,即莫贺延碛,意译汉名为大沙海的考证还可以从赵破奴主持的这次历史性进军取得印证。

赵破奴究竟取道何路,是先击楼兰还是姑师,取何道返回,皆史无明载,长期以来,学术界总是以清朝乃至当代的交通路线理解古代。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赵破奴进军姑师、楼兰时,匈奴势力犹控制伊吾(今哈密),由敦煌到达姑师、楼兰只能穿行被称为莫贺延碛的大沙海,大海道就是由此得名。敦煌莫高窟出土的《西州图经》残卷[7]就有明确记载:

 

大海道: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沙石,往来困弊。

 

此与前引文献所记莫贺延碛的文字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这里更明确了道路的起点、终点和路程里数。《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第86页载:“北庭大贼下逐大海路”,可知唐大海道又称大海路。案唐柳中县在今鄯善县鲁克沁乡,故城残垣断壁,至今仍存,由此东南行90华里即为鄯善县南戈壁北端出口迪坎尔。其具体路线,学术界曾存在种种推测,大多没有经过实地考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2000年大海道实地考察,所经行路线乃出敦煌,过汉玉门关故址(今小方盘城)—汉长城—疏勒河河谷—新月形沙丘—笔架山谷地—大洼地—喀瓦布拉克泉—喀瓦布拉克塔格北缘山谷—硝尔布拉克泉—秋格明塔什山谷—恰舒阿山谷,自鄯善南端的迪坎尔出沙漠,由此足证,赵破奴穿越沙漠之后先行到达的地点就是古属姑师国东境的今鄯善县境。

蒲昌海既是位于今鄯善县境内的古车师、高昌天险,又是一条被称为“大海道”的贯通流沙东西的主要交通干线。因此,吐鲁番发现了有关“守海”的出土文书。例如吐鲁番哈喇和卓十六国时期墓葬所出有《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发骑守海符》及《兵曹条次往守海人名文书》两件相当北凉晚期的文书,内容皆为遣人抵田地县往守“海”十日。第二件文书在“守十日”下还有“代到□”三字。可知是轮番守卫,此时的田地县亦即唐代的柳中,但在其附近并无较大的河湖,所守之海,必为田地县下属的蒲昌海,亦即大沙海。

     至此,蒲昌海之谜终于解决,蒲昌海与牢兰海,泑泽,盐泽等名称并非一回事,所指实为大沙海,即莫贺延碛,大海道之名由之产生。说明姑师、车师所临之海并非真正的大湖,而是大沙海,而与罗布泊无干。

进而深究,车师发祥地并非今吐鲁番盆地,而是今鄯善境内的吐峪沟一带。

车师乃活动于今鄯善——吐鲁番绿洲的西域古族,早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其发祥地究在何地,却并未深入探讨。《汉书》卷97《西域传》记:“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七百,口六千五十,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辅国侯、安国侯、左右将、都尉、归汉都尉、车师君、通善君、乡善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迄今车师史研究者大都以此为宗,既然车师前国都是交河,当然应该发祥于今吐鲁番盆地了。其实,车师初无前、后部之分,车师分化为二乃是汉开西域之后的历史产物。上引传文中出现的辅国侯、安国侯、左右将、都尉、归汉都尉、车师君、通善君、乡善君、译长等大量汉式官号,更资证实,车师徙都交河本身就是车师降汉之后,绝非在其降汉之前。仅凭这一记载不足以证实车师发祥于今吐鲁番盆地。

赵破奴主持的历史性进军乃是姑师首次遭受汉军打击,在此之前史册中并无关于姑师、或车师的任何记录,此次行军中所记姑师方位应即车师初兴时原始方位。从中得知,当时车师尚未移都交河,其政治中心显然在今鄯善县境,而不是吐鲁番盆地。

关于这次进军始末,前引《汉书•西域传》未系时间,《资治通鉴》卷21明确记载此役发生于元封三年(癸酉,前108):

 

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马头。上遣将军赵破奴击车师。破奴与轻骑七百馀先至,虏楼兰王,遂破车师。

 

赵破奴于冬十二月取大海道渡大沙海西征,绝不可能出现“雷;雨雹”的天气,何况在这种“大如马头”的“雨雹”中也很难行军,上述记载必须批判对待。度其理赵破奴必利用冬十二月冰雪,解决了行军中人畜饮水问题,穿越敦煌以西的大沙海,自今鄯善南戈壁北端的迪坎尔出碛,史书所记初“破车师”之地,应即今鄯善县境,但赵破奴所统汉军只有700精骑,未必就能平定其国。似乎很快就折道南下,对楼兰奇袭得手,“击虏楼兰王”,[8] 凯旋回师,所报战绩中没有提及斩获任何姑师要人。以故此后史书所记“五争车师”皆不包括此役。依此判断,赵破奴此次进军,实仅重创楼兰,初步显示了汉军的实力,进攻车师虽然初战传捷,并未收效全功。足以证实,当时车师的政治中心就在今鄯善县境,徙居交河是此后连遭汉军打击的结果。

自上世纪以来,吐鲁番地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大批古代遗址和墓葬,根据吐鲁番地区历次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今鄯善县现存古代石器时代遗址多不胜数,而吐鲁番市境内较早的石器时代遗址仅雅尔崖古城沟西细石器遗址一处,今鄯善县境内发现的墓地也普遍早于今吐鲁番市。两相比较,今鄯善县境内的遗址普遍早于吐鲁番绿洲,进一步证实车师自始至终活动于吐鲁番盆地未必是学术定论。而鄯善县境内发现的各处遗址,大都具有鲜明的文化共同性,其中苏贝希二号墓地尤与洋海墓地文化极为相似,这两个典型车师古代文化遗址都位于今鄯善县吐峪沟乡的地域范围,与赵破奴初次进军所见姑师人的活动范围相合,足以证实车师文化的发祥地不在吐鲁番而在今鄯善县境。兹表列如下:

 

地区

遗址

位置

分布

出土典型文物

时代

今鄯善县

开契石器遗址

鄯善县辟展乡开契村东南约800米处

分布范围为1000×400

出土石器59件,器形有尖状器、扇形、刀形、单双刃刮削器及夹砂红陶片

具有战国至汉代陶片风格

迪坎尔石器遗址

鄯善县迪坎尔乡迪坎尔村东南约800米处

西北—东南长约3千米,东西宽约1千米

石核、石叶、刮削器等石制品数百件。具有细石器特征。未发现陶片

战国或战国前

东巴扎遗址

鄯善县东巴扎回族乡小学后

面积4万平方米,东西宽约700米,文化积层距地表深约2米,厚03

大量原始型磨制石器

中石器时代遗址,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墩买来遗址

鄯善县连木沁乡墩买来村东南约1千米

面积约28万平方米,东西长700米,南北宽400

石磨盘、打制石器、铜器及彩陶片

春秋战国至汉

伙什江扎遗址

鄯善县鲁克沁镇附近一处农田地带

面积约12万平方米

石器3件,似石球,呈扁圆状,留有打击修理痕迹。陶片以夹砂砖红陶为主,有单耳罐、双耳罐和豆形器

战国至汉代

 

克孜勒库木石器遗址

鄯善县连木沁乡丘旺克尔村尤土克西南约3千米

面积约20万平方米,石制品分布集中地为400平方米

石叶、石核、斧形器及少量夹粗砂红陶碎片

新石器时代的早期

塔西肯艾热克石器遗址

鄯善县鲁克沁镇三个桥村

东北—西南长约1 500米,东南—西北宽约400

石核、石叶等典型的细石器、刮削器、敲砸器、夹砂红陶片等,已出现石制箭镞

细石器时代中晚期

苏贝希一号墓地

鄯善县吐峪沟乡苏贝希村南约2千米处

墓地长约157米,宽约88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共分布有45座石堆墓

毛制品、皮制品、陶片、角弓、箭杆、木器、人骨等

战国至汉

苏贝希二号墓地

鄯善县吐峪沟乡苏贝希村托万买来西约500米,火焰山北缘山前坡地上

西北侧长约300米,南北宽约150米,有30余座墓葬。东南侧长约150米,宽约50米,有十余座墓葬。总面积约45 750平方米

残片为夹砂红陶及彩陶器残片,器形有单耳杯、罐、釜、单耳罐、钵形器等

战国至汉

吐格曼博依墓地

鄯善县鲁克沁乡西北2千米的吐格曼博依村

面积约250平方米

陶器、石球等

战国至汉

 

洋海墓地

鄯善县火焰山南麓、吐峪沟口西南一高梁上

分东西两片。东片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00米,有24座墓葬。西片长约400米,南北宽约200米,有80余座墓葬。东西片相距300400米,总面积约9.5万平方米

陶器、石器等

战国至汉

吐鲁番

雅尔崖古城沟西细石器遗址

吐鲁番市西北10千米交河沟西的土崖

 

细石器除石核及石核制器外,打制石器所占比重很大。石片不规整,边刃有再加工及使用痕迹

早期细石器时代

 

文献中的车师是一个正在由游牧向定居转型的部族,苏贝希—洋海文化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出土于洋海墓地的一具长方形马鞍,以若干小块厚皮缝串而成,鞍面上用皮条缝出成排的扣花,鞍桥两端各缀四副8件磨光成桃形和S形带孔骨扣,上面有细皮条穿出。马鞍腰间仅有一根皮带固定鞍身,鞍下有毡鞯,用白色薄毡裁成,非常考究。并发现了马衔、马笼套等骑马用具,同一墓地木桶上还画有羊群的场面。衣物主要以毛、皮类制成,出现了彩色和平纹、斜纹交错的毛织品和雕花皮件、环编发罩等,陶器以圜底器为主,反映了游牧在车师的生产、生活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苏贝希遗址中没有发现农业工具。但洋海二号墓地口上盖有葡萄藤,这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同类植物标本,虽然难以判断这些葡萄究竟是野生还是人工种植。车师人除广泛使用石器、金属器、陶器以外,还大量制作木器。皆以圆木砍、削、挖、刮而成,已出现了大口浅底的圆形木盆和独木挖空的木桶,乃至木梳。羊肉在不少的墓葬中大量发现盛有羊腿、羊肋或羊头几木钵,说明羊肉是车师人的主要食物。洋海一号墓地和二号墓地还发现三件木制五弦箜篌,音箱以整块木头刻成,以牛筋为弦,可能是国内最早的箜篌标本。这些木器的制作离不开金属工具。其中青铜器占有重要地位,出现了管銎战斧、管銎啄戈、管銎斧、刀、镞等兵器。此外,还出土了小铁刀,其次有铁锥、铁针、铁牌、铁镞、铁笄、铁环、铁带扣等铁器,说明车师人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苏贝希墓葬中的随葬品数量悬殊不大,说明车师的贫富分化尚不激烈。车师人具有共同墓地,但多行二次葬,这种风俗似与逐水草游牧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关,而游牧人常死于外地,故须初葬于临时墓地,返回冬窝子后始举行二次葬礼。以上苏贝希、洋海两大墓群具有极为类似的考古文化共同性,说明这支文化就是古代车师文化的历史遗存,进而证实今吐峪沟一带则是古代车师政治中心所在地。

 

二、车师前、后部的历史分化

 

汉开西域始于汉武帝,成于汉宣帝。姑师初兴时居地本在以吐峪沟为中心的今鄯善县境,其位居碛口,扼大海道咽喉的特殊地理位置,注定成为汉与匈奴激烈争夺的焦点。随着汉开西域的步伐加速,姑师开始离开鄯善故地,政治中心西迁至今吐鲁番盆地,其国名也由姑师变为车师。然亘汉武帝之世,车师仍是一国,未闻存在前、后部之别,直至进入公元前1世纪的汉宣帝之世,车师才开始出现了亲汉与亲匈奴两大派势力和天山南北两车师王并立的局面,可见车师分化为前、后两部乃是汉与匈奴激烈争夺西域的历史产物。

汉武帝时期对车师的征伐已有多次,除了前述之元封三年(前108年)十二月赵破奴之役以外,还有太初三年(前102年)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之役[9],天汉二年(前99年)开陵侯成娩伐车师之役[10]、征和三年(前90年)开陵侯成娩二伐车师之役[11]、本始二年(前72年) 分遣五将军伐匈奴田广明、赵充国、范明友、韩增、田顺等五路出兵”[12],另遣常惠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庭” [13],东西夹击,匈奴所遣“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 [14] 然汉军返师不久,车师又叛。此战并未在车师境内进行,车师的臣服也是暂时的,所受打击不大。旧史虽有“五争车师”之说,其说并不全面,实未全部涵盖以上车师争夺的全过程[15]。直至这时,车师的政治中心虽已西移,犹为一国,未闻前部、后部之分。

车师前、后部分化的历史起点乃地节二年(前68年)郑吉初伐车师之役。是岁,匈奴壶衍鞮单于死,弟左贤王立为虚闾权渠单于,屯田渠犁的汉将郑吉果断地捕捉到这一战机,率领所部1500名屯田士卒“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16] 据此,石城的位置在交河城北,不一定是天山之北,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认为石城即兜訾城。[17] 车师穷蹙,“王来还,与贵人苏犹议欲降汉,恐不见信。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车师旁小金附国随汉军后盗车师。”[18]在这次战役中,汉军已两次进入车师境内,“车师旁小金附国”也助汉军攻车师,这是史册中出现金附国名唯一的记载,非常重要。车师已腹背受敌,被迫降汉。郑吉遂开始在吐鲁番、鄯善一带经营屯田。“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19]自此车师国开始一分为二,首次出现了天山南北二王并立的局面,元康元年(前65年)匈奴发动反攻,“遣兵击汉屯田车师者,不能下。”[20] 又有记载:“匈奴发兵攻车师,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21] 本已降汉的车师王担心被匈奴杀害,亡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东奏事,至酒泉……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赏赐甚厚,每朝会四夷,常尊显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22] 成了汉朝的人质。进一步发展车师屯田。著名的汉人屯城高昌壁很可能就是始建于此年。[23] 汉朝政策高明之处在于,明明乌孙是汉朝政治影响所及的西域盟国,车师旧王亡奔乌孙,先不急于追究,而是乘机册立因惧怕匈奴而亡奔焉耆的车师太子军宿为王,将车师人大部迁往渠犁,其故地则由汉军屯田兵接管。而后才派遣使者将反汉的车师王乌贵连同其妻子政治引渡到长安,不予伤害,反而为其建宅,留居不返,事实上是留下了一个主要人质,自此彻底摧毁了车师的亲匈奴派势力。元康二年 (前64年)“匈奴怒,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焉耆外孙,不欲质匈奴,亡走焉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24] 汉朝则果断地抛开了乌贵,元康三年“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25] 此年之后,车师二王并立的局面又进一步演变为车师前、后二部的分立。匈奴册立的车师王乌贵居北,汉朝册立的车师王军宿在南,虽然这时的车师二王同后世定型化的前、后二部仍存在差异,却是其历史萌芽。

 

 [神爵]二年(前60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26]“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二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27]

 

单于以此病呕血死,日逐王降汉之后,郑吉乘胜率兵反攻车师,护送亲汉的车师王军宿还封交河,亲匈奴的车师王乌贵率众避迁天山北麓,车师前、后二部的分化更为定型化。

引人注意的是,《汉书•西域传》在记载车师分化为前、后二部的同时,出现了如下记载:

 

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 [28]

 

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文字,包含着如下多重涵义。其时:

1)车师前部有众700户,车师后部595户,4774人,其中壮丁1890人。人数虽少于前部,却因仍因循游牧古俗,强悍更胜于已改营农业定居生活的车师前部。

2)“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乃对举文,说明车师前、后部分化之时,天山北麓尚存在着一个以蒲类国为盟主的“山北六国”部落联盟。其时车师后部虽已徙至天山北麓,却并不包括在“山北六国”部落联盟之内,足以证实车师后部另有强硬后台——匈奴。足以在山北六国部落联盟存在时期仍足以自存。直至这时,车师六国之名尚未出现。

3)车师前后部的分化实质上是车师内部亲汉派与亲匈奴派两大势力的分化,及日逐王降汉,随同来降的兹力支部众悉安置于车师后部,更增加了一批带有匈奴血统的成份,生产、生活习俗也进一步出现差别。尽管在汉朝全盛时期,都已转臣于汉,但其中车师后部的反汉倾向仍然远远高于前部。

4)参稽《汉书·西域传》,车师的分化不仅限于前、后二部,而且出现了车师后城长国与车师都尉国等两个纯由汉朝扶植起来的车师政权:

 

车师都尉国,户40,口333,胜兵84人。

车师后城长国,户154,口960,胜兵260人。

 

这是由两支车师亲汉派组成的小邦,且仅存在于西汉末年,至《后汉书·西域传》中已不再出现这两个国名,说明至迟新朝时期已不复存在。这两个亲汉车师政权分别安置于车师前、后二部国境,其战略意图显然是使其成为汉朝耳目,以监控二国动向。由此可见,自从车师分化为前、后二部之后,汉朝就全力阻挠亲匈奴的车师后部与汉朝控制下的车师前部继续保持联系,以上二国的出现说明车师一分为二之后,二部之间的交通已完全阻绝,目前通俗史学中被列入丝绸之路南北重要交通干线之一的所谓“车师古道”,实际上并不存在。

 

三、“车师六国”及其盟主车师后部

 

西汉灭亡之后,北匈奴势力重新控制了西域的大部分地区,车师前、后部自然也重新转臣于匈奴。东部天山地区出现了一个以北匈奴为后盾的“车师六国”部落联盟。

在汉文史籍中,东部天山地区曾先后出现过两个部落联盟性质的组织,一个是“山北六国”,另一个就是“车师六国”。长期以来,这两个颇为近似的两个名称常被混淆。其实,它们完全是两回事。“山北六国”之名出自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总序,所记录的应当是西汉史事,乃至更为古远的历史追溯,“车师六国”之名,则亘西汉王朝无闻,至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中才首次出现。可见二者出现的时间不同,其中山北六国在先,车师六国在后。《圣武记》的作者清人魏源最早提出了这一问题,至陶葆廉著《辛卯侍行记》已明确表态“车师六国与前汉所称山北六国不同”,岑仲勉也赞同这一结论。[29] 却对车师前、后部是否包容在山北六国名单之中,仍有所犹豫,当代学者孟凡人认识更前进了一步,确定无疑地断言断言“西汉时期的‘山北六国’不包括车师前后王国”,但却将其主要区别界定为山北六国乃以地域为标准,车师六国则是以族属为标准[30] 在正确认识车师六国出现的时间是东汉的同时,却将山北六国出现的时间误断为西汉宣帝时期,仍未能找到其中的根本区别。在我们看来,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仅就这两个部落联盟的名称中就可发现,其涵盖的内容也完全不同。山北六国明确界定这一部落联盟的存在地域局限于天山北麓,而车师六国中的车师前部的居地并非山北,而是山南的吐鲁番盆地,其外延早已从“山北”进一步扩展至整个东部天山。可见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实乃前、后更代的不同时期、不同盟主领导的不同部落联盟。天山北麓东段最古老的居民绝非车师六国,而是以蒲类为盟主的山北六国。

令人困惑的是,《汉书·西域传》总序中虽然提出了“山北六国”之名,却未明确界定其具体名单,而在其传文中所叙的国名却并非六国,而乃以下十国:即蒲类国、蒲类后国、卑陆国、卑陆后国、郁立师国,单桓国、乌贪訾离国、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劫国:

 

蒲类国,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长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户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胜兵七百九十九人。

蒲类后国,王去长安八千六百三十国。户百,口千七十,胜兵三百三十四人。

乌贪訾离国,王治于娄谷,去长安万三百三十里。户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胜兵五十七人。

卑陆前国,王治天山东乾当谷,去长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户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胜兵四百二十二人。

卑陆后国,王治番渠类谷,去长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户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胜兵三百五十人。

郁立师国,王治内咄谷,去长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户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胜兵三百三十一人。

单桓国,王治单桓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户二十七,口百九十四,胜兵四十五人。  西且弥国,王治天山东于大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户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胜兵七百三十八人。

东且弥国,王治天山东兑虚谷,去长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户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胜兵五百七十二人。

劫国,王治天山东丹渠谷,去长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户九十九,口五百,胜兵百一十五人。

 

对此,我的理解是,西汉所记录的山北六国作为存在于天山北麓东段部落联盟名称其上限应更早于西汉初年,直至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后的宣帝时期仍存,所反映的应是上起战国,下至西汉末年的漫长时代,在此期间发生了匈奴西扩,西域归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一山北部落联盟必随之发生了复杂分化,不可能原封不动。则由六国到十国乃是历史演变过程不断分化的结果。如果将它们重新合并,则汉初天山北麓的政治地图上,就会明确地出现蒲类、卑陆、郁立师、单桓、劫、且弥等六个清晰的国名,或部落名。这就是山北六国的原生形态,它们就是汉开西域之前,天山北麓东段原始的土著居民。

山北六国有大有小,强弱各异,而以后来被一分为三的蒲类显然最为强大。据此可知,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都是历史上存在的部落联盟名称,早在匈奴和汉朝势力进入西域之前就已存在,而以蒲类为盟主。《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有一段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字,即“蒲类本大国也”。 这是一个分量很重的称谓。而进入东汉时期,蒲类已衰,可见其享有西域大国地位一段文字必为追溯时在西汉时期、乃至时间更早。同书又记“蒲类国,居天山西疏榆谷……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有牛、马、骆驼、羊畜。能作弓矢。国出好马。”可知蒲类人骁勇善战,拥有较高的文明,曾是西域大国。西域国名众多,而在史书上以大国相称者除汉与匈奴、乌孙、康居之外,为数无几。如《汉书·西域传》中列入大国名单者仅限于罽宾、乌弋山离、安息、莎车、于阗,名列《后汉书·西域传》中的大国仅有高附、东离、蒲类等三国,以上诸国皆为拥众十余万,幅员千余里的强部,连疏勒、龟兹这样的城邦都不够“大国”的资格,独称蒲类是大国,可见在匈奴、汉朝相继进入西域之前,蒲类的赫赫声势。

蒲类,本为海名,蒲类海即今巴里坤湖,位于天山北麓东段,汉初属匈奴,《后汉书》卷77注引《汉书音义》:“蒲类,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指出,汉、魏时期史书中所载方位常有所欹斜,“敦煌北”应指敦煌西北,今巴里坤湖正在这一位置。[31] 蒙古语巴里即蒲类的对音,海之突厥语本为kul,蒙古人音译为坤,又后缀以“淖尔”(湖),可见蒲类因蒲类海得名,必发祥于今巴里坤湖沿岸。著名古遗址兰州湾子原始聚落就位于巴里坤湖东南的交通冲要地带的花园乡村,南距山根仅数百米。碳14测定距今约3000年左右,是迄今所知天山北麓东段最为古老的文化遗存,1984年发掘后发现有1516米的长方形石围墙和直径约13米的圆形石围墙,文化层厚约2米左右,在进一步的发掘中又发现了面积约200平方米石结构居住遗址,出土了各种石器和细砂陶器,环首青铜刀一柄长16. 7,环首,具有强烈的地方文化特征。还出土了一种巨型马鞍形磨谷器,长达1米余。由此判断,兰州湾子文化就是山北六国盟主蒲类国的早期遗存。

进入西汉时期,由于匈奴势力的西进,蒲类海成为呼衍王的牙庭,蒲类国被迫西迁,因此,在《汉书·西域传》中,蒲类的牙庭已迁至“天山西疏榆谷”了。天山是横断山脉,哪里来的“天山西”呢?[32] 可见此处的天山,必指天山的支脉,说明移牙天山西的蒲类国已迁至今木垒县境内。木垒县就是一座山中的县城,境内所有遗址都属于天山北麓坡前谷地。在县城西南30余公里的东城乡四道沟村,也有一座原始村落遗址,建筑形制与兰州湾子遗址非常相似,碳14测定早期距今约2800年,期距今2400年,略于蒲海畔的址。新疆博物19775月起至7间发掘面200平方米。清理了6座古墓葬,出土有石器、陶器、骨器及铜器。石器有石球、石锄、石锛、石纺轮、磨谷器、刮削器、石杵等,磨制石器占石器总数的78%,骨器有骨针、骨梳、骨纺轮、骨饰件等。还出现了仿金属工具制成的三棱形单翼、扁平双翼倒勾形镞,说明骨器制造已达相当水平。陶器多为赭色和赭红色,器形有单耳罐、双耳罐、平底钵、浅腹盆等,其中一件残高约3厘米的陶狗,张嘴竖耳,似在狂吠,为早期陶器精品[BO3],说明四道沟文化时期,狼已被人类驯养为狗,成为狩猎、放牧的主要助手。应即蒲类西迁后的新牙庭“天山西疏榆谷”故址。以此判断,蒲类的活动中心就在今巴里坤至木垒一带,古老的兰州湾子—四道沟文化应当就是蒲类人创造的。

 “山北六国”之所以名垂史册,大约是因为这一部落联盟初建时期主要成员为六国,如前所述,在其历史进程中早已不止六国,而是十国,至其后期,参加这一部落联盟的“国”(实指部落)大约更多,至少汉宣帝地节二年时新增的二国,小蒲类国与小金附国都应属于以蒲类为盟主的“山北六国”部落联盟成员。其中的金附国原始居住遗址就座落在今吉木萨尔县境内南山一带的小西沟遗址,当地人俗称贼疙疸梁,是一座东临桦树沟,西临大龙沟支流长山渠,建于天山北坡一个谷间高地上,位于吉木萨尔县城以南24公里,属泉子街镇西北小西沟村地界。1988年公布的《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33] 最先指出“该遗址有两种时间有早晚,文化内涵不同的遗存。其上层似为古城遗址,下层为彩陶与石器共存的早期文化遗址,”并正式定名为小西沟遗址。19906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地理研究所“西北地区全新世以来的环境变迁与人地关系研究”课题组碳14测定的结果表明。[34] 遗址上层为古城遗址,年代为2039±104BP,相当于西汉,下层为彩陶与金石共存的早期文化遗址。年代为2340±80BP,时间仅次于兰州湾子、四道沟两座文化遗址,位居第三[35]。说明该遗址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废弃于东汉中期以后,恰与历史上作为山北六国联盟成员的金附国和西汉始筑的屯田基地金蒲城的地望相符。小西沟遗址虽然时间上稍晚于巴里坤兰州湾子和木垒四道沟,其使用时间却远远超过了以上两座遗址,是全疆十分罕见的具有长期历史延续性的古代遗址。上层遗址出土有石杵、大型磨谷器、石锄等,除石球一种属于围猎工具外,余皆与农业有关的磨制石器,并达到较高的水平。当地居民也是以粒食为主,早已开始了半定居生活。出土陶器更多,手制、轮制俱全,根据烧制的火候和用料的不同,又出现了较为粗糙、火候不高的灰陶、灰红陶与陶器工艺较为发达的黑陶,红陶的区别,还有少量夹砂彩陶,多为罐类残片,特点是红衣黑彩,彩纹隐约可见几何形线条,其中有一手制的夹砂灰陶,表面粗糙,口沿见一周小孔,耳坠在内,具有浓烈的木垒四道沟文化特征。器形已从圜底改为平底,已出现了钵、罐、瓮、杯的区别,以鼓腹,敞口、单耳为特征。黑陶的烧制已较为进步,尤以一件小型红陶罐最为精致。后期出土文物有长砖、大方砖等建筑器材及铜马勋符,半两、五铢等汉代铜钱等。显示了浓烈的中原文化风格。

车师六国的记载。始见于《后汉书》卷88《西域传》:车师“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意味着车师已在匈奴的支持下,取代了蒲类昔日的地位,成为山北六国部落联盟的新霸主。以上名单同西汉时期的山北六国比较,单桓、劫、郁立师三国都已不见,说明仍不服从车师的号令,脱离了这一部落联盟,且弥、卑陆、蒲类、移支等四国中前三国都是原来的山北六国联盟的成员,移支国似为由蒲类分化而成。此外,这一联盟又加入了车师前、后部。其中车师后部确已徙居天山北麓,而车师前部则仍居于天山北麓的吐鲁番盆地,与“山北”无关。可见山北六国与车师六国的区别不仅在于时间的不同,而且在于地域的不同,山北六国是单纯的天山北麓诸部落、部族之间的结盟,而车师六国的外延已超出天山北麓的地域局,扩大为整个东部天山地区了。

车师六国新部落联盟的形成起源于王莽柄政及其所建新朝时期,西汉末年,王莽独专朝政,不久篡汉自立,国号新。王莽好大喜功,触怒了匈奴,西域诸国相继叛乱,车师后部在匈奴的支持下日益强大,不仅成为车师共主,而且取代了昔日蒲类的山北盟主的历史地位。两《汉书》中有关车师前部王的姓名几乎都没有记录,而车师后部王名却屡见于史册,正是车师后部居于盟主地位的历史反映。自此“山北六国”之名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而以车师六国为名的新的政治联盟开始形成,其盟主已非蒲类而是车师后国了。汉平帝元始三年(3年)时当车师后部第二代王姑句在位时期“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颇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证之,不肯,系之。姑句数以牛羊赇吏,求出不得……即驰突出高昌壁,入匈奴。”[36] 徐普曾召姑句议前部事,说明此王又兼领前部事,这是车师后王成为车师共主和车师六部盟主的指征。姑句的叛乱是西域叛汉的信号,同年叛入匈奴的还有去胡来王唐兜。这时汉与匈奴犹未反目,已独秉朝政的新都侯王莽“遣中郎将王昌等使匈奴,告单于西域内属,不当得受。单于谢属,执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恶都奴界上逢受。单于遣使送,因请其罪。使者以闻,莽不听,诏下会西域诸国王,陈军斩姑句、唐兜以示之。”[37] 车师后部之乱初平。

新朝始建国元年(9年)秋,王莽遣五威将王骏等至匈奴,改“匈奴玺”为“新匈奴单于章”。“玺”是皇帝的专用印,“章”则低了一等,这一玺章的改易触怒了匈奴,引起了西域全局性的变化。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又无端生事,派遣朝廷大员广新公甄丰率众出巡西域,车师前、后部尽叛,“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惮于供给烦费,谋亡入匈奴;都护但钦召置离,斩之。”[38] 由之激起众怒:“置离兄狐兰支将人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39] 单于受之。狐兰支与匈奴共入寇,“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及狐兰兵复还入匈奴。”[40] 须置离、狐兰支应即继姑句之后的另两位车师后部王。“时戊己校尉刁护病,遣史陈良屯桓且谷备匈奴寇。史终带取粮食,司马丞韩玄领诸壁,右曲候任商领诸垒,相与谋曰:“西域诸国颇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杀校尉,将人众降匈奴。” [41] 标志着车师六国联盟的正式形成。其后形势进一步逆转。始建国五年(13年)“单于死,弟乌累单于咸立,复与莽和亲。莽遣使者多赍金币赂单于,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尽收四人及手杀刁护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槛车付使者。到长安,莽皆烧杀之。其后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匈奴大击北边,而西域瓦解。焉耆国近匈奴,先叛,杀都护但钦,莽不能讨。”[42] 局势渐已不可收拾。天凤三年(16年),“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慈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骏。及姑墨、尉犁、危须国兵为反间,还共袭击骏等,皆杀之。唯戊己校尉郭钦别将兵,后至焉耆。焉耆兵未还,钦击杀其老弱,引兵还。莽封钦为剼胡子。李崇收余士,还保龟兹。数年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绝。”[43] 自此西域已非复汉有。建武二十一年(45年)车师后王与鄯善、焉耆共遣子入侍,要求重开西域,设西域都护,光武帝以中原事务未靖、无遑外略,且当时莎车雄霸西域,名义上以尊汉抗匈奴相号召,而焉耆等国与之敌对,各自遣返,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诸国重新投倚匈奴。

车师的崛起根本改变了天山北麓的传统政治格局。根据《后汉书·西域传》,至东汉时期,山北六国之名已一律为车师六国所取代。可见北徙后的车师已非单独的族群,而是以车师为首的新部落联盟。山北六国所指都是清一色的天山北麓行国,而车师六国所涵盖的内容则是确指以车师后部为新盟主的新部落联盟,仅仅吸纳了原属山北六国中的部分成员,其地域范围却已扩大到天山南麓的吐鲁番境内。在这一新部落联盟中,建国天山北麓的车师后部与建国天山南麓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部的关系尤为这一联盟的轴心。究竟谁是这一部落联盟的新盟主呢?虽然车师北徙之后,前、后二部已分居天山南北,各有首领,仍然相互认同,彼此之间,有天山谷道相连,这条通道在汉称为车师古道,唐朝被称为他地道,又称柳谷道,即今吉木萨尔县泉子街沿头道桥翻山,而达吐鲁番后石窑子,沿此可达车师前部的治所交河古城,而且车师二王都存在着共同的血统。说明汉文史书中的车师二国实乃一国二部,分疆而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车师前部有众700户,车师后部595户,4774人,其中壮丁1890人,车师前后部加在一起,人口已超过一万人,这在地广人稀的古代西域已拥有相当实力。其中前部的人口虽略多于后部,但亘两汉之世,见于史书记载的车师国王几乎都是后部诸王,没有前部王的名字,说明两车师的共同国王都是出自车师后部。这是因为,车师北徙之初,依然是匈奴的属国,后部的地理位置更靠近匈奴,而且迁居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部,在当地定居族群的影响下,逐渐改营农业定居生活,仅见于史书记载的境内城堡名就有交河城、石城、兜訾城、后来还有柳中城,虽然这些城堡也许早在车师北迁之前就已存在,未必如迄今史学家所言,都是车师人自建,但前部人都已习惯了这种城居生活,车师前部王的牙廷就设在交河城内。而迁居天山北麓的车师后部,却仍然坚持游牧骑射的古俗,牙庭设在天山北坡的务涂谷,作战时清一色轻装骑兵,更为强悍。在匈奴的大力支持下,更易于保持车师盟主的地位。这类例子很多,诸如初兴时代的蒙古、西辽时代的契丹,都是以行国地位君临于定居城邦之上,车师二部的关系也是如此。居于车师六国部落联盟盟主地位的并非建国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部,而应是建国天山北麓的车师后部。两汉书中有关车师前部王的姓名几乎都没有记录,而车师后部王名却屡见于史册,正是车师后部居于盟主地位的历史反映。在此期间,得到匈奴大力支持的车师后部正式成为车师六国的盟主,山北六国之名已在史册上完全消失。

车师分化为车师前、后部以后,经济类型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发展并不平衡。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部确已早就习农知牧,兴建了交河城等定居城堡。北徙后的车师后部却在匈奴的影响下主要经营游牧生活。作为东部天山新盟主的并非居于山南的车师前部,而是居于山北的车师后部。史书中明确记载其所居不见屋室,唯有穹庐。例如《后汉书·西域传》记卑君还敦煌时,“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对此解释说:“车师六国大抵俗兼庐帐,故有户有帐。卑君徙居敦煌,故从者以帐计,俗称算帐,始此。”牲畜则是车师后部的主要财产和生活资料,永平十七年夏耿秉破车师后部,“收马、牛十余万头。”[44]延光四年班勇破后王军就,获“马畜五万余头”[45] 虽然已有了农耕粒食的迹象,似乎仍为游牧业的辅助形式。据此判断,车师后部未必像车师前部那样建有定居城堡。

        

四、东汉车师前、后部的分道扬镳

 

根据前文所述,车师分化为前、后两部始于宣帝之后的西汉末年,新朝至东汉初年车师后部独强,成为范围覆盖整个东部天山的车师六部联盟的盟主,反映了北匈奴一度间接控制西域的政治现实,至东汉明帝之后,汉与北匈奴之间的西域争夺再次加剧,这种争夺被汉文史书概括为“西域三绝三通”,车师始终是这三次激烈争夺的焦点。其中除了汉明帝时期曾经成功地取得了车师后部王安得的臣服之外,其余两次都仅能有效地控制车师前部,而以车师后部为盟主的车师六国部落联盟基本上都是坚定地站在北匈奴一方,汉朝始终未能制服这一势力。标志着东汉时期车师前、后二部各有所归,车师后部仅短暂时期归属于汉,大部分时间归属北匈奴,而车师前部基本上牢牢控制于汉朝统治之下,车师的分裂进一步定型化,自此前、后二部开始分道扬镳。

东汉重开西域始于汉明帝时期,永平十六年(73年)展开了同匈奴之间的第一次车师争。此岁春二月,汉朝遣将三道伐匈奴,其中窦固、耿忠统率的西路大军出酒泉塞,“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取伊吾庐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庐城”[46]至是,汉朝又在西域东端重建据点,次岁(永平十七年,74年)冬十一月,汉朝又遣奉车都尉窦固率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列张出昆仑塞,合兵万四千骑,“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进击车师。”[47]西汉时期车师前部强而后部弱,这时正相颠倒,“车师有后王、前王,前王即后王之子,” [48]且车师后部人丁日旺,国势日强,可见车师后部稳居车师六国部落联盟的盟主位置。因之耿秉力主先击车师后部,“并力根本”[49]遂统兵直趋天山北麓,取得了辉煌胜利“斩首数千级,后王安得震怖,走出门迎秉,脱帽抱马足降,秉将以诣固,其前王亦归命,遂定车师而还。”[50]汉朝对车师后王安得厚加招抚,嫁汉女以结和亲,“于是[]固复奏置西域都护及戊巳校尉,以陈睦为都护,司马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巳校尉,屯前部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恭,况之孙也(耿况以上谷归光武,子孙多著功名。”[51]于是,车师重归于汉。耿恭字伯宗,与耿秉为堂兄弟,共出武将世家。“恭至部,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以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及奉宣帝时所赐公主博具,愿遣子入侍。恭乃发使赍金帛,迎其侍子。”[52]同年,班超也作为汉朝使者取道鄯善西行,招抚于阗、疏勒诸国,成为东汉重开西域的先声。

永平十八年(75年)二月,窦固、耿秉所统大军刚刚凯旋返师,三月北匈奴已联合焉耆等西域属国发动了全面反攻。驻节高昌的西域都护陈睦最先为焉耆、龟兹联军攻殁。驻守柳中的关宠也被围。“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骑多,皆为所殁。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53] 车师后王安得被杀之后,北匈奴必定另行册立亲匈奴的后部王,重新控制了车师六国部落联盟。进驻西域的三支汉军已覆其二,仅耿恭一军先守金蒲,后又退守疏勒,一直坚持到章帝建初元年(76)才被汉军援兵迎回,“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54] 章帝遂 “罢戊己校尉官”,[55] 并“不复遣都护。二年,复罢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56]

二绝二通的主要人物是班超。永平十六年(73年)随窦固破北匈奴呼衍王,夺伊吾卢(今哈密市)。受命率壮士36人使西域,至鄯善,袭杀匈奴使者,鄯善归降,于阗王广德亦杀匈奴监使。至疏勒,废亲匈奴的国王兜题,立其子忠为王,于阗、疏勒尽附于汉。会及章帝继位初,局势逆转,班超本已受召还国,西域亲汉派纷纷死谏,遂重返疏勒,,凭籍西域亲汉力量,坚守七年,与疏勒王成大、于阗王广德合力击退北匈奴,进又平定龟兹、焉耆等国的变乱,永元二年(90年)他在西域长史任上还巧妙地化解了同大月氏的冲突,招致“车师前后王并遣子入侍。”[57]永元三年,擢西域都护,徙治龟兹。此年“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58] 永元七年,封定远侯。班超任西域都护时期,所任西域长史乃王林,永元八年秋七月,“车师后王叛,击其前王。”[59] 永元九年三月“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60] 这里记载的“车师”显然不是车师前部而是天山北麓的车师后部,开始对汉不恭,班超遂令部下出兵,同月“西域长史王林击车师后王,斩之。”[61] 这一历史进程反映了车师后部王仍是整个车师车师六国部落联盟的盟主,东汉虽然重新制服了车师前部,却始终未能取得后部王的臣服。仅能斩其王,未必服其众。

西域三通的主要人物是曹宗与班勇。永元十四年班超返乡之后,任尚接任西域都护,不久,西域就开始发生动乱。车师又非复汉有,此即西域三绝。最早倡议重开西域的汉朝官员乃敦煌太守曹宗,其最早的实践者则乃敦煌长史索班。史载安帝元初六年(119年):“初,西域诸国既绝于汉,北匈奴复以兵威役属之,与共为边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馀人屯伊吾以招抚之。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复来降。”[62]这是安帝元初六年岁末的事,而数月后的永宁元年(120)初,已遇到麻烦:“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没班,进击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邓太后召勇诣朝堂会议”[63]西域局势一度非常严峻,班超次子班勇全力支持曹宗的进取政策,在廷议中力排众议,力陈西域不可失。邓太后采纳了班勇的建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64]但仍没有决心重开西域。“北匈奴连与车师入寇河西”[65]新任敦煌太守张珰上书力陈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汉朝才下了决心,正式册拜“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66] 延光三年(124)“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绥。而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勇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勇因发其兵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还,屯田柳中。”[67] 延光四年,班勇率兵出征车师后部,初战大捷。“秋,七月,西域长史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后部王军就,大破之,获首虏八千馀人,生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将至索班没处斩之,传首京师。”[68] 至延光四年(125年)“永建元年,更立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勇又使别校诛斩东且弥王,亦更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其冬,勇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捕得单于从兄,勇使加特奴手斩之,以结车师,匈奴之隙。北单于自将万余骑入后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马曹俟驰救之。单于引去,俊追斩其贵人骨都侯,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城郭皆安。惟焉耆王元孟未降。”[69]班勇主政西域时期册拜的车师后王加特奴,贡献尤大。此人本车师后部亲汉贵族。永建元年(126年)与其弟八滑从班勇击匈奴呼衍王,大捷,为班勇奏立为王。阳嘉三年(134年)率兵千五百人,佐戊己校尉、后部司马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今巴里坤县境),“大破之,获其季母。”[70] 以及牛羊10余万头,车1000余辆。顺帝阳嘉四年呼衍王大举反攻,“侵车师后部。帝令敦煌太守发兵救之,不利。”[71] 入秋,车师后国破,加特奴战殁。可见东汉初年与匈奴之间的车师争夺激烈而又反复。

进入东汉末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不满监政其部的汉将戊部候严皓,起兵反。“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后部候炭遮领余人畔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册拜车师后部故王军就留宿洛阳的“质子卑君为后部王。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收夺所赐卑君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72] 自此车师后部分裂为二,一支仍留天山北麓故地,另一支约三百帐人,东徙敦煌,车师后部王也分化为二,一是故王阿罗多,另一则是侨居敦煌的车师后部王卑君。至桓帝建宁三年(170年)“九月……凉州刺史扶风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宴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馀人讨疏,攻桢中城,四十馀日不能下,引去。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复治。”[73]这已是东汉号令西域的尾声了。此役之后,包括车师前、后部在内的西域诸国逐渐叛离,汉朝的政治权威日益动摇。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可考的车师后部王二人:乌贵(元康二年,前64年~?)、姑句(?~元始三年,3年),新朝可考的车师后部王二人:须置离(?~始建国二年,10年)、狐兰支(始建国二年,10年~?),东汉车师后部王七人:安得(?~永平十八年, 75)、涿鞮(永平十八年, 75年~永元九年,97)、农奇(永元九年,97年)、军就(?~延光四年,125年)、加特奴(?~阳嘉四年,135年)阿罗多(永兴元年叛汉)、卑君,总计十一人,而车师前部王无一留名史册者,足以说明车师分化之后,车师后部远远强于车师前部。

 

五、车师前、后王国的历史归宿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车师前部越来越衰弱,而车师后部则越来越强大。《 后汉书》卷88《西域传》记载:“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以上诸国大都在天山北麓,这里的“车师”显然是车师后部而不是车师前部。说明这一历史趋势早在东汉末年已非常明朗化了。复据《三国志·魏书》卷30“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王治于赖城,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可见此时的车师后部已基本上统一了天山北麓东段即今昌自治州及哈密地区所属巴里坤、伊吾二县。故曹魏特授予“大都尉”尊号。但原来建国于今吐鲁番绿洲的车师前部故境,则已兴起了汉魏屯田士卒所建的高昌壁,进而演变为高昌城,荷戈屯垦,繁衍生息,汉人已基本上取代了车师人在这片绿洲的主体地位。曹魏黄初三年(222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74] 正是由于汉军开始控制了吐鲁番绿洲,在汉世屡遭车师前部阻挠的北新道,即丝路中道得了顺利开辟。故别有记载“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75]高昌即为戊己校尉府的驻地,车师前部国境日蹙,国势日衰。故《三国志》卷30、《魏志》卷30记:“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进入晋朝以来,最先向晋通款臣服的就是车师前部:“太康元年…八月,车师前部遣子入侍。”见于《晋书》卷3《武帝本纪》。此后有关记录虽然不多,但可以肯定,直到晋末张轨家族世袭凉刺史的时候,车师依然臣服于晋。因为驻军高昌的汉军已牢牢地控制了这一地区。不久,历史已进入十六国乱世,中原出现了许多边裔族群建立的大、小政权,独世为晋臣的凉州张氏家族犹为独立的汉人政权,不服从这些自冒正统的边裔政权的号令。因此,西域诸国与内地的往来,大都到达凉州而止。张氏王朝的统治一直延续到氐人所建前秦王朝一统北方。在此期间,高昌业已建郡,属沙州三郡之一,车师前部的故境实已纳入名义上归属大晋的前凉政权治下,失去了其独立为国的传统地位。

车师前部的*复国似在前秦雄主苻坚灭前凉,所委凉州刺梁熙通西域之后。《晋书》卷103记:“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参阅《资治通鉴》卷104“东夷,西域六十二国入贡于秦”的记录,此事发生于东晋武帝太元六年,亦即前秦建元十七年辛巳(381年)二月。至次岁九月,“车师前部王弥窴、鄯善王休密驮入朝于秦,请为乡导,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汉法置都护以统理之。”苻坚答应了苻坚的请求,决定西征。晋太元八年,亦即前秦建元十九年“春,正月,秦吕光发长安,以鄯善王休密驮、车师前部王弥窴为乡导。”[76] 当年,吕光在车师、鄯善等二王的导引下,胜利攻占焉耆、龟兹,重定西域。这本是继两汉以来最为辉煌的武功,但却昙花一现,因苻坚南征,兵败淝水,众叛亲离,吕光匆忙返师,在河西创建了后凉王朝。车师前部、鄯善等都成为隶属于后凉王朝治下的西域小邦。及后凉亡,汉人李氏所建西凉、杂虏沮渠氏所建北凉政权先后嬗递,车师的处境依然大致如此。由于车师在西域政局中的作用已无关轻重,有关记录不多。

车师前部最后见于史册历史已进入北魏时期。北魏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王朝,很快基本上统一了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仅余河西尚为沮渠氏北凉政权暂时偏安一隅。其政治影响开始远播西域。北魏“太延元年(435年)……二月庚子,蠕蠕、焉耆、车师各遣使朝贡。”[77]此岁亦即宋元嘉十二年,又有记载“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车师、粟持九国入贡于魏”[78] 魏太武帝第一次派遣王恩生、许纲率领人数约20余人的使团出使西域,而这时的西域属柔然的势力范围,这一使团中道被柔然拦截,无功而返。北魏第二次派遣使团发生于太祖文皇帝中之上元嘉十四年(丁丑,437年)冬十一月在沮渠氏北凉派人导引护送下,“魏主复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金帛,使西域,招抚九国。琬等至乌孙……遣导译送琬诣破落那,明诣者舌。诸国闻之,争遣使者随琬等入贡,凡十六国。自是每岁朝贡不绝。”[79] “太延三年(437年)……龟兹、悦般、焉耆、车师、粟特、疏勒、乌孙、渴槃陀、鄯善诸国各遣使朝献。”[80] 西域初通。但次岁,北魏伐柔然,大败,沮渠氏北凉叛魏,引起北魏进军河西,灭北凉。北凉王裔沮渠无讳起兵复国失败,宋太祖元嘉十九年(442年)夏,四月,沮渠无讳率众西流沙,迁都高昌,创建高昌后北凉政权。同年,北凉世仇,以李宝为首的后西凉余众二千,自伊吾东返敦煌,降于北魏。同年“高丽、契丹、龟兹、悦般、焉耆、车师、粟特、疏勒、乌孙、渴盘陁、鄯善、破洛那、者舌等国各遣使朝贡。”[81] 这时,沮渠氏后北凉政权已在高昌牢牢地站稳脚根,车师前部既然臣属于北魏,就已站在沮渠氏高昌的对立面。因此,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沮渠无讳死后,其子沮渠乾寿继立,北魏就通过车师前部王前往招抚沮渠乾寿,取得成功,但很快被其叔沮渠安周取而代之。遣使南朝,联兵柔然以抗北魏,车师反而因此遭到激烈的报复,“初,沮渠无讳兄弟之渡流沙也,鸠集遗人,破车师国。”[82] 日益衰落。为此,北魏两次遣将成周公万度归出师西域。太平真君六年(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万度归率后西凉降将唐和等第一次西征,占领鄯善,其王真达迎降,创建了鄯善镇, 太平真君九年(宋元嘉二十五年,448年)万度归第二次统兵西征焉耆、龟兹,鄯善、车师二国王也各率本国兵从征,“魏主诏唐和与前部王伊洛时所部兵众万余,会万度归讨西域,,说降柳驴等六城,因共击波居罗城。”,虽取得了占领了焉耆的军事胜利,但却为沮渠氏高昌统一今吐鲁番绿洲创造了有利时机。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沮渠安周利用车师前部王伊洛时随北魏军西征,留其子歇守城,国内空虚。于是,“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间道袭之,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馀众,保焉耆镇,[83]”是岁,车师王车夷落遣使琢进薛直上书北魏朝廷求援。书中称“臣亡父僻处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献,不空于岁。天子降念,赐遣甚厚。及臣继立,亦不阙常贡,天子垂矜,亦不异前世。敢缘至恩,辄陈私恳。臣国自无讳所攻击,经今八岁,人民饥荒,无以存活。贼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舍国东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东界,思归天阙,幸垂赈救。”[84] 于是魏主下诏抚慰,令主政焉耆的边将唐和“开焉耆仓给之。”[85]《资治通鉴》卷125一段记载更为全面、简赅:“初,车师大帅车伊洛世服于魏,魏拜伊洛平西将军,封前部王。伊洛将入朝,沮渠无讳断其路,伊洛屡与无讳战,破之。无讳卒,弟安周夺其子乾寿兵,伊洛遣人说乾寿,乾寿遂帅其民五百馀家奔魏;伊洛又说李宝弟钦等五十馀人下之,皆送于魏。伊洛西击焉耆,留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间道袭之,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馀众,保焉耆镇,遣使上书于魏主,言:“为沮渠氏所攻,首尾八年,百姓饥穷,无以自存。臣今弃国出奔,得免者才三分之一,已至焉耆东境,乞垂赈救!”魏主诏开焉耆仓以赈之。”说明大部分车师前部人都已随其王迁往焉耆,但北魏占领焉耆的时间也不长,不久,唐和奉召入朝,焉耆、鄯善二镇罴废,至“正平元年(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六月壬戌,改元。车师国王遣子入侍。”[86] 这已是车师彻底灭亡的指征。自此以后车师前部开始全面亡匿于史册,一部分并入沮渠氏后北凉,一部分西徙至焉耆,融入了当地主体民族而不可复见了。

车伊洛,焉耆胡也。世为东境部落帅,恆修职贡。世祖录其诚款,延和中,授伊洛平西将军,封前部王,赐绢一百匹,绵一百斤,绣衣一具,金带靴帽。伊洛大悦,规欲归阙。沮渠无讳断路,伊洛与无讳连战,破之。时无讳卒,其弟安周夺无讳子乾寿兵,规领部曲。伊洛前后遣史招喻,乾寿等率户五百余家来奔,伊洛送之京师。又招喻李宝弟钦等五十余人,送诣敦煌。伊洛又率部众二千余人伐高昌,讨破焉耆东关七城,虏获男女二百人,驼千头,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献。

先是,伊洛征焉耆,留其子歇守城,而安周乘虚引蠕蠕三道围歇,并遣使谓歇曰:“尔父已投大魏,尔速归首,当赐尔爵号。”歇固守,连战。久之,外无救援,为安周所陷,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世祖嘉之。正平元年,诏伊洛曰:“歇年尚幼,能固守城邑,忠节显著,朕甚嘉之。可遣歇诣阙。”伊洛令歇将弟波利等十余人赴都。

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师,赐以妻妾、奴婢、田宅、牛羊、拜上将军,王如故。兴安二年卒。赠镇西大将军,秦州刺史,谥曰康王。赐绵绢杂彩五百匹,衣二十七袭。葬礼依庐鲁元故事。歇袭爵。皇兴末,拜使持节、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延兴三年(473年)卒。子伯主[87]袭爵。波利,天安二年拜立节将军、乐官侯。皇兴三年卒,兄子洛都袭爵。[88]

此后车师王裔事迹已失载于史,洛阳出土的《鄯月光墓銘》稍可补其遗阙。铭文曰:

 

1、  大魏正始二年(505年)岁次乙酉

十一月戊辰朔廿七日甲

午,前部王故车伯生息

4  妻鄯月光墓铭[89]

 

墓铭中的“伯生”,即《魏书·车伊洛传》中的“伯主[90]”。墓铭主人鄯月光,其夫伯生之子已无爵号。前部王爵仅承袭到伯生。自此车师王统完全断绝。

在车师分化为前、后两部之初,天山北麓尚未出现城堡,无论车师后部建牙于五塘沟,还是建牙于今泉子街乡,交通都是便捷的,因为中间并无任何城堡阻隔。史书中明确记载山北诸国中除单桓一国建有城堡之外,其余诸国都是以天地为衾枕。车师诸国中唯一城居的地方政权车师后城长国实质上乃是汉朝对车师后部实行政治分化的历史产物。《汉书》卷97《西域传》中留有此国的有关记载:“车师后城长国,户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胜兵二百六十人。”可见这支对汉特殊效忠的车师部落为数很少,其所居城堡大约也是汉人所建,专门提供车师后城长国君民居住,以监控车师后部的政治动向。这座城堡显然也是建于泉子街,而与小西沟的汉军戍守将士南北分居,相互呼应[91]。至《后汉书》中此国名业已消失,说明东汉时期随着车师后部的进一步强大及其完全取代蒲类成为山北诸国共主之后,这个小国已被车师后国重新吞并。

车师后部以城堡为牙庭,似乎已迟至魏晋时期。《三国志》卷2《魏书》二记黄初二年(221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同书卷30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王治于赖城,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此事虽未明确系年,推测应为重置戊己校尉的次年事,即黄初三年。说明随着汉军完全控制车师前部并退出山北经略,车师后部在同车师前部完全脱离关系的同时,加强了天山北麓的政治统一,车师六国中的山北诸国都已并入车师后部,基本上统一了天山北麓东段即今昌自治州及哈密地区所属巴里坤、伊吾二县。故曹魏特授予“大都尉”尊号。此事上接魏于车师前部重置戊己校尉,说明上距黄初三年不久。直到这时,车师后部才兴建了城堡,将国都由务涂谷迁至于赖城。其地必然仍然在今吉木萨尔县境的泉子街一带,那里现存三座古城遗址都为夯筑,皆属汉军所筑,此外别无他城,而自魏晋时期,汉军已退守天山南麓的吐鲁番、鄯善一带,天山南麓的汉城俱已放弃,这为车师后部王徙城而居创造了便利条件,择善而都,以此判断,魏、晋时期车师后王所都之于赖城应即汉戊校尉的治所金蒲城,易言之,于赖城无非是金蒲城的更名而已。

车师后部的归宿是并入鲜卑。

自东汉以来,北匈奴连遭汉军打击,逐渐西迁,匈奴全盛时期就是由挛鞮氏、须卜氏、呼衍氏、兰氏等四大部落为核心,除挛鞮氏乃匈奴王族所出,兰氏来源未详外,余之须卜氏、呼衍氏皆出自东胡鲜卑,足以说明鲜卑在匈奴部落联盟中的重要地位。匈奴先曾臣属东胡,故常以胡自称[92]。我国史书所记匈奴所据的漠北,今称西伯利亚,实即鲜卑利亚的讹译。可见东胡鲜卑加入匈奴部落联盟之后的举足轻重地位。其中呼衍王就受命驻节蒲类海,以匈奴名义主政西域,以故匈奴衰落之后,鲜卑迅速取代了匈奴昔日的位置。东汉桓帝时期,鲜卑檀石槐成为草原部落联盟首领,下分东、中.,西三部。其中的西部鲜卑就是指右北平以西至敦煌、乌孙一带,檀石槐还统兵亲征,“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93]鲜卑势力已进入天山北麓,一直进军到伊犁河流域的乌孙。自此之后,车师后部之名开始消失于史册,而鲜卑犯边和讨伐鲜卑的记录则日益增多,咸宁年间西域戊己校尉马循两次出讨鲜卑,第一次发生于咸宁元年六月“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94] 第二次发生于咸宁二年秋七月“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95]鲜卑所据位置就在高昌北,伊吾西的地带,即车师后部故地。《三国志·魏书·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鲜卑西部,西接乌孙”句,认为:“盖晋初车师后部,当为鲜卑所役属。”[96] 又鲜卑寇边的首领名阿罗多,与东汉永兴元年时车师后部王同名,而此名显然和鲜卑人名的特点不同,正是车师后部并入鲜卑并以鲜卑名义犯边的重要指征[97],据此,车师后部自曹魏正元三年(256年)前后连遭鲜卑打击,已并入鲜卑,至晋咸宁元年已作为鲜卑部落进犯魏边。鲜卑退出西域之后,又先后臣属于柔然、突厥,改操突厥语,化为突厥的哥舒部落。

 

六、姑师、车师种族归属蠡测

 

族群归属是历史研究最难于回答又难于回避的问题。关于车师的族群归属学术界大体只有两说,一为塞人说,二是月氏说。我倾向于后者,兹据昔日从王力、唐作藩诸师学习汉语古音学所得浅显知识,论列如下,以备一说。

车师初译姑师,古代族名、国名原始古音往往兆示其所出族属。余太山强调车师属操印欧语系的塞种,即塞种四部AsiiGas~anTochariSacarauliGas~an的音译。案Gas~an,换写成古音学家通用的国际音标,应即ka∫an,首音节虽同,而∫an∫iei非但存在有无鼻音之别,其韵图音等也不相同,以此对音,实属牵强。车师塞种说难于成立。本文所注上古纽、韵音值,皆据郭锡良所著《汉字古音手册》[98],“姑”,广韵,古胡切,见模合一平遇,ku,上古音见纽、鱼韵,ka,“车”,广韵九鱼切,见鱼开平三平遇,kio,上古音见纽鱼韵,ka ,与姑字全同,“师”,广韵疏夷切,山脂开三平止,∫i,上古音山纽脂韵,∫iei,以上“纽”指声母,“韵”指韵母,纽、韵相切,即得本音,“开”、“合”等指四呼(开口呼a,齐齿呼I,合口呼u,撮口呼ü,“平”、“入”指音调,平声皆为开元音结尾字,入声则为p(b)t(d)k(g) 结尾的闭音节字,一、二、三、四等指音图中的四等韵,不同的韵等意味着复合音组合形式不同。《广韵》指中古音系所出,上古音则是在《广韵》音系可靠基础上诸古音学家研究的成果,据此,姑师、车师的上古汉音同为ka∫iei

我国史籍明确记载,车师与滑国、嚈哒同属一族。有关文献至少有四:

1、“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汉永建元年,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见《梁书》卷54《滑国传》。

2、“滑国,车师之别种也。后汉顺帝永建初,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汉以八滑为后部亲汉侯。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见《通典》卷193《边防》九滑国条。

3、“滑国王姓嚈哒,后裔以姓为国号,转讹又谓之挹怛焉。”见《文献通考·四裔十五》挹怛条引佚书刘磻《通典》。

4、“勇与八滑口口部。索虏入居桑乾,滑为小国,属芮芮” 见于南京博物馆所藏萧梁时期的《职贡图》。

案“滑”字,广韵户八切,匣黠合二入山,则滑,上古音匣纽物韵γoэt,又作匣纽鱼韵γa,与姑师、车师之上古音首音节ka相似。前书又云滑国即嚈哒、挹怛,而《北史》卷97又记:“嚈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则姑师、车师(ka∫iei)、滑国(γoэt)、嚈哒,挹怛同属月氏人。月氏古名禺氏,古人类学家通过新疆境内出土的古人类头骨测定数据证实,古代西域存在着高鼻深目、印欧型的塞人、黑发黑睛的蒙古利亚人(包括羌人和汉人)以及介于这两类之间的混合型人种,普遍认为应即月氏人。而月氏人中又分为大月氏与小月氏两种。《汉书》卷96《西域传》记:“大月氏本行国也……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其后大月氏西迁妫水,小月氏则仍广布于河西至西域一带,常与氐、羌杂处,居延汉简明确记载小月氏人面色黝黑,身材中等,与南京博物馆收藏的梁元帝萧绎所绘《职贡图》中大月氏人形象有异,混血特征更为明显。

小月氏人的分布范围东起姑臧(今武威),沿居延,西至姑墨,而姑臧、居延、姑墨等地名、国名的起源显然同这一带分布的小月氏人有关,特点是都以“ka”为其首音节,与姑师、车师之名极为接近。被认为是月氏人的共有特征。表列如下:

 

国名、

地名

单字

 

中古音

 

上古音

《广韵》

音值

《汉字古音手册》(郭锡良)

音值

姑墨

 

 

古胡切,见模合一平遇

 

ku

见纽鱼韵

Ka

 

 

莫北切,刀德开一入增

 

mэk

明纽职韵

mek

 

居延

九鱼切

tÇu

 

见纽鱼韵

 

Ka

 

诸盈切,章清开平梗

 

 

tÇiεη

 

章纽耕韵

 

tÇieη

姑臧

 

古胡切,见模合一平遇

 

 

ku

 

见纽鱼韵

 

ka

 

 

则郎切,精唐开一平宕

 

Tsaη

 

精纽阳韵

 

tsaη

 

 

由此进一步确证,车师的族属出自月氏,很可能出自小月氏,与确证为塞人的南邻楼兰、鄯善异类。洋海墓地发现的木雕人像,以一块圆木雕成,只雕出头部、五官,头部轮廓略呈长方形,双眼呈柳叶状,直鼻,小嘴。洋海墓地还发现一件泥塑的人头像,系用胶泥在短木头上塑成,面宽16.8厘米,通长40厘米,也是小嘴,双眼紧闭,鼻子与额头平齐。据此判断,车师应当属于混血型的小月氏人。男子披发、女子梳辫。服饰男女有别。男头戴盔形毡帽或头戴护耳毡帽,上身穿圆领毛织衫,左衽,外套大翻领绵羊毛皮大衣,下身穿粗毛布裤,足穿外皮内毡长筒靴,女性上身穿圆领红边长衫,下穿粗毛布拖地筒裙,足穿翻毛短筒皮靴,外罩类似藏袍的羊皮大衣。


 

[1]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则作:“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

[2] 《水经注》此段记载极为重要,全文迻录如下﹕“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盪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浍其崖岸,因名龙城。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行人所逕,畜产皆布毡卧之,掘发其下,有大盐,方如巨枕,以次相累类,雾起云浮,寡见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东连三沙,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盐泽之称也。《山海经》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者也。东去玉门阳关千三百里,广轮四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减。其中洄湍电转,为隐沦之脉,当其澴流之上,飞禽奋翮于霄中者,无不坠于渊波矣。即河水之所潜而出于积石也。”

[3]  酒泉地方志办公室重印清《肃州新志》,1996年:“罗布淖尔在火州之南,由吐鲁番南约五百余里有大泽一区,方圆数百里,塔里木河自西南来,额尔勾河自正西来,海都河自西北来,咸会于此,自沙州之哈喇淖尔正西小径亦可通,计程不及一月。”

[4] 《水经注》卷2《河水篇》。

[5]  我先曾疑盐泽之名与作为淡水湖的罗布泊实际不符,猜测盐泽应指艾丁湖,但艾丁湖在今吐鲁番境,规模也与古籍所记之盐泽不符,现声明放弃这一猜测。

[6]  参稽五代《钢和泰残卷》于阗塞语文献中之Phūcamni,发音也与此相似。

[7]  魏长洪、李晓琴《大海道史探》(见《鄯善县的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云有“《西州图经》残卷是否来自于莫高窟藏经洞,甚为可疑。190823日,伯希和在哈密东沙泉子,写给法国地理学会一信,刊在当年615日巴黎出版的《地理学报》17卷上,题名《大海道踏古记》。实际上伯希和于1908224日首次考察敦煌千佛洞,在此之前已写出大海道的论文,实在令人生疑。伯希和返回法国后,将《西州图经》残卷编人《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一卷第2009号,故罗氏也将此残卷编在《鸣沙石室佚书》和《敦煌石室遗书》中。由沙泉子至星星峡90里,再至甘新分界咬牙沟约18里,伯希和一行使用的交通工具至少还要两天出新疆。伯希和将《西州图经》定名为《吐鲁番地志》,也给人们留下疑窦。故我疑《西州图经》是在新疆发现的,至少是前已流落新疆的敦煌石室文书。”

[8] 《汉书》卷55《赵破奴传》。

[9] 《汉书》卷61《李广利传》记此役“分为数军,从南、北道”并出,车师所在的吐鲁番盆地,即属“北道”,说明李广利西征大军途经车师。

[10] 《资治通鉴》卷21武帝天汉二年:“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娩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旧说此为“一争车师”。

[11]  据《资治通鉴》卷21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记:“开陵侯成娩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共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似为大捷,然同书卷22征和四年(前89年)页739,却透露了得不偿失的实情:“虽胜,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旧说此为“二争车师”。

[12] 《汉书》卷8《宣帝纪》:“秋,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锐卒,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及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凡五将军,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咸击匈奴。”

[13] 《汉书》卷94上《匈奴传》:“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汉封惠为长罗侯。”

[14]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页3922

[15]  可参稽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及韩儒林《穹庐集》等前人著述,以上“五争车师”既不包括赵破奴伐姑师之役,也遗漏了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之役,没有实质参考价值。

[16]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页3922

[17] 《汉书》卷71汉宣帝诏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而传文中郑吉所破乃车师石城,以此得知,车师石城即车师兜訾城。

[18] 《汉书》卷96《西域传下》,页39223923

[19] 《汉书》卷94《匈奴传上》,页3788

[20] 《汉书》卷94《匈奴传上》,页3788

[21]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页3925

[22] 《汉书》卷96《西域传下》,页3923

[23]  学术界一般认为高昌壁即今吐鲁番高昌故城,黄盛璋则认为汉朝初建之高昌壁乃始建于今胜金口北,后来戊己校尉治所南移,始兴建了今高昌故城,高昌壁故址,成为高昌国时期的新兴县故址,胜金之名即为新兴。王素则认为高昌之名渊源于敦煌高昌里,以始建高昌壁乃由敦煌高昌里士兵完成,故移故乡里名以为城名。

[24] 《汉书》卷96《西域传下》,页3922

[25] 《汉书》卷96《西域传下》,页3924

[26] 《汉书》卷8《宣帝纪》,页262

[27] 《汉书》卷94《匈奴传上》,页3790

[28] 《汉书》卷96

[29] 《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山北六国,中华书局本。

[30] 《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31] 《论距汉都长安里数》,见《天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页55

[32]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皆误解传文中“天山西”一语,以为此二国位于今乌鲁木齐以西。倘如此,则与蒲类海相隔甚远,何以解释其国名由来?

[33] 《新疆文物》1989年第3期。

[34]  阚耀平、阎顺:《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的初步调查》,《新疆文物》19924期。

[35] 《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的初步调查》,《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

[36]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页3924

[37]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页3925

[38] 《资治通鉴》卷37。王莽中始建国二年(10年),页1185

[39]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页39253926

[40]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页3926

[41] 《汉书》卷96《西域传下》,页3926

[42] 《汉书》卷96《西域传下》,页3927

[43] 《汉书》卷96《西域传下》,页3927

[44] 《后汉书》卷19《耿秉传》,页717

[45] 《后汉书》卷47《班勇传》,页1690

[46] 《资治通鉴》卷45永平十六年。

[47] 《资治通鉴》卷45永平十七年。

[48] 《后汉书》卷19《耿秉传》,页717

[49] 《资治通鉴》卷45永平十七年。

[50] 《后汉书》卷49《耿秉传》,页717

[51] 《资治通鉴》卷45永平十七年。

[52] 《后汉书》卷19《耿恭传》,页720

[53] 《后汉书》卷19《耿恭传》,页720

[54] 后汉书》卷19《耿恭传》,页722

[55] 《后汉书》卷3《章帝纪》,页133

[56] 后汉书》卷88《西域传》,页2901

[57] 《后汉书》卷4《和帝本纪》,页170

[58] 后汉书》卷47《班超传》,页1582

[59] 《后汉书》卷4《和帝本纪》,页182。。

[60] 后汉书》卷88《西域传》,页2909

[61] 《后汉书》卷4《和帝本纪》,页183。《资治通鉴》卷48和帝永元八年(96年)载:车师后部王涿鞮反,击前王尉毕大,获其妻子。

[62] 《资治通鉴》卷50安帝元初六年。

[63] 后汉书》卷47。《资治通鉴》卷50系此事发生于安帝永宁元年春三月。

[64] 《资治通鉴》卷50安帝永宁元年。

[65] 《资治通鉴》卷50安帝延光二年。 

[66] 《资治通鉴》卷50孝安皇帝延光二年(123)。

[67] 后汉书》卷47《班勇传》,页1589

[68] 《资治通鉴》卷51安帝延光四年条。

[69] (《后汉书》卷47《班勇传》,页1590

[70] 《后汉书》卷6《顺帝本纪》,页264

[71] 《资治通鉴》卷52顺帝阳嘉四年条。

[72] 《后汉书》卷88《西域传》,页2931

[73] 《资治通鉴》卷56桓帝建宁三年条。

[74]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页79

[75] 《三国志》卷30《魏志》引鱼豢《魏略西戎传》,页859

[76] 《资治通鉴》卷105武帝太元八年癸未条。

[77] 《北史》卷2《魏本纪》,页49

[78] 《资治通鉴》卷122元嘉十二年(435年)。

[79] 《资治通鉴》卷123元嘉十四年。

[80] (魏书)卷4《本纪》,页88

[81] 《资治通鉴》卷124太祖元嘉十九年(442年)

[82] 《北史》卷97《西域传》,页3211

[83] 《资治通鉴》卷125太祖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条。

[84] 《北史》卷97《车师传》,页3212

[85] 《魏书》卷102,页2265

[86] 《北史》卷2《魏本纪》,页61

[87]  据洛阳出土《鄯月光墓銘》,“伯主”当为“伯生”之误。参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

[88] 《魏书》卷30《车伊洛传》,页724

[89]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第47页。

[90]  冯承钧《高昌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第63

[91]  车师后城长国的所在地似即今东大龙沟古城。后来演变为戊部候驻节的后部候城。

[92] 《汉书》卷94记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匈奴自称之胡,应即东胡简称。“东胡”并非意译,而是通古斯的音译。鲜卑原属东胡之一,与后世显赫于史册的“西胡”具有质的区别。

[93] 《三国志·魏志》卷30《鲜卑传》引《魏书》。

[94] 《晋书》卷3《本纪》。

[95] 《晋书》卷3《本纪》。

[96]  参见《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观堂集林》卷一七,中华书局重印本,1984年,第868-869页。

[97]  说见孟凡人《车师后部史研究》,收入《北庭史地研究》。

[98]  郭锡良:《汉语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本书所拟古音皆据此书。

编辑:李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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